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自肺腑的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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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不抓，右派就要抓。”

“在日本，我认为重要的是抓民族的旗帜。左派不抓，右派就要抓。”

1961年11月的一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作为主人的邓小平总书记向坐在他身旁的日共《赤旗报》代表团团长土岐强说。

显然，邓小平是针对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讲的。1960年，日本全国曾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但是，后来斗争出现了低谷。尽管如此，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的基本事实没有改变。在日本，民族矛盾依然存在，民族解放依旧是日本人民的重要课题。先进的政党，只有高举民族的旗帜，才能动员和团结日本的绝大多数人。说到家，是由谁来争取群众的问题。左派不去争取，右派必然去争。

当时我作为译员虽然如实地把这句话翻译了过去，但由于我阅历浅，听了这句话，体会不深。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感到，这确实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革命家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看法和发自肺腑的赠言。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

在“史无前例”的狂飙刮起以前，我还为邓小平做过一次翻译。那是1963年12月26日上午，邓小平以代总理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及其夫人中岛京子。同时参加会见的，还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长长谷川敏三、文化部主任浅野芳男，日本著名女作家松冈洋子，日本摄影家代表团团长木村伊兵卫等人。

那个时候，邓小平一般不会见日本文化界人士。对于中岛健藏来说，这可能是他唯一的一次与邓小平的会见。

小平同志，留着人们熟悉的平头，穿着一身浅色的中山装，容光焕发地健步走进会见厅。中岛健藏身着深色西装，偕同夫人，与初次见面的邓小平代总理亲切握手。

小平同志请中岛先生夫妇坐在正面的长沙发上，而他自己坐的是左首的单人沙发。由于事隔四十年，具体的谈话内容，印象已经很淡漠了，但我记得邓小平向客人谈了国内外形势，也谈了日中两国人民团结的重要性。

1964年2月11日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机关刊物《日中文化交流》第78期上，刊登了这次会见的照片。

1964年9月，中日两国首次互派新闻记者。我被派往东京常驻，直到1978年6月，任期届满回国。在这近十五年中，中国国内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和其他许多革命老前辈在这一场劫难中的遭遇，不必细说。

“我们不能自己把手脚捆住。”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就在我回国那一年——1978年的12月，党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主持下，我国实现了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由抓阶级斗争转变为抓经济建设。这是党的工作重心的一次带根本性的转变。我回国后，在新华社总社待了一段时间后，又调回我原先工作的单位——外文出版局。

1979年2月下旬，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孟次率领该社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主要目的，是要采访邓小平副总理。小平同志于前一年10月应日本政府的邀请，曾访问日本，并与福田赳夫首相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接着，1979年1月中美建交，小平同志又访问了美国。当时在国际上，中越边境形势等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共同社代表团是应新华社总社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新华社考虑到我不久前刚从东京分社回国，而且熟悉共同社的人员，便从外文出版局临时把我调出来，帮助做翻译工作。2月25日晚，朱穆之出面，在珠市口丰泽园设宴为渡边孟次一行接风。出席作陪的有新华社社长曾涛、副社长穆青以及外交部的钱其琛等人。2月26日上午，我陪同团员石原荣夫去龙须沟和天坛参观。下午，确定邓小平同志要会见共同社代表团，我便与新华社一位做记录的同志前往人民大会堂新疆厅。

下午4时，邓小平在大厅里迎接渡边一行。(https://www.daowen.com)

小平同志穿了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显得很有精神，他把渡边团长让到右侧的单人沙发，自己坐在左侧的单人沙发上。这是为了小平同志便于听翻译的话。渡边团长提的问题，主要都集中在中越边界形势上。当然，也涉及了中日关系、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小平同志明确地说：台湾的统一，我们尽可能争取通过和平的方法。中国不能“神经衰弱”，如果“神经衰弱”，和平谈判就不可能，统一也就不可能。中美两国建交时，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我们始终拒绝。我们不能自己把手脚捆住。中国人有两只手。既然是人，任何人都不能把一只手捆住。那是不行的。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把一只手给捆住，就妨碍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样，他们就有可能变得毫无顾忌。

当时，中国国内刚刚改革开放，穿西装的人极少。我虽然刚从新华社驻东京分社卸任回国，也脱掉了西装，换上中山装。那天去做翻译，我还穿了一双翻皮大头皮鞋。当然，大头皮鞋没有锃亮的尖头黑皮鞋显得“精神”和“雅观”。我本人虽未在意，但新华社派出的记录员觉得那大头皮鞋似乎与领导人会见的气氛有些不够协调，便提醒我：“下次换一双黑皮鞋吧。”

看了那天拍摄的会见照片，果然我的那双大头皮鞋很打眼，显得不甚“雅观”。这就迫使我这个不太讲究穿着的人也去认真考虑一下换皮鞋的问题。

“‘叛徒’‘工贼’‘内奸’的罪名是不实的”

大约过了三个月，1979年的5月，日本另一家大新闻机构——时事通讯社也组织了以大畑忠义社长为首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们也要求会见并采访邓小平。我又一次被临时调去工作。这是我“文革”后第二次为邓小平做翻译。关于那一次的情况，我想抄录一段当时的日记：

1979年5月16日

8时半出发，9时许，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

9时半，邓小平同志到。

10时开始，邓小平同志接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

邓小平同志回答了日本朋友提出的问题：

1．关于调整四个现代化计划；

2．中苏关系；

3．中越关系、中老和中柬关系；

4．中国国内问题，其中包括所谓“自由化”问题和刘少奇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说：关于刘少奇，给他加的三个“罪名”——“叛徒”“工贼”“内奸”，经查明是不实的。但他犯有错误，也可能是比较大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他是重要人物，他的问题是重要问题，因此，不能匆忙地做出结论。

晚，代表团在北海公园“仿膳”举行告别宴会。新华社社长曾涛、副社长刘敬之等人出席。

时事通讯社社长、代表团团长大畑忠义在讲话时说，代表团这次访华有三大收获：

1．时事通讯社与新华通讯社互换了加强合作、无偿地交换新闻和新闻图片的备忘录；

2．结识了很多知己；

3．会见了邓小平副总理。

我的日记中虽然没有记载，但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还谈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他指出，所谓调整，是调整农业和工业、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这将有助于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有助于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