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出任首相前后

*
*

佐藤荣作下台后，日本政局的焦点转为由谁来担任下届首相。这也成为我们采访的重点。

“朝袭”和“夜袭”

我们接触了很多日本报社、通信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其中，多数是专门采访政界的政治部记者。日本商业性新闻媒体的政治部记者都有分工，有的担任执政党的采访工作，有的则专门追踪在野党的动向。采访执政党的记者又有很细的分工，他们分头采访自己所担任的派系。为了能够弄到最新、最重要的情况，或搞到独家新闻，这些记者跟自己的采访对象都混得很熟。因为白天政治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所以记者们常常要趁着夜间或凌晨到这些政界人士家去“围堵”。在日本把这称为“夜袭”和“朝袭”。

另一方面，政客也利用这些记者，向他们真真假假地透露一些情况，同时从记者口里了解政界的某些动向。特别是派系的领袖人物如果能够把一个有活动能力的记者，包括编辑部主任甚至编辑局长争取到自己一边，那么就等于争取到了十个政治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可以通过自己认识的记者弄到其他派系的情报，掌握其动向。二、可以通过记者把自己的观点报道出去，还可以请他们写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报道。三、可以请记者为自己跑腿。例如，新政府成立或内阁改组时，大人物亲自出面容易暴露目标，所以由可信赖的记者替自己四处联系、传话。正因为报社、通信社的记者与政界的采访对象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一般说来，政治部的每一位记者的观点都带有某种色彩和倾向性，常常反映采访对象的政治观点，而报社和通信社的政治部，则是执政党各派观点的一个集中地。

谁是下届首相人选？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对于由谁来担任下届首相的问题，就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福田赳夫；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田中角荣。

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认为，福田赳夫得到了佐藤荣作的大力支持，而且他本人毕业于东京大学，具有名牌大学的学历。佐藤辞职时，他在内阁中担任外相，离首相的职务最近。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福田赳夫上台，将出现“佐藤亚流政权”，在中日关系上他不会有大的行动。主张田中角荣的人则认为，尽管田中身世微贱，父亲是牛马贩子，他本人又不是科班出身，而是通过自学奋斗出来的，但他曾从事过的土木建筑行业的业主们却全力支持他。他有雄厚的资金，又有行动力。再说，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由田中角荣出任首相，他会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做出一番事业来，在发展中日关系方面会有所作为。

在佐藤荣作下台以前，我们就预感到佐藤内阁的日子不会太长，下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我们知道，佐藤派的成员中有很多人当时并不倾向于中国，但也有几位是我们的好朋友。久野忠治便是其中的一位。久野对中国态度友好，曾到中国访问过多次。我们也常到他设在国会议员会馆里的办公室去拜访他。有时，事前并没有约定，而是我们到国会议员会馆有事时，顺便去访问他。只要他在房间里，每次都热情地接待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些政局的情况。佐藤派当时在执政的自民党内是最大的派系，有一百零四人，但它并非铁板一块。我们早就听说田中角荣在佐藤派中培育了举足轻重的力量。久野虽是佐藤派的成员，但他一向忠于田中角荣。

在佐藤内阁的末期，我们有一次到国会众议院采访时，遇到久野。他临时借了一间委员长办公室会见我们。久野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对我们说，下一届首相将是田中角荣。他分析说，佐藤派中的田中系约有八十人。这就是说，有不少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田中一旦把这些人拉出来，就可以组织自民党内最大派系。

果然，如同久野所说那样，1972年5月9日晚，在自民党内被称为“元帅”的木村武雄等人组成的“拥立田中的集团”，在东京一家日本餐馆亮出了支持田中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旗号。如果说在这以前，这个集团所从事的是“地下活动”，那么从这时起就完全公开化了。

从“三派联合”到“四派联合”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裁竞选中取胜，田中角荣开始了争取多数的工作。日本政界借用中国战国时的说法，把这称为“合纵连横”。田中角荣与自民党内的大平派结成联盟，进而又把三木派拉到自己一边，形成了“三派联合”。后来，中曾根派也加入了进来，形成了“四派联合”。起初，中曾根康弘态度并不明朗。他本人是否做总裁候选人参加竞选，以及是否支持田中角荣，他都没有明确表态，一直在观望。到了6月19日，中曾根才表示作为中曾根派将支持田中争当自民党总裁。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三派联合”也好，“四派联合”也好，其核心是田中派与大平派，目的是要阻止福田赳夫当选。

田中、大平、三木等三派通过派系的首脑会谈搞了一个政策协议。协议书的前言说：“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的历史转折期。为了度过这个时期，需要打破陈旧的政治和行政的桎梏，把国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我们就下述各点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决心共同努力，促其实现。”协议书共分五点，既包括对内政策，也包括对外政策。其中，第三点是专门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鉴于世界已进入‘脱冷战时代’，将在和平共处的精神下，积极地致力于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现在已是举国上下一致的舆论。我们将通过政府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缔结和平条约。”

“三派联合”的亮相，是在东京一家饭店举行的。那一天，我们也去采访。三派的领袖人物在台上落座时，我满以为田中角荣会坐在中央，以显示他是这一联合的中心。但我们看到的情景却是三木武夫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中央。这大概是按日本的习惯，以年龄的大小为序吧。至少从表面上看，田中对这位无论从年龄或资格来说都比他老的三木让了一步。

田中角荣与中国记者握手

“四派联合”形成后，在东京举行过“鼓励田中角荣的会”。支持田中的各种力量的代表在会上讲话，鼓励田中角荣加油，争取当选自民党总裁。田中也在会上致词，答谢各方对他的支持。这种“鼓励会”，一般都采取酒会的形式。快要散会时，田中的大秘书早坂茂三把我们中国记者介绍给田中角荣。田中满面红光，兴致勃勃。当他知道我们是中国记者时，高兴地跟我们握手，嘴里不停地说：“噢！噢！”

这一个时期，我们又专门采访了三木武夫。三木武夫通过秘书告诉我们，他要在事务所会见我们。他的事务所在东京的三番町。事务所的大会客室里，摆了一张长桌。我们坐下，等了片刻，三木从里屋出来，与我们一一握手，并坐在我们的对面。服务员除了茶水外，还端来了带壳的“炒花生”。三木很客气地让我们吃“落花生”，他自己也边剥花生，边与我们谈话。听说他特别喜食炒花生。那一天，我们向他提了几个有关中日关系方面的问题。其中，重点地问他准备怎样处理台湾问题。关于中日关系问题，他谈了总的情况，主张改善中日关系，强调说中日两国应当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关于台湾问题，他没有回答。那一天我们的印象是，三木态度很友好，但未谈实质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在“四派联合”中，大平正芳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人们都说，他跟田中角荣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两肋插刀”。在对华关系上，田中肯定要听大平的意见。我们提出希望会见大平的要求后，大平要我们到“宏池会”即大平派的事务所去会见他。“宏池会”的事务所设在东京虎门附近的“自行车会馆”里。我们坐在沙发上，向坐在对面的大平提了几个问题，他都一一认真地回答。当我们问到大平打算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时，他沉思了一会儿，极其慎重地选用了一个外来语“negotiation”（谈判），他说：“这个问题，我相信通过negotiation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大平回答得不具体，我们又重复地问他到底打算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仍重复原来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我相信通过negotiation，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通过这次采访，我感到大平在台湾问题上早就有所考虑，或者说早已“胸有成竹”，认为经过双方诚挚的谈判，总可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而不会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不便明说，所以故意用了外来语。在日语中，外来语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日语原有的词汇所起不到的作用。例如，有时难以启齿或不便明说时，故意用一个外来语的词，既能显出“文雅”来，又常常具有特殊的内涵。这真可以说是外来语的“奇妙效用”。

发挥“观察哨”作用

日本报界透露，自民党将在7月初举行临时大会选举新首相。到了6月下旬，我们综合各方情况加以分析，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大一些。据我们知道，当时国内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关心，也在通过各种渠道摸情况，并有了一个初步判断。但看来也是估计了两种可能性，因此，非正式地传到我们那里的信息，一会儿说是田中角荣，一会儿说是福田赳夫，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还感到，越是临近选举，传来的信息就越倾向于福田。

作为“第一线”记者，我们深知在这种时候应该发挥“观察哨”的作用，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及时报回国内。尽管后期从国内传来的信息，说福田当选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我们还是坚持了我们的判断，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极大。不过，考虑到事情总有“万一”，不能把话说得太绝太死，就在后面加了一句：也不排除福田当选的可能性。当时我们想，这样，“保险系数”大一些。

1972年7月5日，东京又是一个炎热的天气。上午，为了采访，我们来到日比谷公会堂。今天，自民党的临时大会在这里举行。我们走进礼堂，看到里面座无虚席，热气腾腾。我从人们复杂的表情中感受到他们紧张、不安，等待、期望，此时此刻似乎各种情绪都交织在一起。本次临时大会，要通过选举产生执政党的新总裁，亦即新首相。究竟谁能当选？是福田赳夫，还是田中角荣？

我们跟一大批日本记者一起，坐在记者席上，观察会上所发生的一切。

上午10时50分过后，第一轮投票开始。候选人是四位：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参加这一天的大会有选举权的代表，共479人。过半数为239票。投票结果：田中角荣156票；福田赳夫150票；大平正芳101票；三木武夫69票。四位候选人谁也没有超过半数。但是，田中比福田仅多6票这一结果表明，由于田中的善战，他已处于有利地位，而福田却处于劣势。这时，场内响起了一阵掌声，这掌声是复杂的：高兴、惊讶、失望、茫然。接着，场内又活跃起来，窃窃私语者有之，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情不自禁地跟志同道合的人打招呼者有之。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二人坐在原座位上一动不动，脸上没有露出半点表情来。

四位候选人都没有超过半数，按规定要在获票多的前两位候选人当中，进行“决选投票”，亦即第二轮投票。投票结果，于12时34分揭晓：田中角荣获282票，福田赳夫获190票，无效4票。这表明，按“四派联合”的约定，在关键时刻，大平、三木、中曾根等三派，多数人支持了田中，使他获得了过半数票。当然也有一些人支持了福田，特别是三木和中曾根这两个派系中有40个人投了福田的票。田中当选了自民党第六届总裁，亦即下届日本首相，这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田中角荣站起来，先向主席台鞠了一躬，习惯地举了一下右手，又转身向后排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又响起了掌声。田中再次举了一下右手，然后与坐在他附近的福田赳夫握了手，表明激烈的“争夺”已经结束，两人之间不留任何芥蒂。而福田则不管心里怎么想，对田中当选表示祝贺的这个手不能不握。我注意到，田中自始至终，表情严肃，表现出他要肩负起国家的重任，不能为自己当选自民党总裁而露出一丝一毫沾沾自喜的样子。

田中走上台去，简短致词，感谢各方支持，并表示了决心。

田中角荣出任首相

7月6日，第六十九届临时国会举行首相选举。由于自民党是多数党，田中角荣自然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是战后第十一位总理大臣。当时，田中才五十四岁。在战后的日本政治史上，田中当选首相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因为自1955年两个保守政党合并以来，在十七年当中担任首相的人几乎都是官僚出身。但是，田中角荣则不同，他是名副其实的“庶民宰相”。田中只毕业于高小，十五岁离开家乡到东京，上过夜校，当过土建公司的小工、杂志社的见习生，二十岁时自己开了个小公司，二十八岁当选众议员，可以说他是“摸打滚爬”出来的人。

为什么经过激烈的争夺后，是田中角荣而不是福田赳夫当选？日本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在东京就听到有人用很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位日本朋友分析说，日本政局就像一个钟表的“摆”，它摆到了右边，就要向左摆，不可能一直向右摆到底。这一现象似乎是一种规律。佐藤荣作推行的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使他走进了死胡同，日本国民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田中角荣正是顺应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才登上了首相宝座的。

1972年7月7日的《朝日新闻》的社论写道：“长期以来，大多数国民盼望着（日本）政治发生变化，却对此感到失望。但是，如今迎来田中首相的上台，他们对于（日本政治）将要发生变化的预感和期望正在复苏。新首相所拥有的对国内外形势能够做出敏感反应的年轻活力，以及他那种与门阀、学阀无关的庶民的个性，使人们对于新首相的上台产生了期望：其意义不仅在于更替了执政者，而更在于可望政治一新将萌发出新芽来。”

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谈到这个问题时，在《政治家田中角荣》一书中写道：“在昭和四十七年（1972）世界即将迎来巨大转变的时候，田中和福田围绕着佐藤之后的政权进行争夺，这从政治心理学来看，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田中是一位由民众培育起来的、象征‘民’的政治家，而福田则是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和大藏省培育的、象征‘官’的政治家。田中和福田的对立，表现了社会深层的‘民权派’与‘国权派’的对立。这一对立，是自古代大和国家成立以来不断重复的那种日本政治结构的宿命。”

古川万太郎在《日中战后关系史》一书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写道：“田中角荣之所以获得胜利，简言之，可以说是（自民）党内对于长达八年的佐藤、福田体制所造成的官僚政治不满的总爆发。在政局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自民党为了打开局面，选择了非官僚派的实力人物体制，而没有选择与佐藤相同的福田。田中的胜利，是田中、大平、三木团结一致，结成‘反福田联盟’这一策略取得的成功。例如，这一策略对无法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右倾路线的批判，是卓有成效的。大平、三木、中曾根三派批判佐藤、福田的大合唱，在党内扩大了反佐藤、福田的气氛，破坏了福田的威信。田中的胜利，尽管是由于他善于掌握人心，但更重要的是三派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在这次总裁选举中，也并非全然依靠冠冕堂皇的政策论争和政治态度的考验。伴随激烈的总裁选举，必然会产生的‘权位’和‘金钱’的诱惑，在田中和福田两大营垒之间也盘根交错地起了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田中当选首相后，立即着手组阁，于7日下午组成了第一次田中内阁。内阁中的主要成员是这样安排的：三木武夫为无任所国务相（副总理），大平正芳任外相，中曾根康弘为通商产业相。在组阁的过程中，田中要求福田本人入阁，但福田提出从福田派、园田派、佐藤派和保利系各出一人入阁。田中不能不考虑党内各派入阁人数的比例，只同意把邮政相和经济企划厅长官两个职位留给福田派，但被福田赳夫拒绝了。所以，田中无奈地暂时由他自己兼任了这两个职务。

田中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在总裁选举中获胜后，我们作为记者，把采访的注意力立即转到追踪田中内阁将要推行的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来。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最快的消息来源，是日本共同社的新闻稿和电视新闻。我们从新闻稿中，看到田中角荣通过公开讲话，表明了要同中国复交的决心。

7月5日田中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会见记者讲话时，就涉及了日中关系。他说：“战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日中关系，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为了不再发生纷争，要以认真的态度着手（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工作。以往我们单方面地给中国添了麻烦。但是，我认为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7月6日田中组阁后，在当天傍晚举行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发表讲话，又一次谈到日中关系问题。他说：“在外交上，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面对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我们要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大平正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在就任外相后会见记者时说：“内阁才刚刚成立，还没有决定今后政治活动的日程。”但另一方面又说：“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我想，到了一定的时候，由首相或外相访问中国，将是必要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日中邦交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到结束这一谈判时，我认为，‘日台条约’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当记者问到新政权在对华外交上与佐藤政权有何不同时，大平外相回答说，“我们下定决心，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至于与福田前外相的对华姿态有何不同，请你们仔细观察今后的行动。以往的外交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只要跟美国采取统一步调就不会错，但今后即使有风险，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事。”大平正芳做事、说话，一向十分谨慎，但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从来没有像这样引人注目地表现了积极态度。

无论是田中首相的就职演说也好，也无论是他和大平外相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也好，都明确地宣布了田中内阁下决心要尽快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这在战后的日本内阁中，还是第一次。

“一定要抓住战机”

7月10日清晨，我到办公室后，看到新华社在日本的发稿站“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闻稿，引起了我的注意。新华社报道，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发表讲话时有一段话专门提到田中内阁的成立，说：“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我当时想，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本来与日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周总理抓住时机，在这一讲话中立即表示响应，向田中内阁迅速地发出了信息。这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同日本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一贯立场。不消说，日本报纸都就此做了突出的报道。

周总理迅速做出反应，使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我来日本做记者前，有一次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前听取工作人员汇报时说过：“搞外交，一定要抓住战机。如果失掉战机，有时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