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夜天安门城楼上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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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珍贵的照片

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会见，我身边珍藏着一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亲切握手的照片。

毛主席身穿淡灰色的中山装，微笑着。片山哲穿的是一身浅色西装。他喜形于色，笑容满面，向毛主席致意。穿着深色中山装的我，站在他们两位中间，手持一个小本子和一支圆珠笔，正在做翻译。大概是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情不自禁地眉开眼笑。

那是1959年10月1日晚，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在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联欢晚会。

这一年2月，我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到山西省洪洞县的马头人民公社劳动。进入9月，突然接到原单位发来的电报，要我火速回北京。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到北京后，才知道任务之一，就是要担任国庆十周年活动的翻译工作。照片上的我，头发很短，那是因为我在下放期间为了洗理方便把头发“彻底”剃光了。

很快地，外交部礼宾司给我办理好并发来了登天安门城楼用的证明卡。证明卡的封面上印有国徽，国徽下面有两行字：“1949—1959庆祝建国十周年”。翻开来，右页贴有我免冠半身照片（这张照片是下放前照的），姓名栏和单位栏分别写着：“刘德有”“翻译组”，编号是243。左页的“注意事项”栏写着：“1．只限本人使用，请勿转借。2．非经发证机关特许，请勿携带武器。3．如有遗失须立即向发证机关声明。”

我按礼宾司通知的时间，来到天安门，出示证明，登上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到许多重要外宾。礼宾司的同志给我指定一个地方要我待命，并说领导人要接见日本客人时，就通知你。一会儿，果然通知我：毛主席要接见片山哲。礼宾司的同志把我带到毛主席跟前。这时，日本客人也到了毛主席身边。片山哲是作为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代表团团长接受毛主席接见的。被接见的日本朋友还有跟片山哲一道来访的“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关西分会”会长小畑忠良和《朝日新闻》论说委员会顾问白石凡。中方陪见的有陈毅副总理。毛主席的这次接见是礼节性会见。那张照片，就是那一历史瞬间的记录。

片山哲其人

片山哲，1887年出生，和歌山县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战前就从事社会民主运动，主张“政治上民主主义，经济上社会主义，国际上和平主义”。1926年社会民主党成立时任书记长，1930年当选为众议员。战后，1945年日本社会党成立时任书记长（委员长空缺），翌年任中央执行委员长。1947年4月，在民主、国民协同两党的合作下，成立了以社会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片山哲任首相。由于他是战后作为一位社会党人士出任首相的，所以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他于次年辞去了首相职务，1950年又辞去社会党委员长，任最高顾问。1953年任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议长。

据我所知，片山哲并非第一次见毛主席。1955年11月28日，毛主席就曾会见过率领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的片山哲等人。当时，毛主席说，中国政府将允许日本战犯的亲属来华探望，并将释放战犯回国。日本国内的战犯亲属得知这一消息后至为感动。那一次，除毛主席外，片山哲还同周总理等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与中方发表了关于发展中日文化交流的公报。我还知道，片山哲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特别喜爱白乐天的诗。1956年12月，片山哲出版了《大众诗人白乐天》一书。郭沫若为此书作序，肯定片山哲对白居易的评价正确，并赞扬他向日本人民介绍作为民众诗人的白居易，说：社会活动家的片山哲对白诗深深地发生共鸣，表明他希望日本人民获得幸福与和平，同时表明日本各阶层人民希望“毅然有所自立”。1960年5月，片山哲又出版了《大众诗人白乐天》的续篇，并以照相制版的形式收录了郭沫若亲笔写的感想。郭沫若认为此书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增加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在消散遮蔽明月的乌云上是有大作用的。更深入地了解白乐天，也就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民”。

记得国庆十周年的那个夜晚，就在毛主席会见片山哲的同时，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活动已经开始，一百五十万首都群众尽情歌舞狂欢。会见毕，我从城楼上望去，广场上是一片人的海洋，欢腾的海洋。人们伴随着扬声器播出的优美歌曲，载歌载舞。忽然间，“噼噼啪啪”地响起了焰火的声音。节日的礼花凌空竞放，首都的夜空打扮得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雨后的云层也被映成了灿烂的彩霞。四面八方的探照灯的强大光柱好像把天空变成一把“绫罗伞”，礼花在其中飞舞。

就在这时，毛主席由休息厅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来，站在城楼上仰望夜空，观看焰火。他缓缓地举起了右手。那一刻，我正站在城楼的栏杆旁。夜幕下，灯光中浮现的毛主席的高大形象，久久地留在我记忆之中。

“不必悲观，前途是光明的”

1964年的7月10日下午。

穿着一身深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出现在人们面前。

毛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社会党系统的五个代表团。他们是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佐佐木更三一行六人；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所代表团曾我佑次一行十一人；日本社会党北海道本部代表团荒哲夫一行四人；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社会党众议员黑田寿男、石野久男、参议员矢山有作等三人。一次会见五个日本社会党系统的代表团，据我所知，过去未曾有过。

陪同会见的乔冠华、赵安博等早已等候在那里。

客人进大厅时，毛主席站在门口，同他们一一热情握手。宾主坐定后，毛主席以亲切的口吻，开始了他的讲话。

“欢迎朋友们。热烈地欢迎日本朋友们。我们两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在经济方面，互相帮助，改善人民生活。在文化方面，也互相帮助。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技术方面，你们的国家比我们国家发达，所以，我想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比我们对你们的帮助要多一些。”

接着，毛主席说：“下面，要谈谈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互相支援呢？是不是就要互相对立呢？是不是就要像十几年前那样互相对立呢？对立的结果，对你们，对我们，都不好。也可以从反面来说，对你们，对我们，都曾有过好处。二十年前的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

没想到毛主席在谈政治问题时讲了日本“皇军”的“反面教员”作用。

为什么说“感谢”日本“皇军”？

毛主席说：“我曾经对日本朋友讲过这样一件事。日本朋友们说，‘皇军’侵略中国，很对不起。我说，不。如果没有‘皇军’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会团结起来，跟他们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日本的‘皇军’是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

毛主席反话正说，要“感谢”日本“皇军”。这样的表述，我过去闻所未闻，真可谓是“语出惊人”。乍一听，心里未免一惊。但仔细体会，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充满着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矛盾的一方”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转换”。“皇军”这个教员充当了“反面教员”。

“结果，日本的命运怎么样了呢？”毛主席说，“不是被美帝国主义控制了吗？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台湾也可以看到，在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手伸到了我们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也伸到了东南亚。美国的手伸得太长。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十二艘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有六艘，占了一半。美国还把第六舰队派到地中海。1958年，我们炮轰金门的时候，美国大为惊慌，把第六舰队的一部分调到东方来。美国在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了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他们的手伸到非洲，正在刚果进行战争。不知你们是不是怕美国？”

由于毛主席向客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坐在前排中央的佐佐木更三借此机会表示要代表访华的五个团体致词。毛主席说：“请。”

佐佐木说：“您在百忙中会见我们，讲了有益的话，非常感谢。毛主席非常健康，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跃进，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日夜奋斗，对此表示敬意。”毛主席插话说：“谢谢。”

佐佐木接着说：“今天我们听到毛主席讲了非常宽大为怀的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灾难，我们感到很抱歉。”(https://www.daowen.com)

毛主席说道：“我们不谈过去了。过去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情，对我们有帮助。你们看，中国人民不是夺取了政权吗？日本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也帮助了你们。成百万、成千万的日本人民不是觉醒了吗？其中也包括曾经在中国打过仗的一部分将军。这些人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一千一百多人（指中国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写来了信，除了一个人外，其他人都对中国友好。就是这样，世界上的事情很奇怪。”说到这里，毛主席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赵安博回答：“叫饭守，现在做大法官。”

毛主席说：“在一千一百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同时也反对日本人民。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很好地加以考虑。”

因为佐佐木的话没有讲完，毛主席请他继续讲。

“日本人不怕美国，要跟它斗争”

佐佐木更三接着说：“刚才，毛主席问我们怕不怕美国？现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正在为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工作。但，日本的情况是今后要进行革命，要搞社会主义。要使日本革命取得成功，事实上必须要打败控制着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美国，因此，我们不仅不怕美国，而且必须跟它进行斗争。”毛主席高兴地插话说：“你说得好！”

佐佐木继续说道：“这次我们到中国来，同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赵安博先生以及中国的其他朋友，围绕着日中两国的亚非形势和世界局势，以及世界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有所收获，并且取得了很多共识。回国以后，我们希望能促进日本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强日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这很好。”毛主席说。

佐佐木更三补充道：“日本社会党和日本的人民大众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必须同有着很深关系的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

毛主席表示赞同说：“一定这样做。要相互合作。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很多人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们有一种看法，那就是现在的世界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也属于第二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你们反对，但是，他们也对美国不满。现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人依赖美国。依我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当中的许多人也要把骑在他们头上的美国人甩掉。因为日本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日本能完全独立，同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要求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互相往来，结成兄弟般的关系，那是最好的。”

在这一段谈话中，毛主席阐述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阐述什么是“第一中间地带”，什么是“第二中间地带”，并表达了希望日本完全独立，永远放弃战争、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进行友好往来与合作的愿望。

“一个要控制，一个就要反对。”

在会见中，佐佐木更三提议请每一个团的一位代表发言。于是，黑田寿男讲话。他说，“我与其说是提出问题，倒不如说是介绍一下日中友好运动的情况。”毛主席说：“请。”

黑田详细介绍了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和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情况后说：“我国人民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这是促进日中友好和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巨大力量。日本人对于美国、英国和苏联没有那样的亲近感。但对于中国有特殊的感情。”

毛主席显得很高兴，他目光炯炯，说道：“中国人民也一样。我们能同日本人民的代表亲近，感到高兴，而且我们对两国的关系寄予关心。你们一定看到，你们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民对你们都是友好的。中国人民知道，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中国的情况，日本的情况，世界的情况都变了。昨天，在这个房间我接待了几十位亚非的朋友，其中十五位是非洲的黑人和阿拉伯人。还有十五位是亚洲的朋友。另外有一位是澳大利亚的朋友。今天，你们有三十位，昨天是三十一位，其中还有一位是日本朋友。”毛主席指了指在座的西园寺公一说：“就是他。”西园寺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主席接着说，世界上现在有三个国家“攻击我们，它们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你们说奇怪不奇怪。苏联过去跟我们友好。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关系不好了。后来，关系越来越不好。在中国的一千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几百个合同全都撕毁了。他们首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既然他们反对我们，我们就要跟他们论战。他们现在要求我们哪怕是三个月也好，停止公开论战。我们对他们说，三天也不行。我们说，我们过去打过二十五年仗，其中，国内战争和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加在一起二十五年。我这个人，本来不晓得怎样打仗。我过去的职业是小学教员。谁教给我打仗的呢？第一是蒋介石，第二是日本的‘皇军’，第三是美帝国主义。我们要感谢这三位教员。打仗，并没有什么奥秘。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没有负过伤。关于打仗，从完全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既然要打仗，就要死人。在这二十五年中间，我们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死伤了几百万、几千万。那么，是不是中国人越打仗，人就越少？不是的。你们看，我们有六亿多人口，太多了。打笔墨官司，公开论战，不会死人。我们打了几年笔墨官司，没有死一个人。我们说，我们准备再打二十五年笔墨官司。我们委托罗马尼亚代表团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苏联朋友。罗马尼亚代表团是到中国来做工作的，要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听说，现在罗马尼亚跟苏联也开始打笔墨官司了。问题在于一个大国要控制许多小国。一个要控制，一个就要反对。这就跟美国要控制日本和东方各国，而日本和东方各国就要反对的那种情况一样。世界上有两个大国很要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它们想统治全世界。我不赞成。也许你们赞成？你们让它们统治？”

毛主席表现出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一步也不退让的气概。

“我这个臭不可闻的菩萨也香了”

在这次会见中，毛主席不仅谈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而且谈了他自己是怎样从有神论者变为无神论者的，以及他的很多亲人在革命斗争中是怎样惨遭反动派杀害的。

老资格的社会党人士细迫兼光在发言中着重谈了自己的身世。细迫的谈话很幽默、风趣，他说：“由于我战前就参加斗争，我有长期被日本政府关在监狱里的经历。把我这样的好人关进牢里，连患病的妻子我都不能照顾。对于这样的坏政府，我不能像毛主席那样采取宽大的态度。”显然，他是换一个角度表示他不能理解毛主席所说的日本“皇军”是“反面教员”这一论点。

接着，细迫兼光说：“这一次，我们是乘‘燎原’号到中国来的。在中国，政府的要人和人民一道来欢迎我们。我希望日本也能早日由政府和人民一道来欢迎中国友人。”

毛主席问：“船是到上海吗？”

“是的。”细迫回答。他接上面的话茬继续讲下去：“如果不早日打倒像日本政府那样的坏政府，建立人民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友好的。我不能宽恕迫害过我的政府。我虽然已经上了年纪，我想在我的遗嘱中告诉孩子要打倒那样的坏政府。”

毛主席问：“你今年多大岁数？”

听细迫回答说六十七岁，毛主席便说：“你比我年轻嘛！你活到一百岁，一切帝国主义都要灭亡。你们憎恨日本政府和日本的亲美派这种心情，跟我们过去憎恨国民党政府和亲美派蒋介石是一样的。蒋介石是什么人？他曾经跟我们合作，进行过北伐战争。这是从1926年到1927年的事。到了1927年，他开始屠杀共产党员，镇压了拥有几百万人的工会和拥有几千万人的农会。我说蒋介石是教给我们打仗的第一位教员，就是指这个时候说的。这个时候的仗，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到拥有三十万军队。后来，我们自己犯了错误，那不能算在蒋介石的账上。我们失掉了南方的全部根据地，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在座的人，参加过长征的有我和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两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的‘皇军’？因为日本的‘皇军’来了，我们同日本的‘皇军’打仗，就再一次同蒋介石合作。打了八年仗，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发展成为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并且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所以，没有不感谢的理由。”

毛主席说到这里时，年轻的曾我佑次要求讲话。他说：“我想，请您介绍一下革命政党的建党和党风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同社会党中央里的改良主义者和结构改革论者进行斗争。”毛主席插问了一句：“你们的代表团一共多少人？”

“总共十一个人。从我们年轻人来看，我们感到年老的社会党干部和国会议员的行动很迟钝。”

毛主席听了，便说：“说年老也包括我了？”于是，引起了人们愉快的笑声。曾我接着说：“我请求毛主席给我们谈一谈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风和党风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比较熟悉。”说罢，毛主席向客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1911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当过士兵。从那个时候起和那以后，我学习过十三年。六年学习的是孔老夫子，七年学的是资本主义。我搞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建立政党。不了解马克思，也不知道有个列宁。因此，没有准备建立共产党。我曾经信奉过唯心主义，信奉过孔老夫子的教导和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1921年成立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党员七十名，选出了十二位代表在1921年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代表当中，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周佛海，另一个是陈公博。这两个人都脱离了共产党，参加了汪精卫政权。另外一个人是托派，现在还在北京。十二个代表当中，我活着，那个托派活着。第三个活着的，是董必武副主席。其他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背叛了。从1921年党成立以后到1927年北伐，只考虑干革命，但是到底怎样干革命，方法、路线和政策都不懂。后来，虽然是初步的，懂了一些。这是在斗争中学习的。例如土地问题，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关于战争，也花了七年时间进行研究，又打了十年仗才学会的。党内出现右派的时候，我是左派。党内出现‘左倾机会主义’时，我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谁也不睬我。我一个人被孤立。当时，我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很灵验的菩萨被扔进茅厕里，硬是给你搞臭。后来，在长征路上，我们开了一个叫遵义会议的会议。我这个臭不可闻的菩萨也香了。”

我第一次听毛主席亲口对日本客人谈他这段遭遇，而且做梦也想不到能从毛主席口中听到这样的比喻。我不禁感到意外，心中未免有些吃惊。

毛主席说：“后来，又搞了十年，从1934年到1944年，我们采取了整风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我们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说服。这样，在1945年上半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党的思想得到了统一。因此，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进攻我们时，只用了四年时间，我们就把他们打败了。你刚才问我关于党的作风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政策——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以及组织路线，即组织方面的政策。光有口号，而没有具体的和过细的政策是不行的。”

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主席结合自己的经历，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我的经历就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者到无神论者。如果说，我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我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懂，那也是不正确的。我今年七十一岁了。好多事情还不懂。每天都在学习。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政策，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由此可见，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完美。我曾经信奉过唯心主义和有神论，也打过好多败仗，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些败仗和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不是别人，而是过去整过我的人教育了我。是不是把这些人都扔出去不管了呢？不是的。我们团结了这些人。例如，陈绍禹即王明，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又例如李立三，你们也有认识的，他现在也还是中央委员。就我们党来说，历代的领导人都犯过错误。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党，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中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中发背叛了党，逃跑了。第三代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南方的根据地全部丢掉，使三十万人的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人？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然后，就轮到了我。我讲了这些话，要说明什么呢？上面说的那四代领导人，处在那样危险的环境，我们的党是不是就崩溃了呢？没有崩溃。因为人民要革命，大多数干部要革命。如果有符合实际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和政策，党就能够前进，就能够发展。如果政策错误，不管你那个党是不是叫共产党，就一定要失败。现在，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共产党被修正主义的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类。一类是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另一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修正主义骂我们是教条主义。在我们看来，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但他们却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跟他们是话不投机，但跟你们就能谈到一起。”

佐佐木更三先生看毛主席的话告一段落，便说：“您在百忙之中给我们谈了有意义的话，很感谢。”

毛主席也发现自己讲得长了些，略表歉意地说：“讲了好长时间？有两个多钟头吧？”

这时，细迫兼光接毛主席的这句话说：“感谢您给我们讲了有意义的话。上一次，我跟铃木茂三郎先生一起来访的时候，毛主席说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日本有一句谚语，叫作‘读《论语》而不懂《论语》’。因为毛主席英明，即使不读兵书，也懂兵法。我们不能跟毛主席相比，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想即使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能从我们周围的许多老师那里进行学习。”

由于细迫先生提到了学习问题，毛主席又作了发挥：“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的好教员。因为他们能使你们考虑问题，开动脑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书，还是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唯心主义的书、美国的实用主义的书也要读。不这样，就不能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结构改革论。什么是结构？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是军队。改革军队，怎样改法？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一理论，说什么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队和警察。怎样来改革？第二是国会。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国会议员。在国会里，实际上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就要想办法了。修改选举法啦，等等，要想出很多办法……我跟你们一样，不相信结构改革论，也不相信三国条约。全世界有百分之九十多的国家的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只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签字。有的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的领域，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在欧洲没有人相信。但是，意大利物理学家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学说。其结果，就跟你（指细迫先生）一样，被关进牢里。他是怎样出狱的呢？他是签了字，说地球不是转动的，才出了狱。他一出狱，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看了看细迫先生，说：“你没有签字，所以你比伽利略好。你说你未能照顾妻子的病，这种事情多得很。”

毛主席停顿了一下，似乎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深情地说：“我弟兄三个，其中有两个被国民党杀害了。我的妻子也被国民党杀害了。我的妹妹也被国民党给杀害了。侄子也是给国民党杀害的。儿子，在朝鲜被美帝国主义炸死了。我的一家人，几乎都被消灭了。但是，我却没有被消灭。剩下的，只有我自己。中国的家庭，被国民党消灭的，不计其数。有的，全家都被消灭了。因此，你（指细迫先生）不必悲观，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