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利导，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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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七八月，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来说，的确是不平凡的月份。

就在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前，萧向前作为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于7月3日晚乘日航班机从香港抵达东京。

萧向前接任

自从1967年4月孙平化回国休假再没有返回东京以后，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一直空缺。

萧向前选择这一时间到日本来，是否事前已确切地估计到田中角荣即将出任首相？看来，并非如此。萧向前内定担任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是1972年5月的事。但萧向前偕夫人和工作人员是在差不多两个月后的7月1日到达香港转乘飞机的。据萧向前回忆，他们于7月3日乘日航班机赴东京时，在机上看到日本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田中、大平、三木实行三派联合的消息。萧向前曾向我说过，他那时也是带着一个问题到东京来的，即究竟是谁能当选下届日本首相：是田中角荣，还是福田赳夫？

我到羽田机场用日本外务省发的记者证作抵押，换了可以进到停机坪的袖章，佩戴着它，到了预定停机的地点。按规定，一般的欢迎者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只能在贵宾室等候。萧向前进贵宾室时，那里已经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他面向欢迎者即席发表了讲话。

萧向前到达东京，使空缺了五年首席代表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又有了首席代表。

就在萧向前到达东京的四天以后，即7月7日，田中内阁宣布成立。

上海舞剧团抵达东京

孙平化率领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到达东京，是在此三天后的7月10日晚。舞剧团是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到日本访问演出的。这一天，东京下雨，但羽田机场聚集了两千多名欢迎群众。从新闻记者的角度来说，为了向总社发消息，我们总要注意欢迎人群中的重要人物。邀请单位出面的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常任理事白石凡、宫川寅雄、西园寺公一，事务局长白土吾夫，副事务局长村冈久平，《朝日新闻》社常务董事长谷川健一、计划负责人辻丰。政界人士有自民党的藤山爱一郎、古井喜实、川崎秀二、田川诚一、久野忠治以及宇都宫德马，社会党的八百板正、川崎宽治、小林进，公明党的二宫文造、大久保直彦和民社党的大内启伍。此外，还有黑田寿男、萩原定司、河原崎长十郎、松冈洋子等一大批友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其中包括松山芭蕾舞团全团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是新中国的老朋友，但这只能说是民间友好的较高规格。从这个名单中，还看不出日本官方在日中关系方面要有什么动作。政界和财界的许多重要首脑也没有露面。

谁都知道，孙平化不是搞文艺的，这次由他率领芭蕾舞团到日本，自然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我也认为他是借这次访日的机会来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但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态发展得那样快，使他和萧向前担负了直接推动中日复交的重大任务。关于这一点，孙平化自己也说，率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是早就定下来的。当时，无论是他还是萧向前，都没有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具体任务，而是恰巧碰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周总理的重要指示

的确，一切都超乎人们的意料，情况有了急速的变化和发展。一周后的7月17日，以郝中士为团长的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的陈抗担任这个团的副团长。记得，陈抗到东京后即来到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孙平化也来到这一所坐落在惠比寿的他从未来过的“孙平化宿舍”，因为陈抗从国内带来了周总理的重要指示要向孙平化和萧向前两位传达。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在当时中日尚未建交的情况下，是传达这样重要指示而不会泄密的唯一可选择的最佳地点。传达时，我是否在场，现在已不记得。但那一天我在联络处见到陈抗时，他就告诉我，临来日本前周总理在一次会上做了重要指示：

我讲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过去有过“王国权旋风”“王晓云旋风”，这回不能再叫“旋风”了，要落地。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萧向前就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

陈抗说，周总理用非常幽默的语言，明确地指示孙、萧在日本争取会见田中、大平，以实现田中首相访华，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任务非完成不可。

从此，峰回路转，在日本，争取田中首相访华，以实现中日复交的热烈气氛顿时高涨起来。

藤山爱一郎的巧安排

7月20日，藤山爱一郎在他家族经营的“新日本饭店”安排了一次酒会，名义是欢迎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和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明眼人一看便知，藤山爱一郎是想借此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复交的方向发展。我们中国记者去采访时，事前并不知道藤山都请了哪些客人。然而，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现职的政府要人出席：外相大平正芳、国务相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也出席了酒会。不仅如此，执政的自民党三个主要负责人——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总务会会长铃木善幸、政务调查会会长樱内义雄以及在野党领袖——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也都到会。不消说，这一天日本政界、经济界、友好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也踊跃参加酒会。可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酒会，气氛十分热烈。但更为重要的是出席者的规格特别高。根据我的经验，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在日本举行的欢迎中国客人的类似活动，一次能有这么多的现职的内阁成员出席，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藤山爱一郎作为主人在会上即兴讲话。他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不仅点明了举办这次不寻常的酒会的宗旨，而且使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中日关系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出现美好的景象。

藤山说，萧向前和孙平化两位先生“在日本有很多熟人，我希望大家能借此机会重温友情，同时，我想把他们两位介绍给一些新朋友”，“今天，日本的政界、经济界人士来了很多，从大阪和名古屋也来了不少朋友”。说到这里，藤山把视线转向大平外相，并环顾了全场的客人，意味深长地说：“这次聚会，可能会为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开辟道路。特别是，今天大平外相出席了酒会。现职的大臣，而且是外务大臣出席，这是划时代的。我想，今天将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前进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聚会又增添了新的意义。”

接着，藤山向客人披露了大平外相的想法。他说：“外相自己也说，外务省今后要开辟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进行接触的途径。双方商量将来的问题时，用不着到巴黎或日内瓦去。我听了这个话很受鼓舞。总之，日中邦交的恢复，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在最近最近的将来，也许在明后天就能实现。这是我们的希望。”藤山这最后一段话，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萧向前和孙平化讲话时感谢藤山先生的盛情款待。萧向前说：“今天有这样多的朋友聚集一堂，并出现这样一种气氛，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们相信，事情不会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气氛上的，一定还会前进。我本人和驻东京联络处的全体人员将同各位朋友一道，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而共同努力。”

孙平化团长这一次是相隔五年，经历了他与日本隔绝的不寻常的“文化大革命”后重访日本的。他深有感慨地说：“我在这里再一次见到了老朋友，也见到了新朋友。朋友这样多，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当前形势的发展。”

席间，中日两国朋友频频举杯，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早日实现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干杯。

日本记者怎能放过这样难得的历史性镜头呢？在记者们的要求下，大平外相和藤山爱一郎同孙、萧二人以及三木国务相、桥本干事长排成一排照了相。照相时，他们很自然地拉起了手，开怀大笑。他们的笑声，带动了大家愉快的欢笑。

藤山爱一郎的这一安排，在当时来说是重要的一着，它不仅使孙、萧第一次与大平先生见了面，而且为今后的会晤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大平外相两次会见孙、萧二人

在这之后，7月22日和8月11日，大平外相在东京大仓饭店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二人。这两次会见，我们都及时地向新华社总社发了消息，而且第二天都见了报。《人民日报》是在国际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的。由于这两次会见都不是公开进行的，记者不能到现场，两次会见的消息都是孙、萧会见大平外相后，口授给我们的。由于当时不能写会谈的具体内容，所以，只发了两百多字的短消息。22日的会见消息是这样写的：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电　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和日本政府外务相大平正芳，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东京大仓饭店举行了会见。

会见时，大平正芳表示衷心欢迎孙平化和萧向前来到日本。双方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

在会见中，孙平化、萧向前和大平正芳都表示希望中日关系能尽快实现正常化，并且一致协议：今后根据需要再举行会谈。

据孙平化回忆，当时大平外相对孙、萧二人说：“我和田中首相是一心同体的盟友，他委托我全权处理外交事务。田中首相和我都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此，孙、萧二人也热情表示，中国方面欢迎田中首相到北京直接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只要田中首相去北京，一切问题都好商量，中国方面绝不会让田中首相为难。为了进一步推动田中首相访华，孙、萧二人还表示，希望能够有机会见到田中首相。新华社消息的最后一句“一致协议：今后根据需要再举行会谈”就包含了今后继续保持同大平外相的接触，以留下争取会见田中首相的余地。

关于7月22日那次会见，萧向前是这样回忆的：“在场者还有桥本恕（外务省中国课长）、唐家璇（随孙平化团任秘书），他们也只是旁听。谈话直接用日语，不做翻译和记录。大约谈了一个小时。双方许多主张本来都是互相知道的。最后大平说双方无任何分歧，完全可以进入建交谈判。从此以后，桥本恕是日方联络人，我是中方联络人。当时我和桥本只负责联络，所有的预备性会谈都是在北京进行的。”

8月11日，大平外相在大仓饭店再次会见孙、萧二人，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见。《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时所冠的标题是：

大平外相会晤孙平化萧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决定访问中国

消息的全文是：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电日本外务相大平正芳八月十一日正式转告中国方面，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决定要为谈判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大平外务相是在东京大仓饭店同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会晤时转达这个决定的。孙平化、萧向前再次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问中国。

大平外相还表示愿为孙平化和萧向前安排会见田中首相。孙平化和萧向前表示将拜访田中首相。会见将于八月十五日举行。

这次跟大平外相的会晤，除明确了田中首相决定访华外，还有一点重要的是田中首相决定于八月十五日在东京会见孙、萧二人。

周总理对孙、萧二人的重大嘱托，就要实现了，孙、萧二人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那时从他们两人的表情可以看出：如释重负，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希望。孙平化爱开玩笑，他对我说，这件事办不成，我就无脸回国见周总理和江东父老啊！

在田中首相会见孙、萧二人的前一天，8月14日晚，中国上海舞剧团结束了访日演出，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盛大的告别酒会，答谢日本各界朋友。

中岛健藏说：“头上的乌云即将消逝。”

自从舞剧团到日本后，除了演出活动外，团长孙平化和萧向前二人集中地会见了众多日本政界、经济界和文化艺术界人士，特别是到那时为止已经三次会见了大平外相，而且田中首相也已经决定访华，表示要与周总理会谈中日复交问题。围绕着这些活动，日本的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分量之多和声势之大，可以说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是空前的。那时，在日本会感受到你是置身于中日友好的热浪之中的。正是反映着中日友好的这一大好形势，这一天，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各界朋友两千四百多人出席了酒会。

我注意到，日本内阁成员出席酒会的有国务相三木武夫和夫人、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大平外相因在外地不能出席，特意委托别人打来电话致意。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以及前首相片山哲、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日本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会长黑田寿男出席了酒会。

在酒会上，我还见到邀请单位的负责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朝日新闻》社社长广冈知男。跟中国有来往的日本经济界首脑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凡是能出席的都出席了。

孙平化团长讲话时，对日本各界朋友、旅日朝侨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接待和巨大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结合当时日本出现的日中友好的高潮说，舞剧团在日本访问演出过程中，我们高兴地看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展现出一个光辉的前景。中日关系的这一新发展，是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

中岛健藏在他的讲话中，除了热烈祝贺中国上海舞剧团在日本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外，还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1972年的夏天，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战后二十七年来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乌云即将消逝。请大家想想，我们是怎样急切地等待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日子早一天到来。而如今，这个日子已经不会太远了。”

田中首相会见孙平化

翌日——8月15日下午4时30分，按预定田中首相要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平化和萧向前二人。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大新闻。我们常驻东京的中国记者早早地就来到会见场所。只见饭店四周和里面，日本当局布置了许多便衣警察，以加强保卫。会见厅不算很大，中间用屏风隔开。靠外面的一侧，摆着一套沙发。屋子里挤满了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大家都想占一个好地方，不时地挤来挤去。田中首相等日方人员先于中国客人来到这里等候。不一会儿，孙、萧等中方人员到达。田中首相满面笑容迎上前去，同孙、萧二人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这时，场内所有的闪光灯亮了，照相机的快门响个不停。主人把客人让到沙发上坐下。(https://www.daowen.com)

“田中首相，请再握一次手。”“对不起，请再来一次！”

记者们一遍又一遍地要求田中首相跟孙、萧二人握手，以便把这一历史性的场面摄下，千万不能留下遗憾。记者的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屋内，人头攒动，气氛热气腾腾。我看到一向怕热的田中首相脸涨得通红，但他显得格外高兴。他指着记者们，向孙、萧二人说：“日本的记者抢镜头，总是这样。”孙平化也指着站在前排有利位置正在摄影的中国记者说：“他们是这次随团来的中国记者。”田中首相听罢，会心地笑了笑，并向他们点了点头。

忙过一阵之后，宾主双方都进到屏风的那一侧，进行会谈。这个场面是不许记者进去采访的。我们只能在屋外等候。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会谈结束。只见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手里拿了一张纸，跟孙、萧二人商量了一会儿。商量毕，孙平化走过来，把同样的一张纸交给了我，说：“这是双方商定的报道口径，日方要按此报道，我们也要按这个口径发消息。”这是一张日本特有的“美浓纸”，上面事前已打好了字。看来，日本外务当局早就做好了准备。刚才，二阶堂跟孙、萧二人经过协商，对原稿做了某些修改，看得出上面用笔勾勾画画，有改动的痕迹。孙平化还跟我说：“这次谈得很好。田中首相问北京什么时候气候最宜人。我告诉他，最好是9、10月间。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田中首相尽管没有明确地说他在9、10月份访问中国，但这个可能性很大。”

我和另一位中国记者回到惠比寿的驻地后，马上按孙平化交来的报道口径编发消息。由于新华社的消息有自己独特的体例，在编写时对报道口径做了一点技术上的调整。翌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三版显著位置，打破横排的常规，以竖排形式醒目地报道了这一消息：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五日电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八月十五日下午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

接见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代表许宗茂、中国上海舞剧团工作人员江培柱、唐家璇。日本方面在座的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首相秘书官木内昭胤、小长启一。

孙平化对田中首相在百忙中接见表示感谢；对中国上海舞剧团在日本演出期间受到日本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日本政府的友好关照，感到鼓舞，并表示感谢。

孙平化向田中首相表示，我国外交部姬鹏飞部长已受权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田中首相对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他访问中国表示衷心的感谢。田中首相还表示他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双方同意待田中首相访华日程确定后，再由双方同时发表公告。接见是在友好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消息中说的“待田中首相访华日程确定后，再由双方同时发表公告”这一表述，反映了田中首相的意向：尽管解决中日邦交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他还需要处理好自民党内的各种意见，特别是少数反对意见，以做到万无一失，因此不能过早地公布他的访华时间。消息中还有一句话：田中首相“表示他同周总理的会谈将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句话具有实质性内容，它表明田中首相决心不久即将访华，通过与周总理的会谈，一举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飞往上海的两个特殊航班

1972年8月16日，东京时间上午10时许，日本航空公司、全日本航空公司的两架喷气式客机，从东京羽田机场相继凌空而起，飞往中国上海。飞机机首飘扬着中国国旗和日本国旗。这是战后相隔二十七年来日本民用飞机首次直飞中国。

乘坐这两架飞机的是由孙平化率领的刚刚结束在日本访问演出的中国上海舞剧团。

一些日本朋友也分乘这两架客机前往中国。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社长朝田静夫等人乘坐的，是当地时间10时零2分起飞的日航DC-8-62型飞机。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冈崎嘉平太和全日本航空公司社长若狭得治等人乘坐了10时27分起飞的全日空的波音727-200型飞机。分乘这两架客机的，还有一批随行采访的日本记者。

由于中日复交在即，新华社总社要我立即返京，研究报道方案。

我便同随机采访的高地一道，乘上了日航飞机。

我在机场见到中岛健藏时，不由得想起8月14日晚中国上海舞剧团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的那场盛大的辞行酒会。就在那次酒会上，中岛健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特别强调说：“战后二十七年来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乌云即将消逝。人民一直急切等待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日子早一天到来。而如今，这个日子已经不会太远了。”

是的，不说别的，就说眼前的这两架即将飞往上海的飞机吧。这是过去人们从来不敢想的，因为中日两国当时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日本飞机怎能直飞中国呢？中国的机场怎能为日本的客机开放呢？但是，现在这一切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

说到日本客机临时飞往上海，这里还有一段插曲。

在上海舞剧团逗留日本的后期，我就听孙平化告诉我，藤山爱一郎曾向他建议由日航和全日空这两家公司各提供一架包机，送上海舞剧团回国，这样，舞剧团不必绕道香港，可以从东京直接回上海。我知道，藤山是日航的董事长，跟日航有密切关系，而全日空，则是中国的另一位老朋友冈崎嘉平太曾作过社长的公司，所以，此事安排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当然，藤山建议由日航和全日空两家公司各提供一架包机，是出于一种平衡考虑。但孙平化当时想，一个一般性的艺术团，怎么好大肆张扬，乘包机回国？据我推测，孙平化当时一定是顾虑重重。因为人们经过“文革”，一般说来都心有余悸，生怕因不合身份地坐了包机而受到批评。于是，孙平化感谢了藤山的好意，同时表示此事他个人做不了决定，允报国内。

“这是政治！”

那时，孙平化在日本的活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通过国际电话向国内汇报。他向国内汇报时，加了一句个人的想法：“舞剧团（取道香港）回国的交通工具，早已安排好，是否还要包机直飞国内，兴师动众？我个人的看法是似乎无此必要。”过了几天，我在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听说国内已有了回话：同意舞剧团乘包机直接回上海。后来，孙平化告诉我，周总理在他报回去的意见上批示：乘包机回国，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这是政治”。

我们当时都感到，周总理高瞻远瞩，他不是把这一件事简单地看作舞剧团怎样回国的技术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把这次飞行当作田中首相访华前的一次试航。

8月16日那一天早晨，羽田机场的迎送台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估计有一千人。我看到，在停机坪附近送行的人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西园寺公一、《朝日新闻》社常务董事长谷川健一、著名表演艺术家河原崎长十郎，以及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此外，东京华侨总会、日航和全日空的代表也到机场送行。

机场上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仪式。作为上海舞剧团邀请单位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朝日新闻》社以及与上海结成友好城市的横滨市等八个单位首先向孙平化团长和中岛健藏先生赠送了花束。孙平化团长致词说：“我们很快就要跟朋友们分手了。今后，我们将继续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为发展文化交流，为实现两国人民最大的愿望——邦交正常化而努力。”在结束讲话时，他用日语说：“朋友们，谢谢你们。‘萨哟那拉’（日语：再见）！”然后，河野议长按日本习惯带领大家三呼“万岁”：“誓为促进日中友好而努力！万岁！万岁！万岁！”

上海舞剧团的两百多名团员与日本朋友一一握手，互道“再见”“萨哟那拉”，依依惜别，登上了飞机。

大概是做记者的有一种“共性”，或者说有一种“使命感”，我一上飞机，就留心周围发生的事，哪怕是一点一滴，也不放过。我乘坐的那架日航客机，大家刚一落座，就听到了机长通过广播讲的热情话语：“中国上海舞剧团的朋友们为促进日中友好，为发展日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我们能担负起专程送中国客人回祖国的任务，感到非常荣幸！”这位机长，名叫富田多喜男，他是富有经验的驾驶员，前一年日本天皇访问欧洲时乘的专机，就是他驾驶的。全日空的那一架客机也同样配备了一位经验丰富、名叫神田好武的机长。

日航和全日空这两家公司为能安全、顺利地把中国客人送到上海，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两架飞机在这次飞行之前，曾进行过一次试航。执行8月16日直飞上海任务的机组人员，几乎全都参加过那次试航。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关于这一点有一段生动的描写：“中国民航国际业务局副局长王炳於以及驾驶员和报务员共六人分乘这两架直飞中国的特别包机，他们在驾驶舱里协助日方机组人员。日航客机上的富田机长和全日空客机上的神田机长，曾经都在东京—北京航线上试飞过。正因为如此，他们并不显得紧张，而满面春风地坐在驾驶席上。他们就像驾驶班机，飞往临近的城市那样从容不迫。”

是为日本首相访华的一次“演练”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们就看见在候机楼前有上千名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来迎接上海舞剧团和同机到达的日本客人。他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齐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简直就像欢迎某外国的国家元首或总理似的。这个场面不仅是我，恐怕同机的所有人都未曾想到过。据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我想，这固然有对孙平化同志率领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成功表示祝贺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表示中国人民热切期待并热烈欢迎田中首相访华，也是为田中首相访华的一次“演练”。

从包机走下来的日本贵宾和孙平化团长，在上海市领导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挥手致意。我作为记者，能够亲眼看到这一情景，感到很幸运。

我们被安排下榻在锦江饭店。到机场迎接我和高地的新华社上海分社的领导，陪我们到饭店后，立即商量如何进行报道。商量的结果，决定由我执笔写一篇通讯。午饭后，我顾不得休息，根据一路上采访和搜集的材料，写成了一篇通讯，请高地过目。他稍做修改后，交给上海分社的同志发回总社。这篇通讯，题目是《在东京—上海的航程上》，刊登在1972年8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文革”以后，由于反对所谓“三高三名”，通常的做法是记者写文章不能署个人名字，所以，那篇通讯在文尾署名为“新华社记者”。

翌日早晨，在食堂见到孙平化，他告诉我已接到通知要他和同行的江培柱、唐家璇立即回北京汇报，不能一道回去了。这样，他们当天晚上就返回北京，并从机场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向等候在那里的周总理做了汇报。

调整各方工作和外务省的态度

对于田中首相来说，在他访华谋求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还必须做好各方面的调整工作。

首先是怎样安抚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自民党内一直存在的一股亲台势力，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在最近的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他们所支持的福田落选，心中很不是滋味。这些因素都交织在一起，促使他们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反对田中首相访华，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田中以他的智慧和魄力，终于摆平了“台湾帮”，使他们不能兴风作浪。

这个问题解决后，还有一点使田中首相放心不下的，那就是外务省的态度。

应该说，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外务省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田中出任首相以前，外务省对中国的态度是冷淡的。这当然跟佐藤内阁推行的反华政策有关。

佐藤荣作本来就是一个亲台派，作为外务事务当局来说，是无法违背内阁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

远的不说，就说在佐藤内阁时代，外务省围绕着对中国的问题曾遇到过不少难题，例如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问题、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日本在野党与中国发表谴责佐藤政府的共同声明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使外务省大伤脑筋。对有些事，外务省的做法是能往后推就往后推。借用田中首相的秘书早坂茂三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问题对于外务省简直就是“卡在嗓子眼里的一根鱼刺”。

但是，这种情况在田中出任首相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也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

就在田中内阁成立一星期后的7月14日，日本驻美大使、亲福田赳夫的牛场信彦在华盛顿向记者说：“中国把中日复交三原则作为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我们不能予以承认。”

但是，在外务省里，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的态度是积极的。当时，我们在日本对此虽有耳闻，但由于日方对外封锁消息，外界无法了解有关的内情。据后来桥本本人向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透露，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田中内阁成立当天晚上，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东京赤坂的一家餐馆“千代新”碰面，商量了日中问题。席间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田中内阁最大的外交课题。”

大平外相立即把桥本课长召到外务省大臣室来。他绕过其他人，直接对桥本说：“田中首相已经决定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并向桥本交代绝对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同时指示他立即开始与中国接触。

为了制订谈判计划，外务省成立了一个由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条约课长栗山尚一、中国课长桥本恕三人组成的小组。

桥本恕协助大平外相做了大量工作。复交前，他多次来往于中日之间，还充当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时的先遣人员。

在这一过程中，外务省的大势逐渐倾向于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但是在如何处理“日蒋条约”这一关键的问题上，他们死死地抱住“条约论”不放，始终坚持不能废除这一非法条约的立场。这个阴影，后来一直拖到在北京举行的复交谈判中，以至于在双方之间引起了一场斗争。

出访前的准备

田中首相在访问中国以前，于9月23日早晨，曾到东京文京区的护国寺参拜了松村谦三墓。

松村谦三从1959年到1964年曾三次访问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多次进行会谈，共同推动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的阶段向半官半民阶段发展，为后来的中日复交奠定了重要基础。应该说，松村晚年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但是，他未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就于建交前一年的8月离开了人世。由于松村谦三生前刚直不阿，排除重重困难，为改善中日关系奔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既是日本政界的元老，也是中日复交这一伟大事业的日方“掘井人”。

田中首相要完成的是松村的未竟事业，他要去北京跟周总理会谈，一举解决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这一战后一直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怎能不先向这位日本政界的老前辈致敬呢？

那一天，松村谦三的长子，在三菱仓库公司任社长的松村正直和自民党国会议员川崎秀二先到墓地等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到达后，按日本习惯，向墓碑上浇了水，然后合十参拜。

我认为，这一行动既有象征意义，也表明了田中首相有恢复日中邦交的诚意和决心。

了解田中的生活习惯

翻开9月24日的《朝日新闻》，除了这一条消息外，还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它报道了田中首相的身边工作人员怎样从生活角度为首相访华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身边工作人员认为，田中首相到北京与周总理进行的会谈，是战后日本外交史中应大书特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因此，希望首相能以最佳状态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由于田中首相患有甲状腺亢进症，怕热，出汗多，需要不断饮水。报道说：

身边工作人员最担心的是饮水问题怎样解决。首相爱出汗，每隔十五分钟就要喝一次水。睡觉时，要把水放到枕头边，早晨起床后，先喝一两杯。喝白兰地时，要放两只杯子。一只杯子，倒的是加水的白兰地，另一只杯子里是冰水。而冰水要比白兰地喝下去得快。

然而，北京的水，与日本的软性水不一样，是硬性水，含有氯化钙和氯化镁。中国方面善解人意地说：“我们会把水烧开，准备充足的茶水，请放心。”首相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说：“喝硬性水，很快就会习惯的。”但首相却坚持说：“别的都可以迁就，只是喝水这一点，请中方宽恕我的任性。”最后，决定把日本的水装在桶里带到中国。

首相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人担心，“首相天天吃中华料理会不会吃腻”。首相有时也吃油腻的中华料理，但他是“日本料理一边倒型的人”。然而，中国方面事前充分地了解了首相喜爱吃的东西。据首相秘书官说：“首相喜欢吃大马哈鱼头炖萝卜。中国方面甚至知道怎样来调味。”

首相还非常喜欢吃白米饭。他吃饭时，上面要撒一点盐。因此，还要特意带去日本产的大米。家乡新潟县的“越光”品种的米还没有到收获季节，所以要带上去年产的陈米。此外，还要带去咸梅干、腌咸的木天蓼、细香葱、食盐、黄酱、酱油等。

关于服装，田中的家人说：“中国人穿的朴素，所以不必特意准备礼服，平时穿什么，就穿什么。”但是，问题是角荣先生特别怕热，所以除了准备大量的衬衣、衬裤外，皮箱里还要装两套夏天穿的西装。为了准备爬长城，箱子里还塞了一双橡胶底的运动鞋。

日本有报道说，中国记者曾事前采访过田中首相的生活习惯，以备他访华时做参考。关于这一点，确有此事。

在田中首相决定访华时，我们从记者的角度，就考虑到他抵达北京后，除会谈外，对于中方来说还有一个如何做好接待工作的问题。这就需要事前了解田中首相的饮食起居习惯。我们常驻东京的中国记者团，由蒋道鼎出面，采访了田中首相的大秘书早坂茂三。像田中首相怕热，爱喝水、喜欢吃咸大马哈鱼头炖白萝卜，以及日常的起居时间和习惯等情况，都是那时采访到的。蒋道鼎写好稿子，我看过后，便作为参考稿发回了总社。

后来，我在早坂茂三写的《政治家田中角荣》（中央公论社出版）一书中，看到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早坂写道：“我自己，在5月上旬就接受了两位中国记者的来访，被彻底地采访了关于田中的情况。我向他们谈了：一、田中特别怕热，最合适的室内温度是十七摄氏度；二、喜欢吃的东西有台湾香蕉和东京银座四丁目的木村屋的夹馅面包；三、做黄酱汤用的黄酱，要用柏崎市一家名叫‘西牧’的老字号生产的三年黄酱。我甚至把情况介绍得如此细腻。当我随同田中访华时，我发现中国方面已把他们采访的成果完全付诸实施。”

早坂写的都是事实。但，只有一点，他把中国记者采访他的日期记错了。早坂说是5月，但那时田中角荣还没有当首相，还没有出现作为一国首相访问中国的问题。我记得，采访早坂确实是在田中首相决定访华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