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答日本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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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55年6月周总理会见南原繁等日本学者之后，我有幸又一次获得机会，在最近距离目睹了总理的风采。

那是1955年8月17日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代表团的时候。

这个代表团，是应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的邀请到中国来进行访问的。当时在《人民中国》编辑部工作的我，临时被调去做接待工作。

记得，代表团住的是崇文门内的新侨饭店。接待单位还在饭店里开了一间房，做联络和工作人员休息用。代表团的全程陪同，是新华社记者吴学文。翻译人员，除了我外，还有两位刚从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接待日本新闻广播界代表团。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来访的第一个日本新闻广播界代表团，团长是《产经新闻》社副社长横田实，成员包括了当时日本主要新闻单位的代表，其中不乏资深记者、报社的专栏作家、编辑局长、社论委员，这些人有的在日本颇有名气，一句话，有相当层次。

对于这个代表团来访，我感到中国报界的领导吴冷西、邓岗等人很重视。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决定由广播事业局国际部副主任张纪明和吴学文负责接待。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六年，外界对新中国普遍不了解，甚至存有偏见。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新闻机构的人更是如此。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对旧中国有所了解，但他们都是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开头几天言行比较谨慎。据我观察，这个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新闻观点跟我们不同。可以说，他们对我们所介绍的正面情况和各方面取得的进步往往兴趣不大。毋宁说，他们对我们国家还存在的落后面和缺点以及暂时的困难更感兴趣一些。代表团中，除了有不多的几位成员对我们表示友好和亲近外，个别人还常常提出一些怪问题，讲一些不入耳的话。我在陪同客人参观访问过程中，深感日本新闻广播界代表团确实不好接待。

据团长横田实介绍，日本各大媒体对这次代表团的访华十分重视，要求视察“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争取会见周恩来总理。可以说，这是代表团此次访华的一个重要目的。

他们想通过会见周总理，了解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特别是中日关系问题。为此，他们做了两手准备，搞了个“双保险”：最好能见到周总理；如果会见有困难，能得到周总理的书面回答也好。他们事前用书面形式提出了五个问题。

吴学文把日本记者提出的问题交给我翻译成中文。这些问题交上去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着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消息。

8月17日上午得到通知：周总理下午要会见代表团。吴学文和我二人陪团到中南海紫光阁时，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和中方陪见人员——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新闻司司长龚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刚，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吴冷西、梅益、王芸生和副秘书长张纪明等都已经到达。日本客人根本没有想到中方会有这么多各方面的要人陪见，这样的一个阵容，使他们感到惊讶。

那一天担任翻译的赵安博也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落座时，我被安排坐在赵安博身后。我坐在这个位置，是那一年的6月周总理会见南原繁等人之后的第二次。这一次跟那次不同，代表团的人数多，情况更复杂一些。尽管不是我直接给周总理做翻译，但一种光荣感和紧张感油然而生。

周总理坐下后，发现旁边小茶几上事前安装好的话筒，电线未整理好，显得杂乱一些。他立刻起身把眼前凌乱的电线整理了一下。后来，我看到《每日新闻》社的橘善守在他写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这件事，对周总理的细心敬佩不已。

周总理的书面回答

在周总理讲话之前，张纪明和吴学文把周总理对代表团所提的五个问题的书面答复发给了客人。

周总理首先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说你们事前提出的问题，我已经做了书面答复，而且发给了你们，你们可以看一下。

客人们仔细地阅读周总理的答复：

问：中美大使正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我们觉得它将促使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地趋向和缓，周总理的看法如何？

答：中国希望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中国方面正在为此努力。我们认为，如果双方都具有和解的精神，并且在对等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努力，中美会谈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进和国际紧张局势，首先是远东局势的进一步和缓。

问：苏联的政府机关报在去年12月份曾经发表评论说，苏联和中国认为《旧金山和约》是侵犯日本人民利益的，然而，《旧金山和约》并不成为调整对日关系的障碍。它曾引起日本人民的注意。对此，周总理的意见如何？

答：《旧金山和约》是一个违反国际协议和危害日本民族利益的条约。它是在排斥中国、拒绝苏联合理建议和违反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的意志的情况下签订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条约。但是，中国人民对《旧金山和约》的态度，并不妨碍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直至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之间的和约。

问：日本和蒋介石之间的“日华条约”是不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根本障碍？

答：日本政府不同中国人民自己所选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和约，却同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和约，中国人民不能不感到愤慨。现在还有人不想真正改变这种情况，却企图附和所谓“两个中国”的做法，这也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因此，任何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真诚努力，都应该导致“日蒋条约”的废除。尽管存在着“日蒋条约”，但是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政府仍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还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如果日本政府具有同样的诚意，那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寻找得到的。

问：周总理曾说期待鸠山首相或他的代理人访问中国，是否可以预想它将成为中日恢复邦交的开端？

答：各国政府领导人员之间的直接接触是有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的。但是，在目前中日关系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员互相访问的时机也许还不成熟。因此，在松本七郎先生和田中织之进先生问我是否欢迎鸠山首相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指出，鸠山首相派他的代表来中国访问也许是更现实的。如果这件事能够做到的话，那对于改进中日关系将会是有利的。

问：周总理在前几天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议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我们认为这是确立世界和平的极重要的方策，因此希望能听到更具体的意见。(https://www.daowen.com)

答：本年7月30日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说：“为了实现印度政府首先提倡的集体和平，中国人民希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

应该说明，为了响应印度尼赫鲁总理首先提出的建立集体和平、扩大和平地区的主张，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我就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的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我们并曾经声明，我们这一主张不排斥亚洲以外的任何国家。其后，中国同印度和缅甸一起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一致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又进一步为建立集体和平和扩大和平地区开辟了道路。我们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的主张，就是根据这一系列的形势发展而提出来的。

我们所主张的这一个集体和平公约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的。它的目的不是要在各国间制造分裂和对立，而是要谋求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我们相信，这一主张的现实性，将会随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形势的发展而更加明显。

过了片刻，周总理环顾一下日本客人，然后习惯地把手一摊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回答。”

有问必答，应对自如

这些日本记者意外地听到周总理这样说，顿时喜形于色。横田实团长首先代表全团讲话，感谢周总理拨冗会见代表团。他说，我们衷心希望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认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非增进不可。这一次我们到了中国以后，这种想法更加加强了。但是日本人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对新中国有误解，我们回国后要努力摒除这种误解，增进中日两国国民的友好。接着，横田实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您认为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何在？”

“关键在于两国政府都应当根据人民的利益，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来改进中日两国的关系。”周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

共同社外信局长久我丰雄就这一点补充提出问题，说：“中国方面曾多次对改进中日两国关系采取积极的友好的态度，而日本政府却采取消极的态度。因此，从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8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看来，中国方面似乎对日本政府有所不满，而且以较强烈的态度表现了出来。请问是不是这样？”

周总理说：“我同意这种看法。”

久我在这里提到的周总理的讲话，是指1955年7月30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时说的一段话。周总理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十年，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却至今没有解除。自从1954年10月中国和苏联发表了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后，中国政府又采取了许多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步骤。可是我们从日本政府方面所得到的反应却并不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久我提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则是指周总理会见他们的前一天，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日本外务省在所谓“撤退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上，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国政府并提出片面的无理要求而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说：“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两年多以来，中国政府已经一再采取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步骤，日本政府至今不但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反而想利用日本侨民回国的问题，转移舆论的注意，以掩盖它对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消极。”

周总理接过刚才久我提出的问题，回答说：“中国人民和政府两年来向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伸出友好之手。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正如中国人民一样是要求中日两国友好，要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但是，日本政府的表示却并不都是这样。特别是最近，日本政府采取了不是诚意的态度，这是中国人民不能满意的。”周总理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不满意是有的，但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为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尤其是并不妨碍我们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而努力。”

周总理一向对日本情况了如指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方面可能有人觉得，中国方面急于使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因此日本政府可以多提一些无理的要求，与中国政府为难。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谁急谁不急，而在于应该不应该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改进中日两国关系，是因为这样做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利。目前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这对于两国人民、远东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都有利的事情，应该双方来做，而不应该只看作是一方面的事。”

横田团长说，这一点我与周总理完全有同感，作为日本的新闻广播界人士，可以多做应该做的事。

接着，《朝日新闻》一位享受“局长待遇”的记者门田勋提出了一个问题。门田勋平时寡言，但有时说出话来，让人捉摸不透。他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谈到日本赔偿问题，希望周总理对此加以说明。

周总理说：“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提到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遭受巨大的损失。关于这一点，日本政府从未做过交代。相反的，从日本当局的许多言论看来，倒好像中国欠了日本许多东西，应做什么交代似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这一点，说明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应该引起日本政府注意。”

关于赔偿问题，日本方面一向很关心。日本的执政者内心里希望中国不要提起这个问题。我听了周总理这一席话，感到回答得非常策略。周总理既没有说一定要求日本赔偿，也没有说“放弃”要求赔偿，而是强调了要求赔偿是中国人民的权利。这样，就使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既做到留有余地，又使日本当局一下子摸不清中国方面的最终态度。

个子矮小、会说中国话的《每日新闻》社社论委员橘善守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他说，周恩来总理在书面答复第三个问题时说，“任何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真诚努力，都应该导致‘日蒋条约’的废除”，请问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日蒋条约”的废除，不一定是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而是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和结果？

周总理仔细听取了橘善守提出的问题，略加思考后，只说了三个字：“差不多。”

第二天新华社消息见报时，没有照用周总理说的“差不多”三个字。据我所知，这一天周总理会见日本记者的消息，是吴冷西亲自执笔写的。周总理答复时说的“差不多”三字，我认为既巧妙，又简明扼要，但吴冷西在落成文字时，写作“大体上可以这样理解”。按我的理解，这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但两者的意思则是完全相同的。

《读卖新闻》编辑局次长高木健夫问：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中建议缔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公约的问题，不知这个建议的具体化怎样？

周总理回答说：“关于缔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公约问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才能具体化。可以设想召开这样的会议，参加者不仅有亚洲各国，还有太平洋沿岸的各国，包括美洲和大洋洲的国家。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关键在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改进。这就需要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经过协商途径，逐步解决目前存在的国际争端。这样，缔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公约的希望是存在的。”

听了周总理的一席话后，横田实表示，日本人非常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来缔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公约，可以说日本人是全体一致支持的。周总理边听边点头，表示赞赏。

由于是新闻广播界的代表团，有几位代表在发言中都谈到中日两国新闻界的友好往来对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有意义的。周总理表示，希望日本新闻广播界代表团这次访华能在这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

当时中日关系尚处于不正常状态，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记者访问过日本。

横田实团长感谢周总理在百忙中接见他们，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认为，中日两国新闻界的友好来往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有好处的。他说，这次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回国以后，将发表访问新中国的观感，相信对促进中日两国国民的友好一定会有帮助。我们希望中国新闻界派代表访问日本的事能早日实现。

周总理希望代表团回日本后能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出全面的、善意的、带有批评性的报道，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周总理最后祝代表们在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和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有新的成就。

这一次会见，时间很长，从下午5时30分到7时15分，将近两个小时。会见的过程，宾主有问有答，互有交流，显得很活泼，效果也极好。待我们走出紫光阁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

会见后，我想，今天日本记者当面向周总理提出的那些问题，都是日本方面非常关心的，但大致上没有超出书面提出的五个问题的范围。尽管周总理通过书面已全面地回答了日本记者提出的问题，但对于记者来说，不能满足于书面答复。无论是新闻价值，或是作为记者的追求，都莫过于能当面采访周总理。如今周总理不仅会见了他们，而且仔细地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不仅获得了殊荣，而且也满载而归。自然，每一位日本记者都感到非常满意。

会见结束时，代表团成员个个满面笑容。横田实团长对陪同人员说，他早就渴望见到周恩来总理，今天实现了这一愿望，备感兴奋，他确实感受到周总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原以为在得到周总理的书面答复后，再会见也是礼节性的，没想到周总理还主动要我们再提出问题，真是意外的收获。周总理关于日中关系的讲话，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