LT贸易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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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村向周总理推荐高碕达之助

鸠山内阁时出任过经济企划厅长官、岸信介内阁时担任过通商大臣的高碕达之助，继松村谦三之后，于1960年10月和1962年10—11月曾两次来华访问。通过这两次访问，高碕达之助与松村谦三一道为开创LT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起高碕达之助的访华，还是松村谦三亲自向周总理推荐的。以下是事情的经过：

1959年10月，松村访华，周总理陪同他乘火车前往密云水库，在车中举行会谈时，松村向周总理推荐了高碕达之助。

周总理说：“过去，日本有一位叫村田省藏的人，他为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曾做过努力。他为人正派，说话算数。他坚持日本的主张，但同时也能很好地听取中国的主张。如果他还活着，两国的关系不会像现在这样。很可惜，他已经故去……”

松村说：“我也认识村田先生。他的情况，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不能说现在日本就没有像村田先生那样的人。能够继承他的人，多的是。”

“有谁呢？”周总理问。

“虽然大有人在，但我现在马上能想起的是高碕达之助君。高碕君，您在万隆会议时见过他。高碕君是经济方面的专家。近年来，他作为政治家也参加了国政。对于中国，他通过‘满洲’时代有很深的理解。像他这样的人能够继承村田先生的事业。”

周总理向松村谈了万隆会议时见高碕时谈话的情况，并说高碕达之助和另一位日本代表藤山爱一郎当时关于日中关系所作的诺言未能实现。

松村说：“高碕君虽然未能实现诺言，但那不是高碕君和藤山君的罪过，是日本的政治形势使然。后来的内阁没有履行他们二人许诺的事，这是毫无办法的，绝不是高碕君的问题。”

周总理说：“高碕先生来信说，他希望访问中国。”

“你们请他来，绝不会有错。”

就在松村谦三离开北京时，廖承志带着周总理的邀请信前往机场，交给松村说：“这是一封邀请信，请交给高碕先生。”

据孙平化回忆，这封邀请信写的是希望高碕达之助在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来华访问。高碕本想在1960年5月专程来访，但是，因为岸信介内阁中的某几个人以及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长贺屋兴宣等人的反对而未果。这一年，由于岸信介内阁企图在国会强行通过新的《日美安保条约》，遭到日本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人民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统一行动席卷全国。四面楚歌的岸信介内阁终于宣布垮台。7月17日，池田内阁成立。新内阁的政策趋向，使人们看到日中关系松动的一线希望。在这种大背景下，为使日本的大商社也能直接参加中日贸易，高碕达之助于这一年的10月率领日本实业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一行十四人来到中国。高碕先生的二女儿为了照顾父亲，也参加了代表团。

高碕问周总理：“您怎么认识我？”

周恩来总理与高碕达之助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时。当时，周总理是与随行的陈毅外长和廖承志一道，与高碕达之助会见的。这也许是中日官方的首次高端接触。所以，关于高碕的访华，还要从万隆会议说起。

高碕达之助是日本政府出席万隆会议的首席代表。在万隆会议前，周总理与高碕从未见过面。在会议期间，他们有一次正式会见。据高碕回忆，周总理一见到他，就亲切地说：“高碕先生，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你。”

高碕本想先说几句“初次见面”之类的客套话，但一上来，周总理就使他感到意外。高碕不解地问：“你怎么认识我？”

“战后，你曾在我国东北……”

“噢，你说的是那个时候的我。”

高碕在日本占领我国东北时，曾是当年“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的总裁和日本人经营的“鞍钢”的老板。日本投降后，他为国民党留用，我党接管后又留用了一段时间。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邀请高碕访问中国，并说：“请你到东北来看一看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和汽车工业的情况。”

高碕回答说：“我很高兴。我很想去看一看。”

1960年10月，高碕达之助率团前来中国访问。

根据国务院外办的安排，我被临时调去担任了宴会和会谈的翻译。10月11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高碕达之助一行。

周总理身着大家熟悉的灰色中山装，他讲话时，首先对于能在北京与万隆会议的同事和朋友高碕达之助先生久别重逢和欢聚，表示非常高兴。同时，他还对随同高碕先生来的日本经济界人士到中国参观访问，表示欢迎。

周总理说：“正如高碕达之助先生昨天到达北京时所说的，战后十五年来，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不自然的状态中。但是，这个责任不在中国方面。中日两国人民是愿意彼此友好的。中国人民所担心的是日本少数统治者依靠外来力量，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危害远东和平。但是，我们相信，具有民族独立传统、民族自尊感和和平愿望的日本人民，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是愿意恢复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日本人民的这些愿望是与中国人民的愿望相同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在一天天扩大，友好来往正在一天天增加，这将大大有助于远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中国方面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来恢复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

周恩来总理重申了改善中日两国关系的起码条件。他说：“这些条件是：一、不应互相敌视，中国并不敌视日本，日本也不应敌视中国；二、中国承认日本，日本不应追随美国，参与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应阻挠而应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都有这样的愿望，因此，两国当局应该根据这三个起码条件来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周总理最后表示，欢迎高碕先生以个人身份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来探讨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切可能的办法。

接着，高碕达之助站起来讲话。他说：“自从万隆会议后，五年来，我一直期望访问中国，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将使我终生难忘。”

他说：“今天上午游览了北京的市容，同我二十年前看到的北京比较，中国人民在他们卓越的领导人领导下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有了好的领导，才能建设好的国家，这是我们日本应该考虑的。”

高碕说：“刚才周恩来总理说到，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使我对这一情况由衷地感到遗憾。特别是我参加了签订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周恩来总理刚才说的中日两国处于不正常状态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愿意代表日本人民说，这也不是日本人民的责任。这个责任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我要和周恩来总理推心置腹地探讨的。我们这次来中国访问的全体成员都愿意为寻找消除遮盖在中日关系上的乌云而努力。我愿意今后把余生用在改善中日关系上。”

翌日——10月12日上午10时，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单独会见了高碕达之助。日方的翻译是随团来华的大久保任晴。这次会谈，持续了四个半小时，直到下午2时半。会谈的中心，自然是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问题。尽管双方意见存在着分歧，但在建立日中友好关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由于高碕一行还要到中国东北地区参观访问，因此周总理跟他约定，等他们从东北回京后再谈。

高碕一行在东北先后访问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和旅大，主要参观了一些工业设施。

周恩来总理第二次会见高碕达之助，是高碕由东北参观访问回京以后，时间是10月23日下午。陈毅外长陪同会见。这一次的会谈是上一次会谈的继续。

高碕这个人倒是很坦率，有什么说什么，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会谈中，高碕从他的立场出发，说了一些话，他说：“我对贵国的政治制度，即共产主义是不赞同的。我们要继续搞我们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脱离美国搞日本的事情。我们在那一场战争中，败给了美国。我们既不是败给了中国，也不是败给了苏联。由于美国采取宽大措施，援助了日本，所以我们日本人在战败当时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只能感谢美国，而不能敌视它。”高碕的这些意见和看法，我们当然是不能苟同的。

但是，双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共识：

一、要为实现邦交正常化共同努力。

二、要逐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三、互相尊重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互不干涉内政。

四、发展民间的人员往来，增进相互理解。

五、努力推动尽早实现两国政府首脑会谈。

周总理请高碕谈谈访问东北的观感。高碕着重谈了两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样短时期内，工业取得这样大的发展，令人感到是“一大惊异”。虽然有苏联的援助，但作为过去在“旧满洲”生活过的我来说，是想象不到的。

第二，所到之处，各个工厂和市里的负责人无一例外地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加强军事同盟，以攻击中国。而这一点，我们日本人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高碕说，鞍山钢铁厂在这么短短的几年里产量增加了五倍，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孩子们目光闪烁、快乐明朗的表情，使他目睹了中国领导人的杰出的领导能力。

周总理说，不，不，高碕先生，您是中国的好朋友，所以您也不要客气，用实业家的眼光谈谈我们的缺点。

于是，高碕达之助说：“我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过来的人，对于我所看到的事进行评论，也许会有错误。我认为，从政治上、政策上看，那样有条不紊地实现了工业上的管理，是个伟大的成功，但是从经济上、技术上看，我有一些看法。

“第一，长春汽车厂年产三万辆卡车，其设计全部是使用汽油发动机。而中国的汽油是进口的，中国缺乏石油。为什么不使用经济上划算的柴油发动机？

“第二，鞍钢的生铁生产是理想的，但是钢材特别是薄板的生产，其技术尚未达到生产规格产品的地步。不知鞍钢的连续热轧线圈设备是否在运转？我们这次没有看到。我在汽车厂看到鞍钢制作的热轧线圈，如果那不是进口的，而是鞍钢生产的，那么我愿更正我的讲话。

“第三，除了纺织厂以外，任何一个工厂，其职工人数约等于日本相同工厂的两倍，甚至一台车床有两三个工人在工作，也许他们是学徒工。

“第四，大连造船厂有一艘一万三千四百吨、一万三千马力的货轮，五十八天就下水了。下水后，近一年停靠在码头上，由于没有舾装，所以就不能航行。这是由于配套的工厂不发达，什么都要靠本厂自给，或者主要的部分需要依靠国外提供的缘故。

“第五，我看到，中国的工人和市民都一色地穿蓝布衣服。贵国有一句古语‘衣食足，知礼仪’，应当向人民提供充足的衣食，再搞工业化。现在，应当从根本上考虑这个问题。”

周总理听后，表示感谢，并建议他参观人民大会堂和三门峡水库以及武汉长江大桥。

周总理“将”了日本政府一“军”

当晚，中方举行宴会欢送高碕达之助一行。陈毅副总理是今天宴会的主人。周总理出席了宴会。身着浅色西装的陈毅副总理首先代表中方致词。他说：“高碕达之助先生是周恩来总理和我本人在万隆会议期间认识的，并且进行了合作。这次又在北京见面感到非常高兴，对高碕达之助先生为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努力表示热烈的欢迎。”

陈毅副总理说：“日本各阶层数百万人民进行了二十多次的统一行动，为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和要求日本独立而斗争，中国人民十分同情和支持这个正义斗争。中国人民认为日本人民的这些行动和要求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是很好的事。但是，日本政府的行动却越来越追随美国的侵略政策，这不得不使我们感到遗憾，使我们不得不为日本人民的前途以及远东和世界和平表示忧虑。”

陈毅副总理对七十五岁高龄的高碕达之助愿意以他的余生为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而努力，表示尊敬。陈毅副总理相信“这种努力是符合日本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远东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这是正义的愿望，是正义的行动，是一定会获得成功的”。(https://www.daowen.com)

这一天身穿墨色西装的高碕达之助致答词时，对陈毅副总理的盛情招待以及周总理出席欢送宴会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五年前，我在万隆会议期间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相处的情景历历在目。这次承周恩来总理的盛情邀请，去东北参观访问后有两件事使我们感到惊讶，第一，中国在极其短暂的时期获得惊人的成就。现在抚顺煤矿产量比十五年前提高了四倍，鞍钢的产量比当时提高了五倍，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依靠什么取得这些成就呢？值得我们深思。第二，十五年前我们看到中国小孩的面部表情是忧郁的，可是现在完全变了，我看到小孩愉快的笑脸。我认为，孩子是表现人民心灵最好的镜子，它反映了中国人民愉快的生活。我深深感到这些成就的取得和人的变化的原因是：卓越的领导人的正确领导方针和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的结果。今天，中日两国关系处在不正常的状态，这是可悲的事实。但是，我保证，我将把我的余生为恢复中日两国友好关系而努力。”

翌日——10月24日，日方举行告别宴会。

高碕达之助作为宴会的主人首先致词说：“我们衷心感谢周恩来总理热情的款待。我们踏上中国的国土进行访问已经两个星期。我们在东北亲眼看到中国工业发展的情况，和各界人士接触，推心置腹地交谈了日中两国关系问题，收益很大。中国工业发展的情况，完全超出我们在日本的想象，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我将把我们亲眼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事实告诉我的日本的同事。”

接着，高碕谈了两国关系。他说：“现在我们日中两国的邦交还没有正常化。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曾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七八个小时的交谈，在交谈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同样，我在中国各地也听到了同样的话，这对我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促使我深思。我认为，这个原因是，双方对彼此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士访问日本，更多的日本人士继续访问中国，这样就能进一步加强彼此的了解，这样，也许是加强日中两国友好关系的捷径。”

高碕最后请大家举杯：为早日建立日中友好关系、为中国日益繁荣干杯。

周恩来总理这一天穿了一身深色中山装，他与陈毅副总理打了一个招呼后，站起来代表中方讲话。他说：“我很高兴地参加高碕先生的告别宴会，对于主人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

周总理说：“高碕先生到东北参观了一些地方，明天又将去洛阳、三门峡等地参观访问。你们在参观中确实看到了中国解放十一年来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这些成就表明了中国人民只有用‘大跃进’的速度来建设祖国，才能摆脱长期落后的状况。但是，我们的成就究竟是有限的，为了摆脱长期落后的状况，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需要国际的和平环境和国内的团结一致。我们对高碕先生在个人交谈中，坦率地对中国建设工作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

周总理接着有针对性地指出了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责任究竟在何方，他说：“我们同意双方进行相互访问、友好往来、相互交谈，这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大有好处。但是，中日两国人民更关心的，是如何逐步恢复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遇到了阻碍。我曾经说过，这个阻碍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我并且坚决相信，日本绝大多数人民是愿意促进两国友好、实行和平共处、改善两国关系的。但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责任究竟在哪一方面呢？这不单是来自两国以外的外来力量，而且在日本方面也有一小撮人到今天还在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一小撮人是现在日本的执政者。我们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一向都是主张恢复中日邦交、同日本友好来往、和平共处的。我请问，日本今日的当权者能不能采取同样的主张呢？我看在座的日本朋友谁都不能保证。这是我愿意向在座的愿意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率直地说出的。”

周总理在这里向日本政府“将”了一“军”。但，他把话锋一转说：“我对高碕先生愿意以他的余生为恢复中日邦交、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愿望表示欢迎。我相信，这种良好的心愿在广大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从两头挖隧道，至中间携手”

高碕达之助继1960年10月战后第一次访华之后，1962年10-11月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访华是他根据周恩来总理与松村谦三1962年9月商定的原则而进行的，这次访问，是开辟中日间新的贸易途径的一次重要访问。

这一次，高碕达之助率领的是一个庞大的日本经济界代表团，他们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呢？因为这个代表团共由四十二人组成，主要成员包括日本政界的重要人物竹山祐太郎、野田武夫、松本俊一（曾任驻苏大使）以及经济界著名人士冈崎嘉平太和二十二家企业的大老板。

翌日——10月29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与高碕达之助举行会谈，并设宴欢迎代表团一行。

周总理在宴会上首先讲话，他对高碕达之助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之后说：“正如高碕先生所说的，他这次来我国访问是要继续实现松村谦三先生留下的任务。在上次松村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方面重申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且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当时双方都表示了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中日贸易关系的愿望。双方还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中日关系包括政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也就是我们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松村先生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愿望，使双方达成了政治谅解，希望高碕先生这次能够在这个政治谅解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中日贸易关系。一切事物的发展大多是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地积累发展起来的，一件新的有发展前途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是简单的，而在最后完成的时候却常是巨大的。中日贸易的发展应该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进行。毫无疑问，中日贸易的发展前途非常广阔，中日两国互通有无的需要是很多的。但是，在世界上，在日本，确实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因此，我们要对他们提高警惕。中国人民对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中日两国贸易的前途，是有信心的。中日友好的道路还会有曲折，但是，我们应该披荆斩棘，不把障碍看在眼里，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而努力前进。”

周总理请大家举杯，为高碕先生的长寿，为在座的日本朋友的健康，为中日人民友好，为中日两国贸易的发展干杯。

这一天，高碕达之助穿了一身深色西装。他讲话时，对代表团中的日本政治、经济、新闻界人士在中国受到的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碕主要讲了他这次访华的目的。他说：“我来中国访问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上次松村先生在中国访问时，同中国方面就两国贸易关系所达成的协议的。松村先生已同我谈到周恩来总理在他的讲话中所宣读的那些话。虽然有一部分人在破坏这种关系，但是日中两国深厚悠久的关系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我和松村经常谈到，要把各自的余生用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在此以前，两人都不要死去’。日中贸易的发展应逐步进行，像挖隧道一样，我们从日本方面挖，中国从中国方面挖，大家用同样的速度，挖到中间携起手来。”

“从两头挖隧道，至中间携手”，这一形象比喻，意思很明白，是说中日关系要实现正常化，就像双方相向挖隧道，总有一天会挖通，并在中间胜利“会师”。

中国典故“廉颇与蔺相如”

11月1日，周总理会见了高碕达之助和全团人员。

记得这一次，周总理同客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总理说：中日之间的贸易不可能一开始就搞得很大，今后可以逐步扩大。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可以采取积累方式。中日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两国要互不侵犯，要共同为亚洲的和平而努力。周总理特别谈到了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他说，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特别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蒙受了更大损失。但是，这八十年如果同中日友好的两千年相比，时间要短得多。中日两国应当友好相处，共同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而努力。周总理还说，中国强大了，不是为了侵略别人，而是要防止别人的侵略。我们中日两国应当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说罢，周总理特意把脸转向随高碕来访的冈崎嘉平太，说：“冈崎先生，你以为怎样？”

冈崎由于被突然提问，没有思想准备，稍微迟疑了一下，但马上回答总理说，我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想，日本和中国应当携起手来，为亚洲各国的独立，为提高它们的文化和消灭贫困而努力。日本和中国必须友好相处，这将造福两国人民。说到这里，冈崎引用了中国的一个典故。他说，中国的战国时代，赵国的宰相蔺相如和廉颇将军不和，但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最后和好了。为了日中两国人民的利益，日中两国应该友好相处。

为什么周总理在会见时，特意把脸转过来，问了冈崎嘉平太呢？这要从1962年9月松村谦三第二次访华谈起。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这位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松村向周总理推荐过冈崎嘉平太。松村谦三说，也许中国方面还不熟悉冈崎先生，但他是一位对改善日中关系很热心的人。冈崎先生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本领，那就是他能使濒临破产的公司起死回生。他曾经出任过一度陷于破产境地的池贝铁工所的总经理，终于使它兴旺发达起来。1961年，全日本航空公司又把他请出来担任总经理，使这家公司也摆脱了困境。松村强调说，冈崎先生今后可以协助他为改善中日关系进行工作。

虽然这是一段小插曲，却令我十分敬服周总理超群的记忆力，两年前的事还记得清清楚楚。

更为重要的是：周总理在会见全团时之所以与冈崎嘉平太进行了这一段对话，是因为两个多月前松村谦三亲自向周总理推荐过冈崎。我想，周总理以这样的形式表示了对松村推荐的呼应，同时也表示了他对松村这位老朋友的尊敬。由此可见，周总理是多么的重信义、重友情，而又礼貌周到。

冈崎嘉平太非常重视周总理与他的那次对话。他后来在文章和谈话中多次提到这件事。冈崎在“水篶（Misuzu）书房”出版的《我们生涯中的中国》一书中说，那晚，他被周总理突然一问，“委实吓了一跳。因为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我突然想起《十八史略》中的一段故事。我回答说，日中两国在亚洲的关系，很像战国时代赵国的蔺相如与廉颇的关系。后来，刘德有君对我说：‘当时，您的回答很妙。’我感到，周总理的想法绝不是要以日本为敌，而是首先要使亚洲好起来”。

后来，1984年11月4日冈崎嘉平太在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中写道：“我感到世界形势越来越险恶。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越想起1962年秋第一次访问贵国在国务院通过尊兄的翻译聆听周恩来总理谈话的那天晚上……周总理既宽容又合情合理和注重大义的思想，我们日本人是否已经充分地响应和报答了呢？”

LT贸易正式问世

周恩来总理与高碕达之助会谈的中心是今后如何扩大中日贸易。

周总理说：“上次您来中国，我请您参观了东北的工业，您说‘衣食足，知礼仪’。我们现在粮食还有困难，……要增产粮食，就需要肥料。农业需要农业机械。我们希望从日本进口。正像上次您所说的，中国的生铁生产已经走上了轨道。但是，镀锌板和马口铁不能自给，希望日本能提供这些产品和特殊钢。”

周总理说：“作为结算的方式，由于中国缺少外汇，付现款有困难。可以以货易货，你们出口肥料，我们出口大豆。日方要求的家畜饲料，也可以提供。贵国要从国外进口一千一百万吨煤，你们可以用中国的煤。听说，你们还进口两千一百万吨铁砂，如果开采海南岛的铁砂，你们可以就近进口。”周总理说：“我们也想从欧洲买一些东西，但那要付外汇或黄金。因此，如果日本能提供，中国就可以出口煤、铁砂，也可以出口工业用盐。这样，贸易就能发展。”

高碕认为，中方的提议都是可行的，但他担心中国单方面不履行合同，因此强调绝不能够出现这种情况。

不言而喻，高碕的来访和谈判，是有官方背景的，这实质上就是日本政府通产省与中国政府外贸部之间的一次重要接触。会谈在诚挚的友好的气氛中，较快地达成了一致，取得了实际成果。

1962年11月9日，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的情况下，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签署，意味着开辟了中日间新的贸易途径：著名的LT贸易——取廖（Liao）、高碕（Takasaki）英文拼音的第一个字母。LT贸易，与此前已经存在的友好贸易相辅相成，并肩前进，成为“车子的两轮”，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珍贵的记录，而高碕达之助是LT贸易日方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双方商定协议的期限，第一步为期五年（1963—1967），这一期间的年均贸易额为三千万英镑；对于协议的具体执行情况每年洽谈一次；只要双方同意，可以延长期限；中方对日出口煤、铁砂、盐、大豆、玉米等，日方出口钢材（包括特殊钢）、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成套设备等。

应当强调的是，还有一个通过个别协商取得的特别重要的成果，那就是：根据周总理、松村政治会谈所确定的原则，双方一致确认，商业合同虽由日本厂商同中国有关贸易公司签订，但两国政府要给予保证。中国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实际上，就是工厂），延期付款，卖方要使用日本官方的输出入银行资金。这一举措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中日贸易中我国从日本引进新技术、进口成套设备的开端。

上述具体成果表明，经过共同努力，双方扎扎实实地向两国贸易正常化、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前进了一步。周总理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备忘录贸易协议，已接近我们所提的“贸易三原则”的第一项原则，即政府间协定了。

中日双方还各自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中方为廖承志，日方为松村谦三；经济方面的联系人，中方为廖承志、刘希文；日方为高碕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日方成立高碕办事处，负责处理备忘录贸易诸项事宜。从此，“廖高备忘录贸易”，即“LT贸易”正式问世。

“要有很好的火车头和司机”

签字仪式结束后，高碕达之助举行了告别宴会。

高碕首先讲话。他说：“今天签署的日中贸易备忘录，不仅使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日中邦交的巨大纽带。备忘录是在日中两国互相取得谅解和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日中贸易的火车头开动了。但是，火车的开动必须要有很好的火车头和很好的司机，如果没有很好的司机驾驶，火车就要出轨。参加这次签字工作的都是火车司机，因此，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好的火车司机是不会把方向搞错的，如果搞错了方向就要发生撞车事故或出轨。正确的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周恩来总理说的平等互利。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相信任，这就是火车司机最重要的方向。在我们实现备忘录所规定的内容时，还会有巨大的困难等待着我们。我们的周围还有暴风雨，我们不仅要有正确的方向，而且还要有克服和战胜暴风雨的勇气。”

他说：“我们两国的贸易是在尊重经济原则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日中双方出售的商品价格，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也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我认为，今后，我们两国人民都必须努力做到价廉物美。”

接着，高碕达之助颇有感慨地说：“两年前我访问过中国，这次在未来中国之前，听说中国由于粮食极为缺乏，遭到很大的困难。但是，我到中国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所看到的中国人民是那样的舒畅、明朗，小孩是那样的天真活泼，我看到这些景象感到非常高兴。五十年前，我访问过上海；二十五年前，我访问过上海；中国解放后，我又访问了上海。我看到消费、娱乐的上海如今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我感到中国的前途是非常广阔的。”

高碕最后激动地说：“我要鞭策我这老躯，我要再活十年，直到亲眼看见日中邦交的恢复。”

由于高碕过于激动的缘故吧，他讲完话，返回自己的位子时，一下子坐到了我原先坐的椅子上。我也没有注意，就顺势坐在高碕的位置上。我刚一坐下，周总理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提醒我说：“你请高碕先生坐过来。”我这才发现自己的纰漏，很不好意思地立刻把位置换了过来。

周总理致答词。他说：“感谢高碕先生盛情的招待，感谢他充满感情和具有信心的讲话。同时，我对中日双方在贸易上达成的初步协议，表示祝贺。”

周总理说：“这次高碕先生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在短短的访问期间，做了有益于发展中日贸易和改善中日关系的工作。这次双方谈妥的贸易，是在上次松村先生同我们达成的政治谅解的基础上，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民间性的贸易。刚才高碕先生说得对，平等互利是达成这次贸易协议的原则。只有在解放了的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之间，才有可能进行这种平等互利的贸易。在战前，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是殖民主义的贸易，那种关系早已结束了。今天，中日双方是处在平等的地位，互通有无，互相根据需要来进行贸易的。这就有利于中日两国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周总理接过高碕达之助在讲话中强调的“平等互利”的观点，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明确地区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根本区别。

接着，周总理讲了今后备忘录贸易与过去就存在的友好贸易之间的关系，并与高碕讲的“火车头和火车司机”这一生动比喻相呼应，阐明了中国方面的态度。他说：“近几年来，双方为中日贸易的发展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平等互利的途径。这次签订的文件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还可能遇到许多许多困难，特别是日本方面将要遇到困难。但是，我们相信，高碕先生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中的四十多位日本朋友回国以后，一定会排除一切困难，来实现这个有利于双方的协议。刚才高碕先生用火车司机来比喻这次贸易的开拓者，我们希望，这次在协议上签字的日本方面的高碕和中国方面的廖承志这两位火车司机，能够共同努力，把这个中日贸易的列车开好，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为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为保卫远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如果可以‘假辞职’……”

就在这次宴会上还有一个插曲：高碕达之助在席间交谈时向周总理说：“我们很想邀请周总理到日本去访问。不知是否有此可能？”

“邀请周总理访问日本”，这可是个大事！我边做翻译边想，高碕在席间提出这个问题显得太突然。我眼望着周总理，不知他将怎样回答？

周总理感谢高碕的好意，说：“我是很愿意访问日本的，但我是现任总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法律上有‘假释’，如果总理能实行‘假辞职’，我就可以去访问了。”说罢，二人都愉快地笑了。

是的，在中日两国没有复交以前，现任总理怎能访问日本呢？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在为周总理做口译的许多场合，感到周总理对于他青年时期为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曾访问过的日本，时而流露出怀念和怀恋之情。

那是1970年4月松村谦三最后一次到中国来访问，周总理要会见代表团一行，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待客人。由于我回国休假临时参加接待了工作，当时也在现场。周总理知道我新近从日本回来，就问了一些日本情况。我简要地做了介绍后，他对20世纪60年代初东京修起的密布如网的高速公路以及这些高速公路在耸立的高楼大厦半腰的窗户外通过等情况，很感兴趣。周总理还关切地问我琵琶湖的情况。琵琶湖位于周总理年轻时曾经住过的京都附近，我想周总理一定到过那里，便向他汇报现在琵琶湖已成为“观光”地，而且部分地方被污染。当时我们国家不像今天这样通过实行改革开放，观光事业有了大发展，所以“观光”这一说法还不流行，听起来使人感到比较耳生。我使用了生僻的“观光”一词，使周总理产生了误会。周总理把“观光”听成了“光光”，便惊讶地问我：“怎么？湖水都光了？”我连忙解释说不是“光光”，而是变成了旅游胜地。周总理听罢，会意地笑了。

后来1972年9月中日复交时，我还在日本做记者。听说，周总理在北京曾问过田中首相：“上野公园的精养轩还在否？樱花是否像旧时一样年年盛开？”颇有旧地重游之念。由此可见周总理的对日情怀。中日复交前由于不具备访日的条件，无法访日。建交后，有了这个条件。如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很快就签订，周总理便有可能访问日本，但遗憾的是这个条约的谈判因遇到日本国内外部分势力的阻挠竟拖了六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签订，而周总理已于1976年与世长辞，这实在是莫大的憾事！

这里，我想再介绍一个插曲：在高碕举办的这次答谢宴会结束前，周总理看到我由于不停地做席间谈话的翻译，未能吃上饭，便关照服务员给我包了几种小点心和菜肴带回家做夜宵。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供应比较紧张，周总理生怕我回家后弄饭有困难。总理想得多周到啊！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想到的是做具体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我和妻子至今念念不忘周总理的关怀。

宴会之后，我随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的走廊上走，以为今天的翻译任务全部结束。不想，周总理跟我说：“我还要单独跟高碕先生谈一谈。”于是，周总理就同高碕先生一道来到一个房间，又进行了深入的谈话。记得当时周总理与高碕谈了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周总理说：1955年万隆会议时，你同藤山爱一郎一道出席。当时你对我说日本最近要加入联合国，希望中国届时不要反对。当时，我说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日本也不要阻挠。你说，没有问题。可是日本继续进行阻挠。最近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冈崎的讲话是不好的。哪怕日本弃权也好嘛！然而，日本却追随美国进行反对。

高碕极力为日本政府进行辩解，说中国不理解日本的处境，云云。同时他一再为美国敌视中国的行径进行开脱。

这次，周总理和高碕二人又谈了近四个小时，结束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