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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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夏。

进入8、9月份，中国国内的青年学生中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听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学生，9月18日清晨聚集在校园内，纪念“九一八”事变。有些学生在校内贴了小字报，有的上街游行，呼口号。口号中有“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抵制日货”等等。据说，后来西安等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这些动向的直接起因，是这一年的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在战后日本首相中第一次正式参拜了供奉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抗议。对于一部分青年学生的上述行动，有些老同志亲自出面做工作，一方面肯定他们的行动出于爱国主义，另一方面从正面进行引导，要他们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

10月3日，胡乔木办公室的邱德新秘书来电话，要我第二天上午到胡乔木同志家里去，说有事要谈。

到了乔木同志家，进去一看，孙平化已坐在那里了。乔木同志的会客室不大。房间的一角安放了办公桌，屋子中央是一张小圆桌，周围摆了几把沙发。我们围着小圆桌坐下。

谈文章主题、布局和选材

乔木同志以温和的口气，开门见山地说：“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将在这个月的中旬开会（指即将在北京和大连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现在，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间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委员会是卖国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争取在21世纪委员会开会之前写一篇文章。”

我屏住呼吸，听乔木继续说下去。“这篇文章要写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奋斗的历史，要从抗日战争说到现在。抗日战争只需适当地涉及一下。文内要提到鲁迅、郭沫若等人曾得到过日本友人的帮助。再远的，就不必讲了。”乔木同志停顿了一下，略加思索后接着说：“文章还要提到冈野进（即野坂参三）领导的日本士兵反战同盟的活动。还有，在国统区——武汉、重庆的反战同盟的活动，例如最近电视连续剧演的绿川英子的活动，也要写进去。”

乔木的谈话转到这篇文章的整体布局。“文章要从抗战写到建交以前和建交以后。我们建国以后，中日两国人民为两国的友好所做的努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努力都要讲。即使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困难的局面中，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没有中断中日友好。文章不要光谈日本的左派，还要谈其他的民间团体。凡是对中日友好做过贡献的都要提到，不要带有政治倾向性。”“说到建交时，要讲有两国人民的强大的友好做背景。中日建交与中美建交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日建交时的强大的友好潮流，是中美之间不存在的。这是不能完全相比的。”

乔木强调说：“文章要讲中日建交究竟是仅仅符合一国的利益，还是符合两国的利益？是对一国有利，还是对两国有利？文章还要讲，中日建交对中日友好究竟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是相反。中国反对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究竟是加强了中日友好，还是相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我们的政府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日本政府的做法，如损害中国的利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就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坚定的要求。中国政府的这个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要使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真正达到充分有效，首先要依靠日本人民，因此需要大大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

乔木继续说：“文章要适当提到日本政府，不能撇开。前几届的日本首相和夫人都访问过中国。中国领导人都会见了他们。再过几天，日本外相也要来访问中国。我们要在中日友好上打出鲜明的旗帜，压一小撮人的邪气。而这一小撮人在日本是孤立的。”

乔木还谈到这篇文章应起到的另一个作用，那就是“要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对日本人民表明个态度，不要使他们发生误解”。

关于文章的主旨、要求和大致的轮廓，比较清楚了，但到底怎样动笔写呢？乔木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文章由刘德有同志执笔，由孙平化同志和刘德有同志二人署名。这篇文章，重点是写从1952年到1983年的事，约八千字，要占报纸的一版篇幅。文章一开头，要有个前言。整个文章，有个布局和选材的问题。要讲逻辑，要有抒情的话，还需要剪裁。这篇文章要在一星期内拿出。本月14日发排。”

从乔木同志家出来以后，我和孙平化直奔沙滩文化部我的办公室。当时，我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办公室在主楼一层西头。到了办公室，我立即打电话给外交部亚洲司的江培柱，请他来一起商量如何落实乔木同志的指示。

不消说，要写好一篇文章，首先要有明确的主题，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乔木同志在这一方面已经给了我们许多重要指示，可以说，文章的灵魂已经有了。剩下的问题是要掌握充分的资料。在商量的过程中，我建议：作为素材，孙平化在江培柱协助下已写好但尚未出版的《中日友好随想录》，可以做参考。另外，还有一些资料，要到外文出版局图书馆借阅。孙平化同意提供他的那本书的原稿，以便起草时做参考。外文出版局的剪报，则委托在该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工作的我的妻子顾娟敏去借阅。

我们三人按乔木同志的指示精神，讨论并初步定下了文章的框架后，我躲在家里整整写了两天。写好的初稿，全文约一万两千字，比乔木同志的要求多了四千字。

我们把初稿送给了乔木同志的秘书邱德新。经邱秘书安排，排印了大样，送呈乔木阅。乔木同志阅后，又把我找去，谈了修改意见。

乔木同志说：“稿子长了一点，要压缩。”接着，指出了几点实质性的问题。他说：“日本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有人要改变那一场战争的性质，企图否定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初稿的缺点是，顺利的方面讲得多，中日建交后遇到的曲折，讲得少。这样，我国的青年人就不会接受。文章要提教科书事件。当然，我们只讲这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干的。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我们已严正表了态。最近，小平同志跟安倍外相的谈话，是令人满意的。中日贸易虽然有发展，但出现了逆差，日方未承诺它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日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中，有劣质货，这就有一个日本向中国赔偿损失的问题。这些斗争是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前途似锦’。这个话，不说。因为建交后仍有斗争。”

“中日两国政府的立场不同。正因为如此，两国人民的友好是重要的。在教科书事件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在野党和一些宗教团体提出了强烈谴责。这说明，日中友好的基础是两国人民。虽然日本人民还没有力量阻止出现这种情况，但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多年来培育的友谊，是任何人都不能小看的。这是一种潮流，谁要想逆转它，就要失败。”乔木同志说了这一段话后指出：“文章的题目，不能过于乐观，过于渲染。现在的问题，是要把面临的实际形势与国内群众的情绪和他们的严正抗议，协调起来。”

乔木同志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尽可能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以体现“凡是对中日友好做过贡献的都要提到”这句话的精神，提醒我：“文章要提一下建国后的团体性活动和个人的活动，那时非官方的来往很多。”

根据乔木同志的指示，我又改了一稿，先送给孙平化修改，然后再送乔木同志审阅。与此同时，我把外交部亚洲司对这一稿提出的意见，也转告了乔木同志。在这一稿上，我把文章的题目作了修改，改为《中日友好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思想性、政策性、策略性

乔木同志审阅时，在这一稿上做了仔细的修改。我从乔木同志的改稿中，体会到他对工作的高度认真负责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同时，我深深感到乔木同志站得高，看得远，经过他修改后，文章大大提高了思想性、政策性和策略性。我认为，重要的修改有三处：

一、一头一尾，即前言和结尾部分，全部重新写过。

二、删除了文中比较虚的描写和华而不实的美丽辞藻。

三、文章题目，先改为《中日友好关系不容损坏》，后定为《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

乔木同志修改的“前言”，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开门见山，在导语部分就点明了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即说明今天中日友好的局面，是经过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努力，共同艰难缔造起来的，确实来之不易。但是，现在对于这一段历史，中日两国青年知道得不多，有必要加以介绍。

二、整篇文章的重点，虽然是写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的发展，但是，在“前言”中简要地讲述了从近代即从上世纪末到1945年的中日关系史，点出这一段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但即使在这段时期，中日两国进步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也从未间断过。

三、扼要地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的四个阶段，即：民间往来、半官半民、官民并举、两国政府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四、删去了最高级的形容词，如两国关系处于“最好的时期”等，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了现状。同时还删去了“繁花似锦”“硕果满枝”“涓涓细流”“滔滔江河”“心潮澎湃”“感慨万端”等虚词和感情色彩过浓的辞藻。

乔木同志不仅“前言”改得好，而且对文章的最后部分“结束语”也改得十分精彩。

我起草“结束语”时，根据自己对乔木同志指示精神的领会，在强调要爱护和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之后，引用了胡耀邦总书记阐述的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原则立场，并指出教科书问题和部分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还转述了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时的一大段谈话，说明应该继续发展两国关系，而且中日双方应努力避免出现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在“结束语”里，我还谈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应当尊重和正确对待历史，谈了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不仅要看到今天，更重要的是放眼未来。同时指出要特别重视对两国青年进行中日友好的教育。末尾，我谈了中日两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交往中曾经有过两次高潮，即隋唐时期和明治维新后，而现在我们应当迎接第三次高潮的到来。

我写的“结束语”，虽然把应该说的话都说了，但显得拖沓、散漫、不紧凑，而且与文首点明的主题扣得不紧。

乔木同志把“结束语”全部加以改写。这样，就克服了上述缺点，做到了言简意赅、中心突出，从而更加明确了文章的主题。(https://www.daowen.com)

经乔木同志改写的“结束语”，全文是这样的：

目前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日两国和两国广大人民是要求把这一友好关系向前推进的，但是这绝不是说，从两国复交以后，日本国内原来反对日中友好、妄图美化侵略战争和复活军国主义的一部分力量和它的影响就不存在了，日本所有的人就都会按照两国联合声明、两国和平友好条约和两国确认的四项原则行事了，中日友好事业的前途就一帆风顺，再不会发生矛盾和争执了。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两国关系中不可能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任何阴影。两国复交的过程本身既是一场长期复杂曲折的斗争，复交以后两国间发生一些不同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的靖国神社事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例。这种不同意见在两国经济关系上也存在着。关于这些，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领导人邓小平主任、赵紫阳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都已经先后发表过谈话和讲话，清楚地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我国既肯定中日友好关系着亚洲和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大局，是两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艰难缔造的产物，必须加以珍惜和维护；同时又指出，两国关系必须遵守1972年以来两国所签署的各项正式文书和达成的协议，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不要做出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

日本方面对于我国再三郑重表示了态度，重申对于过去的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不幸继续表示反省，绝不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将按照两国间的声明、条约和协议坚持日中友好。我们希望，日本方面的表示将能在今后的行动上得到充分实现，以保障两国关系的长远顺利发展。同时，正由于两国复交以来的主流是前进的，中间有过曲折，今后的发展也仍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两国人民为维护中日友好的努力就必须加强，不能让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遭到损害。如果那样，就正好中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下怀，不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两国人民一定要同心协力，珍惜和维护艰难缔造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让它的前途更加光辉灿烂！

乔木同志把稿子修改后，于10月19日附了一封信退我。信的全文如下：

德有同志：

此文作了一些修改，请看是否适当。末几页新稿与前文语气不够衔接，另多引领导人谈话似不太必要，故另写了一页，当否，请酌。

文内未提五六十年代两国工会间来往，这是一个重要方面，请考虑在七八页（文化交流一节前后）加一小节。

另，两国近年科学来往只说了一句笼统的话，与社会科学太不相称。已请中科院外事局查，收到时当转告，请酌改（太多的话当然不必）。

一七页倒五行加的括弧是否必要，请酌。也因现在有不少学生提这个问题。

全文改定后请再送外交部同志审阅，然后即可送《人民日报》发表。篇幅超过了一页，只好请转入另页。

胡乔木
10月19日

根据乔木同志这一指示，我又改出一稿，送乔木审阅。

1986年10月25日，乔木同志给《人民日报》社秦川、李庄同志写了信：

秦川、李庄同志：

此稿经再三磋商修改，即可照此发表。外交部亚洲司同志意见基本上已采纳。岸信介因仍在进行亲台反华活动，故只在一处指名没有关系。

末节是总结全文所必要的，话也说得完全符合中央各同志所表示的精神，语调已很温和，再减轻就不能得到我国群众的理解和接受，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用了。如刘德有同志和亚洲司同志问及，请照此答复。

胡乔木
十月廿五日

邱德新秘书当天给我转来乔木同志这封信的复印件时，还附来了一张便条：

德有同志：

你和平化同志的文章，乔木同志已改过并送《人民日报》秦川同志了。现将乔木同志给秦川的信一并送上，请阅，在这封信上他讲了修改的理由。

致

邱德新
十月廿五日

1985年10月27日上午，我正在部里办公，秘书送来了报纸。翻开《人民日报》一看，在第三版，一行大字标题《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映入眼帘。文内插的五个小标题也很醒目：“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水到渠成，两国复交”“官民并举，相辅相成”“艰难缔造，共同维护”。经乔木同志亲自修改、润色的那篇大文章终于发表了。尽管由于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要开会，需要看中央有无新精神等原因，这篇文章未能在月中发表，但仍配合了当时的形势。《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文汇报》在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在10月29日都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听说，其他一些地方报纸也刊登了全文。

日本各界的反应

这样一篇涉及中日关系的长文章发表后，自然要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应。有的外国通讯社也及时做了报道。

日本共同社10月27日当晚就从北京发回一则报道，标题是《中国报纸就日中关系发表长篇文章，要求（日本）用行动兑现许诺》。报道说：

《人民日报》27日发表长达一版多的长篇文章，强调日中关系现在处于“重要的关键时刻”，呼吁日本方面用行动表明过去所说的对战争所进行的反省，以维持日中友好关系。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被称为“掘井人”的先辈们的活动，并从日中战争结束后一直回顾到今天的两国友好运动，可以说是一篇中国方面首次对（日本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后发生动摇的日中关系，概括地叙述了自己想法的文章。

文章作为日中友好的“掘井人”，列举了浅沼稻次郎、内山完造、西园寺公一等多数人的名字和业绩，其中包括了“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称赞他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的身份与中国官兵并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这段话在北京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牵扯到日中两国共产党恢复关系的问题。

文章再次谈及中国方面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等问题。可以认为，这是间接地要求日本方面重新回到复交时的严峻的“原点”上，以便认真对待日中关系。

日本许多报纸都刊登了共同社的这篇电讯稿。

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11月15日载文，摘要介绍了《珍惜》一文的内容。文章说，《珍惜》一文“详细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并在结语中指出，‘目前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文章还说，在日本拥有很多友人的两位从事对日工作的（孙平化和刘德有）发表了如此长篇的论文，这在最近是异乎寻常的。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中国方面把它对于今年8月（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的日中关系所抱的想法进行了一次归纳。”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机关刊物《日中文化交流》12月1日配合照片刊登消息说，《珍惜》一文列举许多例子，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国关系通过许多前人的努力，以“以民促官”的形式得到了发展，其结果，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后来，则以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形式，正在向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曲折，今后还会出现曲折，但两国人民应当共同努力，维护艰难缔造的友好关系，并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同心协力，使中日友好的前景更加光辉灿烂。

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特意打来电话对我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适时”的，并表示“有时回顾一下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40年代就参加了中国革命的一位住在天津的日本人士说：“我读着这篇文章，不止一次地热泪盈眶，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这泪，是复杂的泪。它是我对掘井的各位前辈的感谢之泪，也是我喜悦之泪。”

日本许多友好团体以及旅日爱国华侨经营的“中国通讯社”立即把《珍惜》一文全文译成日文，广为散发。

在外国通讯社中，我注意到美联社驻京记者唐娜·安德森10月27日发回的电讯。电讯说：“为了设法平息青年一代中存在的反日情绪，官方的共产党报纸今天敦促日本人和中国人不要损害精心缔造起来的这两个战时敌国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的反应中，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与众不同。《赤旗报》从1986年3月28日到31日分四次刊文，其主要论点是想说明日本共产党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最坚定的力量，是一贯反对美帝和日本政府推行敌视中国政策，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唯一”政治力量。然而，为什么在《珍惜》那篇长文中只在一处提到日共。《赤旗报》的另一个论点是指责孙、刘二人美化与中国恢复邦交的田中角荣和自民党，并说孙、刘故意回避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

我认为，凡是持客观态度的人，读了《珍惜》一文都会如实地承认它充分地肯定了日本进步力量为推动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日共的历史作用。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的情况，《珍惜》一文所叙述的，均是事实，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既不容否定，也不容篡改。日本各种政治力量当时分别起了什么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珍惜》一文所论述的，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关系，而不是两党关系，这一点似乎无须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