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因素

1.文化因素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影响公正世界信念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以往在个体主义文化下开展的大量研究（Sutton，et al.，2008；Sutton & Winnard，2007）表明，相对于他人公正世界信念，人们的自我公正世界信念通常会更高一些。同时，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而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则可以预测对受害者的消极态度。但是这两种在个体主义文化下得出的结论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下却受到了挑战，有研究发现，中国成年被试者的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同自我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相当（刘长江，殷晓菲，赵然，2009）。在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上，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和自我公正世界信念表现出了相同的正相关关系（吴胜涛，王力，周明洁，王文忠，张建新，2009；祝卓宏，吴胜涛，李娟，史占彪，王文忠，2010）。一项以严重遭受5.12地震创伤的成年人和受贫困困扰的青少年为被试者的研究（Wu et al.，2010）发现，被试者的他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得分要高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两者对于生活满意度有相同程度的预测能力，且只有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可以预测被试者的心理弹性。研究者们推断，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在维护个体心理健康方面，他人公正世界信念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相当，甚至更强。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个体主义文化中对于自我和他人的差异的强调，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倡导自我和他人的和谐共处，因此他人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更加一致。不仅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下存在差异，在文化内部也存在一些差异。另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欧洲人来说，美国人更加相信只要个人勤奋努力就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因此美国人更加认可公正世界信念，认为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努力不同，因此其再分配政策也相对宽松。而欧洲人则并不认为贫富差距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因此更加支持大范围的福利政策（Benabou & Tirole，2005）。

宗教是文化因素中与公正关系较为密切的重要变量。宗教信仰对个体公正世界信念有较大的影响。在理论建立之初，Rubin与Peplau（1975）等研究者就认为宗教虔诚度与公正世界信念有正相关。但是宗教虔诚度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各种宗教都倾向于将结果归因于某些超自然的力量。例如上帝，而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公正，因此无论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笃信宗教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力量的意旨，是得其所应得的。有研究者（Pichon & Saroglou，2009）发现，相对于持开放态度的宗教信仰者，持保守的态度的正统基督教徒更倾向于认为受害者是得其所应得的。另一项研究（Galen & Miller，2011）发现，在宗教原教旨主义倾向上得分越高的被试者更容易相信无辜受害者的遭遇是得其所应得；另一方面，通常宗教信仰有提升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因此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对处境不利的人群提供帮助。因此宗教又受到不同宗教类型、宗教态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VanDeursen，Pope，& Warner，2012）发现内外在宗教虔诚度对公正世界信念有不同的影响，在面对受害者时，内在的宗教虔诚与提供帮助等慈善的策略有关，而外在的宗教虔诚则与对受害者的消极态度有关。同时宗教信仰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匈牙利被试者中发现宗教虔诚度与公正世界信念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在德国被试者中却没有类似的发现（Dalbert & Katona-Sallay，1996）。

在文化影响公正信念的机制解释上，有研究者（Lee，Ottati，Bornman，& Yang，2011）将公正信念分为说明性的公正信念和描述性的公正信念，说明性的公正信念是个体对什么是公正的定义，也就是公正应该是怎样的（should be）。而描述性的公正信念则是一种关于结果的期望或者信念，即公正可能怎样的（will be）。通过对美国、中国和南非的对比研究发现，说明性的公正信念主要受到了内化的价值观的影响，而描述性的公正信念则主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其中近期发生的社会动乱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由此推论，公正信念可能既包含了文化普遍性的成分，同时也有文化特殊性的成分。

2.不公正经历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信念系统，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遭遇或是见证不公正的经历对个体公正世界信念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信念系统的相对稳定性，这种影响也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的重要功能在于帮助人们应对不公正所带来的威胁，从现实或是认知层面重建公正，降低感受到的不公正感。遭遇或见证不公正会给人们带来威胁，从而激活人们对公正世界的需要，此时人们会通过各种策略来对不公正的现实进行同化。例如贬损、责怪受害者等，其结果就是使得个体能够维持自身关于公正世界的信念。因此，遭遇或是见证不公正的发生往往会增强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Malahy等研究者（Malahy，Rubinlicht，&Kaiser，2009）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Cross-Temporal Investigation）分析了美国自1973—2006年民众的公正世界信念随着收入差距的变化，结果发现，当社会收入差距增大时，民众的公正世界信念也随之上升，即使在控制影响收入差距的其他因素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之后，收入差距对于公正世界信念的得分仍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当收入差距增大，民众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威胁时，需要将这种不公平进行合理化和正当化，其结果就是导致民众更加专注和认同公正原则，认为各自的所得即应得，从而接受现状。有实验研究（Hafer，2000a）表明不公正事件所带来的威胁可能会使得人们更加认同公正世界信念，从而抵御不公正所带来的威胁。

另外，当不公正达到一定程度，或是出现累计效应时，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公正世界信念。目前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对于一些不公正受害者来说，其公正世界信念要显著低于非受害者。如在学校成为学生暴力的受害者的教师（Dzuka & Dalbert，2007）、工作中长期遭受欺凌的员工（Cubela Adoric & Kvartuc，2007）、长期失业人员（Cubela Adoric，2004）等。另外也有少量研究试图解释不公正事件对于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机制，一项对前兰斯拉夫四国年轻人的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受害者来说，战争受害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得分更低，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可能性更小，且遭遇的负性事件对于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具有累积的效应，距离首次受害经历发生的时间越近，公正世界信念的得分越低（Fasel & Spini，2010）。

最后，当见证或者遭遇严重的不公正以至个体无法维系其公正世界信念时，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用不公正的世界信念来代替公正世界信念，有研究发现不公正世界信念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人们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当然也就无所谓威胁了。二是如果个体认为世界本就是随机的，不存在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情形，也不存在相反的规律，则可能导致个体放弃长远的目标而寻求即时的短期目标，或者是干脆放弃所有的目标（Lench & Chang，2007）。

3.其他变量

在与其他人格倾向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早期的大量相关研究（Christopher，Zabel，Jones，& Marek，2008；Dalbert，2009；Furnham，2003；Oldmeadow & Fiske，2007） 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与权威主义人格、社会支配取向、新教价值观、右翼权威主义有正相关。在与价值观的关系上，公正世界信念与安全、服从的价值观呈正相关，而与自我导向的价值观呈负相关。在大三人格维度上，公正世界信念与神经质呈正相关。在大五人格维度上，公正世界信念与尽责性、神经质呈正相关，与开放性呈负相关（Mudrack，2005；Wolfradt & Dalbert，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