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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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到这里，也该收尾了。

卷末写点什么好呢？我想，就写我对中日关系最近几年陷于谷底的一些思考吧。

2015年春，王毅外长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曾被日本记者问及中日间的历史问题。王毅外长回答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日关系，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声，究竟原因何在？”接着，他说：“我想起一位中国的外交老前辈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他认为，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其实，这句话既是人与人的交往之道，也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

王外长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说到加害者与被害者，应该是有明确界限的。这个界限，怎能模糊呢？在“二战”中，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了大片中国国土，是中国的无辜百姓遭受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奸淫。这是铁的事实！谁是加害者，谁是被害者，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然而，日本政府首脑至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而吞吞吐吐地说什么“学术界至今对于‘侵略’还没有定义”，等等。这种扭扭捏捏而实际上是予以否认的态度，与日本绝大多数有良心的普通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知道，绝大多数善良的日本人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但他们却主张日本应当如实地承认自己是加害者，应当向被害者悔罪、道歉。相反，日本当局有些人生怕别人说日本是加害者，闭口不谈当年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干的那些不光彩的事，对“反省”过去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讳莫如深，却热心于把自己打扮成“被害者”。对此，长年从事日中文化交流的白土吾夫在“二战”结束五十周年——1995年来北京时，曾当面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人对不起中国人，日本应当向中国道歉，但日本政界有极少数人企图翻案，美化侵略历史。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应当同这些人进行斗争。日本人首先应当认识自己是加害者。不错，日本人曾经遭受过原子弹的灾难，是原子弹的被害者，但我们要想一想日本人为什么被害？因为日本首先发动了那场战争，要承认自己是加害者。我认为这是前提。”

说到加害者和被害者，我想起一件事：日本政府首脑（包括一些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时常常搬出种种“日本文化特殊论”，以混淆视听，模糊加害者和被害者的界限。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一举动，绝不是基于什么“日本文化特殊”。我认为，身为一国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不是用“文化习俗的差异”和“生死观不同”所能解释和搪塞得了的，同时，这也绝不能等同于普通老百姓的一般行为，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行动，是事关日本政府如何看待日本的侵略历史和“二战”战犯的重大原则问题，它关乎中日两国间建立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说到底，是日本在战后没有彻底清算和总结过去的侵略历史。“二战”结束以后，虽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被处以极刑，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一大批军国主义骨干受到了美国战后冷战政策的保护。因此，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谁是加害者，谁是被害者这个问题在日本至今未获彻底解决。那种企图重温旧梦的思想温床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

日本流行的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依照日本人的国民感情”，不管“善人恶人，死了都变佛。那些甲级战犯已被处以死刑，他们今世已经受了刑法”，因此，“成佛”无疑。然而，这种“特殊”的日本文化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沙林事件”的元凶曾指使同伙在电车里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被判了死刑（尚未执行），一旦他被执行死刑，请问那些无辜被害者的家属会把他当作“佛”吗？

此事也涉及对历史认识的问题。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有一个中肯的论述。他在《外交论坛》杂志发表的题为《文化与外交》的文章说：“在日中关系上，所谓历史问题经常表面化。日本有些人（前些年）把这个问题与防卫、贸易问题扯到一起，说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搬出过去的战争问题，是因为它想要日本提供更多的援助；也有一些人指责中国对日本教科书如何描述那场战争说三道四，是干涉日本的内政，但我认为这些见解都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层面。对于中国人来说，19世纪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这一认识已经成为中国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根本。如果对此麻木不仁，就永远不能使日中关系获得飞跃的发展。”

入江教授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他强调指出观察中国历史不能忽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层面”。什么是“文化层面”？“文化层面”就是19世纪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宰割中国的“屈辱的历史”。

日本《朝日新闻》2007年7月7日在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时发表社论也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日中战争的历史，不折不扣地跟中国的近代史相重叠。”由于（中国当时）处于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理所当然地将在那场战争中“遭受的灾害”“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之中”。

反观现实的日本，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局一直动荡，经济长期低迷，从而加速了右翼思潮的抬头。我们看到日本社会现在仍然存在着一小撮右翼势力，尽管他们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但右翼思潮有时呈弥漫的趋势。

至于如何认识那场战争，这个问题在日本一直拖了一个很长的尾巴。日本首相坚持去参拜靖国神社，也是有它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能孤立地去看这个问题。对于那一段不幸的历史，应该怎样来对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最近一个时期，日本政府首脑违背民意，大谈要“改变战后体制”，即彻底“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看到，安倍内阁借口所谓“外部威胁”，凭借执政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的优势，加紧步伐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解禁所谓“集体自卫权”，强行通过一系列“安全保障法案”。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日本北自北海道、南至冲绳的各地各阶层人民的坚决反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包括大批妇女（有不少家庭主妇带着自己的孩子）和青年学生举行集会或游行示威。学者、作家、大学教授、律师、新闻工作者等文化人通过举行记者招待会或写文章等各种形式，明确指出日本政府的这一行径违反日本和平宪法，所谓“安全保障法案”是明目张胆的战争法案，他们高呼“要和平，不要战争！”“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再次送上战场！”“对安倍晋三政府，我们说‘不！’”要求“安倍立即下台！”，不少地方议会还通过决议，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违反和平宪法的“战争法案”。一些主流媒体进行的舆论调查，也表明绝大多数被采访者认为安倍向国会提出的“安保法案”违宪。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前日本内阁法制局的一些高官也从法理上反对这一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的“法案”。但是，安倍内阁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要求，不顾广大日本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主要在野党抵制表决的情况下，悍然在众参两院通过了推动日本走向危险道路的所谓“安全保障法案”。

安倍内阁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在国会强行通过披着和平外衣的战争法案，原因之一，是要兑现2015年4月安倍访美时夸下的海口：2015年夏天一定要在日本国会上通过这一法案。不言而喻，其真实目的，是要争得日本自卫队向海外作战的“权利”，从而实现日本国的所谓“正常化”。舆论指出，不管日本的当政者怎样闪烁其词，日本当局心中的真正的假想敌是中国。这就暴露了日本要进一步屈从于美国，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充当小伙计的本质。与此同时，安倍内阁此举的更深层次的企图，则是在战略上借帮助美国制华，来逐步地曲线实现对美国控制的摆脱。

最近以来，我们不断地听到从日本传来这样一些不和谐音。难怪日本的老百姓说：“好像在耳边又响起战前曾在日本流行过的那首童谣的第一句歌词‘这条路，是过去曾走过的路’。”是的，这是一条日本曾经走过的军国主义老路，是给亚洲和日本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最后宣告失败的那条不归路。历史证明，此路不通，不仅当时不通，而且现在和将来也永远不通。

2015年8月14日，安倍首相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了战后七十周年谈话。安倍在内外压力下，挖空心思、心机算尽，十分不情愿地把“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关键词镶嵌在他的谈话中，并且玩弄文字游戏，以第三者的口吻似是而非地讲了一通过去的“一战”和“二战”的历史，以此来模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逃避战争罪责，并回避向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受害者直接地、真诚地道歉和反省。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安倍在谈话中竟说：“我们的子孙一代跟过往的战争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让他们背负谢罪的宿命。”这是安倍谈话的核心，是要害。这表明，安倍要给日本今后对战争的“谢罪”和“道歉”画上一个句号。总之，安倍的这一谈话，是他一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集大成。

尽管安倍处心积虑，玩弄“模糊哲学”，但战争性质不容模糊，更不容歪曲。历史必须直面，更不能割断和忘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而且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安倍谈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有关国家和日本国内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习近平主席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我们对于东方近邻日本，衷心希望它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和平发展之路。战后几十年来，日本虽然经历了曲曲折折，但走过了和平发展之路，这使日本在经济上得以飞速发展。日本广大人民在“二战”后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各种形式一直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说到这里，有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那是2007年10月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交流论坛第三次会议在东京举行时，日本画界巨匠平山郁夫提议在日本广播协会东京千代田放送会馆举办一次座谈会。平山郁夫在会上所做的强调和平重要性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日本必须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教训。现在，在日本有人要修改宪法，而日本宪法明确规定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不能使用武力，不能参战，要用和平方式为国际社会做贡献。日本已经宣布放弃战争，这是必须恪守的。”他呼吁：“日本青年再也不要把枪口对向亚洲，日本的母亲们要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要再拿起枪来，和平才是世界的趋势。”平山先生的发言，代表了日本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声。

回顾战后的日中友好运动，我认为是有它自己运行和发展的规律的。战后初期，日本就形成了两股力量，并长期对峙。焦点是敌视中国，还是与中国友好？较量的结果，后者终于发展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汹涌澎湃的巨大洪流。而这股洪流在开始时还仅仅是点点水滴，后来逐渐发展成涓涓流水，最后汇合成了滚滚向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四十年间，两国关系虽有起伏，但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而且取得了很大成果。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的长河中，这四十年可以说是发展最迅速、成果最大的四十年。2011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邦交正常化时的三百多倍，双方的直接投资额也超过了八百多亿美元，使两国成为相互需要的经济贸易伙伴、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邦交正常化当时的双方人员往来每年不足一万人，但到了2011年时每年超过五百万人次，每周有五百六十个航班来往于两国之间。

本来中日两国人民要兴高采烈地庆祝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但是，2012年下半年却发生了日本当局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等一系列“扣错纽扣”的行为，从而使中日关系陷入了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冰冷的低谷。中日两国人民对中日关系的现状表示忧虑。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从来都是不含糊的。我们希望日本当局者能从大局出发，尊重历史，立即把“扣错的”纽扣加以改正，早日坐下来，通过会谈，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以便使中日关系恢复稳定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https://www.daowen.com)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听一听日本国内一些人士发出的正义呼声和他们的正确主张。2012年9月28日，包括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前长崎市市长本岛等、冈本厚在内的约一千三百名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在东京发表了题为《制止“领土问题”的恶循环》的《市民呼吁书》，明确指出：所谓“日本领有”钓鱼岛，是与明治以来日本政府所推行的侵略、殖民政策不无关系的，这难道不是日本执政者过于缺乏“guilty consciousness”（罪恶意识）的表现吗？《呼吁书》进而指出，“我们不能忘记”“领土”问题是“以（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历史为背景的这一事实”，“日本主动地去认识（它在近代侵略近邻各国）这一历史问题，并加以反省和真诚地表明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现在日本当局者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罪恶意识”。

世界上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知道，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之间是曾经有过“默契”和“谅解”的。但日本某些当权者硬是说中日之间未曾有过“默契”和“谅解”。实际上，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之间、1978年在邓小平副总理和福田首相、园田外相之间曾就“搁置”“领土问题”达成过“默契”和“谅解”。让我们看一看园田直外相1979年5月30日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的答辩。他说：“［尖阁问题（即钓鱼岛问题），］它不仅仅关系到日中关系，而且在考虑日本的国家利益时，到底是维持现状、搁置不动符合国家利益？还是现在就把问题挑起来符合国家利益？我考虑，还是搁置不动，就像邓小平副总理所说的……二十年、三十年，搁置起来不去动它，从日本独自的利益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段话，白纸黑字写在《国会议事录》中，日本的当局者不妨把它找出来重温一下。

那种至今坚持不承认这一事实的态度，要么是不了解历史，要么是要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前述《日本市民呼吁书》说得好：“即使中国把这看作是（日本）违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的默契和‘谅解’，也是不足奇的。”

面向当前的中日关系，我想，我们还是把希望寄托于广大日本人民，寄托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在观察中日关系的未来时，宜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我认为，长远地看，中日友好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一发展趋势和运行规律，同样也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和改变不了的。中日关系最后终归是要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回想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中，民间交流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日中友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民间的“草根运动”。中日关系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局面，正是凝聚着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的心血。不是别的，正是长期的民间友好交流，“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逐步走向了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官民并举”的局面。这一历程，是新中国同世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史上从未有过的。中日民间交流的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中日友好的基础，是广大两国人民的友好。今天的中日关系是战后两国人民共同努力艰苦缔造起来的，对于这个得来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而没有一条理由可以去损害它。

如果有谁损害它，怎能对得起两国先人付出的心血，又怎能面对两国后来的子子孙孙？

我们注意到，面临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的今天，有一种看法认为：两国的民间友好交流似乎已经过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作用。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与官方外交并存的民间外交，无论是在推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继续发展，在教育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加深相互理解和信赖，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制止和反对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活动方面，仍有它自己的活动阵地，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认为，今后最重要的是两国人民要在坚持中日关系的“原点”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

当然，我们也要如实地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中日两国民众在一些问题上的感情对立依然存在。中日国民感情的变化与中日关系本身有着密切联系：在中日关系趋好时，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会相应提高；在中日关系恶化时，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会相应降低。这表明，中日国民感情的改善受到中日关系大环境的制约。在中日关系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之前，难以出现两国国民感情的根本改观。这也就是说，要想改变目前中日国民感情对立的现状，也许并非易事。如何化解两国国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增进相互理解，改善彼此印象，改善逐渐恶化的国民感情，是当前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紧要课题。

我想强调的是，中日两国应当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我们要坚持上述的“原点”。什么是“原点”？

原点就是中日关系的四个政治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缔结和生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了下来。这一条约与中日复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一道，成为奠定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之一，就是和平、友好。在21世纪的今天，中日两国应从大局出发，继续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这应当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必须走和平、友好、合作的道路，这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中日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也至关重要。这就是说，中日两国关系的关键词应当是和平、友好、合作、共赢，而不应当是憎恶、反目、对抗、战争。

然而，无可否认，中日关系中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存在着变数。日本政局仍有动荡的可能性。况且在日本社会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愿意理性地看待和接受中国不断发展振兴的事实，尽管他们不构成社会的主流，但人们不能不对此保持应有的戒心和警惕，避免受到他们的干扰和破坏。继续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不断加强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合作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我认为这是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

中日两国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才能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的机遇和利益。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国策。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永不称霸，永不扩张。这绝不是口号，而是中国基于自身的基本国情、发展现实和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国正在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后，在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中，我认为有两件事特别重要，那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交流和青少年交流。

文化交流，是改善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一个有效途径。正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形成的国民感情因素交织在一起，常常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毋庸讳言，相互理解看似容易，但要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并非易事。我们承认中日两国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但同时也要如实地承认存在着差异。

是的，中日两国一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毕竟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各异，彼此间存在隔膜是毋庸讳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出来。鲁迅曾经说过：

“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可见，文化艺术交流对于消除隔膜、增进相互理解，是多么的重要。

长期以来，日本是跟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国家，交流形式多样，种类和项目总数一直居于首位。然而，尽管如此，实际上中日两国人民对对方文化还缺乏理解。这表明，我们的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的力度还很不够，仍需做很大的努力。

文化交流是心灵的沟通，也是在两国人民心灵上架设桥梁的工作。这座桥梁，就是友好的桥梁，相互理解的桥梁。我衷心地希望今后在这座桥梁上来往的人越来越多。

在开辟中日友好的未来时，青少年交流显得格外重要。中日两国青少年交流是具有远见的战略性措施，也是两国正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交流才是最具战略性的。青少年交流在改善国民感情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大家所公认的。我们需要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有效的方式，加强包括互派留学生在内的两国青少年交流，不断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培育新生力量，注入新的活力。一句话，中日友好事业和文化交流事业都需要培养接班人。中日两国青年既肩负着建设各自国家的重任，也肩负着推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历史重任，因而应当自觉地培育“大局观”。中日友好事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中日双方都需要培养一批能像老一辈那样在发展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友好人士。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明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我们要不忘初心，回归“原点”。“原点”是什么？“原点”就是和平、友好、合作、共赢。

我认为，这才是中日友好事业真正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迫切需要。

搁笔时偶成汉俳一首，以此作为本书结尾：

寰宇企和平，
丽泽⁽¹⁾相交贵共赢，
风雨见真情。

2017年春夏之交　于北京林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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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丽泽，见《周易》：两泽相连，彼此交流，沁润、滋益。

作者曾多次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日本领导人及各种代表团会谈时的翻译，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记者常驻日本15年，撰写过大量有价值的报道。本书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以亲身经历为基础，通过大量生动的历史细节，呈现了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和历史时刻，回顾了两国领导人和民间各界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以及曾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带读者了解那段似乎熟悉又不为人深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