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无声胜有声”——记松村谦三连续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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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接受再教育”的山西洪洞县的地里干活，突然接到原单位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返京。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赶回北京。返京后才知道，是为了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外宾接待工作和准备迎接松村谦三一行。

长崎“国旗事件”

松村谦三选择那个时候访华，与当时的中日关系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关系虽然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是通过两国人民的努力，1952年6月高良富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与中方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后，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逐步开展起来，呈现出发展的势头。

但是，1958年5月长崎发生的日本右翼分子污辱中国国旗的事件，彻底破坏了中日两国间已经出现的友好气氛。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5月2日下午4时半许，日本两名暴徒闯进长崎市内滨屋百货商店四楼展出中国邮票和剪纸的会场，扯下了中国国旗。会场主持人立即将暴徒扭送至长崎市警察局，但警察局却不把五星红旗视为中国国旗，仅以“损害器物”为由，当晚将暴徒释放。中国政府当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这一事态，使中日两国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交往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剩下的只有中国方面向日本中小企业提供“照顾物资”这条细小的渠道。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的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必然结果。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从1959年起，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忧虑中日关系的现状，开始展开活动，以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有影响的日本政界人士，便是前首相石桥湛山。那是1959年9月的事情。紧接着，就在当年10月，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率团来华。

周总理在大厅门口亲自迎接

从中日关系后来的发展来看，周恩来总理当时邀请松村谦三访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于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表示要“与共产主义对抗到底”，对中国采取所谓“静观”态度，并企图不顾一切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自民党内有些人对松村访华感到困惑，认为这是一种冒险行为，表现十分冷淡，因此松村谦三这次来华显然不可能有太大的动作，只能采取一般友好访问的形式。虽然日本各阶层人民对松村一行的访华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但松村本人仅仅希望通过他的访问，向中方说明日本的立场，也摸一摸中国的底，以便找到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某种契机，而根本没有打算同中国发表“共同声明”或“协议”之类的文件。

中国方面对于松村谦三的这次访问十分重视。在代表团到达北京的第三天——10月21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了欢迎酒会。中国方面的重视程度，还可以从出席这次酒会的人士囊括了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卫生界、新闻界等各方面代表人物这一点，窥见一斑。

日本客人走进上海厅时，周总理站在大厅门口，亲自迎接。孙平化向周总理一一作了介绍。我站在一旁做翻译。由于我被下放山西劳动，好久没有为周总理做过翻译了，所以在大厅门口做迎接客人的翻译时，难免有些紧张。

那天晚上举行的虽然是欢迎酒会，但采取的是宴会形式。周总理首先站起来讲话。他没有拿讲话稿。做翻译，最忌讳的是脑子里有杂念，有了杂念，思绪一定会混乱。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逐渐地感到好像没有先前那样紧张了。周总理说：松村谦三先生是继石桥湛山先生之后到中国来访问的。松村先生同石桥先生一样，都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为远东和世界和平，共同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努力。我们希望松村先生这次到中国来能多留一些时间，多同中国各方面的朋友谈一谈，多到各个方面各个地方去看一看，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从而更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为远东和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松村谦三致答词。他也没有拿讲稿，即兴讲了三十分钟。松村说：“日中两国之间过去不幸发生了许多问题，这使我们深为遗憾。今天，我可以说，日本没有一个人愿意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日本国民希望走和平的道路。日本应当在和平的环境中随着亚洲的繁荣而生存下去。我愿意代表日本国民表达这种愿望。日本应当竭尽全力赶上世界和平的潮流。”

松村谦三赞扬新中国的发展。他说：“中国人民规模宏大的建设，以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振兴，是历史奇迹。在和平环境下，如果这一宏伟的建设能持续二十年、三十年，那么毫无疑义，它将改变世界的历史。这将有助于亚洲人民的自由与世界和平。”

松村还表示，他这次访华抱有多种目的。他首先希望能同中国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其次是要看一看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看一看中国的古代文物。他说，作为一个老汉学家，希望游览名山大川，作为一个曾经多年做过农业工作和教育工作的人，还希望了解中国的农业和文化教育工作。松村说：“一句话，我的最大目的是，通过这次访问，希望能够达到双方真正的理解和亲善。”

松村谦三这次访华，周总理总共与他进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有的采取了会见全团的形式，有的则是“一对一”的单独会谈。每次会谈，时间都很长，有时竟谈到深夜。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前往密云的列车上进行的单独会谈。

别开生面的“车中会谈”

清晨，从北京出发的专列向距离京城西北八十公里的密云水库疾驰。

那是1959年10月25日。

头一天，我接到通知：周恩来总理要陪同松村谦三一行参观密云水库的建设工地，国务院外办安排我担任此行的翻译。上车前因为没有人交代我当天工作的细节，所以我心里想，等列车抵达密云后，周总理将出面陪同客人参观，那时，我一定要把这场重要的翻译工作做好。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总理会利用这趟列车往复的几个小时，在车中同松村先生进行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谈。

这趟专列从北京出发时就挂有一辆公务车。列车启动后不久，我陪同松村来到这节车厢。车厢内布置得像一间客厅，秋日柔和的阳光透过车窗射进来，显得明亮、温馨。我看到周总理已经等候在那里。根据双方约定，中方陪同人员只有廖承志，而日方没有安排陪见人员。这是一次深入的会谈，日方后来把这次会谈称为“车中会谈”。

会谈的中心，是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总的来说，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在原则问题上又各不相让，双方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整个会谈，我认为周恩来总理发挥了主导作用。

周总理对松村谦三不顾高龄为改善中日关系率团来华给予肯定，并对他战后出任农林大臣时实现日本粮食的自给自足表示赞赏。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周总理说，中日两国人民不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谋求改善两国关系，而且要逐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实现互不侵犯。周总理说：我们认为，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关系之后，可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可以把互不侵犯条约的范围扩大到远东、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周总理强烈谴责了岸信介内阁当时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指出日本有一小撮人包括执政的一些人，敌视中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阻挠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松村谦三表示赞同周总理对中日关系的总的看法，并认为“完全是正确的”。他说，日中两国有两千年的友好传统，两国人民不应当处于现在这样的不幸状态。我们应当恢复友谊。他还说，现在世界吹着和平的风，我们愿意同中国一道为世界和平做最大的努力。但是，松村却极力为岸信介辩护，说他没有敌视中国，并说周总理指出的那些情况是一定会改变的。针对这一情况，周总理说：“即使松村先生等友好人士对中国再表示理解，再表示友好，那也是代表个人。而岸信介是日本的总理大臣。一国的负责人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情况就不同了。”

在谈到《日美安保条约》时，周总理严正指出，岸信介内阁修改条约将使美国继续在日本保留侵略亚洲各国的军事基地，因此，修改条约不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周总理说，战后，日本处于半占领状态，建立了外国军事基地，并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是不幸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不幸表示同情。现在，日本人民要求摆脱这一束缚，反对修改并要求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国人民同情并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因为中国人民担心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进而复活军国主义。

然而，松村却说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是为了把“不平等条约改为平等条约”，并不像中国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松村竟搬出《中苏同盟互助友好条约》，说“中国缔结这一条约也不是真心要同日本打仗。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也跟这相类似，只要和平共处的动向和新的和平运动发展了，《日美安保条约》即使存在，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台湾问题，是双方会谈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周总理指出日本确有一小撮人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反对搞“台湾独立”。松村则极力回避问题的实质，说台湾是日本因战败而“放弃”的，怎样处理台湾问题，应由获得的一方自己去解决，而不要向日方提出。

据我观察，日方的态度是：在谋求改善日中关系时，作为第一步，想恢复贸易，但又生怕涉及废除“日蒋条约”这一尖锐的政治问题，因此极力主张所谓的“政经分离”。周总理针对日方提出的这一论点指出，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有可能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使一度中断的中日贸易关系得到恢复，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促进这一关系的发展。这就是政治。有人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这是奇谈怪论。我们邀请松村先生到中国来访问，这也是政治。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是政治的关系。

我在工作中感到，松村谦三的首次访华，无论从中方或日方来说，都想把它作为一次重要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了解对方意图、增进相互理解，并借以探索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

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松村在结束访华时既未发表公报，也未发表会谈纪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谈没有取得成果，而是双方有意这样安排的。有人曾经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松村的这次访华为后来签署廖（承志）高（碕）贸易协议和互换记者协议，并使中日关系一举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仅要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松村谦三第二次访华，是在1962年9月。中国方面同第一次一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代表团一行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9月15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总理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松村谦三先生踏上中国国土的时候，正是中国的中秋佳节，因此愿以中国的一句话‘花好、月圆、人寿’欢迎松村谦三先生及其一行。月圆象征着团圆，亚洲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并且应该团结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家庭里。”周总理说，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而且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赞扬松村谦三不仅愿意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而且愿意努力为两国人民后代的友好打下基础。

说到这里，周总理意味深长地强调说，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对于松村先生的这次访问，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

听了周总理这一席话，松村谦三很高兴。他向周总理打了个招呼，便站起来讲话。由于他没有讲稿，我只好当场即兴翻译。我注意听他讲的每一句话，听得出他的话里充满着感激之情：“我们这一次到中国的第一天，适逢中国的中秋节日，我们很高兴能赶上这样一个吉祥的日子。刚才周恩来总理讲了‘花好、月圆、人寿’这样的热情话，我也希望日中两国的关系永远能够像中秋明月那样圆满和明亮。”松村强调说，我这次来中国访问，就是要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交换意见，以便为改变目前日中两国的这种局面和促进两国的亲善关系奠定基础。他说，我们在东方的两个兄弟国家应该建立起真正的兄弟关系。

松村这次访华时，日本内阁已经更迭，岸信介在日本人民一片反对声浪中下台，继而上台的是池田勇人。

松村谦三这次来华后，周总理同他进行了三次会谈。这三次都是我担任的口译。

日方的底牌依然是：虽谋求进一步发展日中贸易，但经济要与政治分开，即坚持所谓的“政经分离”方针，以回避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政治上不敌视中国，不搞“两个中国”。

9月19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会谈历时三个小时。周总理在会谈中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他针对日方坚持的“政经分离”的观点说，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在谈经济问题之前，必须先谈政治问题，并强调指出中国一贯主张的“中日关系三原则”是不变的。周总理还指出，日本在联合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池田内阁的做法跟岸信介内阁没有两样。

松村谦三极力说明池田内阁不同于岸信介内阁，它对中国采取的是向前看的态度。这次他到中国来访问，也得到了池田首相的同意。当时传说，池田首相曾对松村谦三说道：“我的脸朝向美国，而您的脸要朝向中国。”在会谈中，松村还为日本政府的立场进行了辩护，说日本并没有对中国实行敌视政策。日本之所以实行那样的政策，是由于它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缘故。(https://www.daowen.com)

“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9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从下午4时一直进行到晚8时。会谈中间，服务员还送来了一次点心。连续四个小时的会谈，对于上了年纪的松村老先生来说，确实是很不易。

这次会谈，日方原先的设想是政治问题已在第一次会谈中谈过，这次则专门谈经济问题。但周总理一开头便严正指出，昨天日本广播协会（NHK）的一条消息说什么中日双方在第一次会谈中就“政经分离”达成了协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方面主张政治、经济不可分离这一点丝毫没有变化。于是，周总理又就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特别是花了很长时间谈了如何处理日本同台湾地区的关系，并耐心阐明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搞“台湾独立”的原则立场。

这次会谈有一点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周总理就当时的中日关系提出了完整的观点和表述：

中日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前述政治三原则基础之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而且这两方面要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而不是相反。中日两国首先是两国人民可以采取渐进的积累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我认为，周总理提出的这一表述，是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它既坚持了中国一贯的主张和原则立场，又照顾到日本的处境，充满着辩证法。例如：一、中国坚持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但同时又说“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并指出这两者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二、日方在会谈中一直提出要实行“积累方式”发展中日关系。对此，周总理说，你们叫“积累方式”，我们叫“渐进方式”，意思是一样的。周总理在上述完整的表述中，把日方的说法也吸收进来。三、周总理强调双方要通过“积累方式”即“渐进方式”把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的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样，周总理就把中日双方努力的方向，即应达到的目标——“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点明了，把问题的核心说得一清二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在这次会谈中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松村谦三总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方面完全同意了日方的主张。对此，周总理明确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人，松村先生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成员，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怎能都一致呢？不一致是自然的，不可能全都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中日两国实行和平共处，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是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周总理态度明确，毫不含糊，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暧昧。真不愧是周总理啊！

松村谦三在会谈中表示担心中国强大后，会成为威胁。他说：“中国这样发展下去，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国家……在日本有人看到中国人口多，担心‘黄祸’。”

松村谦三说到“中国会变成很大的国家”时，日语用的是“恐ろしく大きな国になる（osorosiku ookina kuni-ni naru）”。我想，在外交场合，翻译要严密、准确，不能马虎，就机械地按日语字面把这句话译为“中国会变得可怕的大”，也许日语的“恐ろしく大きい”只意为“很大”，而没有“可怕的意思”，我却把它译为“可怕的大”。

这样就引出了周总理的一段阐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话。他说：中国即使发展了，强大了，也不会变得可怕。“中国在历史上深受帝国主义的害，怎能把痛苦强加于人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由于我的翻译不甚恰当，竟使会谈稍微偏离了方向。正因为这是一场重要场合的翻译，我深感自己的责任。不过，当时我闪过一个念头，很不严肃地安慰自己，我暗暗地想：由于我的翻译不准确，反而引出了周总理关于和平外交政策那一段富有哲理和说服力的话，这岂不是“歪打正着”吗？当然，这样想，很不应该，也是不够严肃的。

在会谈中，周总理进而针对“黄祸”论说，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说这种话的人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在几百年前，当时的蒙古（贵族）军队曾经侵略过日本，那是历史上的事情，但是侵略军不是失败了吗？侵略者是不会成功的。日本军国主义从1894年到1945年侵略了中国，但最后也失败了。在亚洲，历史上的蒙古（贵族）军和日本军国主义都失败了。我们怎么会去侵略日本呢！“黄祸”这种说法，是欧洲人为了破坏亚洲的团结讲的话。

政治问题谈过之后，进入了经济问题，议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当时已有的友好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中日贸易。经过讨论，双方确定了几条原则：“以货易货”“综合贸易”“延期付款”“长期合同”（为期五年）。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商定对于上述原则事项，由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协商解决。这就是后来在发展中日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廖高备忘录贸易”的起源。

双赢的“口头表述内容”

预定9月19日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前一天的晚上，我们把中方根据第二次会谈的情况草拟的会谈纪要译成日文，19日上午，由孙平化带着我把这份纪要送给日方，征求意见。

会谈纪要的内容大体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先生进行了友好而坦率的会谈，双方确认：

一、中国方面重申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继续有效。

二、中日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必须遵守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三、恢复中日邦交，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双方应采取渐进方式和积累方式，促进这一愿望的实现。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双方要通过渐进方式和积累方式在发展政治关系的同时，发展经济关系。这两者的关系要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

四、根据中日两国人民增进友好合作的愿望，在目前情况下，中日贸易除了继续以民间的个别贸易和中小额贸易这两种形式进行外，还可以考虑采取以货易货、延期付款、综合贸易、签订长期合同等方式，来发展贸易。

这里，把上面多次出现的“中日贸易三原则”做一简要的说明。池田内阁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8月为改善被岸信介内阁破坏的中日贸易关系提出了三项原则：1.缔结政府间协定；2.在缔结这一协定前，只要双方表示友好，可以签订民间合同；3.对有特别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在贸易中可个别照顾。周总理还强调指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必须和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相联系。

尽管中方的上述方案反映了双方会谈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把周总理的完整表述包括了进去，但日方没有同意发表这一方案。这是因为松村谦三担心会被外界误解为这就是中日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同时也担心对外造成日方已接受中方提出的“政经不可分”的主张。日方认为文字表述越简要越好。后来，几经周折，日方提出了一个对案：

一、中国方面重申坚持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并表示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而且这一切都继续有效。

二、双方表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发展的愿望。双方一致同意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

日方提出这一对案后，心里一直不托底，生怕中国方面不接受。但是，这一天下午4时前，日方接到了中方通知：4时半周总理会见松村谦三一行。这样，日方才松了一大口气，判断中国方面基本上同意了日方的对案。

会谈开始。寒暄过后，松村谦三首先感谢廖承志为起草会谈的“文字表述”所做的努力，并说“下一步，我建议请高碕达之助来中国谈具体问题”。于是，周总理指着廖承志说：“廖承志和松村先生是中日双方的总联络人，因此这是他应该做的事。”

松村说：“这么说，我们二人今天是做了第一项工作了？”

周总理说：“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成功。会谈的内容双方将用口头发表，但是为了不引起误解，我同意整理出文字的表述，长短可以不拘。我同意这个‘文字表述’供双方口头发表用。”接着，周总理宣读了这份“文字表述”：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先生于16日、17日、19日进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

中国方面重申坚持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且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

双方表示进一步促进和发展贸易的愿望。

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

这一文字表述是双方协商的产物，它照顾了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既体现了中国方面最起码的要求，又体现了日方能够做出让步的最大限度。不消说，由廖承志出面同日方多次磋商“文字表述”的工作和文字的表述内容等，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然而松村听周总理宣读后仍担心这个“文字表述”会成为“联合声明”，便再一次叮嘱这是要口头发表的。周总理明确地说，这不是“联合声明”。

会谈后，中日双方的新闻媒介都把这一“文字表述”作为“消息”予以公布。

当晚，松村谦三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答谢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约一百人应邀出席。

松村谦三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是有意义的，并指出他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举行的会谈，为中日两国亲善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他说，我们这次应邀访华可以说是不虚此行，我们将抱着很大的喜悦满意地返回祖国。

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仍然把中方在第一次方案中提出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全面观点作了完整的阐述。

我想，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就使人们对中国的主张以及会谈中涉及的核心问题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周总理在阐述了全面观点以后说：“在这个意义上说，松村谦三先生及其一行来中国访问，是做出了贡献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表示支持。”周总理祝松村先生在今后的努力中，能够使中日两国人民的往来更加密切，使中日两国的关系能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经过双方的努力，如同松村所说那样，他的第二次访华为后来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就在松村访华后不久，1962年10月26日高碕达之助率领的一个包括二十二家大厂商代表共四十二人的大型代表团到北京。双方根据周总理和松村会谈确定的原则，就扩大中日长期贸易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贸易会谈很快达成一致，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在北京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达成了一项为期五年（1963—1967）的长期贸易协议，并商定关于协议的具体执行每年要洽谈一次。

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周恩来总理邀请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是在1964年4月。通过松村这次访华，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次松村访华的背景是这样的：1963年，当LT（廖·高碕）贸易进口总额达到一亿美元时，双方开始议论应该在北京、东京互设贸易办事处，互派代表常驻对方国家，以便加强联系，推动工作。与此同时，中日双方都深感为了增进相互了解，有必要互换记者，并且开始了这一方面的酝酿。就在中日关系日趋好转并不断向新阶段迈步时，松村再次率团访问了中国。不消说，他这次访华也得到了池田首相的支持。

当时，中日之间尚未通航，往来一般都要经过香港地区。但是，松村谦三不愿意绕道香港，他想直接从日本到北京来。因此，松村一行乘轮船“玄海丸”从门司启航直达秦皇岛。

松村抵北京后，周总理同他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政治会谈。松村还同廖承志就互设LT贸易办事处和交换记者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圆满地达成了协议。4月20日在北京，廖承志与冈崎嘉平太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纪要》规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中国设立高碕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各派首席代表一人，代表二人，随员二人，共五人。

与此同时，廖承志和松村谦三还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中日双方互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这一《纪要》规定，双方各派出通讯社、报纸、电视台记者八人（后改为九人）常驻，互派记者的具体事宜均由双方联络处负责办理。

中日双方互设办事处和互派记者，是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民间往来到半官半民阶段的重要标志。

池田内阁当时在美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反对的情况下迈出这一步，实属不易。这件事本身表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日本政府之所以能迈出这一步，固然与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分不开，但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对日方针、政策的正确，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本人作为无产阶级外交家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也是日本广大人民和有识之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其中包含着松村谦三的政治远见和他所付出的心血。但是，总体上来看，是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部署，准确地把握和分析形势，发挥主导性，抓住战机，成功地把中日关系一步一步从民间往来推向半官半民阶段，从而为后来中日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