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日本十五年——新华社东京分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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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9月到1978年6月，我在新华社东京分社做记者，前后达十五年之久。

起初我到日本常驻，是用《光明日报》记者名义。那是在1964年9月29日。这一天，我们七名中国记者在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丁拓率领下，到达东京。这是战后第一批常驻日本的中国记者。此举标志着新华社东京分社正式成立。

当时，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因此，新华社东京分社的成立，不是采取通常的形式，而是通过中日双方互派常驻记者的形式实现的。中日互派记者，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是极为困难的。它的实现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道路。

中日互派记者的漫长道路

这一条路竟然走了整整十五年。十五年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到1964年。其间，据我所知，只有新华社记者丁拓、吴学文曾随中国访日代表团到日本进行过几次短期的、临时性的采访活动。那时，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日本政府又一味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因而对中国记者逗留日本长期从事采访活动提出无理要求。例如1957年8月，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东京举行。丁、吴两位记者随中国代表团访日并报道这次国际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们申请办理延长逗留期限的手续，准备继续留在日本进行采访活动，但日本政府要求他们依照“规定”按指纹。由于中方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人格的无理要求，不予接受，所以签证期满，他们便随代表团一道回国了。

中日两国在1964年这一年能够实现互派常驻记者，跟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1958年4月发生的侮辱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使好容易建立起来的民间交流渠道几乎全部中断。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从1959年起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开始活动，谋求改善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日本执政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继前首相石桥湛山之后，于当年10月应周总理的邀请访华。1962年9月他再度来华，以求打开中日关系僵局。双方的会谈，主要集中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尽管当时中日双方都有意解决互派常驻记者问题，但因条件不成熟，未提到正式会谈的日程上来。

说到中日互派常驻记者，应当提到自民党国会议员田川诚一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努力。田川诚一曾经做过《朝日新闻》社记者，后担任了松村谦三秘书。松村每一次访华都带田川来。有时田川独自来华，与中国方面接触，或探路，或做一些松村访华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实现中日互派记者以前，于1964年2月田川就到中国来过，并曾同廖承志就互派新闻记者之事初步交换过意见。田川从日本出发时曾受日本几家报社和通讯社的委托，向廖承志积极建议中日双方互派常驻记者。田川表示，一下子互派几家报社和通讯社记者可能有困难，一次可否先各互派一家通讯社记者和一家报社记者。未想到廖承志当即表示，不要只互派各两家记者，还可以更多一些。这使田川感到中国的态度比较宽松，只要日方对中方提出的几项对日原则，态度不含糊，其他问题的解决，中方可以表现出一些弹性来。总之，田川感到廖承志对于互派记者是积极的。

当天下午，田川又约见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丁拓和记者吴学文（当时任中国记协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就中日互派常驻记者问题继续交换了看法。田川过去跟吴学文有过多次接触，但与丁拓还是第一次见面。由于丁、吴都能讲日语，这次谈话是直接用日语进行的。

在这次谈话中，丁、吴向田川介绍了一段过去的情况：大约在七八年前，中国方面曾向来华访问的日本新闻协会事务局局长横田实提出过中日互派记者的要求。当时横田口头上曾答应过，但不知为什么后来一直没有下文。丁、吴表示，中方对于互派记者是持积极态度的，一直希望能促其实现。田川表示，日方对此也是积极的，因此无论如何也应当促其实现。他向丁、吴再次说明，日本新闻界竞争很激烈，一下子派很多记者到中国来，就要协调各方意见，这样，可能需要费些时日，不如先互派两名记者。他还认为，如果日本共同社与中国新华社先行互派记者，日本政府也会同意，而且其他几家报社也可以效仿。对此中方表示，此事不能由新华社一家决定。中国（当时）也有八家新闻、通信、广播机构，而且它们已向一些国家派驻了记者。如果只由新华社一家派出，其他新闻单位会有意见。

在谈话中，中方表示中国记者在日本常驻时应当得到日本对中方的保证。田川问：具体指何而言？中方答：首先应该使中国记者享有在日本国内进行采访的自由。中国记者应享受与其他外国驻日记者同等的待遇。总之，互派记者应当是平等互利的。

田川听了这一段话表示，此事是否不要想得那么严重。如果想得过于严重，就只能等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后再说了。中方说，中法之间在几年前就已经互派了常驻记者，尽管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建交。

田川最后表示，回国后再了解一下日本政府的意图，同时要协调日本新闻、通讯、广播机构的意见，然后通过日本新闻协会跟两位联系。总之，希望中日两国能早日实现互派常驻记者。

田川通过与丁、吴的这次谈话获得的总印象是：“只要按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中方对互派常驻记者没有异议，障碍毋宁说是在日本方面。”

无可否认，田川的这些活动，对中日实现互派常驻记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日方当初的设想是互派记者的具体事宜要通过日本新闻协会来做，但是我们考虑当时日本新闻协会与台湾地区保持着关系，因此，没有接受田川提出的跟该协会发生关系的建议。

签订协议并互派记者

又过了两个月，到了1964年4月，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周总理、廖承志等领导人与得到池田首相支持的松村进行了多次会谈，使中日关系从以往的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具体体现在双方就中日在东京和北京互设LT贸易办事处和互派常驻记者问题圆满达成了协议。4月12日，作为会谈的成果，在北京，廖承志与冈崎嘉平太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廖承志和松村谦三还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中日双方互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

参加这次关于互派记者问题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孙平化、王晓云等，日方有竹山祐太郎、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和大久保任晴。双方达成了十二点协议，其中重要的是十项内容，即：

1．根据廖承志和松村谦三会谈的结果，中日双方决定互派新闻记者。

2．有关互派新闻记者的具体事务（包括入境手续），由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归口联系和处理。

3．互派新闻记者的人数各为八名以内，原则上一个报社（或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派遣一名记者（必要时双方得根据各自情况在八人名额内作适当调整）。

4．第一批新闻记者的派遣于1964年6月份内实现。

5．双方同时交换新闻记者。

6．双方新闻记者在对方国家一次停留期限为一年以内。

7．双方应保护对方新闻记者的安全。

8．双方应对对方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提供方便。

9．双方记者必须遵守驻在国管理外国新闻记者的规定，并享受驻在国对外国记者所给予的同等待遇。

10．双方在执行本协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由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协商解决。

应该说，这个协议的各项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中方的要求，它既保障了中国记者在未建交的日本活动时的安全，又争取到中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将不受歧视。联系单位也撇开了亲台的日本新闻协会。与此同时，这个协议也照顾了日方的实际情况。例如当时按日本政府的规定，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中国记者在日本逗留超过一年要按指纹，我们反对日本当局的这一侮辱性做法，但一下子又改变不了日方的这一规定，便照顾日方当事者的困难，同意一次逗留一年，回国后再赴日延长一年。这样就可以按我们的需要常驻下去，又可以不按指纹。

后来，在执行这个协议前，根据日方的强烈要求，把双方互派记者的名额改为各九名。

中日双方签订了互派常驻记者的《会谈纪要》后，新华社在国务院外办的直接领导下，于1964年7月物色驻日记者人选并开始筹组新华社东京分社。当时确定的人选为丁拓（首席）、刘德有、刘宗孟、刘延州、田家农、李国仁等同志。《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人选一直未定下来。隔了一段时间，才定为李红。我们七人当中有的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的同志是“科班”出身——大学新闻系毕业。我本人原在外文出版局的对日刊物《人民中国》编辑部工作，长期从事对日宣传和翻译。虽然也属于新闻工作，但未做过记者，但因工作需要，被借调到新华社。我们七个人，除李红是学英语的以外，其他人都会讲日语，这是一大特点。

就在当年7月，决定赴日的同志都集中到新华社进行学习。当时总社的工作条件较差，没有足够的办公室。记得我们临时在新华社院内找了一间狭窄的房屋，大家冒着酷暑，挤在那一间小屋里看文件、座谈、讨论。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经中央批准的LT贸易办事处和驻日记者的工作方针以及整个对日方针政策，同时还积极学习业务，包括指导思想和编译、编写新闻稿。中央批准的工作方针有一条重要精神，就是在当时复杂的中日关系下一定要注意长期立足，不要“授人以柄”。

对于派中国记者常驻日本，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临行前，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人员，一再嘱咐我们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个大染缸，中国记者长期在那里工作，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廖承志也接见了全体同志，给我们分析了日本形势，并谈了注意事项。由于《会谈纪要》明确规定原则上一家报社只派一名记者，而每人都需要代表一家新闻机构，因此当场还确定了每个记者所代表的通讯社和报社，即：丁拓（新华社）、李红（人民日报）、刘德有（光明日报）、刘宗孟（大公报）、刘延州（文汇报）、田家农（北京日报）、李国仁（中国新闻社）。

我们七人，对外形成统一的中国记者团，对内则是新华社东京分社。按协议规定，中方本来可以派出九名记者，但由于一时未能调齐，所以先派遣七名，保留了两个名额。

临行前，新华社总社社长朱穆之在社长室会见了赴日的全体记者，并给予了鼓励。

由于当时中日之间不能直航，双方人员的往来大都取道香港，我们也不例外。七名中国记者是9月下旬由北京启程到达香港的。说来也巧，我们抵港时，日本派驻中国的九名记者也到达那里。双方记者相约当晚在香港一家餐馆采取AA制聚了一次餐。

9月29日下午，中国记者从九龙启德机场乘飞机，晚8时多到达了东京羽田机场。先期到达东京的廖承志办事处首席代表孙平化，以及高碕办事处的代表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界人士到机场迎接。他们告诉我们，九名日本记者同一天也到达了北京。

中国记者抵日尽管引起了各方注意，但翌日的日本报纸报道这一消息时并未渲染。《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都只在第一版刊登了一栏不引人注目的小消息。《日本经济新闻》配合一张照片，刊登了两栏消息。唯有《产经新闻》以《中共记者七人来日》为题刊登了三栏消息。

中日两国就是这样，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实现了互派记者，新华通讯社从此在东京设立了分社。

四易驻地

到东京，首先需要解决落脚的问题。我们在国内时，曾设想到日本后租上几间公寓，充作办公室，以便开展工作。可是到了日本，才发现要临时租几间较合适的公寓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先住一般档次的饭店。

在当地侨领的帮助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东京千代田区一番町的“金刚饭店”。这家饭店坐落在英国驻日使馆后面，再往前走不远，便是护城河和皇宫的石砌高大城墙。我们抵达东京的第二天——9月30日，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前夕。这一天晚上，在金刚饭店的一楼大厅，日本朋友和爱国华侨举办了庆祝中国国庆招待会。我们抵日后集体向总社发回的第一条消息，就是这次国庆招待会的活动。

在金刚饭店只住了几天，我们就搬到千代田区永田町的“大饭店”（GrandHotel）。

“大饭店”距离日本国会大厦、国会议员办公楼和首相官邸很近。到那里去，不需要坐汽车，徒步只需五分钟，因此，采访国会动向，或与国会议员会面极为方便。我们住进这家饭店后，立即把客房变为办公室、会客室兼卧室。我们在室内安放了一部黑白电视机，以便随时跟踪新闻。由于是初创，所以，各方面的条件极差，当时连一个报架也没有。我们就把订阅的几份日本报纸，白天在床上摊开，晚上睡觉时再移到地板上。

按日本当地的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开展工作，先要到有关单位登门拜访，打个招呼，日语叫作“表敬访问”，我们记者通常称之为“拜庙”。七位中国记者当时一连好几天在首席记者丁拓的带领下到各大报社、通讯社、电视台和一些政党、人民团体进行“表敬访问”，请他们对中国记者的工作给予支持与协助。出面接待我们的各单位和政党、团体负责人都对中国记者常驻日本表示热烈欢迎，并答应给予积极合作。

就在我们七名中国记者抵达东京不久，《读卖新闻》社政治部记者田村祐造在报上撰文指出，在日中两国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实现互派记者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他谈到中国记者在人地生疏的日本生活和工作一定会有不少困难。东京一位少女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通过田村祐造给我们寄来一盒点心，并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感到像春天一样温暖。我们感到这不单单是一盒普通的点心，它代表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心。后来，我和刘延州代表中国记者按来信的地址找到那位少女的住处，还了一份礼。

在中国记者抵日前，就已在当年8月先期到达日本的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首席代表孙平化，代表吴曙东、陈抗，随员林波、康敏等当时也没有找到正式的办公地方。那时，也像我们一样住在一家饭店。后来，他们在东京纪尾井町的农研大厦内租了几间房，设立了办事处。中国办事处的对面就是日方的高碕办事处。而廖承志办事处的代表和随员们居住的宿舍则由饭店迁至东京文京区春日町的川口公寓。这大约是1964年底的事。为工作方便起见，我们几名中国记者也同时由原来居住的“大饭店”搬进了川口公寓。这样，中国记者便同廖办的同志们一道住进川口公寓了。

川口公寓虽然离国会大厦远一些，但距离日本作家德永直的著名小说《没有太阳的街》描写的共同印刷厂和以书店多而闻名的神田神保町，以及大学区很近（东京大学、日本大学、专修大学都在这一带），所以对采访工作还是很方便的。

川口公寓是20世纪60年代东京奥运会前夕在日本兴建许多高级公寓的热潮中兴建起来的。

这所公寓是由日本老一辈剧作家川口松太郎的大儿子川口浩经营的。川口浩自不待说，川口松太郎的妻子三益爱子以及儿媳野添瞳和小儿子、女儿等都是演员。由于川口一家与戏剧界、电影界关系密切，当时公寓内寥寥可数的几家住户，差不多都是与川口一家相识的著名演员，川口一家老小也住在这所公寓里。一进公寓，左首一间不大的房子，辟作小吃部，在那里可以用西式快餐。我们刚住进公寓时，懒得出去吃饭，常常就在那里凑合一下。有一件事使我们很吃惊，那就是在小吃部端盘子的服务人员竟是川口公寓的主人、日本演艺界大名鼎鼎的三益爱子和野添瞳。她们并不觉得做服务工作低人一等，态度跟往常一样，很自然。对于她们来说，根本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这样做的。我想，这也是一种“能上能下”吧。(https://www.daowen.com)

在“文革”期间，曾有过这样一件事：川口松太郎作为房东，好意地邀请廖办人员和中国记者到公寓内他的住处，以茶点招待我们。主人为了对中国客人表示友好和热情，席间用留声机放了梅兰芳的京剧唱片。其实，1956年梅兰芳访日演出时，孙平化作为代表团副团长一道来过日本，按理说应该有很多话题，与好客的主人聊。然而，由于“文革”中传统京剧已被打成“四旧”，所以大家谁都不敢谈论梅兰芳和京剧。尽管留声机中传出梅兰芳的优美唱腔，但中方人员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使场内气氛一下子冷下来，弄得主人很尴尬。现在想来，实在是不近情理，对主人一家很不礼貌。

在川口公寓里居住时，我们中国记者和廖办人员租的是三楼的一排房间。

尽管川口公寓对于采访活动有诸多方便条件，但毕竟是个高级住宅，房租昂贵。记得那时一套房间每月需付十几万日元，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两三个月的工资。因此，住公寓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得到国内批准，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涩谷区惠比寿三号街三十五号处购置了一块地皮。那里原来是日本“三菱矿业公司”的“寮”（宿舍），寮被推倒后，盖了三层楼房，其中包括中国记者可以使用的办公室和居室。那一带是东京的住宅区，没有高层的办公楼，四周全是典型的日本式住房，独门独院，最高的也只有二层。由于是住宅区，日本当局不允许我们盖办事处，所以就用“孙平化宿舍”名义盖了一座较大的楼房，乍一看，颇像一座学校，很引人注目。

我们由川口公寓迁到惠比寿的新居，是在1967年7月。此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早已开始，而孙平化还在川口公寓居住时就被调回国内了，因此，孙平化连一天也没有住过“新居”。后来人们开玩笑说，那栋新楼是“没有孙平化的孙平化宿舍”。

惠比寿的新楼，位于涩谷区与目黑区的交界处，距离市中心稍远一些，所以对于记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显著目标，不好找。幸好附近有个著名的札幌牌啤酒厂，坐出租汽车时，对司机说门牌号码不管用，但只要告诉他是在“札幌啤酒厂”附近，就会给你顺利地拉到目的地。

我们搬到新居后，按照日本习惯，要到邻居处致意，希望他们今后多多关照。当时除一户人家由于不了解新中国、存有偏见外，绝大多数邻居都对我们这个新住户表示了欢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从1973年起，惠比寿的办公楼有一部分成为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处。

连续发生的三件大事

新华社东京分社刚一成立，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964年10月我们七个人刚住进“大饭店”不久，就接连发生了三件事，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10月15日赫鲁晓夫宣告下台；二是就在此事的翌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三是池田首相因患喉头癌住进了医院，日本政局围绕着由谁出任下届首相开始了动荡。

那几天，日本的报纸和电台对这三件事做了大量报道。不消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作为新闻记者天天仔细阅读报纸，看有关的电视节目，直接采访各界人士，及时地编发公开消息和参考消息，实在是忙得不亦乐乎。

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是一个轰动全世界的大新闻。消息传来，我们人人高兴，个个兴奋。记得，当时首席记者丁拓忙于选报，其他记者按他的要求，编写消息，经首席记者审阅后发回总社。除了编写消息，我们几个记者还积极主动地约见日本朋友，直接进行采访。采访来的谈话，既生动又鲜活，编写后立即发总社。那几天，我采访了许多人，究竟采访了哪些日本人士，时过五十多年的今天，记忆已经模糊了，但唯有一个人，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人就是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1959年、1962年、1963年，为了寻求改善日中关系，他不顾年迈，三次访问中国。我想约松村先生发表谈话时，说老实话，心中无底。我知道，中国爆炸原子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担心他不接受采访，或者即使同意见面，也不发表谈话。未承想松村先生竟然同意接受采访，我们在国会议员办公楼七层的他的办公室见了面。而且，意想不到的是他就中国爆炸原子弹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新华社发表了他的谈话后，《人民日报》很重视，刊登在1964年10月22日第一版，而且加了一个醒目标题。

中国拥有原子弹是为了走向世界和平的一个手段

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松村谦三发表谈话

新华社东京二十一日电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松村谦三二十日就中国进行核试验问题对本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从大局来看，我认为中国拥有原子弹，是为了走向世界和平的一个手段。”他说，“中国作为一个民族，进行一次核试验是可以的，别人不应该说三道四。”松村说，“我是日本的政治家，我和中国朋友一样，希望亚洲能够实现和平和繁荣。从这个意义来说，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中国的核试验在内，令人感到现在已经到了世界的政治家都需要冷静地考虑问题的时候了。这就是说，只许美苏拥有核武器，而不许别人拥有，是讲不通的。因此，要中国停止核试验是办不到的。”

松村认为，中国政府呼吁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完全禁止核武器的建议是好的。但是，为此需要做好准备工作。

松村的话使我想起有人曾经说过，松村谦三是“一位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位大亚细亚主义者”。他一向主张亚洲人的事，应由亚洲人来管，无须白人插手。松村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这一观点。

然而，东京分社成立不到三个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首席记者丁拓意外地被调回国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建社初期，如上所述，丁拓带领中国记者到有关单位“拜庙”，其中也包括东京代代木的日共中央总部。那一天，日共中央领导人袴田里见会见了东京分社的全体记者。当时正是日共“九大”前夕，中国方面已宣布中共中央将派出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后因日本政府拒发签证未能成行）。会见时，袴田里见当面邀请中国记者参加日共“九大”会议的采访报道。丁拓当时面有难色，没有明确表态。我们坐在一旁，心里很着急，暗暗地想，是行还是不行，总该有一句话呀。但是，在那样的场合，别人又不好随便插嘴。丁拓面有难色，是因为他在赴日前曾向国务院外办主任廖承志请示过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新华社东京分社采访日共“九大”会议问题；二是关于分社记者同日共领导人接触的问题。廖承志原则指示：一、采访“九大”时，中国记者可与日本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共进出。他们参加，我们的记者就参加，他们不参加，我们也不参加。二、跟日共领导人接触时，一般不要去日共总部，可以在其他地方见面，以免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和不利于新华社东京分社开展工作。廖承志的这一原则指示是完全符合前述新华社东京分社工作方针的基本原则的，即长期立足，不授人以柄。由于日共的邀请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不邀请日本资产阶级报社记者，而只邀请中国记者，这与上述精神有出入。丁拓回到住处后，即向廖办领导做了汇报，并迅速写报告通过访日回国的代表团带回北京请示中央。国内的回答是中国驻日记者应参加日共“九大”会议的采访报道。我想，这个决定是跟日本当局拒绝彭真等人入境这一新情况有关。于是，丁拓又通过新华社在日本的合作单位“日本新闻社”（JapanPress）社长佐藤重雄将此意见转告日共中央，但为时已晚。经佐藤告知，才知道日共已经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宣布大会不邀请任何记者参加采访，而日共的“九大”会议这时已经开幕。就在此后不久，丁拓接到国内通知，要他立即回国。丁拓于12月19日，即分社成立才两个多月就被调回国内。

现在看来，这件事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党的关系围绕着如何对待“苏修”等重大国际问题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按理，记者从事采访活动本身属于正常的业务范围，但在那时中国记者是否主动采访日共“九大”会议，竟成为测量两党关系的晴雨表，同时这件事也反映了国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考虑。当时传到东京我们耳朵里的，有种种说法，什么国内某领导说，办这件事的人是“死人”。又说，“死人”不在东京，而在北京，等等。但到底是因为什么要把首席记者调回，至今也不大清楚。丁拓走后，总社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张纪明担任了东京分社首席记者。张纪明一直工作到国内“文化大革命”开始。

日常的采访活动

外国记者与一般的外国人一样（外交官除外），在日本常驻，要办理居住手续，并由区公所发给名叫“外国人登录证”的居住证明，除此之外还要在外务省情文局登记并办理记者证手续。我们刚到日本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所以，这些手续，都由日本方面的高碕事务所代办。中日复交后，这些手续改由我们自己出面办理。

那时，作为管理外国记者的机构，外务省情文局每周都举行一次“吹风会”，由情文局局长“吹风”。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前，由于有台湾记者参加，日本政府是不邀请我们参加的。到了黑田瑞夫任情文局长时，他曾在霞山会馆宴请我们，以交谈的形式做了一些弥补，但次数极少。

1976年10月，“外国记者服务中心”（Foreign Press Center）成立，从此以后，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工作，就由外务省情文局移交给了这个中心。

“外国记者服务中心”是由日本政府出资，并由日本新闻协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捐款成立的“财团法人性质的民间机构”。它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常驻日本的外国记者提供日本政府公布的各种新闻和资料。这些新闻和资料，往往盖有红色图章，上面写着本件于几月几日几时几分以前不得发表等字样。这就是说，在规定的时间以前不能对外公布。据观察，这一规定一般都得到了遵守。

服务中心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和组织外国记者到日本各地参观旅行。我们也参加过这个中心组织的旅行。平时，我们想专门参观某个地方或会见某人，也可以向服务中心提出要求，请他们给安排。

为了使我们获得更多的采访渠道，在我们到达日本不久，日本新闻界的朋友积极帮助我们加入首相官邸记者俱乐部。

首相官邸记者俱乐部设在东京永田町的首相官邸院内。平时，日本各新闻单位派记者常驻那里，从事采访活动。我们常驻日本后，我和另一位记者被吸收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历届内阁首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都参加过。

此外，包括我在内有三名中国记者还成为日本记者俱乐部（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的个人会员。这个俱乐部初创时是不准外国驻日记者参加的，但从1972年前后有些活动也通知中国及其他外国驻日记者参加了。那时，我已是新华社记者兼《光明日报》记者了。从1976年开始日本记者俱乐部宣布实行新的会员制度，决定吸收外国驻日记者为会员。我和其他两位中国记者被吸收为正式会员。

这个俱乐部安排的活动很多，也很经常，如午餐会、晚餐会、记者招待会、讲演会、联欢会、新影片放映会等。所谓午餐会、晚餐会，实际上也是向记者提供消息和情况的一种形式，每次都要请来政府要人或政党领袖、社会名流、外国贵宾和驻日使节等到会讲话。讲完后，他们还会回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

作为分社记者，大量的工作是日常性的采访和报道。当时，我们报道比较多的是日中友好活动和日本的群众运动。我还记得，报道日中友好时，常常要带上“反霸”“反修”的内容。日本政局的变化和经济情况也做了一些报道。

“文革”期间的报道

1966年，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总社要求我们想方设法报道日本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事例。中国的“红宝书”在日本风行一时，特别是在日本青年学生中间很有“人气”。我们作为中国记者无疑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总社意图，紧跟国内形势，自觉地担负起“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大报特报日本人民“活学活用”的“生动事例”。当时，“按图索骥”式地到处搜集“典型”，并套用“文革”时期流行的豪言壮语，写综述，写通讯，发回国内。

我们还全力报道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揭露日本反动当局亲美、反华、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记得1971年，日本一家电视台每周六晚上播放专题节目《啊，战友！啊，军歌！》，大唱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时的军歌，并邀集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丑恶表演，竭力鼓吹军国主义，这一节目竟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们连续发回报道，予以抨击。《人民日报》刊登报道时所冠的标题，至今我还记得：《日本反动派通过电视大造反革命舆论，播放旧军歌鼓吹侵略，炮制黑节目恶毒反华》。日本各地的一些神社、神宫每年都利用新年或开国纪念日（即战前的“纪元节”），“靖国神社”则利用春季和秋季的两次例祭煽动军国主义狂热。我们在现场每每能观察到右翼团体和一批批右翼分子在“靖国神社”耀武扬威，有的装扮成日本旧军人的样子，横冲直撞，宣扬武士道精神——一批男女武士道信奉者穿着武士道服，列队“参拜”，“祈祷默哀”。日本当局还动员了许多老军国主义分子和现职“自卫队”官员来“参拜”，祭祀神鬼，为当年的侵略军招魂。这虽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但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报道日本的社会运动

此外，追踪报道日本青年学生运动，也是那个时期我们的重要任务。

先说“三里塚斗争”。1967年，日本当局计划在千叶县成田市的农村征地修建新国际机场。当地村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与前来镇压的防暴队（日本称“机动队”）进行抗争。日本新左翼的各派学生（如“革马派”“中核派”“社青同”等）和工人揭露日本当局修建新国际机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他们与农民并肩坚持斗争，达数年之久。斗争有时非常激烈。例如1968年9月16日那一天，佐藤政府出动了五千多名防暴警察，妄图把当地农民赶出自己的田园。但是，有着长期斗争经验的三里塚农民，早已严阵以待。在防暴警察到来之前，他们同前来支援的工人和学生一道，已经在预定建筑机场的工地内架起了路障，周围堆起沙袋，并挖了战壕。他们还在斗争据点修建了“团结小屋”和十多米高的扩音塔，塔上贴有斗争标语，上面用大字写着“我们以日本农民的名义反对征购土地”。塔周围竖着的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防暴警察用一百多辆装甲车、高压水龙车、推土机和起重机镇压坚持斗争的三里塚农民。斗争据点里的几百名农民、工人和学生猛烈地向进攻的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并用木棒自卫，使几辆水龙车和工程机车起了火。就这样，农民、工人和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防暴警察发动的进攻。激烈的搏斗持续了七个小时，四百多人被无理逮捕，许多人被警察打伤，但是农民、工人和学生不畏强暴，顽强地斗争，“显示了三里塚农民反对追随美国的佐藤政府的强大斗争力量和心头怒火，并且在人民面前揭露了日本当局的穷凶极恶及其野蛮本性”。

日本青年学生掀起的此起彼伏的校园斗争和街头斗争，也是当时我们追踪采访报道的对象。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刮起了“文革”狂飙，欧洲爆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日本随着经济高度成长的后遗症明显化，也兴起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日本青年学生强烈要求教育改革，要求校园民主化，反对上涨学费，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和《日美安保条约》，展开了形式多样的斗争。他们占领校园，上街搞蛇形游行，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进行抗争，斗争愈演愈烈。那时，我们中国记者戴上印有“press”（新闻报道）字样的袖章到现场采访时，常常遇到险情：有时在混乱中被卷进旋涡，遭到防暴警察的干预，有时飞来的大石块像雨点似的落到身边。在“激烈攻防”的街道上，由于防暴警察不时地施放催泪弹，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瓦斯味，呛得喉咙难受，眼睛流泪。

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件事：1968年6月2日，一架美军RF4C鬼怪式军用飞机本想降落在福冈的美军板付基地，未成功，坠落到九州大学正在修建的大型计算机中心楼上，差一点引起实验用的放射性物质“钴”的泄漏，导致日本人民的强烈抗议。美日当局企图掩盖真相，尽快把焚毁的飞机残骸搬走，但遇到了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抵抗，不得已，只好把残骸摆在那里。我们闻讯立即赶到现场，目睹了美国军机的悲惨下场，并跟随学生的游行队伍一路进行了采访。

最难忘的是1969年1月18日和19日两天，我们还现场采访了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攻防战”。

“安田讲堂”是东京大学具有标志性的建筑。1968年东京大学学生反对把现行的“医学院学生的实习制度”改为“实施登记医师制度”，便发起了罢课和游行示威，并占领了“安田讲堂”和一些教学楼。因校方引入日本警察进行干涉，遭到学生们的激烈抵抗。新华社总社早有规定，凡记者外出采访，必须“二人同行”。当时分社人手紧张，我便把做内勤的夫人带上，急忙赶到东京大学。只见校门上写有醒目的八个大字：“造反有理，大学解体”。我们先到大门附近已被学生占领的“工学院陈列馆”，看到防暴警察和学生们正在那里对峙。经过一段时间较量后，由于学生寡不敌众，被防暴警察逮捕。被逮捕的学生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他们坚守的“阵地”的。

于是，斗争的焦点转到了“安田讲堂”。大批防暴警察包围了“安田讲堂”，从四面八方用水枪和催泪弹猛烈攻击占领那里的青年学生。天上还有直升机投放催泪瓦斯。学生则从顶层的平台向防暴警察投掷早已准备好的石块和自制的火焰瓶，眼看着有的防暴警察全身燃起了火焰，其他警察赶忙来扑救。据说，“安田讲堂”内部早被学生们垒起了层层障碍物，警察们干瞪眼，进不去。有消息说，当局为了解除学生的占领和封锁，出动的防暴警察近万人。由于第一天未奏效，第二天——1月19日，当局再次出动防暴警察攻打“安田讲堂”。学生们的抵抗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30分，防暴警察终于冲进了三楼的大讲堂，并于下午5时许，瓦解了坚持在楼顶平台上的学生们的最后抵抗，从而结束了两天来的流血冲突。

在这一场冲突中，被捕者达四百人左右，伤者近三百人，因而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君津钢铁厂参观记

下面谈经济报道。那一阶段报道日本经济时，我们总是强调日本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一旦涉及科学技术问题，由于受到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就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从不主动地发消息，生怕被扣上“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大帽子。一句话，不敢正面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成果。

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曾有过一件很有趣的事：在新华社东京分社工作的顾娟敏写了一篇《日本君津钢铁厂参观记》，刊登在1972年4月7日《参考消息》上。发表时，按当时通行的做法，没有署名。这篇《参观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钢铁工业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读来也许并无新意，也没有特别惊人之处，但它写于1972年中国钢铁工业尚处于落后状态，而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大张旗鼓地批判“崇洋媚外”“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之时，或许可以说“难能可贵”。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72年春，日本一家与中国进行钢铁贸易的友好商社——朝阳贸易公司社长华井满邀请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人员去参观新日本钢铁公司设在千叶县君津市的君津钢铁厂。当时与廖承志办事处在一个楼内办公的顾娟敏也随同前往。那天，担任翻译的是华井满，他不仅熟悉钢铁业务，而且由于他年轻时曾在中国东北参加过解放战争，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使中方人员在这次参观中受益颇多。由于顾娟敏在20世纪50年代曾参观过鞍山钢铁厂，这次看了君津钢厂，看到不仅炼铁的高炉先进，炼钢也已不用平炉，而采用顶吹氧气转炉，两相比较，发现这完全不是她记忆中的钢厂。且不说厂区环境优美，就以生产技术来说，既先进又超前，崭新的设备处处由电脑控制，整个厂内见不到什么工人。这一切使她感到新鲜和震惊。顾娟敏知道自己不是记者，没有写稿任务，但她产生了一种冲动，觉得应当把这一情况写下来，报回国内。她也知道分社记者那时一般都有顾虑，担心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的帽子，不愿意也不敢写这类稿子。她却想试试看，便写了这篇《参观记》。东京分社作为“内参”，托信使带回总社。总社没有按“内参”处理，而发到了《参考消息》上。

由于当时国内闭关自守，比较闭塞，一般人接触不到国外情况。因此《日本君津钢铁厂参观记》一经刊出，便立即引起国内读者特别是钢铁业界的注意和兴趣，人们从报道中看到了日本的先进技术和钢铁业的惊人变化与发展。当时，总社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有的读者要求核实数字（文内有一个数字有误），有的表示赞许。北京钢铁研究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说，看了这篇报道才知道日本的钢铁工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真是大开眼界。在这以前，不了解外部世界是什么样。我们应当急起直追。

名为“警备”，实为监视

当然，我们在日本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恐怕是报刊和电视了。每天早晨一起床，便直奔信箱取出厚厚的一叠报纸。由于日本报纸每一份都有二十多页，而且仅全国性报纸就有五种，再加上其他报纸，分量可观。且不说细看，就是把全部粗粗地翻阅一遍，也需要两个多小时。如果这一天有重要消息，哪怕是以最快的速度编写，也快到中午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常常是边翻报纸，边看电视的新闻节目或其他有关节目。可以说，这样来看电视，根本不是什么娱乐和享受。一面看电视，一面干事情，确实需要有一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看晚报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有时，电视新闻突然报道一件重要新闻，而晚报又没有报道，我们便要根据电视新闻立即编写消息，发回总社。

日本的杂志，种类之多也是惊人的。有月刊、周刊，还有大量专业性刊物，据说不下几千种。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订阅，即使如此，也看不过来。但根据长年的摸索，我感到那些商业性的月刊和周刊，真正有分量的文章并不多。特别是有些周刊，内容极低俗，有的文章，虽然标题很醒目（实际上是耸人听闻），而内容却空洞无物。

作为第一线的记者，也总不能躲在屋里，还要走出去采访，获取第一手材料。因此，我们除了在东京采访必要的对象外，还常常到日本各地去，或采访集会，参加座谈，或走访各界人士。

无论我们是在东京或其他地方采访，总有日本便衣警察尾随。如果你乘汽车，他们也跟上一辆汽车。他们说这是为了中国记者的安全而采取的“警备”措施。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住处附近，日本警方还安了一个“点”，二十四小时实行监控。这些做法对于我们没有什么，但对于那些与我们接触的日本朋友不能不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1966年6月美国核潜艇进驻横须贺时，《中国青年报》记者高地和《人民日报》记者陈泊微前去采访，而日本当局竟造谣说刘德有等人跟日本示威者一道振臂高呼口号。国家公安委员长永山某煞有介事地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这是超越采访的政治活动。”佐藤首相指示要严加调查。日本当局编造的所谓“真相”是：那一天因下雨，中国记者打的雨伞动了一下，日本便衣汇报说中国记者呼了口号。他们原说有照片为证，但后又改口说当时未拍。最后，日本外务省和法务省均承认日方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所谓“刘德有在现场采访”云云，则更是子虚乌有。于是，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方提出了严重抗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常驻北京的那批日本记者的情况如何呢？他们有的因为自己所属的报社进行了“反华报道”而被取消了在中国的逗留资格，有的因受到嫌疑被逮捕，押了几年后被驱逐出境（后平反）。驻北京的日本记者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不能不传到东京。我们也做好了“应变”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不断改善工作条件

东京分社的工作逐渐展开以后，需要有人管内勤，但由于记者名额有限，总社不能另派工作人员。这个矛盾如何解决？那个时候，驻外人员一般不携带夫人，但总社破例同意我和刘延州分别带夫人。这样，1966年春总社把她们派到东京分社来。她们来东京之前，服从组织决定，突击学习了明码译电，到分社后，立即派上了用场。

回想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驻日记者采编新闻的方式和通信手段，也经历了几个阶段，而且“一次比一次先进”。初到东京时，我们用汉字写稿，译成明码电报后，再送到东京的国际电报局，转发新华社。这样做，时效差，而且价格昂贵。上万字的稿子所需的电报费很高，有时甚至可以买一辆汽车。当时，常常需要全文翻译或详细摘译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的大文章，稿子自然很长，有的长达几千字，甚至上万字。晚上，东京国际电报局的值班员收到这样的长稿，不免感到头疼，因为打完稿全部发出，需要几个小时。我们把这样的长稿送去，电报员便询问今晚不知是否还有这样的长稿？言外之意是：“天哪！可不要再发这样长的稿子了。”

1967年夏，记者的驻地从川口公寓迁到惠比寿的新居后，分社内安装了一台与东京国际电报局直通的凿孔机。这样，虽然减少了一道由东京国际电报局凿孔的麻烦，但时效仍然很差。1972年，随着中日关系的迅速发展，通信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变。日本共同社与新华社之间签署了关于加强业务合作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新华社和共同社之间安装了北京—东京的专用线路。新华社东京分社发的稿子，即凿孔纸条，可以直接传到新华社总社，而共同社驻北京分社的凿孔纸条也可以直接传到共同社总社，从而大大提高了时效。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双方进一步改善了通信设备，把原来通过电传打字机凿孔发稿，改为电传模写机直接发文字稿。当天的日本报纸剪下来，只需数十秒就可以传到北京。这就使通信状况发生了在当时看来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不过，这时我已经离开东京，回北京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