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怀着‘社会主义好’的信念回国的”

“都是怀着‘社会主义好’的信念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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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26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专程来我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二十三个日本青年代表团。

在这前一年——1964年的9月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已经到东京常驻。1965年的8月,赶上我回国“休假”,所以,正好在北京,参加了翻译工作。那也是我最后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接到通知,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才知道那一天的接见活动是这样安排的:代表团团长和主要成员在一个厅里等候,先接受领导人接见,而其他成员四百多人则在外面的大厅集合,准备合影留念。

主要领导人全都露了面

我真没有想到中国领导人这样重视中日青年大联欢。使我惊讶的是,同毛主席一道出现在接见厅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郭沫若、刘宁一。我的感觉是,除了朱德外,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

毛主席的右侧坐的是在北京常驻的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和他的夫人砂间秋子。那一天,在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赤旗报》特派的摄影记者田村茂以及这一家报纸的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也在座。

因为主要的客人是日本青年,毛主席向他们扼要地讲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那一天,领导上安排由我来做翻译。赵安博坐在我后面,帮助我发现翻译上的问题,如果我有译得不当之处,便于纠正。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做记录的女同志也坐在我身后。

毛主席讲完了话,请在座的日本朋友讲话。据我观察,由于日共驻中国的代表砂间一良在场,他不说话,其他日本人谁都不敢先开口讲话。

场内沉默了片刻。还是砂间一良先开了口。他问毛主席身体好吗?

“还好。”毛主席回答。

我译作“mama desu”。

大概是毛主席听到“mama”这个字音,就模仿说:“马马虎虎。”

中国方面的陪见人当中发出了愉快的笑声。

我听到毛主席说“马马虎虎”,连忙用另一个词又译了一遍。(https://www.daowen.com)

按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日方本来可以讲得更多一些,但砂间一良没有再讲下去。我想,这也许反映了当时两党之间的微妙关系,或者是因为他事前未经请示讲话口径,不便多讲。

由于日方无人讲话,便结束了会见。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站起来,要到旁边的大厅去照相。

我刚一站起来,身后那位做记录的女同志小声向我说,她有几处没有听清毛主席的话,要求我根据翻译的笔记告诉她,以便补上。看来,她也不熟悉毛主席的湖南口音。

我告诉她,有一处毛主席讲的是“我们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把国民党军队打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

这时,赵安博对我说:“这一句话,你刚才翻译的不确切。不应当译作‘打败’,而应当译作‘消灭’。”

没想到毛主席在一旁听到赵安博的话,马上对赵安博和我说:“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蒋介石和一部分人跑到了台湾嘛!”

毛主席的纠正,说明他一贯坚持“敌人还存在”的思想,不同意“完全消灭了敌人”的看法。

大厅里的几百名日本青年都已经在阶梯上站好。毛主席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刚走进大厅,青年们就热烈鼓掌,有的人还激动地用中国话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大家仍排着队,站在原位上。

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往前一走,有几个日本青年情不自禁地从台上跑下来,他们边跑边伸出手,要求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同跑在前面的几个日本青年握了手。原来还站在台上的青年们看到这一情形,也纷纷跑下台来,于是,场内秩序大乱。看来,警卫人员没有思想准备,他们赶忙上前去进行劝阻,并引导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到摄影时,我注意到由于灯光照明太强烈,毛主席似乎感到光线刺眼,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强烈的灯光,很不以为然。

我记得,那一天中方在场的陪见人还有廖承志、南汉宸、杨海波、章蕴和胡启立。

“想起了很多很多……”

1997年7月23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偶然看到一位名叫多田正子的日本女士的一篇回忆文章,谈到1965年8月的那次访华。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日本青年要访问社会主义中国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也可以看出这位日本青年访华前后的思想变化以及那次中日青年大联欢所产生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多田正子写道:

我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1965年8月……那时日中邦交还没有恢复,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是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日本的共产党员或思想进步的个别知识分子应邀去的特殊地方……那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打冷战,我们的护照一直没批下来,我们就去外务省示威游行,在课长室的门口坐下不动,坐了一个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才批下来……8月12日我们离开羽田机场……先到香港……然后经过了广州、杭州、上海,于22日到了北京。旅途很长,在火车上我们又说又笑,都成了好朋友。

26日下午,日方导游说:“今天有好事,请坐车。”他不讲我们去哪里,有什么好事。我们糊里糊涂地坐车到了人民大会堂。进屋后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领导人一个一个地进来接见我们,然后与我们一起照了相……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家领导人都健在,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今年(1997)2月份去世的邓小平当时才六十一岁,简直像青年似的。当晚,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招待我们,那天的请帖至今还在我手里,虽然它是印刷的,可是很好地放在信封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认为我们一百多个学生,不管是农民的子弟还是资产阶级的子弟,都是怀着“社会主义好”这一信念回国的。

去年夏天我又到了北京旅行,旧地重游,去了紫竹院公园。……我们进门后,问工作人员有没有1965年日中两国青年栽的树木。没想到,他们知道:“友谊林吧?有啊,那边!”……那里大概有十几棵树,都比我想象的大,有大碗那么粗。斗转星移,三十一年了,树已长大,成了一片好树林。在这里,头上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微风习习,令人无限感慨:我快要六十岁了,在这些岁月里,发生过多少事情?……我坐在那里,想起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