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后空余挂剑情——记郭沫若战后访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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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扫岩波茂雄墓

郭老于12月4日离开箱根后，还驱车前往镰仓，为已故岩波茂雄扫墓。

岩波茂雄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为这位日本人扫墓？当时还年轻的我，坦率地说很不理解。

岩波茂雄，是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的创始人。他的墓在北镰仓的东庆寺。我们到达时，夜幕早已垂下，四周一片漆黑。

下车后，看到岩波茂雄的儿子——岩波雄二郎和女婿小林勇等亲属以及经济学家大内兵卫博士、东庆寺方丈禅定法师等人等候在那里。在岩波茂雄墓前，郭老按日本习俗，从水桶里舀出一勺水，浇到石碑的顶部，然后静默片刻。岩波一家人立在一旁，注视着郭老的一举一动。扫墓毕，他们走到郭老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连声道谢，并说：岩波茂雄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对郭老为他扫墓而感到高兴。

接着，我们被引进一间铺有“榻榻米”的屋内，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席地而坐。岩波一家人再次向郭老表示衷心感谢，原来盘腿而坐的郭老，这时也按日本习惯重新坐好，郑重而又深情地说：“岩波茂雄先生生前我没有见过。但是，承蒙他给我很多关照，我是很感激他的。十八年前，我把家属留在日本，只身回国以后，岩波茂雄先生供我的孩子们上学，给了很多帮助。现在，两个孩子都从大学毕了业。大儿子和夫在大连化学研究所做研究员，二儿子博在上海工作。我应当向岩波茂雄先生感谢。”看得出，郭老讲这一席话时，是很动感情的。

听了郭老这番话，我才知道，原来郭老刚才是为一位他从未晤面的日本老朋友，为一位患难时帮助过他家人的恩人扫墓啊！这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岩波茂雄生前虽未见过郭老，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从书报中了解郭老，他知道郭老博学多才，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金文甲骨文方面独树一帜。郭老在日本时也常到岩波书店选书，但未与岩波茂雄有过言谈交往。不过，岩波茂雄在他主办的《思想》杂志上曾介绍过郭老的著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老只身回国，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留在日本的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在政治上受到迫害，在经济上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就在安娜被日本宪兵带走，一家人走投无路时，岩波茂雄从东京专程赶到千叶县须和田郭老的住处，看望了郭老的孩子们。之后，对长子郭和夫表示，孩子们上学和家庭的费用都由他负担。在当时，供五个孩子读书是何等不容易啊！更何况还要蒙受“通敌”“卖国”的罪名呢！然而，岩波茂雄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郭老曾对孩子们说，“知遇之恩不能舍，哺育之情不能忘”，教育孩子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

岩波茂雄在新中国成立三年前，即1946年与世长辞。逝世前，他留下遗嘱，要后人把岩波书店每月出版的各种书刊分别赠给中国五个单位，还要他们到中国去看看。

……

正在郭老与岩波茂雄的后人交谈时，禅定法师从另一间屋子端出了笔墨砚台和斗方，要求郭老挥毫。郭老拿起笔，边泼墨边思索，写了下面一首诗：

生前未遂识荆愿，
逝后空余挂剑情。
为祈和平三脱帽，
望将冥福裕后昆。

*于东庆寺

郭老在第一句里用了一个典故“识荆”。这典故出自唐李白《与韩荆州书》，用作闻其名而初识面的敬词。“生前未遂识荆愿”，是说岩波茂雄生前郭老未能实现与他见面的愿望。

第二句的“挂剑”也是一个典故。春秋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路遇徐君。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宝剑，但不便说出口。季札虽然看出他的心思，但因身负使命，不便奉送。后来，季札回国时又路过那里，但那时徐君已经故去。于是，季札把宝剑解下，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借以了却赠剑的心愿。郭老借用这个典故，表明他对岩波茂雄先生的感激之情，同时表明，遗憾的是这次访日时岩波先生已不在人间了。

后两句，是说郭老在岩波先生墓前祈念世界和平，并希望他的子孙能够获得幸福。

郭老挥毫的这张斗方，为东庆寺的方丈所珍藏，而岩波茂雄的后人却没有得到。1967年，岩波茂雄的儿子岩波雄二郎访问北京时，恳求郭老挥毫重录1955年12月4日晚在镰仓东庆寺写的那首诗，以作传家之宝。郭老欣然答应，但写时改了后两句：

生前未遂识荆愿，
逝后空余挂剑情。
万卷书刊发聋聩，
就中精锐走雷霆。

“万卷书刊发聋聩，就中精锐走雷霆”这两句，显然是对岩波书店出版工作的高度赞扬和鼓励。依我之见，郭老改动后两句，除了考虑押韵外，还与1967年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不无关系。那时候，“四人帮”肆虐，“和平”已成禁句，因此，相隔十二年后，郭老重录那首诗时没有照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访问须和田旧居

12月5日下午，郭老前往阔别18年的市川市，访问了坐落在须和田的旧居。

这一天，听说郭老要来，过去的街坊邻居，男女老少聚集街头，要亲眼看一看这位已成为新中国要人的老邻居，并向他倾吐内心的喜悦。

须和田的旧居，是郭老从1928年到1937年十年流亡生活的住宅。

这是一座坐北向南的日本式的木板房，前面有小庭院，栽有少许树木和花草。郭老就是在这所旧居中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和甲骨文、金石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创立了不朽功绩，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说的基础。他在这一方面的最大成就，就是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十年间，郭老“昼夜兼勤地研究、昼夜兼勤地写”，写下了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科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石鼓文研究》《卜辞通纂》等上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这一期间，郭老除翻译外，还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是他写的那些传记文学。他的传记文学，是历史的真实记录，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此外，他还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

郭老来访时，旧居已住上了新主人，名叫久保勉。由于男主人外出，女主人和女儿为郭老来访收拾好了房间等候着，并请郭老进屋休息，但郭老表示因时间不多，就不进屋打扰了。在和煦的阳光下，女主人在檐下的走廊上摆开茶具，用日本茶热情款待这座房屋的旧主人。

郭老在院里发现了他亲手栽的“大山朴”——木莲。

“啊，这就是那棵大山朴……”

郭老说：“这是我在夜市上花一元钱买的，当时还是一棵小树苗。”说着，郭老用手比了比膝盖那么高。如今，“大山朴”已经长成了大树。

旧居园内的一切，旧居周围的一切，怎能不使郭老感慨万端？

在旧居的庭院里，一批日本记者围拢来，请郭老谈谈重访旧居的感想。郭老说，我在这里居住时，常到须和田的后山去。我当时想，我可能将来埋骨须和田的后山。但后来我回国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现在又回来了。市川的泥土还活在我心中。我见到了过去的街坊邻居，非常高兴。

正在这时，有一位身着和服的老者手里捧着一方砚台走过来。他把那砚台递给郭老说：“这是您在这里住时用过的砚台，现在是我家的传家宝。”

说罢，指着砚背上刻着的十个金石文字，说：“这是您当年刻的。我怎么也读不懂，请您给我读一读吧。”

由于事隔二十多年，郭老也一时想不起，便答应他想起来后再告诉他。

郭老要乘车离开旧居了，街坊邻居依依惜别。有位老妇人走过来问郭老：“您还记得我吧？我家是卖荞麦面条的。那时您经常背着大孩子到我家来吃面条。”郭老热情地回答：“记得记得。”那老妇听了很高兴，握着郭老的手久久不放。

郭老向恋恋不舍的老街坊告辞。在上汽车前，他又一次面向群众，高高举起紧握的双手，不住地说：“再见！再见！”

汽车开动了。这时，郭老突然想起先前那位老者询问的十个金石文字：“后此一百年，四倍秦汉砖。”

他委托陪同他的日本友人、眼科大夫藤原丰次郎有机会转告那老者。

回国后，郭老把这次访问市川旧居的感想写成了一首长诗：

访须和田

草木有今昔，人情无变迁。
我来游故宅，邻舍尽腾欢。
一叟携砚至，道余旧所镌。
铭有奇文字，俯思始恍然：
“后此一百年，四倍秦汉砖。”
叟言“家之宝，子孙将永传”。
主人享我茶，默默意未宣。
相对察眉宇，旧余在我前。
忆昔居此时，时登屋后山。
长松荫古墓，孤影为流连。
故国正涂炭，生民如倒悬。
自疑归不得，或将葬此间。
一终天地改（注），我如新少年。

寄语贤主人，奋起莫俄延。
中华有先例，反帝贵持坚。
苟能团结固，驱除并不难。
再来庆解放，别矣须和田。

为了永久的纪念，市川市人民1966年在须和田公园建立了郭老诗碑。

郭沫若自注：古时以十二年为一终，缘木星（即岁星）十二岁一周天，自1937年7月离日返国，至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为时十三年，故云“一终天地改”。（见《沫若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高超的斗争艺术

我们从箱根回到东京后，看到有一张请柬放在房间的书桌上。拆开信封一看，原来是“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发来的，内容是邀请代表团一行出席12月6日下午在国会大厦举行的欢迎会。

这份请柬虽然用的是“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的名义，但实际上是日本国会发出的邀请。明眼人一看便知，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当局顾虑美国，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既要表明代表团不是官方邀请的，又要表示给郭老一行以较高的礼遇。

下午1时半，郭沫若团长和几位团员在茅诚司会长陪同下来到国会大厦。出席欢迎会的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约60人，除了主要人员就座外，其他人围着桌子站了一圈。屋内，人挤得满满的。

众议院议长益谷秀次首先站起来致欢迎词，他讲话时面部毫无表情。我当时有个感觉，他未必从心里欢迎这位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大人物，只是出于礼貌，例行公事罢了。

郭老致答词说：“中国和日本是近邻，有着两千年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中国人民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同日本人民增进这种友好关系和加强文化交流，特别是学术交流。我们在日本只逗留三个星期，但我们愿意尽可能地向日本学术会议和其他方面学习他们的光辉成就。与此同时，我们欢迎能有更多的日本朋友访问中国。中国现在正在从事建设，我们尤其需要朋友们给我们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接着，有几位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日本国会议员相继讲话，对于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并祝代表团访日获得成功。

不料，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有一位名叫佐多忠隆的社会党国会议员致词时言不及义地说：“我们日本和日本新闻界有言论自由，你们在日本可以自由地讲话。但贵国却不然，我们访问贵国时虽然向贵国负责人讲过我们的看法，但是你们没有转达给你们国家的人民。”佐多的这一番话使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提起日本新闻界的“言论自由”，自然使郭老想起两天前访问箱根时遇到的一件事。

那是12月4日早晨，我们在箱根富士屋饭店，看到英文报纸JAPAN TIMES（《日本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虽然不长，但对郭老访日大肆进行攻击，诬蔑郭老为“notorious Kuo Mojo”（意为“声名狼藉的郭沫若”）。郭老看了，很气愤，认为这是一小撮反动分子在作祟，他想找一个机会进行反击。

现在，反击的机会到了，而且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郭老在听了那一番关于“日本言论自由”的高论后，微笑着站起来。在场的几个日本记者连忙把录音话筒伸到郭老面前。郭老从容不迫地开始了他的讲话，他风趣地说：“感谢这位先生的指教。我曾经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自认对日本有些认识。但是，不能因为在日本待了二十年，就可以满足了。我们愿意利用这次访日的机会，向各位请教，并且仔细地看一看日本。”

说到这里，郭老把话锋一转，说：“的确，我认为日本的报纸有很大的‘自由’，有时讲的事情是对的，但有时也有瞎说的自由。”

这时，场内爆发了愉快的笑声。

郭老接着说：“比如说，本月4日的《日本时报》送给我一个名字，叫‘notorious（声名狼藉的）郭沫若’。但是，请各位放心。我在日本只逗留三个星期。”场内又是一阵笑声。郭老加重语气说：“据我所知，在日本确实有比‘notorious郭沫若’更‘notorious’的人。我希望日本人民团结起来，早日把比‘notorious郭沫若’更‘notorious’的人赶出日本去。”

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笑声。由于当时日本处于美国占领下，郭老在讲话中虽未直接点名，但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指的是谁。实际上，郭老在这里把尖锐的政治问题——即日本应排除外来势力的占领，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的问题，通过这一方式巧妙地表述出来，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斗争艺术的高超。郭老接着强调说：“我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日本人民能够早一天获得真正的广泛的自由。”

话音刚落，又是一阵热烈掌声。至此，郭老算是对刚才那位议员提出的问题做了正面的回答——立场坚定，语言恳切，击中要害。

当然，据我理解，郭老的话不是针对佐多忠隆个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4日《日本时报》消息的炮制者的一个有力回击。

“荞麦面五枚，清酒二十杯”

在东京上野不忍池畔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有一家荞麦面铺，叫“莲玉庵”。

据日本朋友告诉我，这个字号是由不忍池亭亭玉立的莲花而得名的。它铺面很小，只有一间门市。“莲玉庵”在明治时代的文豪森鸥外的小说《雁》中频频出现，但如今在东京并不太出名。由于这里距离东京大学不甚远，荞麦面条又味美价廉，茅诚司在东大任教时，中午常去那里用餐。

郭老到日本后住在帝国饭店，在那样的高级洋旅馆住，平时安排吃的，自然是以西餐为主。茅诚司很想找个机会，使郭老能换换口味，同时他听说郭老早年在日本生活时喜食荞麦面条，特别是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郭老当年亡命在市川居住时常到面铺吃荞麦面条，便想起自己过去常去的那家“莲玉庵”。于是，他安排郭老到“莲玉庵”，并与老板联系，请客人上二楼的“雅座”，而且一定要满足客人的要求，他们想吃什么，就提供什么。

12月7日傍晚，茅诚司派人陪同我们到了“莲玉庵”。记得除郭老外，还有冯乃超。日方随同去的有郭老在重庆时的友人池田幸子的大女儿晓子，当时她还是一个中学生，完全是学生打扮，穿一身蓝色制服。

二楼的“雅座”，是一间不大的和式房间，铺着“榻榻米”。中间放着矮矮的长桌，我们围着长桌坐在“榻榻米”上，品尝美味可口的荞麦面条。

在日本，荞麦面条是一种大众化的食品，起源于民间。吃荞麦面条的习惯，长期以来盛行全国。据说，在日本开始农耕的弥生时代，就有了荞麦，但荞麦面条的出售，还是自江户时代的宽文四年（1664）始。江户末期的万延元年（1860），江户（今东京）已有三千七百家面铺。现在，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卖荞麦面条的小饭馆比比皆是。据说包括卖荞麦面条的食品摊在内，共约有七千家。这种小饭馆门上挂着短门帘，上面用日文写着“荞麦”（古体假名“楚波”）二字。“莲玉庵”，除了门帘外，门上还挂了一块横匾，上面用汉字草书写着字号，给人以古朴典雅之感。

荞麦面条在日本虽然是一般的大众食品，但如今已经变得很讲究了。荞麦面条的吃法很多。有一种叫“笊荞麦”的，吃法是把面条煮好，放在小笼屉上，另外，用酱油、砂糖、料酒和鲣鱼干做汁，吃时佐以葱花或萝卜泥，把面条放进汁里蘸一下吃。如果爱吃辣的，还可以放一点辣椒面。

除了“笊荞麦”之外，还有“太打荞麦”“盛荞麦”等，但郭老最喜欢吃的，还是“笊荞麦”。那天晚上用餐时，店里把盛在酒壶的已烫好的清酒和酒盅摆在小桌上。郭老开怀畅饮，喝了许多杯清酒，真是“一杯一杯复一杯”。用餐后，老板拿来笔墨和“斗方”，要郭老挥毫留念。

郭老兴致勃勃，为店主人写了两张。第一张：

荞麦面五枚
清酒二十杯
满足了十八年之愿望(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张：

红叶经霜久
依然恋故枝

这两幅字，落款均为“郭沫若”，是郭老签字时写的那种连体草书，后一幅还落了上款“莲玉庵”。两幅墨宝，字迹飘逸洒脱，奔放有力。

从第一幅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郭老对当晚主人的安排甚为满意。饶有趣味的是，郭老写“荞麦”二字时，没有用一般的平假名，而有意写了古体假名“楚波”。如上所述，这种写法常见于荞麦面铺的门帘上。所谓“荞麦五枚”，是说吃了五小笼屉“笊荞麦”。在日本数“笊荞麦”时，单位用“枚”。“五枚”者，“五屉”之意。通常，日本人吃“笊荞麦”，吃两三屉就不少了。当然有的人可以吃十几屉、二十几屉的，但这是极为特殊的情况。“清酒二十杯”这一句，生动地描绘了郭老开怀畅饮的风貌。相隔十八年，郭老旧地重游，吃了自己喜爱吃的荞麦面条，又饮了日本清酒，确实满足了十八年来的愿望。

后一幅“红叶经霜久”句，是郭老12月4日游箱根之作。

第二天早晨，郭老见到茅诚司，感谢他昨晚的盛情，并伸出了五指。茅诚司不明其意，问：“是什么意思呢？”郭老说：“昨晚吃了五屉荞麦面！”茅诚司做了一个惊讶状。因为他没有想到郭老吃了五屉。郭老说：“你想，我很久未吃荞麦面，吃五屉算什么呢？”说罢，两个人都爽朗地笑了起来。

东京一场令人难忘的讲演

12月8日下午，郭老在早稻田大学所做的讲演，令人难忘。

演讲安排在这所大学的“共通教室”。门前，早已挤满了等候在那里而进不了会场的听众。

郭老走在前头，我紧随其后，但由于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简直走不动。日本朋友费了很大气力才打开一条通向会场的路。我眼看着郭老向会场走去。但郭老一走过，人群又把路给堵塞了，使我怎样也挤不进去。后来，在校方人员的帮助下，我总算进入了会场。

进去一看，不觉又吃了一惊。场内被听众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台上本来安排由校方负责人和老师就座，但由于很多学生没有座位，他们也挤到台上，席地而坐。即使这样，仍有许多人进不了会场，只能站在场外，冒着寒风，听喇叭里的广播。据说，这一天听众共达三千多人，也有的报道说达到了一万多人。

这是郭老到日本后，第一次对青年学生发表演讲。

这次讲演，不知郭老要讲什么？我心里一直不托底。当天上午，郭老把我叫到他房间，简单地给我说了一下他要讲中日文化交流。我看到在郭老的桌子上摆放了一本日文的“历史年表”。大概是郭老打腹稿时参考用的吧。

当郭老出现在讲坛时，场内顿时响起了热烈掌声。这时台下有许多听众呼喊，要求郭老直接用日语讲。郭老几次举手表示感谢，并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但都未奏效。郭老用汉语开始了讲演，但讲完第一句话，我刚要译成日语，下面的听众就喊：“请郭先生直接用日语讲！”这样的事情，重复了许多次。过了一会儿，会场好容易平静了下来。

郭老的讲演，大部分用的是汉语，有少部分，应听众的要求，直接用了日语。

郭老长达两小时的讲演，中心是谈中日文化交流。他从历史上的中日文化交流一直谈到今天。他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论点、抑扬顿挫的声调，紧紧地吸引住每一个听众。

郭老说：我们中日两国人民具有两千多年的友好关系，我们引以自豪。两国的友好历史，同时也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互相尊敬，互相理解，互相交流文化方面的智慧，给两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总是带来巨大利益。

郭老说，在历史上，中国的文化比较发达一些，先走了一步。当时，日本人民倾注很大的力量吸收了中国文化。可以说，中国的隋唐是日本人民从中国吸收文化达到最高潮的时代。当时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其中有的人在中国住了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都留在中国。过去日本向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进行了广泛的学习。他们学习了生产技术，学习了典章制度，学习了文化艺术，等等。通过这样广泛的学习，日本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它生根、发芽，开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日本人民就是这样发挥创造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接着，郭老举例说，在日本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划时代的事件，那就是7世纪中叶的大化革新。我认为，大化革新是吸收中国唐代文化的非常具体的表现。

郭老指出，中日两国文化有很多共同点。中国和日本都使用汉字，这是共同点。日本的片假名、平假名，就是从汉字演变而来的。这是两国文化显著的共同点之一。汉字，在日本一般人并不把它看作是外来的文字。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时，到乡下去，那时我不懂日文，一位老妇人要我写名字。我用汉字写了自己的名字，那老妇人看了，大吃一惊说：“你不懂日本话，竟能用汉字写自己的名字？！”

讲到这里，会场活跃起来。郭老的幽默，不时地引起全场愉快的笑声。郭老说，由此可见，日本人不把汉字看作是外来的文字。在古代，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确实比较多，而日本传到中国的东西，虽然有，但不多。从日本传到中国的东西，有一件很值得称赞，那就是夏天用的折扇。

郭老接着谈了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他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倾注了很大的力量比较快地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文明，可以说日本在吸收科学文明方面比中国先走了一步。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后，发现自己老的那一套已经过时，感到必须学习科学文明。而且作为捷径，开始通过日本吸收西方的科学文明。就像隋唐时代日本向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那样，明治时代的中国向日本派遣了大批留学生。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1896年开始的。最多时，在日本有两万多中国留学生。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估计从1896年后的几十年中间，大约有三十万人到日本留学。在这些留学生中，有成就的人也不少。大家熟悉的鲁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是一位到日本来的留学生，他在日本学习了一年半。我自己也算是其中的一个，但遗憾的是我在日本虽然待了二十年，却“一事无成”。总之，中国派到日本的留学生进行了广泛的学习。他们学习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

郭老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中国的学者通过翻译日本书籍介绍到中国的。他说，1903年，《近代社会主义》一书经过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使我们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我自己多少了解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读了河上肇先生的著作。郭老说，当时，中国还邀请了很多日本老师到中国去。我们翻译了许多日本中学的教科书。我在来日本留学之前，在中国的中学里学的几何，就是日本的菊池大麓先生编的。物理教科书，是本多光次郎先生编的。

郭老指出，中国虽然倾注很大的力量向日本学习，而且通过日本学习了西方文化，但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中国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未能成功。但是，向日本学习的结果，是有很大收获的。

接着，郭老指出近代的中国文化曾受到日本的很大影响，就词汇来说，“宪法”这个词，是日本最早使用的。还有“经济”一词。“经济”这个词，中国过去的意思是政治家的本领，但后来日本在翻译economy一词时，译作“经济”。因此，现在一说economy，就是指“经济”。这样，“经济”一词原来的意思，谁也不知道了。英语的club，在翻译成日语时，译作“俱乐部”，用中文发音，是julebu。就是这样，日本接受了西方文明，创造了很多词汇，中国又从日本把它们吸收进来。又例如“几何”，中国的发音是“jihe”，它来自英文的“geometry”。中国取其音译作“几何”，日语把“几何”读作“kika”。很多人第一次弄清“几何”一词的来历，也搞清了为什么日本人称为“kika”。郭老讲到这里，场内活跃起来，听众发出了愉快的笑声。

郭老说，中国的新文学也受到日本很大影响。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界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有许多是曾经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从日本学习了科学，学习了文艺，他们成为日本人民的朋友。可以说，这种关系就像唐代的李太白和阿倍仲麻吕的关系一样。总之，明治维新以后，中日两国的交流，出现了与隋唐时代相反的情况，那就是日本向中国出的东西多，而中国向日本出的东西比较少。

说到这里，郭老加重语气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曾有过短暂的暗淡的时代。他说：“最近几十年，日本充分地学习了西方文化，但遗憾的是多学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外国的殖民主义（场内传来了笑声和掌声），因此发动了战争。战争的结果，给亚洲人民，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他说，现在，让这些不愉快的回忆永远成为过去吧！与此同时，让过去很愉快的回忆永远地保持下去，而且要越保持，越使人感到愉快。场内顿时响起了掌声。

郭老总结了历史，强调说：“历史给我们以经验和教训。那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两国的人民与人民之间只要和平共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就会提高，人民就会幸福（掌声）。如果相反，就会带来相反的结果。这就是历史上的经验之一。还有一条经验——即第二条经验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只要互相尊敬，互相虚心学习，就会有助于两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骄傲自满，文化就会受到阻碍，甚至蒙受巨大损失。”

接着，郭老向听众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他强调指出，新中国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很大成就，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为广大人民服务，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把人民群众的意志集中和组织起来，采取相应的办法，实行政治。这样的政治体制，人民是拥护的。只要国家的政治是符合民心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群众就会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就会同心同德，共同努力。

郭老指出，中日关系至今没有正常化，给两国文化交流带来了障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有可以做的事，例如：第一，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相互往来和访问。第二，来中国进行短期的讲演。但郭老说，日本政府会不会发行签证，还是个问题。第三，在学术方面互相交换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举办艺术作品和照片展览，公演话剧和旧剧，进行翻译，互相交换和观赏影片。

最后，郭老对全体日本人民提出了四点希望。他说：第一，要发展文化交流。在这一方面，请给以指教，满足我们的学习愿望。如果我们有可以给你们作参考的，也愿意提供。中国有一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国家有许多“石头”，你们可以用来磨你们的玉。

当时担任翻译的我，二十四岁，从未听说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成语，当然也就翻译不出来。郭老看我为难，便替我翻译过去，博得了听众的喝彩。原来，这句成语出自《诗经》。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激励我以后更自觉地提高对祖国文化的修养。

郭老提出的第二点希望是早日使中日关系正常化。他指出：“就这一点来说，似乎日本政府当前的步子比美国政府还要落后。”

“第三，我衷心希望全体日本人民能够享有真正广泛的民主。这一点，在座的年轻朋友们负有重大的责任。包括你们在内的全体日本人民，是智慧的、勇敢的、能够吃苦耐劳的民族，是具有爱国心的民族。”日本人民“只要振作精神，把自己的全部潜力为人民发挥出来，那么我们确信一定能够出现新的不同阶段的第二次明治维新”。

第四，他希望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紧紧地携起手来，共同为亚洲的和平，为世界的和平尽最大的努力。

结束讲演时，郭老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吁：我衷心希望同大家一道，紧紧地携起手来，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共同努力。并且，为了使人民今后免遭战争的灾难，特别是免遭原子战争的灾难而共同努力。

郭老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博得了听众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关西行

郭老率领代表团于12月9日下午离开东京，开始了关西之行。

关西的第一站，是京都。京都，也称西京，素有“千年古都”之称。与日本其他大中城市比较，它更多地保持了民族特色。

京都，有着美丽的大自然，三面环山，河流纵横，景色迷人。市内和郊区，到处是古刹、神社、宝塔、园林。京都古称平安京，公元794年迁都至此后，直到明治维新前，它一直是日本的首都。平安京是仿中国隋唐都城建成的，整个街道，方方正正，犹如棋盘。至今京都仍分为左京、右京，并且保留着古时的街名，如东九条、西七条等。由于建筑的布局，左京仿造洛阳城，右京仿造长安城，因此，日本人今天仍把到达京都称作“入洛”。

对于郭老来说，京都不仅不生疏，而且是旧地重游，他曾在流亡日本时到过那里。

9日下午4时21分，特别快车“燕”号驶进了京都车站第四站台。身着深灰色大衣、围着淡茶色围巾的郭老，满面春风地走出了车厢。我紧紧地随在郭老身后，一看，站台上站满了三百多名欢迎群众。关西一带的华侨欣喜若狂，他们每人手持一面五星红旗挥动着，欢迎郭老一行的到来。整个站台，热气腾腾，群情鼎沸。

在车站休息室，陪同代表团的内山完造带来一位中年男子和两位女青年，把他们引见给郭老。他们是大阪“五月座”剧团的负责人岩田直二和团员高桥芙美子、石田温。这个剧团准备从12月18日起在日本演出郭老的历史剧《虎符》，他们曾要求郭老为“五月座”剧团演出《虎符》写几句鼓励的话。郭老这次到达东京后，于12月6日用钢笔亲笔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他们。信的题目是《为〈虎符〉演出书寄》，内容如下：

为《虎符》演出书寄

继《屈原》演出之后，又演《虎符》，我希望能够获得同样的成功。

信陵君是被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是一位忧国的志士，同时是一位战略的名家。他有关于战略战术方面的著作，但可惜已经失传了。如姬也是实在的人物，如姬的行为值得称颂。

我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是团结一致，抵御外侮。

在出场人物中，我虚构了一些角色。特别是太妃——信陵君的母亲。我是想塑造一个东方的母爱型。

信陵君的成就，我认为母亲的教育是大有关系的，再加上如姬的援助，使他能够以献身的精神，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女性的精神，特别是母爱，是自我牺牲精神的集中表现。

这不是消极，这是导向持久和平的不可克服的原动力。

郭沫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于东京都

收到郭老的信，整个剧团沸腾了。岩田直二等人在京都车站见到郭老，当面向他道谢，感谢他对剧团的鼓励，表示一定要把《虎符》演好。

下午6时半，郭老一行来到京都一座著名的专演歌舞伎的剧场“南座”。我们应邀先到“南座”二楼的京都俱乐部出席了高山市长举办的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主要是一些京都学术界名流。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出席了宴会。

高山市长把汤川秀树介绍给郭老。在场的新闻记者是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连忙把他们紧紧握手的这个值得纪念的场景拍了下来。

汤川博士，脸白白的，显得较丰满，前额很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文雅。郭老对汤川博士说：“您很年轻就成为世界著名的学者，这是东方的骄傲。您今年多大岁数？”汤川博士回答说：“四十八岁。我跟我哥哥（注：指著名史学家、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贝冢茂树，是郭沫若访问日本关西期间的主要陪同人）长得很像，所以常常被人认错，甚至连年龄也给弄错。”说罢，大家都欢快地笑了起来。

郭老在席间说，日本的学术文化很发达，我们是很尊重的。我们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郭老还向汤川博士说，我们欢迎您到中国来访问。汤川博士说：“如有机会，我想去访问。两国学者交流是一件好事。”

弘法渡重洋，目盲心不盲

既到关西地区，怎能不去奈良一游？

奈良，是8世纪初的日本故都，古称平城京，据说它是模仿我国唐都长安建造的。翠绿葱茏的春日山和若草山环抱着这座具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名城。一处处名胜古迹，一座座寺塔庙堂，点缀在万绿丛中，使这座古城显得更加美丽幽静，更加富有魅力。可以说，整个奈良就是一座“历史博物馆”。它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同我国西安一样，它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发祥地。倘若有人问我，你最喜欢日本哪个城市？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奈良。

游奈良，不消说重点是唐招提寺。

12月13日下午，郭老一行来到奈良市西京二条町。我们下车往前走，不远，望见一座高大的寺门“南大门”。走近，抬头看，大门上方的匾额上依稀可辨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唐招提寺”。据说，这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日本孝谦女皇（718—770）书写的，真迹仍保存在寺内，是日本书法的瑰宝。

“招提寺”的“招提”二字，便是寺院的别称，本出于梵语“拓斗提耆”，意为四方，后省作“拓提”，误为“招提”。据云北魏太武造伽蓝，创招提之名，后遂成为寺院的别称。

来到唐招提寺，我们自然想起唐代高僧鉴真。唐招提寺与鉴真和尚的光辉名字联在一起，因为它是在鉴真的亲自指导下兴建的。无疑，它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结晶，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

走进寺门，踏着宽阔的白色碎石大路，穿过通道两旁苍翠的松林，正面便是主殿——金殿。它是寺内的中心建筑，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单檐庑殿顶，屋脊两端鸱尾高举，呈现出我国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技艺风格。

我们看到，金堂内正中是庐舍那佛的脱活干漆像，左右是药师、千手佛的立像，四周是四大天王护法神像，个个都是精美的艺术品。

我们还参观了寺内的其他建筑——讲堂、鼓楼、经楼。整个寺院使人感到气宇宏伟，清新，明朗，郭老感叹不已。

日本朋友告诉我们，寺的东北是鉴真的开山御庙，鉴真就安眠在那里，但因时间关系，我们未去参谒。然而，寺方特别安排郭老到当时设在鼓楼北部高台上的开山堂参观。这座开山堂是一座临时性的建筑，规模不大。我们被引进堂内，只见正面是一座干漆夹纻坐像，那便是著名的鉴真像。鉴真双目紧闭，微露喜容，双手叠膝，结跏趺坐，形象逼真。据传这是弟子们按鉴真和尚圆寂时的姿态塑造的，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它的艺术价值极高，已被指定为国宝。开山堂，平时是不开放的。每年只在鉴真圆寂的6月6日前后开放3天，供人们瞻仰。由于郭老是来自鉴真祖国的尊贵客人，寺方特意打开开山堂，请郭老参观。在瞻仰鉴真时，我脑中浮现出鉴真波澜起伏的一生。

鉴真，是扬州江阳县人（今日的扬州市），出生于垂拱四年（688）。少年的鉴真在大云寺出家。后来，到长安、洛阳学习。然后又回到扬州。他在学识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成为淮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名僧。

鉴真应邀东渡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初唐时期，我国东邻——日本，社会生产关系改变，封建制度已经开始建立，并向上发展。盛唐的一切，对于奈良时期的日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之，日籍留学生回国，对中国备极赞许，于是在日本掀起了学习唐文化的高潮。来唐的留学生归国以后，以所学的成果来丰富日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因而模拟唐朝，一时成为风气，从都城设计，直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日本的发展，一时起了推动作用。

从佛教方面来说，佛教传入日本已经很久了，可是由于规定的限制，日本还缺乏能有资格传戒的高僧，所以不能作正式的传戒。当时在日本，传戒被庸俗化了，街头巷尾，茶坊酒肆，都能成为说法的场所。自誓受戒的方法，一时颇为流行。为了逃避课役，许多人都纷纷出家，佛教徒的数量显著增多，可是质量很差。此外，当时的医药也多操于僧侣之手。他们敲诈勒索，造毒药、假药，无所不为，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

日本和尚荣睿、普照奉日本政府之命，随遣唐使到中国留学，附带接受了聘请传戒师的任务。公元742年他们从长安亲往扬州，去大明寺恭请鉴真赴日传授佛法，鉴真欣然接受。鉴真和尚历尽艰难险阻，五次东渡失败。虽然他双目失明，但未动摇东渡的决心。他第六次东渡，于公元754年到达了日本当时的都城——奈良。一千二百多年之前，在生产技术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从中国到日本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为了弘法——实际上，也是为传播唐朝的文化和技术，用坚韧不拔的决心，不顾自然和人为的阻力，不畏一次次的失败，前前后后经历了十二个春秋，终于到达了日本。

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不但把佛教的律宗传到日本，而且向日本介绍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等技术以及铸造、刻镂、绘画、书法、刺绣、缝纫、酿造、烹调、园艺、种植等方面的知识，对于日本古代光辉灿烂的“天平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鉴真在日本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鉴真坚持初衷，夙志不变。他的深远的识见、忘我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能，是十分令人尊敬的，不愧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

在开山堂内，寺院长老要求郭老挥毫留念。

郭老在寺方准备的留言簿上写道：

弘法渡重洋，
目盲心不盲。
今来拜遗像，
衷怀一瓣香。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游奈良
唐招提寺拜鉴真上人遗像

郭老的这首五绝，艺术地概括了鉴真和尚伟大的一生，也表达了他对这位中日友好先驱者的崇敬。第二句“目盲心不盲”，实在是绝妙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