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日本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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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诞生的一位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伟大外交家。他思想深邃，胸怀博大，才能非凡，风度超人，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创立了丰功伟绩。周总理在外交上不断有新的创造，辅佐毛主席在外交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

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周总理呕心沥血，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时，通过开展长期的民间外交，不仅使两国终于在1972年9月恢复了邦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两国人民的心灵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使它发芽滋长，根深叶茂，长久地在两国关系中发生作用。

会见南原繁和大内兵卫

1955年6月9日下午，我接到国务院外办通知，说周总理晚上10点钟要在紫光阁会见东京大学前校长南原繁和法政大学校长大内兵卫。

当时，日本有一个由十几位学者组成的代表团正在中国访问。代表团是在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率领下在苏联访问三周后，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邀请单位是中国科学院。

不过，团员中有两位——南原繁和东北大学武藤教授晚到了几天。这是因为他们专程到苏联伊万诺沃地区，访问了关押在那里的日本战犯收容所的缘故。

南原和武藤两位先生由莫斯科飞抵北京西苑机场，是1955年6月6日下午。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陈康白和康大川带着我去机场迎接。

从机舱走出来的南原繁显得很精神，他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头发几乎全白，一派学者风度。武藤教授年纪比南原繁小一些，他身体略胖，脸上总带着微笑。他们虽然长途跋涉，一路辛苦，但丝毫没有疲惫的样子。

他们跟代表团一行人被安排住在北京和平宾馆。当时，和平宾馆在北京并不是一流的。按理，这样重要的代表团应当住进北京饭店。但那时北京的宾馆、饭店极少，大概安排起来有困难，所以，只好委屈这些大学者。为此，我们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后来，到了9日，北京饭店腾出了房间，他们才从和平宾馆搬出，住进了北京饭店。

南原繁抵京当晚，廖承志专程到宾馆来看望。那时，廖承志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在前一年10月，作为战后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以李德全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副团长，曾访问过日本。廖承志精通日语，完全能够直接对话，所以无须翻译。据南原繁说，他在苏联访问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会见过他。本来预定由布尔加宁或赫鲁晓夫会见，但由于他们二人已去南斯拉夫开会，所以改由莫洛托夫会见。南原繁向廖承志提出希望在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能见到周恩来总理。廖承志答应做出安排。

6月9日，我们接到国务院外办通知，说周恩来总理晚上10点钟在紫光阁会见。我们立即把这一消息通知了代表团。

南原繁抱歉地对康大川说：“非常感谢中方的这一安排。周总理会见时，只由我和大内兵卫先生参加，其他人就不参加了。因为他们都是搞科学的，只有我和大内先生是研究政治学的。”

听了南原繁的话，我们替那些不参加接见的人感到惋惜——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日方有日方的考虑，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下，日方作为科学代表团，可能要对外做出不介入政治的姿态。再说，代表团中有不少人是日本国立大学的现职教授，在日本是“国家公务员”。日本政府有规定，“国家公务员”不能会见尚未建交的“红色中国”的官员。然而，南原繁早已由国立的东京大学退休，而且本人一直就是研究政治学的，大内兵卫则是日本研究马列主义的著名学者，似乎只由他们二人参与“政治活动”才显得更“自然”一些。我们当然尊重日方的意见。(https://www.daowen.com)

南原繁和大内兵卫在陈康白秘书长、康大川和我陪同下，乘车按指定的时间来到中南海紫光阁。我们看到廖承志和那一年春天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雷任民已经等候在那里。他们是来陪见两位日本客人的。担任翻译的赵安博也已经在那里等候。

一般情况下，周总理总是比客人早到一会儿，但这一天晚上也许总理有别的事，没有到。那时我就听说周总理习惯于晚上工作，我想肯定是有了脱不开身的重要的事要处理。廖承志便先跟日本客人寒暄起来。

我利用等总理的工夫，环视了紫光阁内的布置。正面是一道镶嵌着花卉图案的古色古香的屏风，左右两旁各摆着一个精致的镂空大花瓶。大厅中央按“口”字形摆放着几套沙发，一眼看去，色调淡雅，舒适大方。厅内的整个布置，与这座古老的宫殿式的建筑显得很协调。

周总理的魅力

不一会儿，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从大厅右面的门里快步走了进来。他那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射出炯炯目光，极具魅力，一下子就把人们吸引了过去。他以他惯常的右臂稍屈的姿势，略带歉意地大步走近两位日本客人。我简直看呆了，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总理已经站在我们面前。

周总理礼貌地让客人入座。他请日本客人坐在居中的大沙发上，南原繁在右，大内兵卫在左。总理本人则坐在右侧的单人沙发上。南原繁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待客都有中国固有的礼节，尽管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但礼节却没有变。”

南原繁是第一次同周恩来总理见面。在谈到周总理的印象时，南原曾写道：“他是眉毛浓黑的白皙绅士。年纪大约在五十五岁上下。我简直不敢想象他从年轻时就是一位革命斗士，赴汤蹈火，摸爬滚打过来的。听说，他曾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但主要是在法国锻炼出来的。他落落大方，举止高雅，聪明理智，具有强韧精神。现在，他在新中国，不仅是与毛主席、朱德将军并列的三位领导人之一，而且同印度的尼赫鲁总理一道，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政策的推进力量。”

赵安博坐在周总理的旁边，担任这一场会见的翻译。赵安博年轻时曾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过，由于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便毅然回国，去延安参加了革命。他曾经在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工作过，还担任过延安日本人工农学校的副校长。全国解放前，赵安博转到东北解放区，做管理日侨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到中央联络部任局长。在中日复交前初期的民间往来中，赵安博常常为毛主席、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担任翻译工作。周总理会见大山郁夫时就是赵安博做的翻译。

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经历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我被安排坐在赵安博身后，学习如何做这样重要场合的翻译。这确实是一次极为难得的见习机会。

周总理这一天晚上谈的问题很广泛。他从中日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谈起，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情况，并谈了中日贸易关系。接着谈了两国的政治关系。周总理着重阐明了中国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自然，也谈到了台湾问题。在谈话中，他还讲了中国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等国际问题的看法。南原繁和大内兵卫在会见中还插问了几个问题，周总理都一一做了回答。

关于和平运动的问题，周总理说：“南原先生说得对，国际上需要和平，需要持久的和平。亚非会议本着这样的方针发表了公报，宣言中的十项和平原则是根据五项和平原则发展来的。我想你们二位会赞成的，日本政府也赞成了，因为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停战就是。中国主张继续从朝鲜撤退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要美国同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旅大地区的苏军根据去年中苏协议的规定，在5月底全部撤退完毕。”

周总理在向客人谈台湾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时说：“我声明过愿意跟美国坐下来谈判，甚至争取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愿意和世界各国永久地和平共处。现在虽然和日本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跟日本尚未签订和约，但我早就声明过，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过了50年，时间比较长，但从两千年的历史看来，这只是一瞬间，而且这已经过去了。应该使两千年的长时间的友好发展下去。”

“拥有这样的政治家的人民是幸福的”

按照日本的习惯，会见要人的时间不能过长，过长了，就会失礼。日本客人知道，周总理日理万机，加上当时正值深夜，他们很想见一个小时左右就告辞。因此到了11点钟，客人就要起身。但是，总理诚恳地挽留，客人们惶恐而又感激地坐下，继续交谈。周总理主动向客人征询他们这次访华有何感想和意见。客人们谈了他们来中国后感到困难的是有些简化字不认识。他们认为，日中两国应该统一简化字。周总理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文字改革的情况，他说中国已经公布了几批简化字，这对普及教育很有意义。关于中日两国统一简化字问题，他赞成由两国学者共同研究。

在会见中，我感到周总理的讲话不仅逻辑性强，有条理，又深入浅出，而且发音也清楚，容易使人听懂。

会见一直持续到午夜12时半。实际上已经是翌日的凌晨，不能再谈下去了。客人向总理告辞，总理把日本客人一直送到门口，握手告别。

周恩来总理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深夜，而且彬彬有礼，诚挚地与日本朋友交谈，把工作真正做到了日本人的心里，这一切使我深受感动。南原繁后来写道：“我很早以前，就通过周总理的演说和文章，注意了解他的思想，但是亲自听了他的讲话，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的真诚。”“一国的总理，在内外政务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为了我们日本的学子，竟在深夜谈了几个小时。总理渊博的知识和超群的见识自不待说，就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诚实，也使我深受感动。而且我想，拥有这样的政治家的人民是幸福的。”

汽车驶过已经沉睡了的北京街道，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时已是凌晨1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