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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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代表团的一名翻译

我生平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是1955年春作为翻译随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

这一年的1月，中日渔业谈判开始后，工作人员就集中到新侨饭店。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饭店的一间临时充作办公室的客房里，只剩下孙平化和我二人。平时这里总是人来人往，忙得不亦乐乎，难得像今天这样空闲。

“有一个去日本的任务，考虑也要你去。”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孙平化突然向我说。

“可是，我还不是共产党员，能去吗？”我半信半疑地问道。

“当然可以去。”

“什么时候去呢？”

“大概是下个月。”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在东京举行第三次贸易协定谈判，对外贸易部等有关单位正在组织赴日的中国代表团，我是作为翻译人员之一，确定了要参加这个代表团的。

说到战后的中日贸易，自然要从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说起。如前所述，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是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冲破日本政府的重重阻挠，绕道西欧，经过苏联，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于1952年6月1日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签订的。战后，在中日两国法律上尚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议，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个协议规定自签字之日起至同年年底，中日双方采取以货易货方式，各出口三千万英镑。协议的最大特点，是确定了“同类物资交换”的原则。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虽经两次延长，共执行了十六个月，但由于日方准备出口的全部甲类物资（钢板、建筑和桥梁用钢材等）及大部分乙类物资（纺织机器、船舶等）均在美国操纵的所谓“禁运”物资名单之列，所以仅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

第二次贸易协议，经过中日双方谈判，于1953年10月29日签订。这次协议维持了各方出口三千万英镑的金额，期限到1954年12月31日。第二次协议仍坚持了“同类物资交换”的原则。尽管“禁运”问题未能解决，但日本政府被迫已多少“放宽”了对某些商品的出口限制，使中日贸易有了一些进展。第二次协议在执行的十四个月期间，完成了总额的38.8％。虽然完成金额不到半数，但比第一次协议总算有了进步。由于日本方面继续限制对中国出口，在中日贸易中自然产生了中方的若干顺差，使两国贸易得不到正常发展。而究其根源，仍然是由于美国设置的“巴统”这一人为障碍作祟，使日方的出口受到很大限制的缘故。

就在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签订的翌日，即195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日关系》的重要社论，全面论述了中国对日本的基本方针政策。

记得代表团访日前夕，中苏两国政府于1954年10月12日发表联合宣言，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对日关系的政策，是根据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原则，并且相信，这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它们主张同日本按照互利的条件发展广泛的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同时，两国政府愿意采取步骤，使它们自己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12月21日，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做政治报告时再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六万万人的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遵守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主张同日本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广泛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在这方面由于中日两国人民不断努力，已经有了某些成就，今后会有更大的发展。”

当时，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某些缓和。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的签订，给中日贸易带来一点转机。接着，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也即将召开。虽然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封锁禁运”政策没有改变，但是，中日贸易的环境开始出现变化。

日本出现松动，中国决定派团

下面再从日本方面来看，进入1954年后逐渐发生了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某些变化。曾在战后五次组阁的吉田茂下台，由民主党领袖鸠山一郎组织了新内阁。鸠山内阁在外交上想改变一下吉田内阁“向美一边倒”的政策，试图在对苏、对华关系上能有所突破。鸠山内阁成立的第二天，12月11日，外相重光葵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愿意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尽管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又打了退堂鼓。(https://www.daowen.com)

进入1954年，日本贸易界人士来华洽谈业务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一年，日本主要城市成立了促进日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团体，并由社会各界名流组成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连续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群众性活动。1954年9月22日，日本在原有的促进日中贸易组织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以村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决议。村田省藏于1955年1月访华，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正式发出了邀请。

这时，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除贸易外，一切经济指数都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日本经济处在所谓“神武景气”的前夜。而中国，也于1952年底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农业生产突破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进入了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经济上看，中日两国都具备了开展交流的条件。

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及国际背景下，中国接受了日方的邀请，决定派遣贸易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谈判，签署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

当时，一个代表团要出国时，对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都极为重视。我们集中到北京东单苏州胡同的一座小楼里进行学习。从此，直到出国前为止，我们每天都在这里上下班。

一天，在这座小楼的一层大厅开全体会议，我第一次见到团长雷任民。他四十岁刚出头，个子不算太高，眼大有神，动作敏捷，看起来很精干。他是对外贸易部常务副部长，也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主席。听说，他年轻时曾到过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读过书。也许时间隔得太久，他说过去学的日语早已淡忘了。这次全体会议，实际上就是日本人说的“结团仪式”。雷任民在会上讲了话。他是山西人，讲话略带一点口音，节奏比较慢，好像边讲边搜寻最恰当的词语。他说，我们的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他详细地谈了这次访日的任务，明确指出这次去日本，就是要与日方缔结第三次贸易协定，以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雷任民的精干，还表现在他事前把问题考虑得很细。他说，我们出国以后，工作方法要改变，不能像在国内那样，凡事都经过充分讨论，按部就班，慢条斯理。工作方法可能简单化一些，这一点，请大家原谅。

代表团有两位副团长。一位是党外人士李烛尘先生。他约莫有六十多岁，是一位温厚的老者。据说，他是天津永利化学公司和九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做过新中国政府第一轻工业部部长。他当时还担任天津工商联合会主席和全国工商联的常委。

另一位副团长是卢绪章。全国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做过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访日时，是对外贸易部第三局局长。他身材魁梧，刚毅忠厚，平时讲话很少。即使讲话，由于他那浓重的乡音，像我这样的北方人听起来感到很吃力。

这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最初确定的人数是三十九人。除了团长、副团长外，还有一位秘书长谢筱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络部长，括号内均为当时的职务），两位副秘书长：孙平化（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联络部副主任）、张纪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张纪明同时担任了代表团的发言人。还有一位顾问符浩（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顾问）。张纪明和符浩虽然都挂着贸易促进会的头衔，但看来，日本人在当时就知道一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而另一位则供职于外交部。

团员有八位：李范如（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代经理）、倪蔚庭（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商广文（中国土产公司副总经理）、冯铁城（中国土产出口公司副经理）、李景唐（中国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辛毅（中国化工杂品进口公司代表）、詹武（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局长、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张致远（交通部海运管理总局副局长、中国外轮代理公司代表）。

代表团配备了五位专家：王迪（造船）、张方佐（纺织）、徐学升（电机）、陈冰孝（造船）、俞宗荫（银行）。另外，还配备了张华增、陆绶观等四位秘书和陈抗、丁子修等四位随员。这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阵容。

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个代表团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四位新闻记者随行。首席是《人民日报》社一位富有经验的女记者汪溪。其他三位是新华社国内部记者任丰平、新华社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吴学文和《人民中国》杂志兼《大公报》记者康大川。

由于这是一个大型代表团，而且到日本要进行贸易谈判，自然要考虑配备足够的翻译力量。日语翻译安排了五人，有久经“沙场”的王效贤，熟悉贸易业务的林连德和王兆元，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方宜，从事《人民中国》杂志翻译工作的安淑渠和我。此外，还派了一位对外贸易部的英语翻译庄慕兰，以备急需。

我们几个日语翻译集中起来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是对日政策，二是贸易用词。孙平化常常到我们这个组来，给我们讲形势和对日政策。记得有一次孙平化专门谈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一般不提“建立邦交”，而更多地提“关系正常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中日两国在法律上还处于战争状态，两国关系是不正常的。只有建立邦交，缔结和约，结束战争状态，两国关系才算实现了正常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推动，而每前进一步，都是“关系正常化”的具体体现，直到最后两国恢复邦交。

在集中学习期间，我们花费时间最多的，还是在贸易用词上。林连德由于在对外贸易部专门从事对日贸易工作，他根据平时的积累，自编了一本油印的中日文对照的贸易用词表，发给大家，人手一册。这对我们帮助特别大。这本册子翻开一看，几乎都是陌生的词，什么开L/C、结汇、现货、期货、回头货、贴现、索赔、离岸价格（FOB）、到岸价格（CIF）、托马斯方式、反托马斯方式，等等。

所谓“托马斯方式”，是在战后的中日贸易中曾通用一时的易货办法。原来，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只允许日商采取逐笔易货平衡方式，同中国进行非禁运物资的交易。一次，日中贸易促进会负责人铃木一雄在北京为一位日本贸易界人士——过去在三菱商事共过事，而在战后成立了东京贸易商会的松宫康夫联系了头一笔交易，即由日方先出口北海道的海带，然后在三四个月之后确定进口同等金额的中国豆饼。这个由日本“先出后进”的易货合同获得通产省的批准，这种方式被称为“托马斯方式”。“托马斯”即“TOMAS”，是东京贸易商会的电报挂号。后来，又采取“先进后出”的方式进行交易，即先定中国产品，然后在一到十个月之间确定日本产品，这种方式就被称为“反托马斯方式”或“反向托马斯方式”。我在学习这些贸易用词时，往往并不了解其所以然，而只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这真是“现学现卖”，“临上轿，现裹脚”。

除了贸易方面的专用词外，还要背大量的商品名，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农水产品、矿物、纤维原料、五金、机器、工具等，背起来，也相当吃力。但最伤脑筋的是那些化工品和化工原料，例如红矾钾、黄血盐钠、二甲基苯胺、磺胺密啶、氯化钡，等等。由于太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虽然在死记硬背上花费的时间不少，但效果不佳。

气节教育

代表团的全部人马三十九人先到了广州，住进爱群大厦。我心想，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到日本，投入紧张的工作，不免有些激动。日本，对于我来说，是个既陌生又不完全陌生的国度。说陌生，是我从未访问过；说不完全陌生，是因为通过以往的工作和接触，对日本有些粗浅的了解。

到广州后，不料发生了一件事：代表团中有个成员打了退堂鼓，自动要求不去日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日本，在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只能经过香港，乘外国飞机，飞越浩瀚的太平洋。那时没有波音747，只有半喷气式飞机，因此从香港到东京，要飞行七个多小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太平洋上空飞行这么长的时间，谁也不敢保证不发生“万一”。再说，当时海峡两岸的关系，不像现在这样已得到某些缓和，而是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万一飞机发生事故，迫降到台湾，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大家常常开玩笑说，万一飞机发生了事故，掉在大海里，就喂老鳖；如果迫降到台湾，就视死如归，坚决斗争。大概那位仁兄想到这里，害怕了，便发生了动摇。

于是，在广州，团部对全团进行了一次气节教育。我们翻译组在一起开会，大家表决心。每一个人都表示不怕困难，不怕风险，不怕牺牲，去迎接新的任务。孙平化向大家说：“万一飞机被迫降落在台湾，我们就要像电影中的英雄人物那样做到英勇不屈。那些英雄人物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的话，对我们起了鼓舞作用。

现在出国，情况已大不相同。那时出国，思想工作做得很充分，也很细致。出发前，也会设想各种最坏的情况，认真做好应变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临行前似乎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那种“悲壮”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