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

*
*

战后持续二十五六年的不正常的中日关系，开始出现某种转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转机的出现，与“乒乓外交”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乒乓外交”为后来的中日复交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为中国队抽签

1971年春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主导下成功开展的“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了大球”，首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进入20世纪70年代，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明显地走进了死胡同。

自从1970年秋季以来，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世界上承认中国的国家顿时增加。到了1971年，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佐藤内阁在对华问题上，日子越来越难过。就在这时，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借此开展了一场有声有色的“乒乓外交”。

1971年年初，我意外地收到新华社总社的通知，要我到日本中部大城市名古屋，为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抽签。

“怎么？为国际大赛抽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责任重大，生怕抽签结果对中国队不利。后来，行家告诉我对于抽签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主办者会考虑并做出安排，绝不会让强队一开始就与强队相遇。那次抽签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原来我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

1971年3月21日，中国派出强大阵容的乒乓球代表团到达了名古屋。这是因“文化大革命”相隔将近六年后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新华社东京分社根据总社指示，到名古屋进行采访。当时东京分社和乒乓球队的随团记者，谁也没有想到事态会像后来发展的那样快。

后藤钾二的贡献

说到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不能不提到日本乒协会长、亚洲乒联主席后藤钾二。他是爱知工业大学校长，性格豪爽，有一股倔脾气。尽管他在日本被认为思想有些右倾，但他坚定地认为，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将是一次低水平的国际比赛，就没有意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台湾占据亚乒联席位的现状。为此，后藤钾二下决心要把台湾从亚乒联清除出去，如果这一提案被否决，他决心辞去亚乒联主席职务。

当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和村冈久平，在中岛健藏理事长领导下，往来于东京—名古屋和东京—北京之间，努力推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世乒赛。他们几次到东京的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和中国记者团驻地传达后藤钾二的想法：1.无论如何也要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名古屋参赛。2.后藤主张取消台湾在亚乒联席位的提案一旦被否决，就辞去主席职务，另外成立新的亚洲乒联。看来，后藤钾二的决心很大。

1971年1月25日，后藤钾二带着村冈久平和乒乓球运动员森武、秘书小田悠祐为了邀请中国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来中国访问。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处在“文革”时期，国内极“左”思潮泛滥，双方在会谈中，中方有人要求在会谈纪要中写进“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字样。甚至还要求最好把“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敌视中国；不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具体内容放在纪要的第一条。后藤钾二同意把“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这句话写上，但他认为写进三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合适。他再三表示，希望不要把超出乒乓球交流和比赛的内容写进纪要里。一连三天，双方僵持不下，会谈毫无进展。(https://www.daowen.com)

后来，周总理得知后，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他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说：“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很好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周总理明确地说：“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出的草案，放在第二条，不要改为第一条。”“第三条，可以写上中国将应邀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四条，可写两国乒协今后的来往活动。”

至于台湾问题究竟提不提？周总理说：“美国想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我们当然要反对。但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写上，要从具体对象出发。”谈到会谈纪要的表述，周总理说：“后藤钾二先生已经写上了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又提出整顿亚乒联，表明台湾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这就很好了。关于台湾省的那句话嘛，何必在协议上写？有点无的放矢、画蛇添足了吧。不要都写得满满的。”周总理的一席话，冲破了僵局。周总理向参加会谈的人员说：“你们马上回去和后藤钾二会谈，谈妥了，我今天晚上就会见他。”

后藤钾二喜出望外

中国乒协代主席宋中从周总理那里出来后，马上回到后藤钾二下榻的北京饭店去找他。由于来中国谈判未取得进展而一直情绪低落的后藤，闭门谢客。经过秘书小田疏通后，一脸不高兴的后藤终于出来见宋中。宋中说：“后藤先生，您的提案我们已经同意了。”这一下子，可乐坏了后藤。他连声说：“真的吗？”

几个技术上的问题谈妥后，宋中临别时郑重地说：“后藤先生，我通知您，等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您。”

“啊，这又是真的？”后藤真是喜出望外。

2月1日，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包括三点：一、日本乒联根据国际乒联的章程规定，要整顿亚乒联（因为台湾当时就没有在世乒联中占有席位，这句话意味着要把台湾从亚乒联清除出去）。二、日乒联根据日中关系三原则，表示要发展日中两国乒乓球界的友好交流。三、根据上述原则，日本邀请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三十一届世乒赛。中国表示接受这一邀请。

当年2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了亚乒联的临时大会。不出所料，在会上后藤钾二的提案被否决。后藤履行诺言，毅然辞去了亚乒联主席的职务。

但正是由于后藤钾二的努力，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按计划如期举行。应当说，后藤钾二是功不可没的。

邀请美国队访华——历史性的变化

世乒赛开始后，在激烈比赛的场外，正酝酿着一场历史性的变化，而这一点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队员庄则栋与美国队员科恩相遇。一天，中国队要乘大巴去赛场，这时，一个留着“嬉皮士”式长发的美国队员，误乘了中国队的大巴。这位美国队员，就是科恩。车中的中国其他队员正在感到诧异，无人理睬他时，庄则栋却主动上前打招呼，并送给了他一块杭州织锦，从此二人建立了友谊。在当时中美“敌对”，与美国人交往有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等帽子的情况下，庄则栋此举，是需要有点勇气的。后来，周总理赞许说，庄则栋“很懂外交”！

而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则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宋中有过几次非正式接触。斯廷霍文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放宽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限制，并透露他们很想到中国去访问。当时我听团部的人员告诉我，这一情况立刻报回了国内，但一开始国内反馈的意见是：“时机尚不成熟。”

后来，团部秘书金恕透露，国内来电话，说同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据说，这是毛主席夜间睡下后，又起床亲自批准周总理报上去的意见。不消说，这是一个特大新闻。宋中把这一喜讯立即告诉了美国代表团，他们又惊又喜。当中方把这一消息告诉给日方时，后藤等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后藤先是面带愠色，心想这么重大的事为何不早告诉我，继而又做出了“惊喜交加”状。

共同社记者抢了独家大新闻

当时，跟我们一道进行采访的日本共同社记者中岛宏听到一点风声，便不顾一切地迅速来到我们下榻的藤久观光饭店，要求中方予以确认。经请示当时在日本已经掀起“旋风”的副团长王晓云后，秘书金恕和译员周斌会见了中岛记者。中岛问：“尼克松政权正在激化印支战争，中国为什么要邀请美国乒乓球团访华？”金恕回答说：“我们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但是我们要加深同美国人民的友好，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美国乒乓球队来到名古屋后，多次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因此，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中岛马上跑到大街上，找到一家吃茶店，要通了爱知县体育馆内的共同社的专用电话，把这一消息发了出去。这一消息成为日本共同社的独家新闻，立刻传到全世界。为此。中岛后来获得了新闻记者奖。这样一个特大消息，不能由一家通讯社垄断，我不揣冒昧地向团部建议开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布这一消息。于是，宋中秘书长出面，跟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一道，在爱知县体育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时，我为宋中做了翻译。

4月14日下午，消息传到日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后来，便有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以及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日本认为，这是美国越过日本，直接与中国“握手”。于是，便有后来田中首相的访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

轰动世界、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不仅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更成为后来中日两国建交的序曲。

这一年的7月，我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参加了新华社为驻外记者举办的学习班。16日上午我们正在学习时，突然听到新闻广播，说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这一特大消息不仅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而且对日本的当政者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美国事前没有跟它的盟国——日本打招呼，只是在三分钟前通知了日本当局，就在外交上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怎能不使佐藤荣作感到恼火和心焦呢？日本当局惊呼这是“越顶外交”。

1971年10月25日，在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对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阿尔巴尼亚提案进行表决。结果，这项提案以压倒多数即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三票不参加，获得通过。形势发展如此之快，使佐藤荣作大感出乎意料，似乎受到一次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