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荆斩棘路崎岖——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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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快要到江之岛了，蓝色的太平洋沐浴着柔和的阳光，显得那样的宁静。中国第二任驻日大使符浩乘坐的汽车驶进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住宅前的小巷时，当地居民手持五星红旗夹道热烈欢迎。

这是1977年12月21日上午，符浩大使前往神奈川市片濑町探望当时已九十岁高龄的片山哲先生。为了采访，我也随同前往。

患病卧床口述信件

片山哲夫人菊枝热情地把符浩大使迎进屋内。片山哲卧床，不能说话。大使向他表示了衷心的慰问，并且对他虽卧病在床，仍时刻关心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发展，表示赞扬和钦佩。

为什么说片山哲卧病在床还关心中日友好事业呢？事情是这样的：就在这一年的12月9日，身患重病的片山哲在病床上吃力地口述了一封信，并委托菊枝夫人面交福田赳夫首相，敦促他迅速、果断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信中说：“我认为，我们日本民族现在和将来，应当加深友好和合作关系的国家，是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加深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同中国建立长远的紧密关系，建立互通有无的关系，对日本的前途以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缺少的。为此，我认为，早日缔结充分体现日中联合声明精神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极为重要的。”

菊枝夫人告诉我们，自从报纸刊登了她会见福田首相递交这封信的消息后，日本各地，从北海道到九州，有很多人——其中有许多人是素不相识的——纷纷来信或打电话，对片山哲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和鼓励。符浩大使说：“这表明片山先生的愿望反映了日本人民的愿望。我相信，他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周总理病中托人带信给田中

1972年9月中日复交后，人们普遍认为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紧接着应当考虑的是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特别是中日航空协定签订后，我在东京深深感到，两国关系的热点逐渐转向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我怎么也未想到，从中日复交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竟然花费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有人叹息：“如果说中日复交从战后民间交往开始算起经过了二十多年，似乎有些太长，而这六年也不能算短。”我对此颇有同感。

记得1974年8月，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访问中国时，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全团。当时传说正在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托竹入委员长给田中首相带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到希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田中首相予以响应，并决定要进入谈判。当年9月，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日本外相木村俊夫会面，双方表示同意尽早缔约。两个月后的11月，韩念龙副外长到东京访问。他是来缔结中日海运协定的。他利用这个机会，同东乡外务次官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进行了第一次预备性会谈。记得，那时韩念龙副外长还到驻日使馆来看望驻日人员，并谈了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对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当时人们是乐观的。一般认为，条约的内容当然是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只要把声明的主要内容条文化就可以了。所以，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节外生枝，经历那么多的曲折。

1974年下半年，令人意外地发生了“洛克希德事件”，田中首相被指控贪污受贿，日本政坛弄得沸沸扬扬，再加上执政的自民党内的权力斗争也搅在一起，使田中首相的处境越来越被动。在这种形势下，田中内阁被迫于11月26日宣布实行总辞职。

三木武夫出任首相

于是，由谁来担任下届首相，便成为日本政局的焦点。当时，人们认为最有力的人选是在上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被田中击败的福田赳夫。但是，如果福田出马，他的对手田中派和支持田中的大平派等派系的势力必定进行坚决的抵制。尽管这一次三木武夫是跟福田联合把田中内阁打倒的，但如果在党内举行选举，势必要跟福田决一雌雄。而且，大平正芳也不示弱，表示他将出来竞选。不仅如此，中曾根康弘也跃跃欲试。这样，自民党内各派系之间势必要展开一场混战，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肯定会远远超过以往。当时我有一个感觉，日本财界不希望政局出现混乱，而希望稳定。为了收拾这一混乱局面，自民党抬出了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出面进行调解。

由于我们需要及时掌握日本政局的动向，了解谁出任下届首相的可能性最大，便在东京找了许多日本政界和新闻界的朋友，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听下来后，结论是“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几位驻日记者还参加了由驻日使馆主持的形势讨论会。记得，那时我们的意见也很难统一起来。比较多的意见倾向于福田赳夫的可能性较大。有一次，我根据所了解的情况，谈了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在各派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两‘强’相权取其轻”，即在各个派系中力量相对弱小的三木武夫最后有可能被抬出来进行组阁。但是，这个意见未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当然，我也没有再坚持。

椎名悦三郎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要推荐三木武夫。按常规，三木武夫作为自民党内的旁流，是不可能成为首相的，只是因为自民党内可能要演出一场不可收拾的派系斗争，才把既不属于支持福田势力也不属于支持田中、大平势力的三木武夫抬出来，以便暂时缓和一下党内矛盾。可以说，三木武夫出任首相是反常的，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实际上，在所谓的“椎名裁定”公布以前，就已内定由三木武夫出任首相了。记得，有人还给三木夫人打电话透露：“（关于首相人选事）现在，风正在朝你家那个方向吹。”依我想，三木本人理应心领神会了，但“椎名裁定”公布后，三木会见记者时却假装事前毫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个消息，对于我，如同晴天霹雳！”

我开始对三木武夫的印象是不错的，认为他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在中日复交前，他还曾专程到中国访问，周总理会见了他。启程和回国时，我都到羽田机场去采访过。他对中国记者表示了特别的亲切。他访华归来，会见完记者，要离开会场时还故意走近我，低声“咬耳朵”，似乎要对我讲“悄悄话”，其实，啥事也没有。有人说，这是“故弄玄虚”，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要表现出对中国是亲近的、友好的。

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人们普遍认为对中国友好的三木首相肯定会积极加以推动，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上，他就任首相后不久，在12月14日的国会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时，曾明确地说过“要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翌年1月，陈楚大使在东京同东乡外务次官举行了第二次预备性会谈。会谈后，我听大使馆的同志告诉我，双方在两点上达成了协议：一、即将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的、向前看的条约。二、条约的内容以中日复交时的《联合声明》为基础。

三木为什么出尔反尔？

然而，到了2月间双方交换各自的条约草案时，却出了问题。中方提出的草案中写有《中日联合声明》中第七项的“反霸条款”，而日方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把这一条款写进条约中。

为什么三木内阁的态度骤然发生了变化呢？据我观察，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一是三木政权的核心成员都是反田中、反大平势力的头面人物，三木本人不能不受他们的牵制。例如，新上任的副总理是福田赳夫，自民党的副总裁是椎名悦三郎，总务会长是滩尾弘吉，政务调查会长是松野赖三。他们在当时都是“亲台派”和“亲韩派”人物。三木武夫起用的外相是宫泽喜一。我早就听说宫泽喜一是日本少有的美国通，英文很好，年轻时曾给吉田茂首相当过翻译。他跟大平正芳都曾经是池田勇人首相的心腹，但是池田死后，他跟岸信介、佐藤荣作、福田赳夫等人更为接近。尽管宫泽不是“亲台派”“亲韩派”，但是他对发展田中、大平曾为之尽力的日中关系表现消极。记得有一次宫泽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日本的外交重点时，他竟说今后他要努力医治日中复交带来的“后遗症”，并修复同韩国的关系。这使我委实吃了一惊。

这样一个班底不能不使三木首相在行动上有所顾忌。当然，三木首相本人到底是怎样想的，外人不得而知。但是退一万步讲，即使三木首相有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想法，他也无法说服那些反对派，因为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在他们的支持下能够把自己的政权维持下去。日本报纸不客气地评论三木首相，说他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是“有言不实行”——“光说不练”，其原因就在于此。

苏联露骨地施加压力

另一个原因是苏联的压力。当时，中苏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苏联既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正常化，又对已经出现的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存有戒心，因此，借三木内阁成立之机，频频向日本施加压力，阻挠日本与中国签订写有“反霸条款”的和平友好条约。苏联认为，“反霸”就是针对苏联的。在中日双方举行预备性会谈不久，1975年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洛雅诺夫斯基在东京主动会见椎名悦三郎，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会谈。翌日，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苏联大使对椎名说：“日本想缔结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对苏联不会产生好的影响。”

这次会谈，本来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椎名不向外透露，外界绝不会马上知道内情。但是，看来椎名有意把会谈内容透露给了他所熟悉的《每日新闻》记者。很显然，他是想在日本造成一种气氛，以便让人们感受到：用不着急于缔结连苏联都强烈反对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果然，2月14日在东京举行陈楚大使和东乡外相的第三次预备性会谈时，如同上述，日方反对在条约内写进“反霸条款”。

特洛雅诺夫斯基大使其后又拜会了三木首相，他通过送交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进行苏日和约谈判，以便与日本同时缔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6月17日，苏联针对日本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毫不掩饰地说，“反霸条款”是敌视苏联的条款。19日，苏联大使约见日本外务次官有田圭辅转达苏联政府的这项声明，并说“苏联对直接影响苏联利益的行动不能袖手旁观”，“如果缔结包括针对苏联的条款的条约，苏联不得不修改对日政策的轨道”。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动员包括“莫斯科对日广播”在内的各种宣传媒体，大肆鼓噪，并且故意无限期推迟签署已经达成协议的《苏日渔业联合事业协定》，甚至出动海军到日本海周围游弋，进行武力威胁。显然，这一切露骨地干涉日本内政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破坏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目的。

生怕“拿到手”的东西再跑掉

说到苏联，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三木首相在他任期内曾访问过苏联。当时日本媒体报道说，三木首相希望通过他访苏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取得成就。据报道，三木首相会见勃列日涅夫时，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勃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话：“可以探索中间性的措施。”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不会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向日本让步，因此对勃的这一廉价表示并不看重。还有些人指出日方应该再深问苏联所谓“中间性措施”是何意？但三木首相对这句含糊其词的话却如获至宝，他一再表示，在外交上有一些事是不能深究的，如果当时进一步追问“中间性措施”是什么意思，那么好容易让苏联讲出来的这句话，也有可能被收回去。在我看来，三木首相当时对他访苏取得的这一“成果”是十分得意的。所以，他特别珍视它，生怕“拿到手”的东西再跑掉。在这种情况下，他怎敢惹苏联呢？我想，三木首相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表现得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跟此事有很大关系。谁都知道，当时三木首相有一位智囊人物，名叫平泽和重，是个外交评论家，跟苏联关系密切。我们应邀到三木首相家做客时，曾见过此人。他发表过一个方案：把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国后岛和择捉岛束之高阁，并与苏联缔结和约。此外，三木首相周围还有亲苏的国会议员石田博英和日苏协会会长赤城宗德等人，不消说，苏联加紧了对他们的工作。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驻日记者曾多次到我国驻日使馆去讨论在三木武夫执政期间能否同中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当时，有人认为三木首相是“亲苏派”，日本已经形成了一股亲苏势力，但我认为，苏联极力在日本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能否说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股亲苏势力，是值得商榷的。至于三木首相本人，更不好说他就是“亲苏派”。

其实，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霸条款”，并不是什么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中日复交时，日方就同意把“反霸条款”写进《联合声明》中。当时，日方考虑的是如下几点：

一、日本过去对亚洲有过侵略行为。为了表示反省，也为了表示决心今后不再采取侵略行为，有此必要。

二、日中关系正常化，使亚洲各国对日中两国的联合存有戒心，有必要消除这种戒心。(https://www.daowen.com)

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有可能威胁亚洲的安全。日中两国有必要表示决心，反对包括美苏在内的任何国家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

当时，日本外务省条约局认为，这一“反霸条款”早已写进了美国总统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因此，再把这一条款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由于苏联的介入，本来是属于中日两国间的事，而且又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终于成了中方绝对不能让步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宫泽的所谓“四项原则”

还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三木内阁根本无意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事情是这样的：

1975年9月，借联合国举行大会之机与乔冠华外长在纽约进行会谈时，日本外相宫泽喜一竟然要求中国外长对日方先前提出的所谓“四项原则”予以答复。所谓“四项原则”是：一、反霸权不指向特定的第三国。二、日本虽然无意从《日中联合声明》的第七条（即日中两国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第三国做此努力）后退，但在反霸权的问题上不采取联合行动。三、《日中联合声明》中记述的反对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内容，是一种举例说明。日本反对在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试图。四、如果遵守《联合国宪章》，就理所当然地会产生反对霸权的需要，因此要与《联合国宪章》一致起来。

明眼人一看便知，上述所谓“四项原则”的实质是要取消“反霸”条款。

这“四项原则”在三木首相写给周总理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据说，信是宫泽外相起草的。宫泽外相在纽约突如其来地提出他这次来是要听中方对这“四项原则”的答复，这是毫无道理的。

周总理托人向三木传话

因为在这之前，1975年6月12日，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医院会见日本两位老朋友藤山爱一郎和川濑一贯时，就已经采取向三木首相传话的形式做了答复。时任我驻日使馆政务参赞的萧向前回忆这一段经过时曾写道：“这是周总理接见的最后的日本外宾。这时总理的病已经很重，本来只见十五分钟，结果却谈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总理了解和平友好条约谈得不顺利，要让藤山传话给三木首相。总理说：‘三木首相为中日友好出过力，对此表示感谢，请将我的真意向他转达。’藤山说他要记录下来，总理表示同意。藤山说他理解周总理这次谈话是在中日关系上对日本人的‘遗言’。周总理表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重要的是这个条约为将来定下来前进的方向。过去的问题，包括战争赔偿、损害请求等，中日两国复交时我和田中总理已在双方署名的联合声明中清算完结，从现在开始中日两国应保持持久的良好外交关系。这一点必须在条约中予以规定’，‘因此，中国极为重视将（反）霸权条款写进条约的内容。中国的历史经验是受尽了列强的霸权的蹂躏，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在反对霸权的原则上让步’。‘中国只要求将《中日联合声明》中两国共同承认的第六项和第七项原样写进条约，日方只要答应这一点，中国再无其他特别的要求，中国对于日方加以解释的后退见解是不能允许的’。总理还说，‘我给三木首相的书信已经由大使转述’。‘中国方面已将这种想法回答了日方。日本政府说尚未得知是不可理解的。这一点毫无含糊的余地，请向三木首相传达’。藤山回国后很快到首相官邸向三木首相当面作了传达，并有官房长官井出一太郎一同在场。”不仅如此，关于中方对日方的所谓“四项原则”的态度，韩念龙副外长也曾向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作过答复。

然而，在事过三个月之后，日方竟然还要求中国对上述“四项原则”作答复，岂不是咄咄怪事！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宫泽外相竟当面对乔冠华外长说什么只要中方对这“四项原则”表示理解，日本就准备重开谈判，而且还宣扬“日方在‘反霸’问题上，根本无意与中国统一解释”。会谈后，宫泽在会见记者时更放肆地说：“中国似乎没有很好地吃透日方说的联合声明与条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由此可见，三木内阁根本没有诚意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如此，它还企图把中断条约谈判的责任转嫁给中国。

三木内阁的这一态度，在日本越来越不得人心。日本全国各地掀起了要求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高潮。日本许多政界人士、社会名流为早日缔结这一条约呼吁、奔走，很多人士还纷纷发表谈话，不少友好团体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早下决心。当时人们提出要求的焦点，就是条约中应该把“反霸条款”明确地写进去。

从中国国内来说，1976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逝世，10月6日中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之后不久，陈楚大使奉命调离日本，出任我国驻联合国代表。

形势的发展有利于缔约

1976年12月，三木首相辞职，由福田赳夫出任首相。福田首相在翌年1月的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讲时说，他的内阁执行的是“全方位外交”，关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只要“反霸条款”是符合日本国宪法的基本精神的，则愿意早日缔结。尽管其调门与三木内阁差不多，但总算表示了积极的姿态。

进入1978年以后，围绕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形势，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依我看，主要有：

一、中美关系的发展。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到了1978年这一年，中美建交的时机也越来越成熟。这就使福田首相周围的那些“台湾帮”感到大势已去，再继续抵制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也没有什么能站得住脚的理由了。他们想只要是福田下了决心，也不好再死乞白赖地加以反对。

二、由于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入了大规模的“四化”建设时期，开始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美国及欧盟等国家看重中国这个大市场，积极靠拢中国。这种情况不能不刺激日本，日本的经济界生怕落后，很想大力发展同中国的经济交流。为此就有必要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首先是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巩固日中友好的政治基础。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向新闻界表示：“日中关系应该友好地发展下去，应该尽快地缔结友好的、正常的政府间条约。”副会长稻山嘉宽说：“经济界人士中几乎没有人反对日中和约。”2月16日，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团体在北京签署了有效期为8年、贸易总额达两百亿美元的长期贸易协议。在此前后，日本许多财界巨头相继访问了中国。这一切都表明日本财界主流对缔约抱有热情，他们也催促福田首相早日做出决断。

三、中国坚持原则，继续做日本政府的工作。1977年1月，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时，中方曾暗示竹入，如果福田内阁在“反霸条款”问题上不节外生枝，而能站得高看得远，下决心，那么中方准备予以响应。竹入回国后向福田首相说，关键在于首相的态度。如果首相下决心，缔约谈判有可能进行得很顺利。福田很赞赏竹入的中介，便开始逐步修正三木内阁时代提出的“宫泽四原则”。进入1978年后，3月份日本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访华前，福田首相会见团长矢野绚也，请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他“决心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立场。3月14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北京会见矢野时，矢野转达了福田的口信。邓小平副总理当即表示：（1）根据《中日联合声明》尽早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想法，中国没有变。（2）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反对霸权无对象则不合道理。（3）双方均不干涉内政。（4）希望福田首相做出决断。欢迎园田直外相访华。

四、日本方面努力协调了各方关系。

首先是协调了自民党内的意见。1978年3月下旬，福田首相与干事长大平正芳就缔约问题进行了会商。这是福田首相第一次向自民党表明他要恢复缔约谈判。他要求大平干事长调整自民党内的意见。当时，自民党内仍有一些人对缔约或消极或反对，例如说什么条约内写进“反霸条款”，“会被卷进中苏对立之中”；有的要求先“确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的对日条款是否已经失效”；甚至有人搬出钓鱼岛的问题来，胡搅蛮缠。但是，这些人大多数是支持福田的，福田有充分的信心说服他们。事实上，最后总算把自民党内的意见调整过来了。

其次，是说服苏联。1978年1月，园田直外相访问苏联，向苏方说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性质，以促使苏方不抱戒心。尽管日方做了努力，但并未奏效。2月22日，苏联驻日大使特洛雅诺夫斯基向福田首相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再次牵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重启。不仅如此，翌日，苏联还单方面公布了《日苏善邻合作条约》的苏方草案。

再次是协调同美方的意见。1978年5月，福田首相同园田外相访美，向美国打招呼说日本要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卡特总统同福田首相会谈时，明确表示“对日中关系的进展感到高兴”，“对美国来说，反对霸权不存在问题”。园田外相同万斯国务卿会谈时，万斯称赞并坚决支持日中谈判的立场，包括支持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由于美国政府赞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政府对缔约进一步下了决心。

恢复谈判

福田首相从美国回来后，于5月下旬找了自民党的元老岸信介、前尾繁三郎、椎名悦三郎、三木武夫等交换意见。福田表示：“自缔结和约谈判以来已过六年，现在已到了极限，不能再等了。”岸信介、三木等人对缔约一向不积极，但到这时也不再提出异议。

就这样，从1975年9月起中断了三年的缔约谈判，又告恢复。

1976年10月，陈楚大使转任我驻联合国代表后，萧向前代办主持了一段驻日使馆的工作。后来，符浩同志出任了第二任驻日大使。

1978年2月，日本政府就重开条约谈判做出明确的表态，说：“时机确实已经成熟。”日本外务省的态度已变得非常明朗，它编写出版的题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经纬》说：“缔约以后使日中关系稳定，可以就两国间各项悬案和国际问题更顺利地交换意见。日中关系的稳定对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都有好处；对我国来说，今后也可以更加舒展地推行亚洲外交。”它还说：“如果不缔约而将其搁置不管，将在日本国内产生不利影响，内政上的甲论乙驳会经常不断地出现。”

仔细想来，上述缔约的经过是很耐人寻味的。三木武夫，人们一直认为他对中国友好，是“鸽派”，但在缔约的问题上，他表现软弱，无力说服反对派，所以他在任期间既未缔约，也未访问过中国，一句话，未能使日中关系前进。而福田赳夫，人们都认为他是“鹰派”，对中国并不友好，但是他最后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终于下决心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他本人是“鹰派”，所以他才能说服那些反对派。这也许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我们喝了永别的酒”

这时，我结束了在日本的长达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于1978年6月回到了北京。我回国后不久，从1978年7月21日起，韩念龙副外长同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以及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等日方代表在北京开始了事务级的会谈。经过了十四次会谈，于8月7日在事务一级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有了这个基础，园田外相由日本启程来北京，与黄华外长举行了两轮会谈，9日就条约草案达成了协议。10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园田外相，到此，缔约谈判全部结束。

从条约的文本来看，核心是第二条，即写进了“反霸条款”。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争取来的。而且它也与《中日联合声明》保持了一贯性。但是，有一点不同，即联合声明中原有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这句话，在条约中变成了第四条“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它的含义很清楚，就是不针对第三国。另外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原有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之后，增加了几个字：“或其他任何地区”。很明显，这是双方妥协的产物。看来，中方在坚持原则不后退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了日方的合理要求。

中日双方的事务人员基本上把文本定下后，日本外相园田直于8月8日前来北京。这时，园田外相对于访华是非常积极的。他认为“把缔结日中条约仅仅作为两国之间的问题来考虑就错了。缔结日中条约必须把有助于亚洲的稳定和繁荣放在心中，否则条约的会谈不能前进”，日本外交不能受其他国家所左右，“日中两国发展友好关系，苏联没有理由说三道四”。

我在1954年7月曾在北京接待过园田直。当时，他随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归途中来到北京，住在东单北极阁。代表团中还有后来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和成为外相、众议院议长的樱内义雄等人。我们当时把他们称为“少壮派”。那时我就听说园田年轻时赶上了“二战”末期，曾被驱赶当过“特攻队员”。所谓“特攻”，就是驾驶零式战斗机硬去撞美国飞机。但是，园田还没有撞，日本帝国主义就无条件投降了。据说，他这一次来北京签约时，右翼分子威胁要杀他，但他毫无惧色，毅然表示不怕丢掉性命。他还表示如果这次谈不成，就“切腹”，绝不活着回国。园田是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到中国来的。

关于这一点，我1997年6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的中日国际研讨会时，直接听到与会的日本代表、已故园田直的夫人园田天光光的发言。她说：1972年田中首相到中国来，与周总理一道开辟了恢复日中邦交的道路。过了六年，我丈夫作为外相从事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事宜。从当时日本的情况来说，此事并不那么容易。我丈夫对自己能否签成这一条约，确实是没有把握的。当时，日本有些人要把解决钓鱼岛问题作为先决条件。这就是说，要他作为外相让中国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他实在是办不到。但是，他抱着坚定的信心，无论如何也要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我丈夫来中国前，天皇曾说如果不同中国签订条约，“二战”就不能算已经结束。天皇有这样的表示，使我丈夫受到鼓舞，才下定了决心。在我送别丈夫时，我们喝了永别的酒。后来，听说次日要签约，日本外务省的人忽然表现得紧张起来。因为据说日本首相提出首先要谈清楚钓鱼岛问题，并为此发来了电报。当时，我觉得这一下子完了，看来我丈夫是回不来了。我只好在家里求神保佑。我丈夫要求再等他三天，日本政府也同意了这一要求。这期间，他一直考虑如何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他与邓小平阁下见了面。据说邓小平阁下很好地了解了园田的想法。

园田天光光说：签约一个月后，我与邓小平夫妇会见时，邓小平阁下说，你丈夫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签约的，正是由于你丈夫的努力，才签了这一条约。我丈夫在遗言中说，日中两国只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才会有幸福。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阁下的热情和宽广胸怀，才得以签订这一条约。

1978年8月12日，黄华外长与园田外相在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了字。

“我们全家人用茅台干了杯”

对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感到高兴，日本人民也感到高兴。在那些日子里，我在北京接连收到几封日本朋友的来信，其中一封是山梨县甲府市的一位日中友好人士神宫寺敬的来信。他是我在日本工作期间认识的一位朋友。

神宫寺的信，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8月13日写的，信中对这一条约的签订表示热烈祝贺，表达了他一家人的喜悦和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信中写道：

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愿望。当我听说8月12日晚上8时通过卫星要转播在北京举行的签字仪式的实况时，感到兴奋。8时，全家人都守候在电视机旁，当我们看到华主席、邓副主席、黄华外长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且通过电视亲眼看到两国外长签字时，想到了过去走过的漫长道路，内心蓦然充满了喜悦。这时，我们想到了在中国的朋友们。我同妻子和孩子说，此时此刻，中国朋友也一定是很高兴的。

华主席和邓副主席出席了签字仪式，这使条约的签字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对日本人民的友好表示，我心里感到激动。

电视转播完以后，我立即给东京的新华社分社打去了电话，与中国记者互致祝贺。

这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用茅台干了杯。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应日本政府邀请访问日本，在东京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条约从此正式生效，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也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标志着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