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别重游似故乡——记郭沫若战后访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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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是个奇妙的东西，许多往事随着光阴的流逝，渐渐被淡忘，但有些往事却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越发清晰，长久地留存在记忆中。

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应日本学术会议邀请，于1955年12月1日至25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二十余日的访问。我作为译员随团活动，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美好、太深刻了。

这个代表团实际上是对那年6月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访华的回访。

它的成行，还要从几位当时访华的日本学者到郭老家做客说起。

郭老和夫人的家宴

1955年6月的一个傍晚。

郭老和夫人于立群站在西四丁字街附近的大院胡同郭宅门口，欢迎来访的日本客人。

按约定时间，四位日本客人来到郭老家。我陪同前往。

这几位日本客人都是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成员，他们是经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到苏联访问三周，6月2日凌晨离开莫斯科，于6月4日下午抵达北京的。但团员中的前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和东北大学武藤教授二人比大队人马迟了几天才到达北京，因为他们二人在苏联访问期间专程到收容所去探望日本战犯，所以未能赶上主人——郭沫若院长6月5日晚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因此，郭老专门设家宴为南原和武藤两位先生洗尘。那天，被邀请作陪的日方人士还有茅诚司团长和代表团的长老大内兵卫。

走进客厅一看，著名作家谢冰心已经在座。她是今晚特别被邀请来作陪的。南原繁见到她，喜出望外，因为他在东京大学任校长时，谢冰心曾在东大文学部做过中国文学讲师。

这天晚上，宾主谈得很愉快。南原繁在回忆录中写道，出席郭老家宴的“中国方面的人士当中有曾经访问过日本的，也有最近访问过日本的。我们自然地谈到了日本。我们从日本饭菜谈到日本旅馆、箱根与京都的风光，还谈到日本的历史与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早年在日本住的时间最长的郭先生对我国发生的新变化，表现了最浓厚的兴趣。大内君说：‘就算别的什么也没有变，至少曾经迫害过您的警察变了。’郭先生听罢笑了”。

南原写道：“这次来中国，我深切地感到日本与中国是‘同文同种’。看报纸，能了解大概的意思。走在大街上，也能看懂招牌。我们访问大学和学会时相遇的人，似乎从前在日本见过面。这不仅指外貌而言。尽管我们的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彼此之间在思想深处有某种相通的心情和亲近感。”

他接着写道：“战争结束已经十年了，两国之间至今尚未恢复和平状态，这无论如何也是不自然和不幸的。今后日中两国的政治和外交，不应该是‘远交近攻’，而首先应该互相提携，确保亚洲的自由与和平。为此，当务之急，是恢复通商贸易，同时谋求文化交流。目前，两国进行科学技术和艺术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余地都很大。”

宴会结束，南原繁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主人。他写道：“北京从日落到夜幕降临，似乎还有一段时间，街上不甚暗淡，但人迹已经稀少。不知从哪里刮来了一阵凉风，吹进车窗里。我和大内君谈到今天来华后参加亲切的家宴所享受的幸福，同时也谈到郭先生。现在郭先生荣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是第一流的文化界人士，在政治上又居于有影响的地位。这一切姑且不去说它，郭先生作为一个人，知识渊博而深广，他既了解日本的优点，也了解它的缺点，他是日本的真正的理解者和同情者。如果能欢迎他到我国来访问，那么对国家来说，将是多么幸福啊！此事有一天能实现，不仅对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而且对未来的通商和邦交的恢复都将具有巨大意义。”

怎敢为大文豪郭沫若做日语翻译？

南原繁及广大日本文化、科学、教育界人士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时，我作为译员，跟郭老“形影不离”地度过了三周难忘的日日夜夜。

记得我接到通知要为郭老出访做翻译的那一瞬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郭沫若是驰名中外的大文豪，初出茅庐的我，能给他做翻译吗？简直不敢想象。

我知道，郭老对翻译的要求比较严格。郭老博古通今，又精通日语，所以在他面前做翻译，好像是小学生接受老师的考试。有时译的不准确或译不出，郭老会当场给以指点或补译。当然，在接受任务时我也想到，这次随郭老访日对于我是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

赴日前夕，有一天上午，代表团全体人员在北京饭店集中。我去得比较早，看到陆续地来了几位学者风度的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过一会儿，衣着朴素、耳朵上戴着助听器的郭老来到我们中间，亲切地跟大家打招呼，然后主持召开了一个短会。他讲了这次访日的任务，并把每一位团员向大家做了介绍。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是冯乃超、翦伯赞、苏步青、茅以升、汪胡桢、冯德培、薛愚、葛庭燧和尹达。代表团的秘书是戚慕光，另外还有两位翻译：李德纯和杨贵林。

郭老建议再补充一位团员，请熊复参加代表团，担任秘书长，以加强在国外的应变能力。

参加代表团的这几位学者，包括教育、历史、数学、桥梁工程、水利工程、生理、药学、物理、考古等各个领域，他们是新中国科学界的精华，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水平。

保障郭老和代表团万无一失

郭老接到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的正式邀请，是1955年的9月。

听说，周总理对郭老率代表团访日非常重视，而且特别关心郭老和其他成员的安全。因为当时中日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尤其是那一年的4月间，由于台湾特务分子安放定时炸弹，发生了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在太平洋上空爆炸的不幸事件。

在当时的条件下，代表团必须取道香港去日本。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回忆说：由于代表团“必须经过香港，有无安全保障，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经过党中央和周总理同郭老反复商讨，最后决定接受邀请按时访日，同时对代表团的各方面工作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关于保障代表团的安全问题，特别是需经过香港去日本的问题，经过反复慎重考虑，认为只要提高警惕，安排得当，安全还是有保证的。据分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到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架飞机是中国官方包机，目标明显，乘坐的又都是中国人，出了问题不会牵连其他国家，故容易被破坏。而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前一个星期，郭老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途经香港乘外国飞机，就安全到达了新德里。”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安全计，决定代表团不坐包机，乘坐外国的普通民航班机。同时决定，尽量缩短在香港地区停留的时间。郭老和代表团大队人马没有乘摆渡过海到香港岛，而只到九龙一侧。代表团秘书戚慕光和我因办理赴日手续，提前几天到香港岛，等郭老率团抵达九龙后会合。

郭老对于翻译工作很关心。当天晚上，在九龙住所，他向我提出要看一看代表团抵日时团长讲话的日译稿。我把在北京早已译好的日文稿呈送郭老审改。由于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各方面都不成熟，翻译经验也很少，因此译文质量不高是可想而知的。郭老看后，觉得译文中有些用语不够庄重。例如“表示诚挚的感谢”，译成接近“表示衷心的感谢”的意思。郭老亲切地对我说，还是改为“表示真挚的感谢”较好。我记得类似的地方还有几处，郭老在日译稿上亲笔一一仔细改过。我一方面感到自己译文的拙劣，未能使郭老满意，有些内疚；另一方面深感翻译时应该考虑讲话人的身份、地位、资历和年龄等，而不应不分对象一味地追求“通俗易懂”，使译文的用词、语气等千篇一律，毫无个性，毫无特色。换句话说，郭老的讲话在译成日文时应当像出自郭老手笔的日文，要符合他的身份、地位，而不应当是一篇中学生的作文。郭老的指点和教导，使我受益很大。

可惜的是，郭老亲笔修改过的日译稿，由于没有保存好而遗失了，这实在是莫大的憾事。

按原定计划，11月30日下午，我们由启德机场乘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东京。不料，航行约二十分钟时发现一个引擎发生了故障，只好折回九龙。王廷芳秘书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当国内得知这件事时，急坏了敬爱的周总理，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因为我们当时在日本没有常驻机构，总理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苏联驻日本代表部转告郭老和代表团，要特别注意安全，并决定代表团回国时改变途径，与苏联协商租用了一艘苏联轮船到日本接代表团直接回国。”“郭老访日回国后，曾多次谈起这次飞机发生故障的事，他风趣地说，多亏它早发生了故障，如果再晚一两个小时，这架飞机肯定会飞到台湾降落的，那我们就成了‘蒋大总统’的‘俘虏’啦。”当然，这是后话。

第二天——12月1日，我们改乘英国航空公司（BOAC）班机前往日本。

在帝国饭店接待的第一位客人

主人安排代表团下榻的是东京帝国饭店。

这家饭店当时是日本第一流的西式宾馆，位于日比谷公园对面。据说，它创立于1890年，长期起着迎宾馆的作用。由于它全部是用褐色耐火砖砌成的，样式很别致，看上去像一座坚固的古城堡，所以，在日本一直被视为特殊的建筑。

主人把郭老和代表团安排在这家饭店，是给中国贵宾以高规格的礼遇，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客人的尊重。郭老和我住在第二层。从主楼进去，登上二楼，向右拐，最尽头有个大套间——一间大客厅和两间卧室。郭老住在里面一间卧室，我被安排住在靠外面的一间，这样，便于照顾郭老的起居生活，有来客时也便于为郭老做翻译。

抵东京，过了一夜。翌晨，饭店服务员早早地把东京出版的各种报纸从房门下送进每一个房间里。

郭老正在浏览报纸时，听见有叩门声。开门进来的是一位戴眼镜、身材修长、笑容可掬的中年妇女。她便是池田幸子。在郭老抵日的第二天一大早，池田幸子就来看望郭老，是因为他们是老朋友，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第三厅”同过事，共过患难，她和丈夫鹿地亘在郭老领导下开展过对敌宣传和教育日俘的工作。两位老朋友阔别十几年后在日本重逢，显得格外亲切。

池田幸子对郭老这次访日非常高兴。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定后，池田亲切地打量着郭老说：“您一点也没有变。”

郭老说：“已经老了。”(https://www.daowen.com)

“不，您的头发全是黑的，没有一根白头发。”池田表示不同意郭老的说法。

郭老自谦地开玩笑说：“那是因为我平时不动脑筋的缘故啊！”

说到这里，池田笑了。她说：“郭先生为国家大事操心，怎能说不动脑筋呢！”

当话题转到日本一些报纸极力缩小郭老访日的影响时，池田幸子说：“看来，您这次到日本来访问，为时过早了些……”

我明白池田女士的意思，她是说像郭老这样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曾经做过新中国副总理、地位高而又有影响的人，应当由日本政府出面作为国宾正式地隆重地接待，但是，当时的日中关系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只能由民间出面接待。作为一个日本人，池田幸子似乎感到怠慢了郭老，心中有愧。

我个人认为，尽管这次郭老访日是由民间组织邀请的，但是，他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特别是邀请单位日本学术会议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出了妥善安排。所需经费，由于不可能从国库里支出，便依靠民间捐款。由此可见，郭老的访日得到了广大日本人民的支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当局要想缩小其影响，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驱散了乌云，月儿会更明亮”

郭老一行12月3日访问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通常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而且也不同于其他名牌大学。它是日本培养高级官僚的场所。在日本政府各部门供职的官僚中很多人都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总部二层楼的会议室里，郭老受到校长矢内原忠雄、前校长南原繁以及各系主任的热情欢迎。

矢内原校长见到郭老，自然很高兴，但他不能忘记在那黑暗的时代郭老在日本所受到的种种迫害。矢内原校长在致词中说：“郭沫若先生在日本生活时可能有过不愉快的回忆。但是，日中两国像今天这样频繁往来也是从未有过的。这种交流是基于对和平与学术的共同的信念和相互信任的友情。”

话音刚落，郭老站起来即席致答词。他微笑着说：“刚才矢内原先生说我过去在日本生活时可能有过不愉快的回忆，但我可以说，我在日本二十年的生活回忆，全都是愉快的。”显然，郭老在这里有意强调了日本人民对他的友好，而完全没有提当年自己在日本受到警察当局的种种迫害。郭老加重语气说：“我认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就像晚上的月亮那样，又圆又亮。有时，会有乌云遮住它，但是等到驱散了乌云，那月亮就会更加明亮。”郭老说，我希望我们两国学者的交流今后更加多起来。现在，我就像回到了二十年、三十年前的学生时代，利用这次来日本的三个星期好好学习。说到这里，郭老用日语说：“我觉得我还年轻！”顿时，与会者中间发出了愉快的笑声。

官方出面的午宴

郭老访日时，正值鸠山一郎担任首相。鸠山首相有意改善日中关系，便想利用这一机会，会见郭沫若。

但那时日本政府顾忌美国政府，想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达到会见的目的，便通过一位日本朋友来商量，要安排在某一个公园里见面，好似两个人在散步时偶然相遇做了一番谈话。

郭老断然回绝了这一方式，他说要见就大大方方地见，不便于见，就不必勉强。

日本政府这一招虽未奏效，但并未作罢。它还是对郭沫若做了一些友好的表示。这一点，在日本学术会议12月3日中午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有所表现。

这一天，我们进入东京会馆的宴会厅后，发现除了日本学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外，日本政府文部大臣清濑一郎和他的前任松村谦三也在座。日本现职的内阁成员出席欢迎来自一个与日本尚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代表团的宴会，这在当时来说是破天荒的。从当时日本所处的政治环境来看，日本政府派一位现职大臣出席，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勇敢”的行动。

午餐会上，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代表主人首先致欢迎词。郭沫若团长致答词后，文部大臣清濑一郎站起来讲话。他说，正如茅诚司先生和郭沫若先生所说，日中两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要和平友好共处。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内阁的同僚也衷心地欢迎以郭沫若先生为首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前来访问。抱歉的是我们未能以国宾规格招待郭沫若先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或者不信赖，而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内阁正以消除这种障碍为政策。”清濑表示希望下次能够举国一致欢迎中国代表团前来访问。

是的，从郭老的地位来讲，正像文部大臣清濑一郎所说的那样，日本政府若以国宾规格欢迎和接待郭老并不为过，但从当时日本还处于美军占领、中日两国尚未复交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清濑大臣在讲话中一方面表示歉意，另一方面也算是打了一个招呼。不过，应当说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我当时觉得清濑大臣能够明确地讲出，不仅是他个人，“我们内阁的阁僚也衷心地欢迎以郭沫若先生为首的中国科学代表团”，“我们内阁正以消除”造成不能以国宾规格接待郭沫若团长的“这种障碍为政策”，已经很不简单了。

接着讲话的是前文部大臣松村谦三。松村谦三一向崇敬郭沫若。1955年3月19日第二次鸠山一郎内阁成立时，松村出任文部大臣。就在他做文部大臣时，曾托人捎信，表示欢迎郭老访日。在郭老这次访日前，1955年11月21日，第二次鸠山内阁总辞职，所以郭老访日时，松村未能以现职的文部大臣身份迎接郭老，这对于他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

松村谦三的讲话就从这里谈起。他说，他在出任文部大臣时曾委托访华的日本人带信给郭沫若先生，欢迎他方便时访问日本。现在，终于迎来了郭沫若先生，感到非常高兴。松村说，刚才郭先生提到东京大学校长矢内原先生的讲话，说过去就让它过去了，过去的事不应当让它重演。这样的话，不应当只由学者来说，也应当由政治家来说。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要保证实现这句话。松村谦三还说，不管学者也好，政治家也好，应当不分国别，不分政治制度，大家携起手，实行和平共处，共同为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而努力。

不忘旧情去扫墓

12月3日晚，郭老在箱根富士屋饭店一楼大厅会见一位日本老妇人。她个儿不高，头发花白，穿了一身深色和服。这位老妇人看见郭老，赶紧走上前去，满面笑容，深深地鞠了一躬，便攀谈起来，显得那样亲切、热情。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老相识、老交情了。

这位老妇人是谁呢？

我忽然想起前一天郭老曾经提到过她。那是我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一大早，内山完造到帝国饭店来看望郭老。寒暄过后，郭老问内山完造：“文求堂的田中先生还健在吗？”

内山完造告诉郭老：他早已故去。郭老听罢，又关切地问道：“夫人现在怎样呢？我很想见她一次。请你帮助联系一下。如果可能，我很想去为田中先生扫墓。田中先生曾经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在日本写的书，如果没有文求堂，没有田中先生的帮助，是不可能出版的呀！请务必跟她联系。”

内山听了这话，禁不住流了泪。郭老如此重友情，使他深受感动。

这里提到的田中先生，便是20世纪20—30年代在东京开设专卖中国古籍的书店文求堂的老板田中庆太郎。到箱根来的那位老妇人，便是田中庆太郎的夫人，名叫田中岭，时年七十二岁。

东京的文求堂，郭老在日本求学时，就曾去过。1928年，郭老亡命日本后，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时，甚感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到藏书丰富的上野图书馆借阅，仍感到不能满足，于是想起了自己初到日本留学时曾去过的东京文求堂，便去寻找。

文求堂的主人田中庆太郎，年龄在五十以上。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他对于中国古籍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他年轻时曾到过北京，全靠生意上的经验，他获得了地位和产业。郭老曾经说过，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位田中先生的；恰如当时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内山完造的那样。

当年，郭老找到文求堂，问老板田中庆太郎，店内有没有研究“殷墟书契”的入门书，老板从书架上取下了两本天津石印的线装书《殷墟书契考释》。郭老在《我是中国人》中写道：“我翻开了书的内容一看，看见那研究的项目，秩序井然，而且附有字汇的考释，正是我所急于需要的东西。价钱呢？要十二元。在当时这绝不是菲薄的数目，而我自己的身上却只有六元多钱在腰包里。我便向老板提议，好不好让我把六元钱做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

“书店老板踌躇了一下，娓娓地拒绝了。但值得感谢的是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更好的门路。他告诉我，要看这一类书，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应有尽有。你只要有人介绍，便可以随时去阅览的。那东洋文库的主任是石田干之助，和藤森成吉（注：郭沫若在日本第六高等学校学习时的德文教师）是同期生啦。

“真的，我真是感谢他这个宝贵的指示。他虽然没有慷慨地借书给我，但我是不能怪他的。因为那时候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以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而向他提出那样的请求，倒是唐突得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后来，郭老在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还曾得到田中庆太郎的直接帮助。

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机关刊物《日中文化交流》1980年3月7日报道，1980年日本发现了一封郭老在20世纪30年代用日文写的书简。从这封书简也可以看出郭老与田中庆太郎的密切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原田淑人的儿子、早稻田大学中国哲学教授原田正巳在整理亡父的书斋时，偶然发现了郭老用毛笔写的一封日文信。

书简全文译出如下：

拜启东大及帝室博物馆的甲骨，承蒙厚意，允以纵览和摄影，谨表衷心谢意。博物馆的那一部分，照片洗出后极为鲜明，但昨日得到的帝大的部分，稍差一些，有的字迹不清，难以辨认，我想，这无论如何也是印不成书的。为此，请允许我不揣冒昧，委托文求堂的田中先生直接派摄影师再拍摄一次。

2月6日
郭沫若顿首
原田淑人先生史席

郭老这封信，日语是非常道地的，而且用词恳切，话语委婉，完全合乎日本习惯，甚至连书信的格式也是依照日本的。郭老的亲笔信本来就是难得的墨宝，而本世纪30年代用日语写的书简，就更加珍贵了。

郭老的信只写着“2月6日”，没有写年份。原田正巳认为，从《卜辞通纂》出版于1933年这一点来看，估计这封信是1932年写的。原田正巳看到信的落款“沫若”二字与《卜辞通纂》封面上的完全一致，感到非常高兴。

郭老写信的当时，原田淑人正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同时在帝室博物馆任职，而郭老那时住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卜辞通纂》一书的内封上写着，“1933年春郭沫若书于江户川畔”。这江户川，就在市川市旁边流过。原田正巳说，从信中可以知道郭先生当时为搜集研究甲骨文的资料，经常到父亲的研究室去。据原田正巳回忆，他父亲当时常常说：“今天郭先生到我的研究室来了。”由此可见，原田淑人对郭老的研究活动所提供的帮助是很大的。

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郭老的信中看到了另一位日本人，那便是文求堂的田中庆太郎。这封信有力地证明郭老在从事甲骨文的研究方面，确实曾得到田中庆太郎的大力协助——郭老委托田中直接派摄影师到东京帝大拍摄过甲骨。郭老对田中庆太郎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正因为如此，郭老到东京后便向内山完造打听田中庆太郎的情况。内山告诉郭老：田中庆太郎早已故去，不久他的大儿子也去世了。曾在东京本乡一带闻名的文求堂，后来藏书散失，他那中国式的建筑物，也已归天理教所有。郭老听后怅然。

在箱根富士屋饭店，郭老除了与田中夫人会面外，还和她的长婿、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以及三子田中壮吉和两个孙儿见了面。郭老亲切地拉着小孙儿的手，体现了中日两国老少三代人的真挚友谊。郭老与田中一家人有说不完的话和吐露不尽的情意。

翌日——12月4日晚7时许，郭老驱车来到叶山的一座古刹——高德寺。田中庆太郎的墓就在那里。

天色已晚，寺内寂静、肃穆。田中夫人和寺院的方丈早已等候在那里。田中夫人手持灯笼，充当向导。我们来到一块立着石碑的田中庆太郎墓前。郭老按日本习惯，扫了墓。中国的一位大人物不忘旧情，在百忙中抽暇去扫墓，这一崇高行为怎能不使死者的亲友深受感动，怎能不在日本人民当中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