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在无月之夜到中国去,跟邓先生交谈”

“我希望在无月之夜到中国去,跟邓先生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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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加推土机”

在日本,对于田中角荣褒贬不一。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在一点上,看法比较一致,那就是认为他豪爽能干。人们形容他是“电脑加推土机”。这是说他满脑子都是数字,反应极快,同时又有那么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和冲劲。

我在日本做新闻记者时,正赶上他出任首相,其间参加过几次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田中角荣回答记者提问时,有一个与其他首相迥然不同的特点:常常是口若悬河地讲一串串数字,使记者们蒙头转向,如堕入五里雾中。他的这一招委实很厉害,能使自己的回答处于主动位置,而不被记者们牵着鼻子走。贬田中者,到底贬他什么呢?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指责他手脚不干净。实际上,最后他栽跟斗,就栽到了洛克希德“受贿”案件上,尽管这种事,在日本司空见惯。但是,田中角荣在首相任期内,外交上却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72年在尼克松“越”日本之“顶”访华后,他排除万难,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田中角荣的这一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尽管后来他不再担任首相,但中国领导人不忘老朋友,到日本去,总是安排前去他的住处看望他。这一点,使他很感动。他当时正在吃官司,但他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访问中国,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田中角荣的这一想法,我是1984年秋从他本人口中直接听到的。

这一年9月,我出席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结束后,会场从东京转移到风光秀丽的名胜地箱根。在箱根,我们被安排下榻在“箱根观光饭店”。

田中角荣的早餐会

9月12日清晨5时半,我就醒来了,因为头一天被告知要去参加田中角荣举行的早餐会。也许是因为兴奋的缘故,那一晚睡得不很踏实。这一天的早餐会,并非中方提出的要求,看来,是日中协会的事务局长白西绅一郎和田中的大秘书早坂茂三主动安排的。邀请的对象,除了首席委员王兆国外,主要是长期从事对日工作的同志——符浩、张香山、廖晖和我。此外,还邀请了驻日大使杨振亚和参赞王效贤。

早晨6时45分,白西绅一郎就到饭店来接我们。我们驱车直奔箱根王子饭店别馆。早坂秘书在饭店门口迎接我们。早餐会就安排在这家饭店铺有“榻榻米”的纯日本式的大房间里举行。从门口到这个大房间,要通过一条长廊。进到房间里,我们看到壁龛里引人注目地挂了一幅中堂,上写着:“湖山有妙响”。再看窗外,是蜿蜒的青山,在绿荫掩映下,散布着几栋色彩鲜艳的洋房。近处的一泓绿水,迎着朝阳发出闪闪的光亮。四周显得安静、平和。我们围着长长的饭桌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等候今天的主人。我注意到,日方陪同人员只有早坂和白西两位先生,没有其他人。

等了不一会儿,田中角荣匆匆走了进来。他依然红光满面,两眼闪着炯炯目光,精神丝毫不减当年。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坐下后,便开始了他的谈话。他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的派系现在有一百二十人,其中一百一十二人都集中在这个饭店研修。本来你们也应当住在这家饭店,但由于我们人多,而且去年就已经预定了,这样,这家饭店就被我们占据了,使你们不能住在这里,很抱歉。”一口气说到这里,田中稍停一下。似乎他感到忘记了一句应该说的话,又补充说道:“日本去中国访问的人回来后,总给我带来中国领导人的问候,谢谢!”

早餐会这种形式究竟是哪个国家发明的,我不知道,但是,日本人很喜欢这种形式。如果你访问日本,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都已安排了宴会,实在也无法插进别的宴请时,便可以用举行早餐会这一招,真是方便极了。田中角荣这次见我们,就采取了这一形式。

田中一上来就讲了他的派系在箱根开政策研究会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有他的考虑的。田中角荣由于在所谓“金脉”问题上受到内外夹攻,在1974年12月辞去了总理职务。1976年7月27日,田中因涉嫌受贿被捕,便立即脱离了执政的自民党,后取保假释。“树倒猢狲散”,在日本政界,总理辞去职务以后,过去由他经营的那个派系往往就难以维持下去。但田中的情况却与以往不同,他尽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仍保持了党内最大的派系。田中角荣在箱根向我们说的那个开场白,正是要表明这一点。田中在党内一直保持最大派系这种情况,到了我们会见田中的第二年才发生变化。那是1985年2月,田中派中的一部分国会议员策划成立了“创政会”。而就在那个月的27日,田中因患脑血栓而病倒住院。又过了两年,1987年7月4日,竹下登从田中派拉出一批人,成立了“经世会”即竹下派,当时这个新派拥有成员一百一十三名。到此,田中派宣告解散,于是,田中派便从日本的“政界地图”上销声匿迹了。当然,这是后话。

“希望见到邓小平先生”

我们边用早餐,边继续交谈。田中环视了在座的中国朋友说:“日本同中国友好,不仅对日中两国有利,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基于这一认识,1972年到中国去,找到了与中国提携的道路。今后,我仍将为此努力,不惜粉身碎骨。”

说到这里,田中把话题转到美国。他说:“我曾对美国人说,你们应当看到中国的力量。当今的世界没有中国,就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世界范围的外交活动。美国现在渐渐地认识了这一点。我认为现在世界形成了中日美三国关系的格局。这对世界是有影响的。我本人虽然已经不是自民党党员,身在‘世外桃源’,但我自认仍有影响。”

这时,符浩指着壁龛里的那幅字说:“您虽然身居山湖中,但仍在发出妙不可言的声音。”田中谦虚地说:“这句话有更深的意思。中国古诗的诗句,好就好在这里。”为了使中国客人能了解为什么在这里挂出了这样的条幅,田中给我们介绍了一点背景知识。“现在我们所在的这家旅馆,是堤义明先生的。他是一个文化人。在这里能挂出这样的字联,说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希望中国能注意这个人物。”

这一天的早餐,我们吃的是“日本料理”。席间,始终充满着友好、和谐、融洽的气氛。

到了这时,田中的谈话似乎进入到正题。他用郑重的口气说:“我希望你们回国后给我转达: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到中国去,见到邓小平先生,跟他谈中日关系和世界的问题。”

接着,田中先生谈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北京且不去说它。上海可以跟纽约匹敌。你们应当使上海成为国际都市。上海过去法租界的那些楼房依然存在,现在有些已经做了宾馆。你们今天实行改革开放,让外国人来投资。他们在中国盖了高楼也搬不走,何乐而不为?中国气魄大,完全能消化得了。中国将成为亚洲的经济据点。

“香港问题。我认为,香港应该维持繁荣,不要改变它的制度。

“台湾问题。我建议你们能让台湾与福建省和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自由往来,而不使台湾海峡成为阻隔。你们现在对台湾不打炮了。日本有句话‘只闻炮声,而不见炮弹’。

“海南岛,有资源,我认为它有战略性的经济意义。建议你们好好开发它。”

田中还谈了国际问题。田中说:“前些时候,苏联派特使来,我不见。苏联又派‘苏联新闻社’的人来见我。会见时,日本外务省有人在场。我们约定此事不登报。我对苏联人讲,安倍-葛洛米柯会谈不解决问题,因为外交官不讲真话。苏联很想了解日本对苏联的看法。我讲了日本的看法,我说这是真话。我还说,不能光靠‘书面对话’,而应当进行直接会谈,要讲真话。我认为,还是首脑会谈能解决问题。我对那位苏联人说,你们扬言苏联要占领北海道,不需要两天。我说,在苏联国内作为宣传是可以这样说的,但这吓不倒日本人。我要他转达给苏联首脑,请苏联首脑把我的话作为一个议题讨论一下。苏联如果真的进攻日本,就必须先摧毁华盛顿和纽约,但十秒钟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会被摧毁。日本在历史上曾经那样做过,但失败了。在战争中,日本被炸平了。战后,经过三十多年日本复兴了。苏联能做到这一点吗?”

“最中国式的思考与判断力”

讲了这一席话后,田中又回到主题上来。他诚挚地说:“我衷心希望邓小平先生能享鹤龟之寿。日本有一句谚语‘鹤寿千年,龟寿万年’。这犹如‘白发三千丈’的诗句那样,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我希望邓先生长寿。我认为,邓小平先生的思考方式和判断力是最中国式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灵魂的体现。邓小平先生的长寿,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的稳定也有影响。这一点,请代我转达。我希望邓先生活着,我也活着。现在,日本的平均年龄,女的八十岁,男的七十五岁。我要在第一线干到七十五岁。我比邓先生年纪轻,我上面讲的那些话是‘对释迦牟尼说法’——‘班门弄斧’。但我想,释迦牟尼有时也可以听一听群众的声音。”

田中角荣停顿了一下,略加思考后又补充道:“关于‘年轻人’这一说法,我想做一点解释。老年人常常说‘年轻人如何如何’。年轻人听了这样的话,很反感。因为‘年轻人’这一说法,在语感上与‘不成熟’容易联系在一起。但我认为年轻人有生命力。老年人可以听取各种意见,自己去决定取舍。”说到这里,田中角荣看了看在座的中国朋友说:“我羡慕你们年轻人。我已经是老人了。我应该讲真话,如果不讲真话,我死了,将下地狱。”为了使中国朋友了解他在日本仍拥有很大的影响,田中先生继续说道:“有人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投我和我女婿的票?现在,如果在日本实行全民投票,我将获得51%的票。即使日本的男士都不投我的票,妇女们也会投我的票,因为妇女讲真话。”接着,田中先生指着对面窗外的山说:“我田中就是这样的人。你们看,对面的山绿化得很好,为了保护好绿色,我采取某种措施,有人骂我,可以。但如果有人在那里丢烟头,就要吃我的拳头。”

早餐会接近了尾声。田中角荣先生再一次表达了他的强烈愿望,他强调说:“我想见邓小平先生,跟他交谈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现在乘坐超音速飞机,从日本到中国,一会儿就到。日本可以对外不公布,只要中国不过虑。过去,美国高官就常常坐军用飞机到日本来。他们不在出入境的册子上登记。这是有办法的。”

我们要告辞了,因为上午9时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要举行全体会议。田中角荣先生在同我们握别时,又说了一遍:“我希望在无月之夜到中国去,跟邓先生交谈。”

田中角荣这一席话,我想不是他灵机一动,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我感到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心里怀着崇敬和钦佩,他希望中国的建设事业能取得成功,他高度赞扬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他祝愿日中两国能提携、友好,永远和平共处。

尽管田中有这样美好的愿望,但在当时采取那样的形式访华,主客观条件都是不成熟的。直到1992年8月,中日复交二十周年时,田中角荣再次访华的愿望才变成现实。田中角荣先生作为日本前首相偕夫人及女儿、女婿到中国来,受到中国方面高规格的接待。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王震副主席分别会见了田中一行。田中角荣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了五十辆印有“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纪念”字样的轮椅。邓朴方代表基金会向田中先生回赠了纪念品。可惜,那个时候小平同志早已经不再会见外宾,因此也就不可能破例安排。我想,田中角荣作为一位政治家,他是能够理解邓小平已经不再会见外国客人这一做法的,尽管他一直是那样地热盼着见到小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