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总理谈中日关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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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

1953年10月10日清晨，《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刊登的一篇报道把我吸引住了，那是周恩来总理9月28日会见日本和平人士大山郁夫并发表谈话的报道，报道还配有一张会见时亲切握手的照片。

大山郁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周总理会见的第一位日本客人。

这位可尊敬的日本朋友大山郁夫是日本的公众领袖。他1880年生于日本兵库县，1905年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学，又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进修国家学和国法学。1914年学成回国，初任早稻田大学讲师，后任教授。1917年因学潮辞职，转任《大阪朝日新闻》社社论委员。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因谴责日本军阀进行侵略战争和出兵西伯利亚参加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压迫而离职。

1920年他重返早稻田大学任教，其间他反对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进步的学术思想，遭到反动势力的嫉视。他担任过劳动农民党委员长的职务。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法西斯化更加明显，大山郁夫遭受了更多的压迫。为了安全，1932年，他和夫人一起亡命美国，在西北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侨居16年后，于1947年10月回国。

大山郁夫即使侨居国外，也从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回国后即宣布将献身于民主与和平事业，坚强地投入了战斗。他看清日本的民族危机和新的战争危机，便向日本人民表示，它将为日本的独立而勇敢斗争。1950年6月他当选参议员。1952年，出任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委员长，还曾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他不顾年老体衰，不顾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阻挠，长途跋涉，到国外多次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集会，他反对侵略，反对战争，反对实力政策，反对核武器；他主张和平共处，主张以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由于对国际和平事业的卓越贡献，他荣获了1951年度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他表示，要将他的余生贡献给和平事业。他告诉大家，如果他为和平事业牺牲了，不是请大家收拾他的骨头，而是请大家踏着他的尸体前进。他说：他绝不替帝国主义战争流一滴血，但愿为和平事业献出他的整个生命。

周恩来总理会见大山郁夫的两个月前，即1953年7月，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亚洲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中日间的民间活动顿时活跃起来。为了适应中日交流的扩大和全面阐述对日政策原则，周总理开始考虑要亲自出面同来访的日本重要客人会见。不消说，最先会见的人选尤为重要。究竟选什么人，颇费斟酌。周总理选择了这位日本久负盛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和平人士大山郁夫。

据熟悉情况的萧向前说：周总理会见大山郁夫时，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内容甚为广泛和扼要，反映了当时中日关系的基调。在会见中，大山郁夫提了一些问题，周总理一一作了回答。

大山郁夫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长期侵略中国，日本人民未能及时加以制止，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我代表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一贯采取友好态度，我代表日本人民谨致感谢。”

周总理听了大山郁夫的话后，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加以区分，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这一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周总理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阻止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并且高度赞扬日本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而进行的斗争。

周总理说，中国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但是，日本同美国站在一起敌视中国，同台湾地区保持所谓外交关系，这样，它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的不安定因素，无法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美国和日本当局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大山郁夫说，他认为，在中日两国建交之前，并不妨碍两国人民开展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

周总理对此表示肯定：“是的，我们欢迎日本人民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同时我国人民也愿意派代表团访问日本。”他进而明确指出，日本现政府公然执行美国政府的所谓禁运政策，竭力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因此，首先要打破这个阻碍，这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奋斗。

在谈到中日贸易关系时，周总理说，中日贸易“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周总理针对日本有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没有前途”这种错误论调说，“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周总理还说：“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的贸易关系。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

历史的进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这一论述和预见。

在谈话中，周总理谈到战后日本形势时着重指出：“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处于美国附庸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日本反动势力所要求的；另一个是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民的奋斗目标。”周总理表示，“中国希望实现后一个前途。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真正能够共存共荣。”

周总理会见大山郁夫的报道，在我供职的《人民中国》杂志上也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出来，受到日本广大读者的瞩目。

“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

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向外宾阐述中国的对日政策，还应提到他的两次重要谈话。

第一次，是1954年10月11日周总理会见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活动的，以山口喜久一郎、铃木茂三郎、杉山元治郎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团和以学习院大学院长安倍能成率领的日本学术文化访华代表团的时候。根据我的记忆，周总理的这次谈话曾详细地刊登在日本《中央公论》月刊上，我最早是在那上面看到的。当时的感觉，这次会见是中国政府领导人战后初次同日本各方友人的广泛接触，所谈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整篇谈话自始至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有几点，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周总理说：“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但是……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同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不幸的是，我们在座的人就处在这六十年的时期中。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受这种影响。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种子。我认为这个种子是有的。”

接着，周总理讲述了一桩生动的事例：“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们打了十五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又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朋友，并没有记仇。最大的、最生动的一件事，就发生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相信他们，没有记仇。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他们完全是自愿来的，不是我们把他们俘虏了强制他们来的。去年大多数都被送回国了，有两万六千多人。你们不信，可以回去问问他们。曾经打过仗的人，放下武器以后就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病了请日本女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的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所谓‘同文同种’也好，‘共存共荣’也好，不是为侵略别人，也不排斥别的国家，我们为的是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接着，周总理在分析了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以及发展本国经济、发展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后，着重谈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他说：“历史上两国的文化往来很频繁，近八十年来，中国学西方文化，许多是通过你们那里最早学来的。中国还活着的老一辈人，现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很多都在日本留过学。在座的郭沫若先生，就是留日生的重要人物，他曾经在你们的帝国大学学过医。日本文化给了这些好处，我们应该感谢。我出国留学，也是最先到日本，住过一年半，可是日本话没学好。但是，我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印象很深。日本有非常优美的文化。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所以，按正常的来往，中日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

周总理的谈话，特别是他的现身说法，使日本客人感到亲切，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谈话中，周总理还明确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https://www.daowen.com)

他说：“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的态度。而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美国压在日本人的头上，这是很不幸的，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恢复。”

日本人有一种看法，担心中国一旦强大，武装起来，会给日本造成威胁。就这一问题，周总理说：“我坦白说，中国的强大武装是为了自卫，也只能是为了自卫。我们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同情别人的苦难。因此，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美国如果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也欢迎，我们并不排斥美国，我们愿意同它和平合作，是它不愿意同我们合作。”

当时陪同日本客人参加会见的萧向前事后说：“这是一次向前看的重要会见，对以后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不向日本输出革命

第二次，是1955年1月23日周恩来总理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进行的长达近五小时的会谈。

村田省藏是日本政界的资深官吏，二十三岁就在大阪商船会社任职，长期被派往汉口、上海、重庆等地工作；1938年当选为贵族院议员，1940年任近卫文麿内阁的递信大臣兼铁道大臣，1943年任驻菲律宾大使。日本投降后，以战犯嫌疑犯被捕，1947年获释。他是日本财界颇有影响的人物，旧金山会议前后曾代表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交涉，并以民间企业家身份与台湾方面进行贸易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关心中日关系，认为不管一个国家的信仰和制度如何，也不管交涉对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日本为加深与六亿民众的友好，设法与广大的中国大陆接近是应该的”。因此，他毅然辞去与台湾有关系的“日华经济协会”会长，于1954年就任首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1955年1月村田省藏以日本国贸促会长身份来北京后，对廖承志说，他虽然未能参加1952年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但他仍然希望在中日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村田谈到他曾与当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讨论过这个问题，吉田茂说：“你讲的与中共的贸易问题，（日本）政府是不好出面的，不过你要干的话，我个人尽力帮忙。”

廖承志见村田省藏时问他：“请问你这次来中国，还有什么要求？”

村田回答：“我最大的愿望是想会见周恩来总理，亲自询问解放后短短的五年间建设现代中国的动力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指导精神？又是如何实施这些指导精神的？”当然，他来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以缔结新的中日贸易协定。

于是，由廖承志引荐，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村田省藏和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

就在村田省藏访问北京时，我和王效贤、林丽韫等正在担任中日渔业谈判的翻译，集中在新侨饭店活动。1月23日那一天，王效贤告诉我，她去为周总理会见村田省藏做了一场翻译。由于外事纪律的规定，她不便透露会谈内容。但我从她的言谈、表情来推断，村田省藏向周总理提出了异常尖锐的问题。

后来，听说村田果然如此。他向周总理提出的问题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虽然中国对日本人民表示友好，但日本人觉得苏联是不可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共产党是否要对日本输出革命？”“有些日本人担心日共是受莫斯科和北京指挥的。”“中国强大起来后，是否绝对不会进攻日本？”“日本为重建经济，需要美国的资金援助，但这并不等于日本就是美国的附庸，因为国外资金不是用于军国主义复活，而是用于经济复兴？”“日台缔结‘和约’时，日本尚被美国占领着，不能依据自由意志进行外交，而且日本对新中国抱有‘危惧感’。”

如此坦率地向周总理提出问题，在当时确实是闻所未闻。村田省藏虽然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有一定的了解，也希望在中日之间起桥梁作用，但他毕竟不了解新中国，而且他的经历使他对新中国存有疑惧。他的疑惧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希望通过直接对话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周总理以他的外交风度和过人的智慧，详尽地解答了村田省藏提出的问题：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日本也完全适用”，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二、中苏条约不是威胁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对外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则该条约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不仅不会有任何障碍，反而会大有益处”。

三、《旧金山和约》，主要责任在于美国，但吉田政府也有一部分责任。日本与台湾省缔结了“和约”，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四、中日之间应平等互惠，“以前日本对待中国是不平等的，但这已成为过去，中国不会对日本进行报复”。

五、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友好的历史。从漫长的历史来看，只要坚持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周总理针对村田提出的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有说服力地向村田省藏阐明了中国的方针、政策，明确阐述了新中国谋求中日友好的对日政策，使他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对于周恩来的“率直而明快的回答”，村田“心情很好”，诚恳地表示回国后要把周总理的话转达给对新中国抱有偏见和疑虑的日本政府和国民。村田还提出：一、希望中国派遣约三十人组成的代表团赴日签订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二、两国互办展览会。三、将来如条件成熟，互设常驻贸易机构和代表。四、“从经济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的往来、民间团体的对话开始”，推进中日关系。

周总理表示赞同，认为双方互办展览会“既可以各得所需，又可以通过交易增进友好关系”；互设常驻贸易代表是个“很好的想法”，建议双方基于“平等互惠的立场”研究并实施，而且高瞻远瞩地指出，“这是关系正常化的开端”，从而为民间外交指明了发展方向。村田回国后向鸠山首相汇报访华成果，传达了中国的对日政策，得到鸠山首相支持，日本政府随即多少放松了一些对中日经贸关系的管制。

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为发展中日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的对日方针是党中央确定的

我国早期的对日方针政策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我是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并加深认识的。

我感到，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对日工作的实践，中国逐步地形成了一条对日政策的总方针。概括起来说，就是：“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或使日本逐步摆脱美国控制，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们主动地开展与日本的民间往来，积累了对日工作的经验，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关于中国对日方针的形成，当时在中联部工作的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在《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一书中写道：“1954年底，吉田茂下台，鸠山一郎执政。新上台的鸠山首相表示，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有一个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主任是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兼任的。他看到中日关系有所发展，并且有不少日本人希望到中国访问，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情况和对日政策，便提出一个建议：拟通过新华社把周总理1954年会见日本国会议员团和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的谈话，以及1955年1月会见村田省藏的谈话摘要发表出来，让日本方面了解中国的对日政策。在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商讨时，张闻天认为，那两次谈话不是全面地论述我国对日政策的，当时很需要制定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对日政策的文件，并建议由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周总理同意后，王稼祥召集对日工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讨论，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草拟了一份文件，经周总理批示，上交政治局。1955年3月1日，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作《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文件……肯定了前面已提到的对日政策的总方针，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这个总方针……这个文件可以说是我们党第一个全面的对日政策的重要文献。它不是仅仅涉及对日外交，而是全面地涉及对日关系各方面的问题。例如文件确定了我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谈到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张香山说：“其中提到赔偿问题、结束战争状态问题现在不宜确定下来，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再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体会，这个文件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促官”“争取与日本政府挂钩”的思想，它强调了通过日本人民要求解决中日间的问题的呼声形成压力，来积极寻求两国政府间的接触和谈判，以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换言之，明确地提出了直接与日本政府谈判的设想。过去通过民间团体谈判达成的协定，因为不是政府间协定而没有什么约束力，导致效果不令人满意。今后应当注意日本人民希望解决的一些问题，如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等问题在建交前不宜主动解决；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的问题应继续由民间团体谈判；但使我被动而对日本政府有利的问题，应在适当的时候主张两国政府谈判。政府间接触不单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可以加大对日本政府的压力。

张香山认为：“1955年制定的这个文件，是在我国建国后对日政策中最全面的、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正式文件。”他说：“日本有些中国问题专家批评中国对外政策大都是根据长官意志决定，忽略组织过程。从上述文件制定的整个过程看，足以证明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

我感到，后来的中日交往，基本上就是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