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不能坐待，和平必须争取——新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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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连开往沈阳的列车，在夜色笼罩的辽南平原疾驰。

在这一列北上的夜车里，我和来自金县一所中学的王老师带着大连市人民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怀着即将进京的无比喜悦，盘算着怎样去迎接新任务。

通知我们去北京做翻译

这是1952年夏。

暑假刚刚过去，大连市教育局通知我和王老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组织上决定临时调我们去做翻译。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是新中国诞生后由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

亚太和会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举行？背景是什么？与日本有什么关系？

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二战”后的冷战时期。1951年9月4日，美国单方面邀集了五十二个国家，在旧金山举行了“对日和会”。这个会议完全是美国力图扶持日本，把“二战”中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主力、付出牺牲最大的中国粗暴地排除在外，以便加紧在亚洲建立冷战秩序的产物。美国不但不惩治战败国日本，反而利用《旧金山和约》开始放松对日本右翼和战犯的制裁，甚至鼓励日本右翼从政，使一些右翼分子渗入到战后日本的政坛中。曾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的岸信介后来居然当了日本首相，便是一例。在那次“和会”上，除《旧金山和约》外，美国与日本还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日美安保条约》）。9月1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旧金山和会”是一次片面的会议，中国拒绝接受和约的合法性。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朝鲜、蒙古、越南也发表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

再看当时亚洲和日本的形势。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朝鲜甚至鸭绿江畔，还派第七舰队在中国领土台湾周边游弋，严重地威胁着新生中国的生存。美国侵略者虽然在中朝人民的奋力抗击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于1951年6月被迫进行停战谈判，但肆意拖延和阻挠，不仅谈判未获进展，而且从1952年1月起，美国又在朝鲜和中国境内进行了违反人道的细菌战，并对中朝边界的城市和居民狂轰滥炸，致使侵朝战争有继续延长和扩大的危险。日本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美国的侵朝战争，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参加这场战争，反对美国占领军把日本作为军事基地和后方基地使用的运动，在各地掀起了争取世界和平的浪潮。

1951年2月21日至26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提出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和平会议的建议。

鉴于亚太区域的战略地位和这个区域的国际关系的构成状况对整个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北京召开一次亚太区域的和平会议，具有迫切、重大的意义。

经过酝酿，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11位代表各界的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发起书”分析了本区域的形势和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方针，并建议在适当日期召开会议，以便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寻求共同解决的适当措施。“发起书”希望本区域各国的知名人士能参加联名发起，并成立本国的筹备委员会。

进入6月，廖承志和刘宁一等人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发起书”发出后，迅速获得亚太区域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举行会议推选出本国对和平有贡献、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参加联名发起，最后共有十二个国家的九十六人参加。各国还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筹备机构，开展活动。经与各方磋商，决定于1952年6月初在北京先举行一次筹备会议，共商大计。

亚太和会不能没有日本代表参加

日本是亚洲的大国，亚太和会不能没有日本代表参加。争取日本代表团参加这次由中国发起、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和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对会议取得成功十分关键。但是，当时美日当局为了建立支援侵朝美军作战的体制，在日本变本加厉地实施所谓的“赤色整肃”，镇压日本进步力量，极力阻挠日本和平人士到北京来参加会议。

廖承志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美国原子弹灾害造成惨剧的国家，日本人民一定会热烈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实际上，广大日本人民已经行动起来，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争取和平的运动，要求保障民族独立，签订全面对日和约，反对美国侵略集团把日本拖入新的冒险的战争阴谋中去。廖承志认为，日本人民的这一运动，就是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实际支援，也是世界人民和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眼前，需要马上解决的是6月初的筹备会议没有日本代表参加这个问题，怎么办？

正在人们为此事绞尽脑汁时，廖承志“灵机一动”：“日本代表就在北京，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于是，廖承志前往头发胡同的那座小四合院，会见了不久前冲破日本当局的封锁来华签订贸易协定的高良富等三人，说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召开在即，但因美国占领当局和吉田政府的百般阻挠，日本代表迟迟不能到北京。亚太和会没有日本代表参加怎么行呢？他恳请三位朋友作为日本代表参加筹备会议。

高良富等三人没有贸然表态，沉默几分钟后，高良富以“缺乏这方面的准备”为由，说明没有日本有关单位的委托不便参加。高良富还担心因参加和平运动受到美日当局的迫害。廖承志耐心地进行了说服工作，最后，高良富等终于被说服，应大会筹委会的邀请，从头发胡同的四合院搬到北京饭店，参加了亚太和会的筹备工作。

据当事者回忆，1952年6月3日那一天，北京饭店大餐厅正面悬挂着毕加索画的那幅人们熟悉的和平鸽，“桌子被精心摆成圆形，一派祥和气氛”。

在为期三天的会上，与会代表在热烈、友好、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就亚太和会召开的宗旨、时间和邀请的国家、对象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各国代表畅所欲言，顺利地通过了有关决议。会议还做出了特别决定，向日本有关团体正式发出邀请。

筹备会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它发布的《宣言》中有一句话：“和平不能坐待，和平需要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

就是在这次筹委会之后，我和王老师接到大连教育局通知，满怀着对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太和会的憧憬和希望，从大连动身了。

不去北京，留在沈阳

从大连站始发的夜车，翌日清晨驶进了沈阳站。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离家到外地出差。因此，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下车后，我们直奔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准备办理赴京手续。

我们把从大连带来的介绍信递给出面接待的同志，满以为他会立即给我们办理必要的赴京手续。但那位同志没有这样做，他把介绍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后，不无歉意地看了看我们说：

“你们两位不是去北京的。这次调你们来，是留在沈阳接待来东北参观的会议代表的。沈阳要为此组织一个接待班子。”

这句话，像一瓢冷水浇下来，使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怎么？不去北京，留在沈阳？”

自从我在大连接到要参加亚太和会工作的通知后，就恨不得马上飞到日夜思念的北京。然而，经他这么一说，去北京显然已不可能了。情况急转直下。我的一腔欢喜变成了空欢喜，真是要多失望，有多失望。

接待班子的负责人是交际处处长李桂森，副手是文迟。听说他当时在沈阳做青年工作，也是临时调来的。后来，文迟由沈阳调到北京，在团中央任职，再后来做过我国驻大阪总领事，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集中到沈阳的翻译人员，除了我和王老师是搞日语翻译的以外，还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调来了一位懂英语的老师。他姓朱，据说是名教授朱光潜的儿子。既然是接待班子，除翻译外，还包括联络、后勤和保卫等人员。我们几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起居生活在一起，是名副其实的“朝夕相处”。

记得有一天在交际处开大会进行动员。来动员的是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刘芝明。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外宾来访的还不多。对于地方来说，能有如此重要的外国代表团来访，确实是一件大事。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接待工作格外重视。刘芝明部长一再交代，对于外宾要做到不卑不亢。外宾问话，能答的就答，不能答的就不答，千万不要充明公，不要不负责任地乱答。刘芝明同志还说，“在对外交往中，翻译很重要。没有翻译，你就不知道外宾讲了什么”，也可能外宾不经意的一句话，“你却把它当成‘圣旨’”。他还强调要加强学习，要掌握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看法。国内的基本情况，也要了解。否则，“一问三不知”也不行。李处长谈注意事项时，谈得很细。例如他说，司机同志不仅要衣冠整齐，而且要有礼貌。其次，拉外宾时绝对不能吃葱蒜，更不能放屁。大家忍俊不禁，场内显得非常活跃。

临时安排的两项任务

我们在沈阳集中的时间是8月下旬，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预定于10月上旬在北京召开，所以，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后来，领导上给我们安排了两项工作。

一项是翻译参观点的说明书。接待班子为外宾到东北访问安排了一些参观点，并让这些被参观的单位都提前写来了文字介绍材料。这些文字材料都要译成外文，以备外宾到沈阳参观时使用。这样，我和王老师就开始翻译这些说明书。没想到，当时预定参观的地方很多，也很杂，既有工厂，又有农村；既有教育设施，又有文化古迹。所以，碰上了许多难词，不知怎样翻译。我们俩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手头没有一本工具书和参考材料。怎么办呢？只能搜索枯肠，寻找自己满意的译词写上，硬着头皮往下翻。不用说，我们的译稿质量是可想而知的。幸好，领导上指示我们把译好的日文稿送到《民主新闻》社，请那里的高手修改和润色，这样，就完全保证了译稿的质量。因为我年纪轻，送稿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身上。

《民主新闻》是日本投降后留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办的日文报纸。社址，好像也在和平区，离我们住的辽宁宾馆不远。每次出面接待我的，是社长井上林。他的办公室很小，条件也较差。我每次去，他都要我坐到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跟我随便聊几句。井上林，看来很朴实。在当时那样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他的穿着跟普通的中国干部一样，所以，他就像一个中国人。后来，有人告诉我，井上林是中共党员。出于好奇，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民主新闻》社的哪些人直接修改我们的译稿，但我始终没有机会了解。每一次我把修改好的译稿带回宾馆后，便跟王老师分头誊清。我一面抄写，一面琢磨和体会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不消说，这对于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第二项工作，是跟接待班子的领导和其他同志一起到参观点检查工作。为了使这次的接待万无一失，事前对每一个参观点都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有的地方还不止检查一次。因为抚顺的露天煤矿也被列为参观项目，我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参观这座世界闻名的大煤矿。当我们乘坐的汽车驶进矿区，那规模宏大的露天煤矿出现在眼前时，我们真是感慨万端。这座露天煤矿连同祖国东北地区的其他资源，长期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如今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会议的重点是日本问题

我们虽然身在沈阳，但心却时刻想念着北京。我们知道，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举行，各方面都在加紧筹备。不过，我们毕竟不是在北京，又忙于日常工作，所以对北京的气氛和会前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感受得不那么深切。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在沈阳做的就是这次重要会议的部分工作，所以对会议的有关情况还是比较关心的。9月初的一天，我去《民主新闻》社，看到附近的贴报板上刊登有郭沫若1952年9月5日致日本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它紧紧地吸引了我。这封信，全称是《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第二次给日本人民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去年9月，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签订的前夜，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你们，我曾经受到你们友谊的反应，谨向你们致谢。很快就满一周年了。现在又临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将要召开的前夜，我感觉着不能不再写一封信给你们，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我自己对于你们的系念。”

郭老在信中阐述了召开这次亚太和会的目的。他说，我们对于日本人民“近年来争取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爱国行动，特别是反对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事实上是美国殖民地化）的努力，是怀着深厚的敬意的。不仅我们中国人民是这样，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都是这样。今年（注：1952年）7月初旬，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59个国家的240位理事和特邀代表所一致举手通过的《关于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而争取建立民主日本的决议》正竭诚地向你们高呼”。《决议》呼吁那些曾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国家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为另行签订一个真正的和约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号召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尽最大的力量，为将于1952年秋季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把和平民主力量动员起来。《决议》还说，这个会议对于圆满地解决日本以及亚太区域其他各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公开信明确说：“毫无疑问，有关日本问题的讨论必然成为会议的中心任务。因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能否维持和平，与日本是否重新军国主义化和日本人民能否获得自由民主的生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公开信强调：“我们这一次的会议是人民代表会议，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和平。”

郭老在信中还特别揭露了日本当局百般阻挠日本代表前来中国参加会议的行径。郭老写道：“爱国的日本朋友们，你们争取自由独立、争取和平民主的热情使我们十分感奋，但你们所将遭到的阻碍也明白如火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和平的敌人们不会轻易地容许你们来拯救和平。最近我们又听说，你们的外务省已公开声称决定不发护照给你们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日本人民代表，借口是他们‘不能保证那些赴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的安全’。这倒是早在我们预料中的事，而借口也实在是可笑可怜得很。为什么要那样愚蠢呢？那样做，岂不是正好表明了日本政府是死心塌地奉行着美国的侵略政策而敌视和平的吗？”

公开信最后写道：“爱国的日本朋友们，你们的和平代表如能胜利地到北京来，我们是热烈地欢迎的。我们相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各国代表也都会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希望你们用最大的努力，靠人民的力量多方争取到这样的胜利。但你们万一受到阻碍，得不到护照或签证，终究不能够到来，虽然是遗憾的事，但你们在和平斗争的第一回合上已经胜利了。因为你们使和平运动在日本的人民大众中生了根，而把和平的敌人的真相更进一步揭露了。和平代表要护照，和平运动是不要护照的。和平的敌人虽然能够阻止代表们到北京，但不能阻止和平的要求像大气一样在全世界上环流。因此，万一你们的代表不能来，我们的会议依然会开，你们的精神依然有办法在大会上表达。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十六亿人民对于你们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毋宁会以加倍的努力来声援你们的斗争。使争取和平的斗争不断地扩大、深入、持久、加强吧，胜利是必然属于人民的！”

我读了这封信，强烈地感到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日本问题。因此，日本代表能不能冲破阻挠，取得护照来北京出席会议，成为这个时期我们关心的焦点。我们知道，日本代表共有六十名，团长是前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还包括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的大山郁夫。这些代表是由日本全国各地人民所直接选出的四百八十八名候选人中产生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进入9月份后，日本代表连日到日本政府外务省所在地要求发给护照。日本政府一直采用拖延手段，后来在9月19日下午由外务次官涩泽信一出面，宣布不向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日本代表颁发护照。更有甚者，就在这数小时前，日本当局竟指使一小撮右翼暴力分子殴打了到外务省要求签发护照的日本和平代表。

日本代表突然出现在会场上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阻挠，但是仍有十三名日本代表克服种种困难到达了北京。

例如中村翫右卫门，由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镇压日本进步力量的“赤色整肃”政策而被迫潜入地下的“前进座”剧团的歌舞伎著名演员。又例如龟田东伍，是长期从事工会运动的日本大化学产业工会执行委员长兼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任理事。他们二人由几个日本青年驾驶一艘小渔船从日本偷渡到中国港口。著名心理学家、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南博和世界工会亚澳联络局日本代表金子健太等人是以参加国际科技会议的名义，绕道第三国，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北京的。他们一到北京，就和迎接他们的中国人员紧紧拥抱，喜极而泣，宛如亲人久别重逢。

9月29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举行会议，当日本代表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欢迎。从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中村翫右卫门在会上代表日本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尽管吉田政府用拒绝颁发护照、指使暴徒袭击等一切卑鄙手段来阻挠我们代表团出国，但我们十几个人现在仍然抵达北京了，再没有比这个更有力地说明了日本国民对和平的热望及其斗争的力量；同时，这个事实证明：日本国民已经在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并有决心要和各国人民一道来防止战争，保卫和平。”

10月2日，亚太和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接待班子的全体同志都集中到宾馆一楼的大房间里收听实况广播。从收音机里传出了郭沫若抑扬顿挫、具有特点的致开幕词的声音。尽管我们不是在北京的现场，但是就像在北京一样激动。

亚太和会总共开了十一天，取得了巨大成功。出席会议的四百多位代表来自亚洲、大洋洲、美洲以及非洲和欧洲的四十六个国家、九个国际民主组织。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等多项决议。为了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运动，会议还一致决议建立一个常设的联络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随着会议临近闭幕，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接待好来沈阳参观的代表的问题。但是，我们两个从大连来到沈阳搞日语翻译的人又一次感到莫大的失望——日本代表决定不来东北参观访问了。

亚太和会结束后来东北参观的一批外宾，都是讲英语的。我和王老师处于“失业”状态。于是，我们俩就跟在参观队伍后头，一方面通过参观来增长见识，另一方面“见习”如何做口译。实际上，担任口译的人员都是陪同外宾从北京来的。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做翻译时，我都注意听，用心观察，仔细琢磨。我总的感觉是，这些从北京跟来的翻译，水平都很高。他们做口译时，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小本本，不停地记，以期翻译得准确些，我心里很是佩服。当时有一位高个子的男翻译和一位比较洋气的女翻译，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后来，我调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以后，发现他们两位都在《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工作，一位是林戊荪，另一位是杨友鸾。他们都是美国留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国的。因为我过去从未做过这种场合的口译，所以就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榜样。当时，我还想如果是要我突然上场做翻译，能否胜任，完全没有把握。

两位陌生人的来访

就在这前后，有一天，两位陌生人突然来到我们入住的辽宁宾馆（即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找我谈话。他们是从北京来的，一位名叫康大川，另一位叫陈普，都是国际新闻局改组后成立的中国外文出版社的干部。陈普是人事科科长，康大川本人原来是国际新闻局的人事科科长，现在已经调出，正在筹备出版介绍中国情况的月刊《人民中国》（日文版），这次到东北来，就是为了物色懂日语的干部。他们说，《人民中国》杂志已经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再增加一个日文版。

11月中旬的一天，北京的调令到了，我和几位一同被调入北京的同志商量了启程的日期，决定12月9日离开大连，前往久已憧憬、日夜思念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