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不再绕行香港——中日航空协定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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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底，日本媒体传出大平正芳外相要利用新年假期只身到北京访问的消息。大平外相本人向媒体表示此行没有什么任务，不过是度假而已，但是人们私下里猜测可能是谈中日航空协定问题。

于是，这一年的年底和1974年年初，我们在东京为揣摩大平外相访华的真实意图，着实忙了一阵子。在陈楚大使的主持下，驻日使馆开了几次会进行研究。我们驻日记者也应邀一起参与讨论。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就像大平外相自己说的那样这次访华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利用假期到中国走一走；另一种看法认为大平外相此行肯定是有目的的，从当时中日关系来看，很可能是去商谈悬而未决的中日航空协定问题。估计大平外相会带去一份日方的方案，不过其内容却不得而知。我本人开始有些受日本官方的表面文章所迷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前者的可能性。然而仔细想来，尽管大平外相是只身访华，但一国的外相绝不会是无目的地到中国去走走而已。因此，估计此行谈中日航空协定的可能性极大。

直航问题必须解决

关于缔结中日航空协定，在1972年9月中日复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已做了规定。《联合声明》的第九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除了《中日联合声明》做了这一规定外，从实际情况来说，中日之间的直航问题也必须解决。尽管中日两国已经恢复了邦交，但人员往来仍需绕道香港。这样，从北京到东京或从东京到北京，一般需要两三天，不顺利时，需要四天。这种情况早已不能适应复交后双方人员往来陡然增多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

要开设中日之间的直通航线，就必须首先解决围绕着台湾的政治问题。这是关键的关键。

在中日复交前，台湾的所谓“中华航空公司”标有“青天白日”徽记的班机和日本航空公司标有“太阳旗”的班机互来互往。中日复交后，这种情况仍继续维持着。如果中日双方在维持这种情况下签订航空协定，就势必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标有“五星红旗”的中国民航班机和标有“青天白日”徽记的所谓“中华航空”的班机同时降落在日本的机场上。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分析大平外相一定“胸有成竹”，准备好了一个方案。但他之所以不对外透露这一方案，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宣布此行仅仅是为了度假，一是怕早早把方案透露出来，遭到党内“台湾帮”和右翼势力的反对，使本来经过努力可以办成的事办不成；二来是大平外相本人也心中无底，不知中方是否会接受。

大平外相1月3日启程前往中国。想来他在1972年9月中日复交时，乘坐的是专机，从东京直飞北京。这次是他首次绕道香港前往北京。中方考虑到他访问从1月3日到6日，日期很短，在北京实质上只能停留两天，所以为他作了当天就能到达北京的安排。听说，中国外交部为此专门派日本处处长陈抗前往深圳罗湖桥接大平外相过境，并立即坐上开往广州的列车。到广州后，又马上驱车到白云机场转乘飞机，当晚便到达了北京。

大平外相在北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到达北京的第二天——1月4日，周总理就会见了他，而且在两天内会见了两次。1月5日毛主席接见了大平外相，并赠送给他复制的《怀素字帖》。姬鹏飞外长也同他进行了会谈，并缔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贸易协定》。

在大平外相这次访华前，缔结《中日航空协定》的谈判早在1973年3月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那时派往北京进行预备性谈判的日方代表并未带去改变日台航线的方案。日方的底牌是最好能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开辟通往北京的航线。当然中方是绝对不能同意这样做的，中方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改变日台航线。这表明，通过事务一级的谈判要打开僵局是不可能的。

日方之所以坚持不肯放弃日台航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自民党内的“台湾帮”的态度。他们先是极力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说这是抛弃了台湾。及至日中关系正常化已成既成事实，他们觉得大势已去，便伺机“卷土重来”。他们利用中日航空协定谈判开始之机，成立了所谓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并通过决议，鼓吹维持日台航线的现状。同年7月，“恳谈会”中的三十多名议员又成立了“青岚会”，与“恳谈会”一唱一和，反对缔结中日航空协定。不言而喻，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借此要整垮田中内阁。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利益。1972年时，日本每年到台湾的旅客有十八万人，台湾去日本的旅客有五万人。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对于日本航空公司来说，日台航线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

据我观察，田中内阁为了维持政权，当时不能不考虑党内反对派倒阁的企图和动向，也担心部分财界人士与他们合流，所以一开始采取了不过多进行刺激的默认态度。但是，通过几个月的谈判，发现中方坚持原则的决心不会改变，便考虑谋求打开僵局。

不出人们所料，大平外相到北京后主要是谈中日航空协定的问题。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在不抵触《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维持日台间的民间往来。据日方报道，大平外相向中方提出的方案是：一、把日中航线作为代表国家的航线，把日台航线作为地方航线。二、关于“中华航空公司”的名称、机体的标记以及在日本使用哪个机场等问题上，日方采取可能的和适当的措施，以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三、日本航空公司飞行日中航线，另组新公司飞行日台航线。

据说，中方基本上同意大平外相提出的方案。但是，当时我们在东京私下里听说，具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还是周总理想出了好办法：“中华航空公司”的名称后面加上（台湾）；台湾飞机机体上的“青天白日”标记，不代表国旗，它不过是一个商标而已。这一方案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大平外相对这次访华的成果很满意。他在北京发表谈话说：“我这次访华是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的第一次。日中关系不仅对日中两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也是重要的，从这一点出发，我同中方就国际局势、日中关系问题，高密度地交换了意见。毛主席、周总理和姬外长等中国首脑为我抽出那么多的时间，我认为这表明中国对世界之中的日中关系极为重视。”

顶住“台湾帮”的压力

1月17日，日本政府就日台航线问题确定了如下的基本方针：

一、以《日中联合声明》为基础，尽速缔结日中航空协定，与此同时，通过缔结民间协议维持日台航线（包括双方的以远权）。

二、关于日方企业，要求“日本航空公司”不飞行日台航线。

三、日本政府不要求“中华航空公司”违背其意志，变更公司名称和旗帜标志，但对于其公司名称及旗帜标志，日本政府将另行阐明认识。日本方面谈到“中华航空公司”时，要称呼“中华航空公司（台湾）”。

四、“中国航空公司”使用成田国际机场，“中华航空公司”使用羽田机场。在成田机场开港前，双方暂定共用羽田机场，但必须调整使用的时间。

五、使用大阪机场的“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要移到日台双方同意的其他机场。

六、“中华航空公司”在日本的营业所、办事处及其他地面服务业务，应委托代理店及其他事业单位办理。

这六项方针一出台，“台湾帮”就群起大肆攻击。他们一方面表示不反对缔结日中航空协定，但另一方面又说“不能按北京的想法，处理日台航线”，“反对抛弃台湾，来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甚至说日本这样做“是丧失国家利益，对蒋介石不义”等，无理要求修改第三至六项。但是，大平外相坚决顶住了这一逆流。萧向前在回忆录《为中日世代友好努力奋斗》中写道：大平外相“每次都硬顶回去，坚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或者丧失了国家利益。这种情况每天都在电视广播中报道。大平在屏幕中呈现的坚强不阿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十分庄严、美好的印象。那时我时常同藤山爱一郎会见，谈谈政情。藤山认为大平在国会的上述答辩的风度是了不起的。他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届内阁的外相中，大平是最伟大的，在日中建交和发展中日关系中，勇于承担了一切应承担的”。

2月9日，执政的自民党总算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要使日中航空协定与日台航线的协议“两立”。按照“抹稀泥”的做法，这就算是“同意”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上述六项方针。

就这样，在北京的中日航空协定谈判又开始了。4月19日，谈判达成了协议，中国外长姬鹏飞和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在这之前，人们一直注视着大平外相怎样履行他的诺言。

果然，大平外相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谈话。大平外相说：“这一协定是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第九条（规定）的各种业务协定之一。我认为，它作为《日中联合声明》的具体化，不仅有助于加强日中友好关系，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最近几年来日中之间日益显著增加的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我认为，根据日中航空协定开设日中间的航线一事，将在世界航空网内建立一条巨大的干线，其国际意义也是不小的。”

大平外相说：众所周知，围绕着这一协定的签订，还存在着一个日台航线的问题。日本国政府认为，在维持日台航线时，不使它与新的日中关系发生矛盾，是重要的。

大平外相说：关于日本与台湾之间的航空关系，作为1972年9月29日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曾经存在过的关于航空业务的换文已经失效。日本国政府的方针是通过民间协议维持这一关系。

大平外相接着说：

“联系到这一问题，日本国政府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明的见解，阐明如下：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航空运输协定是国家间的协定，日台之间是地区性民间航空往来。日本国政府根据日中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自该声明发表之日起，就不承认台湾飞机上的旗帜标志是表示所谓国旗；不承认‘中华航空公司（台湾）’是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

大平外相还说：“由于日中航空协定的签订，而新设日中航线，这确实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我感到，大平外相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守信的，态度是严肃的。

日本朝野许多人士听到中日航空协定签订这一消息，纷纷发表谈话或声明，表示祝贺。那几天，我们驻日记者采访了许多友好人士和友好团体，并把他们的谈话及时地发回了总社。日中友好协会中央总部4月23日还在东京举行集会，热烈庆祝这一协定的签订，并强烈要求日本国会批准这一协定。

定期航线的开通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两周年的1974年9月29日这一天，中日两国的定期航线开通了。这一天，从东京起飞的日本航空公司的DC8-62型飞机于下午2时37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机上乘坐的是以小坂善太郎为团长的庆祝日中航线开设的友好访华代表团，共93人。而在同一天，中国民航的波音707型飞机由北京起飞，于下午2时49分到达了东京羽田机场。机上乘坐的是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共98人。过去，从东京到北京，从北京到东京，需要三四天，但现在只需要飞四小时二十五分钟（取道上海上空）。日本报纸说，这是日中两国两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铺设的空中通道。由于这条新航线的开通，次年春可望开设通往欧洲和美洲的航线，从而形成“20世纪的丝绸之路”。

为采访中国第一架班机到达东京之事，我和另两名记者——高地和骆为龙到了羽田机场。只见在预定停机的第十八号停机坪上，已经矗立起一座小型的“天安门”，上面的横幅写着“庆祝中国—日本开辟航线”，两旁镶有日航和中国民航的标记。“天安门”两侧各竖立着五面日本国旗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地上铺的红地毯，一直延伸到停机的预定位置。停机坪上一片喜庆的气氛。陈楚大使，自民党的藤山爱一郎、田川诚一，社会党国际局长川崎宽以及友好人士、文化界人士数十人已来到停机坪。日航公司的高木副社长带领一批身穿制服的航空小姐列队等候。我还看到远处的迎送台上站得满满的，估计有两千五百多人，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下午3时5分，飞机停稳，机舱门打开。身着中山装的王震团长出现了。他站在扶梯上，微笑着鼓掌致意。日航公司的航空小姐献花后，王震团长致词。他说：“我们带来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让我们通过中日航线这一友好的桥梁，为不断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展中日友好而共同努力。”说罢，他举起右臂高呼：“中日友好万岁！”

欢迎的人群中一位家住东京荒川区的小企业主龟田一夫说：“我很想看一眼中国飞机，就跑来了。飞机虽是美国造的，但机体上的‘中国民航’四个字太好了。很有气派。邻居，还是应该友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