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签订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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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代表团在组团过程中，得到了廖承志和王稼祥的具体指导。那时，中央有一条方针，就是“民间往来，官方挂钩”。因此，代表团成员的名片上也都有意印上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而且把官方头衔摆在前面。

深圳—九龙—香港岛

那时去日本访问，需要从内地先到香港，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团部决定派先遣人员到香港。先遣人员有孙平化、吴学文和我等几个人。

一天凌晨，天蒙蒙亮时，我们在广州坐上了前往深圳的火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经深圳去香港。从车窗向外望去，一片农田。时而看到农民驱使水牛在耕作，时而看到农村妇女身着黑布衣服，头戴用黑布镶着沿的斗笠，肩上挑着担子，在田间走来走去。火车每到一站，列车员就用普通话和广东话报站名。大约行驶四个小时，便到了深圳。那时的深圳，只有一个不大的火车站，四周全是农村。听说附近有一个小镇，但我从未去过。香港亚洲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车站上，把我们接到休息室。中午，就在那里用了餐。每个人碗中盛着在北方不常见的籼米做的米饭，吃起来香喷喷的。上来的几种炒菜，也很可口。就在我们用餐时，亚洲贸易公司的人员把进入香港的手续全部办好了，然后，带领我们过桥，到了香港一侧的罗湖。桥上虽然有几个港方的武装人员，但看来事前早已打好了招呼，我们通过得很顺利。据我观察，亚洲贸易公司人员常年在这里来来往往，彼此很熟，加上有通行证，所以像走平道似的，畅通无阻。

我们从罗湖乘火车去九龙。那时从九龙到香港岛，还没有隧道，需要坐摆渡过海。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摆渡船上，连车带人一起摆到对岸。我们被安排住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设在摩星岭的招待所。摩星岭，顾名思义在山顶上，汽车需盘山才能上去，但公路修得很好，不必减速。招待所的条件是高档的，站在阳台上环顾，四周是郁郁葱葱的灌木和色彩斑斓的花草，远处可以望见蓝色的大海。

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办理去日本的入境签证。新华社香港分社派了一位名叫阿潘的专人，陪同吴学文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办签证。当时的领事，就是中日复交后出任日本驻华使馆第一任公使的林佑一。

代替签证的“渡航证明书”

办理手续，首先需要填写表格。表格中有一栏：国籍。我们要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日方坚决不同意。日本要求我们填写“中国”或根本不填写，我们也坚决不同意。当然，填写“中国”也未尝不可，但那时由于日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就偏要较这个劲儿，逼日本当局同意我们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至于在表格上不填写国籍栏的做法，我们更是不能同意。如果什么也不填写，就变成了无国籍。这怎能同意呢？我们据理一一驳斥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消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通过电话不断地向住在广州爱群大厦的团领导请示。而日本总领事馆也不断请示东京的外务省。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几天，事态毫无进展。

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现在中国代表团已经由北京启程，到达了广州，先遣人员正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另一方面在日本，广大工商界和各界人士要求日本政府尽早给中国代表团发入境签证。这就对日本政府形成了一种压力。要说着急，双方都着急，但日方比我们更着急一些。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互不让步时，有一天，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突然打来电话找吴学文。对方是林佑一领事，他要吴学文到总领馆来一趟。吴学文当即问他：“那个问题，是否有了结果？”对方回答说：“所以嘛！”双方再没有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们立即对日方说的这个“所以嘛！”进行了分析，认为这表明日方已同意我们在国籍栏里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那位日本领事说的“所以嘛！”是日本人说话时的一种习惯，即爱说半截话，以达到“心照不宣”的目的。“所以嘛！”的意思，说全了，就是“（那个问题已获解决）所以（我才请你来）嘛！”。

吴学文跟阿潘去了日本总领事馆，果然不出所料，日方明确表示同意按中方的要求办理手续。由于我们几个先遣人员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香港前往东京，所以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在日本总领事馆大楼前把办好的手续交给中方。因为还不到上班时间，只能采取这一变通办法。到了第二天我们拿到办好的手续一看，日方发的不是签证，而是另外一张“渡航证明书”。可以说，日方真是煞费苦心：如果发签证，日本总领事馆就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行的外交护照或公务护照上盖章。由于日本在形式上要表示出它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就不发签证，而采取了这一办法。但是，不管怎么说，经过一番斗争，我方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这一场斗争的情况也传到了日本，并得到日本主持正义力量的支持。日中友好协会3月24日曾发表声明说：“在（中国贸易）代表团入境签证（原文如此）的国籍栏内，我国（指日本）政府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再没有比这更理所当然的事了。（日本政府）从一开头就没有采取这一措施，是令人惋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俨然地存在着，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我国的贸易机构要会谈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代表团，要缔结贸易协定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难道还有比这更明显的事吗？”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在“南船北马”专栏中说，日本政府想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中国贸易代表团成员的国籍变为无国籍，但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然而，它仍坚持只允许中国代表团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和东海地区活动，这是不应有的限制。

尽管日本政府当时惧怕美国的压力，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又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所以还是对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访日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鸠山内阁的邮政大臣松田竹千代破例批准中国代表团可以使用密码电报。这在未建交的国家间，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代表团下榻“帝都饭店”

中国贸易代表团一行三十几人，是3月29日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东京羽田机场的。我们几个先遣人员，乘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班机，比大队人马早到几天，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代表团下榻的饭店，叫“HOTEL TEITO”（帝都饭店），位于日本皇宫的护城河附近。饭店的档次不算最高，但设备齐全，而日方把整个饭店都包了下来，所以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据说，这座建筑，战前由帝室林野局使用；战后，曾一度被麦克阿瑟的“盟军司令部”接收。民间贸易的禁令解除后，经过重新装修，它就成为外国商人来日本的住宿地。香港裕丰行的办事处也曾设在那里。到了60年代初期，“帝都饭店”被拆除，建成了一座崭新的大饭店——“PALACE HOTEL”（皇宫饭店），档次也大大提高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住进“帝都饭店”后发现，这里用于开会的大厅、小厅，都冠以美丽的花草名，如“樱花之间”“桐之间”“菊之间”等。这座饭店的对面，是消防署，每到夜晚，就能看见闪亮的霓虹灯勾画出的“火之用心”（当心火灾）字样，提醒人们时刻注意防火。每天早晨，我们都到饭厅用早餐。开始几天吃的是西餐，但不知是哪位曾经在日本留过学的同志提出要吃“和食”——日本饭，于是，食堂里增加了“和式”早餐，我也跟着吃起“和食”来。这样一来，不仅每天早晨可以喝上味噌汁——黄酱汤，有时还能吃到过去从未吃过的纳豆——日本豆豉。

代表团抵日后，连续出席了几次日方安排的欢迎会。我们到达的翌日——3月30日晚，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东京大饭店，联合主办欢迎会；3月31日晚，促进日中贸易地方议员联盟全国协议会、东京都议会议员振兴贸易联盟以及东京都政府在东京目白的椿山庄联合举办欢迎会：4月1日晚，日中友好协会在王子饭店举行欢迎会；4月2日下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促进贸易议员联盟在东京青年会馆联合主办欢迎会。在会上，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致了开幕词，众议院副议长杉山元治郎、中小企业代表丰田雅孝、工会代表藤田藤太郎、妇女代表山川菊荣、文化界代表南原繁也分别讲了话。当天晚上，日本中小企业家举行欢迎会。会上，除了日本经济贸易界和各界知名人士外，出席的中小企业家达六百人之多。

正式的贸易谈判，应该说是从4月1日开始的。这一天下午，中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关于贸易协定的协商会议。中方出席者有雷任民团长和卢绪章、李烛尘两位副团长等共十四人。日方出席者有日方为这次谈判成立的联合委员会委员长村田省藏和副委员长池田正之辅等十三人。双方商定，每方推举出两名“运营委员”，以便于整个谈判的运作。中方推出的是谢筱廼和孙平化。日方推出的是宇田耕一和山本熊一。双方还商定除了协商委员会外，作为辅助，另外成立四个小组（日方称“小委员会”），并确定了双方的组长人选。这四个小组和组长的人选是：综合委员会（卢绪章、池田正之辅）、输出入委员会（倪蔚庭、丰田雅孝）、结汇委员会（詹武、加纳久朗）和海运委员会（张致远、田岛正雄）。

每一个小组，日方都配备了翻译人员，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竹内实，还有中西某。此外，日方还请了于恩洋、韩庆愈等几位华侨青年协助工作。我们的翻译人员也都配备到各个小组里。最初，我被分配在输出入委员会当翻译，但很快就换到结汇委员会。结汇，涉及金融问题，我一窍不通，只好硬着头皮翻译。当时在这个小组里，双方的主张分歧较大，主要表现在中方要求双方的国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银行直接结汇。日方认为这样做有困难，因此，加纳久朗在发言时一再面露难色。但在结汇小组里，日方有一位社会党人士木村禧八郎，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与日本政府和加纳的不同，而更接近中国的主张。后来，日方提出了一份文字稿，表示在此范围内可以达成协议。会后，我把它译成中文，交给了银行家詹武。詹武在他的房间里，当场提笔修改。经他一改，原来的外行话，全都变成了专门术语，而且文字也简练了。我打心眼儿里佩服，深感自己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八芳园”与日本政要会见

在帝都饭店，我被分配与王兆元住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实际上是中方代表团的“事务局”，日方送来的资料和纪念品以及其他杂物都堆放在这间房子里。平时，我除了到结汇委员会里做翻译外，还搞事务局的工作。因为事务工作很杂，常常要搞到深夜才能上床休息。有时，到了晚上，华侨饭馆派人送来锅贴等可口的食物，当作夜宵。身居海外的华侨对于祖国亲人的到来，由衷地高兴，他们总想为我们做一点什么，哪怕是很小的事。而我们见到远离祖国的爱国华侨，也感到格外亲切。到了深夜，我们可以吃上盒装的冒着热气的锅贴，心里很温暖。虽然爱国华侨送来的是几顿夜宵，但那里面包含着何等深厚的情谊！这些夜宵固然解决了我们的“肚子”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慰藉！

在中国代表团到达日本前，日本各界就纷纷要求以某种形式同代表团进行接触。因此，在贸易谈判之外，还安排了许多其他活动。(https://www.daowen.com)

一个重要活动，是雷任民等代表团的几位领导在东京一家著名的日式饭馆“八芳园”，会见了通商产业大臣石桥湛山、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和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等人。这次活动，是由久原房之助任会长的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的事务局长马岛僴安排的。应该说，日方在会见的形式上颇费了一番脑筋：采取了由民间团体出面宴请，官方人士参加的方式。当时双方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不记得。印象中似乎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石桥湛山说不要错过发展日中友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时，我就听说鸠山首相表示愿意会见中国派来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日方把会见的地点，安排在名胜游览地箱根。但此事没有实现。我当时听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地点能安排在东京。由于那时我们缺乏经验，认为在箱根会见，表明日方有意把这一活动的性质降低为非正式的。其实，在什么地方会见，可以完全不去管它。在首相的疗养地见面，也是合乎情理的。后来，有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与鸠山首相的会见未能实现，是“由于日方安排首相会见的时间是在中国代表团刚从关西到箱根，双方来不及调整日程，致使这次会见未能实现”。但我所听到的原因，有如上述。不过，此事确实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

日方还为代表团安排了许多参观项目，如参观小型汽车展览会、中小企业出口产品展览会等。但由于受到美国的压力，一些原来准备请中国代表团前去参观的大工厂，纷纷取消了邀请。代表团还应邀出席了一些专业的座谈会。特别饶有兴趣的是，虽然我们是贸易代表团，但日本文化艺术界和新闻界人士强烈要求同代表团有关人士举行座谈。在这一方面，随团的中国记者显得特别活跃。在日方安排下，代表团除了东京外，还访问了大阪、京都、神户和名古屋。为了在东京继续准备贸易协定文本的工作，卢绪章副团长率九名团员——其中包括我本人先期从京都直接回到了东京。

力争日本政府提供保证

双方的谈判花费了很长时间，前后经历了一个多月。这次谈判是以1953年的第二次贸易协议为基础的。但是，谈判中反映了双方都有一种愿望：如果继续签订民间贸易协定，而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保证的话，要想进一步扩大贸易是不可能的，因此都想把民间贸易协定尽快地过渡到政府协定，以使中日贸易能早日正常进行。

根据我的体会，中国方面当然是做了两手准备：最好能争取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如不可能，也要尽量使这次签订的协定能与日本政府挂钩。当时，日本方面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抱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尽管中间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曲折，但最后总是可以缔结政府间协定的。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谈判中，有些问题比较容易达成协议，例如，以平等互利和同类物资相易的原则开展贸易；在协定有效期内每方输出和输入总额各为三千万英镑；相互在对方国家单独举办商品展览会，等等，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在另外几个问题上却遇到了困难。例如，双方通过两国国家银行结汇以及互设享受外交特权的贸易代表机构等问题，就直接涉及两国政府，甚至直接涉及外交上的相互承认，所以日方一直下不了决心。在美国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日本不敢也不可能越过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因此，在“官方挂钩”这一点上就不可能有什么突破。

关于谈判中遇到的上述两个困难问题，经过磋商，双方同意在贸易协定中以如下的表述写进条文：

第五条　双方交易的支付和清算事宜，将由中国人民银行同日本银行签订支付协定，开立清算账户办理之。

在两国国家银行间未签订支付协定前，双方交易暂以英镑现金支付。

第十条　双方同意：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中国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东京设置，日本方面的商务代表机构在北京设置；双方的商务代表机构的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权利。双方并同意努力促其尽早实现。

第十一条　双方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就中日贸易问题举行两国政府间的谈判，并签订协定。

以上三条条文表明，中日之间第一次把两国国家银行进行结汇、互设享有外交特权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以及由两国政府签订贸易协定的问题写进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中。应当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现实，仅仅是双方努力争取的目标。但这些目标能否成为现实，问题不在于中方，而完全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中国代表团要求日本政府提供保证。

鸠山首相说：“可以，就那么办吧。”

据透露，日方代表团为了取得鸠山首相的支持，也动了一番脑筋。日方的谈判代表之一，也是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理事的池田政之辅事前了解到鸠山首相的日程和行踪，于4月27日去往国会大厦内的总理大臣室门前等候鸠山首相的到来。他等候没有多久，幼时患过小儿麻痹症的鸠山首相坐着轮椅来到总理大臣室门前。池田抓住这个机会快步走向鸠山，大声说：“总理，您对协定给予支持和协助吧？”鸠山回答说：“可以，就那么办吧。”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匆匆忙忙。也许池田事前已跟鸠山通过气，所以二人的谈话就这么匆促，这么简单。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应该说是不够严肃的。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只要日本政府能提供保证，就不必管日方内部是怎样谈的。日方根据鸠山的表态，与中方商量要采取某种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中日双方谈定用村田省藏和池田政之辅二人的名义给雷任民团长写一封信，表明鸠山对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已表示予以支持和协助，而中方则以雷任民团长的名义复信，表示收到了村田和池田二人的信。这两封信函，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附件，在签订中日贸易协定时互相交换。

大的原则定下来以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全体会议，确定于5月4日举行签字仪式。中方由团长、副团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团员共十四人签字。日方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组成的谈判代表共十三人签字。除了贸易协定和附件外，双方还谈定联合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关于贸易谈判公报》。《公报》中有一段关键的话：“双方认为，此次所签订的贸易协定，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将会顺利地执行。双方还认为：要使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能够正常地发展，必须由两国政府就中日贸易问题进行商谈，并签订协定。双方将为此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实现。”这样，就把皮球踢给了日本政府。

不消说，《公报》和协定以及作为协定附件的信函这三种文本，在全体会议上都过了一遍。因为实质性的问题早已解决，所以只是进行了文字上的推敲。记得，协定草案第九条关于双方互办商品展览会的地点写的是“中国北京和上海”“日本东京和大阪”；第十条关于争取互设常驻商务代表机构的地点，写的也是“中国北京”“日本东京”字样；第十三条，关于签字的地点，是“日本东京”。雷任民团长建议把“中国”和“日本”字样统统删去，因为北京和上海在中国，东京和大阪在日本，这是常识，不必一一注明。

这次双方要签署的协定，不言而喻是民间性质的。按理，可以不称为“协定”，而称为“协议”。但是，为了使这一文件跟政府挂得紧一些，硬是不称“协议”，而称为“协定”。然而，它毕竟还不是政府间的正式协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同上述，原来日方有些人曾乐观地估计有很大可能签订政府间协定，因此，日方事务当局根据日本代表团领导的指示，事前就把贸易协定的封面印好，而且烫金印上了“日本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协定”字样。但是，到了最后时刻，双方确定仍是民间协定，就不能不重印封面。当时已临近签字时间，两位日方事务局人员好容易在深夜的东京，找到了一家小印刷厂，但不巧，铅字不齐，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等到把全部文件印好，已经是签字当天的凌晨了。

签字仪式上悬挂两国国旗

5月4日，签字仪式在东京新落成的产经会馆举行。会场正面中央悬挂着中日两国国旗。大厅中央平时可举行圆桌会议的席位，今天撤去一半，形成了马蹄形，中国代表团在悬挂着五星红旗的那一侧落座，日本代表团坐在另一侧。仪式由日方的平野义太郎主持。签字后，村田省藏和雷任民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对签订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表示热烈祝贺，并且指出这一协定能否完满执行，关键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雷任民团长说：“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对中日贸易一贯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贵国政府的鸠山内阁总理大臣对这次签订的中日贸易协定表示支持和协助，我认为这对顺利实现第三次贸易协定是有益的。我们希望早日看到采取有效的具体措施，并欢迎尽快得到实现。”“我们根据协定的规定，有责任推动两国政府尽早就两国贸易问题进行政府间磋商，以便缔结政府间协定，使中日贸易正常化，并充分发挥其潜力。”

日方担任翻译的是竹内实，中方是我。起初我在团内主要做小组谈判的翻译，间或为副团长做过临时性的翻译。后来，有一次在东京，全团出席日本经济界举行的欢迎宴会，由孙平化向日本朋友介绍代表团成员，他突然把我叫起来做翻译。没想到，我一开口，场内便活跃起来。大概因为我对于在场的好多日本人来说是生面孔，再加上我声音洪亮，译出的日语也许比较规范，便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记得，雷任民当时看到这一情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诧异地问身旁的另一位翻译同志。他弄清楚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从此我担任了主要翻译。

说起翻译，应该说，我们同日方的翻译人员合作得很好，在工作中从日方的翻译人员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像竹内实就很有经验，他翻译得很活，也很流畅。有时，我有些难词未译好，日方的译员就主动好意地告诉我。像“千载难逢”一词，我就未译好，日本朋友事后告诉我一个相对应的译法，使我至今不忘。但是，日方代表团临时请来的译员中也有人曾在旧中国学过老北京话的。且不说这些人满口京腔，京味儿十足，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用词很陈旧。在新中国，人们早已习惯的用语和表达方法，他们不熟悉，所以就很难确切地传达意思。例如把“希望中日两国早日恢复邦交”说成“盼望着中日两国趁早恢复邦交”；把“希望大家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尽情交谈”，说成“现在，还剩下一些时间，希望大家打开话匣子吧”。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中虽然觉得好笑，但在那样严肃的场合，也只好使劲忍着。

周总理关心代表团安全

代表团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就要回国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代表团不乘坐外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经香港回北京，而改乘苏联货船回国。不消说，苏联船是国内代为联系的。我记得，为了此事代表团随员陈抗曾多次到过苏联驻东京的代表处。当时，日苏尚未建交，苏联在日本尚未建立大使馆。

周总理之所以指示我们改乘苏联货船，是因为不久前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先遣人员遭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暗算：他们在香港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号飞机飞临太平洋上空时，定时炸弹爆炸，全体人员不幸遇难。我们代表团在日本访问的初期，万隆亚非会议还没有举行。赴万隆的先遣人员不幸殉难的消息，我是随卢绪章副团长由京都返回东京后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因为早就知道周总理要出席万隆会议，所以我们立刻想到了周总理的安全。日本的广播电台每隔一小时报一次新闻。我争取每次都收听。播音员报告新闻时，最后总是要加一句：“据悉，周总理似乎没有乘坐这架飞机。”直到确认周总理确实没有乘坐那一架飞机，我们才把心放下。

代表团在离开日本前，于5月6日，在我们下榻的帝都饭店“樱桃之间”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雷任民团长先向报界发表了谈话，他着重地谈了这次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总印象、收获以及对今后中日贸易发展前途的估计，并感谢日本各界，包括经济界、贸易界的友好接待和新闻界的大力支持。雷团长还宣布代表团将于今天从横滨乘坐苏联船“取道萨哈林（库页岛）回国”。“萨哈林”？这是团长的口误，应该是“海参崴”。但是，我事前不知道代表团的行程，因为代表团的行程在未公布以前，对团内的一般人员也是保密的。果然到了记者提问时，日本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代表团为什么要取道“萨哈林”回国？前往“萨哈林”不知有何任务？这时，不知代表团中的哪一位，递了一张条子给团长。看来，团长也发现刚才说错了，于是他机智巧妙地做了更正：“我们要取道海参崴回国，而不是萨哈林。是翻译把地名译错了。”我想，在这种时候我们做翻译工作的应从大局出发，极力维护团领导的威信，特别是在国外，更应如此。于是，我在翻译时，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承担责任说：“刚才是我译错了，不是萨哈林，而是海参崴。”日本记者再也不提什么问题了。

我们告别了东京，也告别了前后住了将近四十天的帝都饭店。饭店的服务人员自发地到门外，列队欢送代表团。我们与他们朝夕相处，受到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照，充满着对他们的感激，他们对我们也依依不舍。在欢送的人群中，我看到了这家饭店的从业人员工会的旗子，还看到一块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感谢贵代表团下榻我们的饭店，我们衷心希望有机会再见。”在欢送人群高唱《东京—北京》的嘹亮歌声中，我们乘坐的汽车徐徐地离开饭店，前往横滨港。

我们乘坐的苏联船是货船，船名叫“多布罗路霍夫”号。当时，根本不可能有客轮在日本和苏联之间航行，更不可能有中国的船只。为了接待代表团，苏联船员们腾出了他们的房间。我们对他们的好意是很感谢的。

“多布罗路霍夫”号驶出横滨港后，大约过了一天多，要穿过津轻海峡，进入日本海。当我们乘坐的苏联船在津轻海峡行驶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在上空盘旋多时，进行挑衅。由于是低空飞行，可以清楚地看到驾驶员的身影。这也是东西方冷战的一个缩影吧。

代表团到达海参崴后，休息、参观数日，便乘火车取道绥芬河，到达哈尔滨。我们住进南岗一所招待所，进行总结。当我们回到北京时，已是初夏季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