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世界信念的双重功能
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策略帮助人们应对不公正事件的威胁，在现实或是认知的层面上重建公正感，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感，这是其基本功能，也是早期研究关注的重点。其次，作为一种个人资源或者心理缓冲，减少不公正事件的消极影响，维护心理健康，并促进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这是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维护功能的研究较多，而关于促进长远目标追求的功能研究还比较少。以往有研究将其应对威胁、重建公正的功能看作是一种消极的影响，可能导致对受害者的消极态度，但实际上，重建公正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对受害者进行贬损和责怪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同时，虽然认知感知重建可能导致对不公正受害者的消极态度，但是如果从观察者的角度，之所以进行认知合理化的目的还是在于缓冲不公正的影响，因此从观察者的角度，其心理影响仍然是积极的，只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对受害者不是帮助和补偿，而是贬损责怪，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有悖社会道德，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因此从社会层面来看，其影响是消极的。由于这一部分涉及各种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比较庞杂。在此我们先讨论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和对长远目标追求的促进作用，再来看重建公正的策略及其影响。
1.公正世界信念的适应功能
（1）公正世界信念与心理健康
近二十年来，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和促进功能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这类研究大多采用相关研究的方法。目前已有大量针对不同人群的相关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研究的人群包括各种不公正的受害者、各种原因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及普通大众。其中针对受害者的研究包括如各种疾病的受害者（Fatima & Suhail，2010；McParland & Knussen，2010）、遭遇学生暴力的教师（Dzuka &Dalbert，2007）及学校欺凌事件的受害者（Correia，Kamble，& Dalbert，2009）、工作中欺凌的受害者（Cubela Adoric & Kvartuc，2007），或者自然灾害的受害者（Otto，Boos，Dalbert，Sch ps，& Hoyer，2006；Xie，Liu，& Gan，2011；吴胜涛，et al.，2009）等；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包括留守儿童（张莉，申继亮，黄瑞铭，罗曼楠，2011）、老年人（Dzuka& Dalbert，2006；Nasser，Doumit，& Carifio，2011）、囚 犯（Dalbert &Filke，2007；Otto & Dalbert，2005）等。研究中的普通大众样本包括中学生（Correia & Dalbert，2007；Correia，et al.，2009）、一般雇员（Otto，Glaser，& Dalbert，2009；Otto & Schmidt，2007），这些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即公正世界信念，尤其是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有正相关关系。
关于公正世界信念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目前有两种研究假设，即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个人资源（personal resource）或是作为心理缓冲（psychological buffer）的研究假设。这两种研究假设的差异在于，个人资源的假设意味着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个人倾向起作用，个人资源越强大的个体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其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即公正世界信念对于心理健康的主效应的研究，而心理缓冲假设则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在事件与结果之间充当的是调节的作用，其功能的实现是有条件的。
目前大部分持个人资源假设的研究得到了支持（Correia，et al.，2009；Dalbert，2009）。其中大多数研究选取了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观测变量，同时，由于绝大多数都是相关研究，无法明确具体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实验研究证实了公正世界信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激活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而提升生活满意度同样可以增强公正世界信念（Correia，Batista，& Lima，2009）。
在心理缓冲的研究假设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公正世界信念对于那些遭遇严重灾难、重大疾病、生活变故的人群的心理缓冲和保护作用。一项对于水灾受害者的研究发现，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焦虑、抑郁、悲痛显著负相关，即持有自我公正信念越强的个体，其感受到的负面情绪越少，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与创伤后症状之间的关系（Otto，et al.，2006）。另一项对我国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展开的调查表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对于维持受灾民众心理健康同时起着预防和提升的作用。从预防的角度，自我公正世界信念高分者其抑郁及焦虑症状相对较少，而从提升的角度，自我公正世界信念高分者在对未来希望上得分更高（Xie，et al.，2011）。
在对消极情绪的缓冲上，Dalbert（2002）的研究发现，在激起愤怒的情境中，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被试者表现出的愤怒水平越低，且并未导致自尊的下降，而公正世界信念相对较低的被试者就会表现出更多的愤怒情绪，且伴随着自尊的下降。另一项旨在探讨权威主义与对风险和危险的感知的关系的研究（Lambert，Burroughs，& Nguyen，1999）发现，对那些将世界视为不安全的、充满危险的高权威主义被试者，如果其公正世界信念相对较高，则其感受到的风险就越低，公正世界信念充当了保护性因素。在关于公正世界信念与敌意和攻击性的研究（Bègue & Muller，2006）中发现，自我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青少年，在挫折情境表现出的敌意和攻击性更小。另一项对初中生的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学生在学校感受到的忧伤情绪越低，同时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获得的分数和教师是公正的。有研究者（Dalbert，1997）认为，公正世界信念之所以能够在不公正威胁情境下起到心理缓冲的作用，原因在于公正世界信念可以减少自我沉思（self-focused rumination）。
（2）公正世界信念与对长远目标的追求
除了作为个人资源或是心理缓冲帮助个体应对不公正事件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公正世界信念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得人们更加认同公正原则，更愿意遵从公正的原则行事，承诺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并相信最终自己会得其所应得。有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被试者对未来更有信心，更倾向于采用公正的手段来达成目标（Sutton & Winnard，2007），其违背规则的失职行为也越少（Correia& Dalbert，2008）。同时，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越倾向于遵从互惠的原则（Edlund，Sagarin，& Johnson，2007），亲社会行为也越 多（Bègue，Charmoillaux，Cochet，Cury，& de Suremain，2008）。在对长远目标的追求上，Hafer及其他研究者开展的两项实验研究（Hafer，2000b；Hafer，Bègue，Choma，& Dempsey，2005）发现，当被试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无辜受害者的威胁时，被试者倾向于更加关注长远的目标。Laurin，Fitzsimons和Kay （2010）在此基础上将公正世界信念的这一功能进行了拓展，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如低社会阶层人群和少数民族来说，充当着重要的自我调节功能。对于处于社会处境不利的群体来说，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越倾向于为长远的学业和职业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在面对困难时，其坚持性也更强，以此来作为改变不利地位、进行向上流动的途径。这一结果说明了为什么有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会为改变地位而奋斗，而有些人则选择了放弃努力、接受现状。相对于处境有利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为各种不公正的受害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们在对未来进行投资时会更多地考虑公正因素，它意味着个体是否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而当个体认为世界是不公正的，则会放弃努力，转而采用一些非理性的方式来对现状进行合理化，从而接受现状。
为了追求并实现长远目标，人们不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面对挫败，坚持不懈，而且人们还需要抵制眼前的各种诱惑，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牺牲眼前的利益或享乐。Lerner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儿童与社会所达成的“个人契约”的，如果我抵制了眼前利益的诱惑，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投入时间和精力，那么世界就会给我“应得的”奖励，这个奖励就是长远目标的实现，这就是公正的实质和核心——应得。因此是否愿意为了长远目标而牺牲眼前利益，是否愿意延迟需求的即时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个体对未来是否能“得其所应得”的预期。Lerner认为，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就意味着儿童与社会达成了初步的“个人契约”。一项研究（Callan，Will Shead，& Olson，2009）发现，当人们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的威胁越严重时，人们就越倾向于选择小的即时奖励，而大的延时奖励的吸引力下降会更快一些。当世界是不公正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人们就会更倾向于选择眼前的利益，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落袋为安”。
2.应对不公正威胁、重建公正的功能
（1）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
在Lerner （1980）首部系统阐述公正世界信念理论的专著中，提到了九种常用的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包含两种理性的策略、四种非理性的策略、两种保护性的策略及最后的防御策略。其中，理性的策略是指行动上的策略，即在不公正出现之前进行预防以及在事后对受害者进行帮助或是补偿，这是在现实层面的公正重建。非理性的策略是认知层面的公正重建，即对不公正的起因、结果进行重新解释或对受害者性格、品行进行重新评价。保护性的策略是从世界观的构建角度出发的，如相信终极公正的存在，未来的公正会弥补和平衡眼前的不公正。这实质上也是对受害者的一种补偿，只不过这种补偿也不是发生在现实的层面，而是寄希望于未来。最后的防御策略——“倒数第二防御”（penultimate defense）即不公正世界信念，是在其他的策略都不起作用时使用的最后防御机制，即相信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威胁了，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自我保护。
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非理性策略，公正世界信念理论正是发轫于这一研究领域。非理性策略即认为受害者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引起的，是得其所应得，因此可以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程度，并相信这样的遭遇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公正世界信念，在心理上重建了公正感。非理性策略重建公正的方式有别于现实的公正重建，并不是对不公正现状的改变，而仅仅是认知层面的重新解释，是对不公正现状的合理化过程，其结果则往往导致对受害者的远离、贬损和责怪。
由于早期对于非理性策略的大量关注，导致公正世界信念的许多研究结果看起来似乎比较“冷血”，人们面对无辜受害者的反应不是同情，而是远离、拒绝、责怪、贬损，这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显然与日常生活中人们表现出的大量的扶危济困行为相背离。实际上，这一误解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的大量研究在对自变量进行操纵时采用了一种方式，即让理性的策略如帮助和补偿等方式看起来不可行，然后考察观察者对受害者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为受害者提供现实层面的帮助实际上成为一种干扰变量（Correia & Vala，2003；Hafer &Begue，2005）。其次，即使在现实的公正重建不可行的情况下，对受害者进行贬损责怪也并不是认知公正重建的唯一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补偿性的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在认知上完成对受害者的补偿。
补偿性的合理化即相信好的和坏的结果最终会自然进行平衡，没有人会一直运气好，也没有人会一直倒霉，所有人最终都会得其所应得。这就是终极的公正，与所谓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人们有一种倾向即期待补偿性的结果会在未来发生，这种倾向往往会降低当前感知到的不公正的程度。补偿合理化可能发生在解释的过程，也有可能发生在记忆过程中。有研究发现，在抽签中意外获得好的结果的被试者，反而会回忆起更多过去的不那么幸运的遭遇，似乎用这种方式来平衡自己意外的获利，而意外获得差的结果的被试者，则会回忆起过去更多好的经历（Gaucher，Hafer，Kay，& Davidenko，2010）。也有研究发现人们通过选择性的记忆偏向来达到公正世界信念的平衡。例如，相对于受欢迎的特质描述情景，当彩票中奖人被描述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时候，被试者回忆的奖金额度显著减少，而当被试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严重威胁时，这种记忆偏向更加突出（Callan，Kay，Davidenko，& Ellard，2009）。
（2）影响策略使用的因素
当面对不公正威胁时，个体有多种应对策略，究竟在何种情境下个体会选择何种应对方式呢？研究者们围绕着影响应对策略选取的各种因素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发现受害者的特征、观察者的特征、受害事件的性质等因素有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于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的先后顺序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由于此部分内容与本研究关系不大，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3）公正重建的结果
首先，可能导致对不公正受害者的消极态度。研究者们针对人们各种不公正的受害者的反应展开了大量实验研究，研究的对象包括各种意外或灾难的受害者、各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各种重大疾病的受害者、社会处境不利人群等。Hafer与Bague（2005）曾对公正世界信念领域的实验研究进行分析，他们分析了从1981—2003年开展的66项实验研究，其中涉及的不公正受害者包括多种类型，包括各类疾病的受害者。例如，艾滋病、癌症、性传播疾病（STD）、血液病等；各类犯罪事件的受害者，例如性侵犯、性骚扰、抢劫、枪击、绑架、盗窃、家庭暴力等；各类意外事故的受害者，例如触电、车祸等；另一部分研究也涉及社会处境不利人群，例如穷人、低社会阶层、少数民族、老人、囚犯等。这些研究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当被试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的威胁越严重，越倾向于采用非理性的策略来对受害者进行贬损和责怪，对于那些在公正世界信念个体差异上得分更高的被试者来说，这一倾向则更为显著，即威胁的严重程度与个体差异变量存在交互作用（Hafer & Begue，2005；Kaiser，Vick，& Major，2004；Kogut，2011；Wayment，Barger，Tolle，& O'Mara，2010）。另 外 一 些 仅从个体差异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Ebneter，Latner，& O'Brien，2011；Rüsch，Todd，Bodenhausen，& Corrigan，2010）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对饮食障碍患者、肥胖患者、精神患者有更强烈的污名效应 （Ebneter，Latner，& O'Brien，2011；Rüsch，Todd，Bodenhausen，& Corrigan，2010）。也有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会影响到个体对于各类疾病的归因，高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有试图将疾病归因于病人自身的原因的倾向（Lucas，Alexander，Firestone，& Lebreton，2009；Nudelman & Shiloh，2011）。
其次，降低感受到的不公正感。大量的相关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更倾向于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合理的（Ng&Allen，2005）；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认为教师以及自己所获得的分数是公平的（Dalbert&Maes，2002），归因方式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囚犯越倾向于认为法庭的宣判是合理的（Otto&Dalbert，2005）；那些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失业蓝领工人及残疾患儿的母亲并不会认为自己的命运是不公的（Dalbert，1996）。同时，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对消极的任务结果进行内归因，从而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感（Hafer&Olson，1989），无论对于自身的结果（Ball，Trevino&Sims，1994）还是他人的结果（Dalbert，Fisch&Montada，1992）都是如此。
公正世界信念对现状的合理化有多种方式，其中归因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例如，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认为贫病交加的老年人对自己的状况负有责任（Begue & Bastounis，2003；Beierlein，Werner，Preiser，&Wermuth，2011；MacLean & Chown，1988），将贫穷归因为个体因素，例如性格或者行为的原因（Campbell，Carr，& MacLachlan，2001；Smith，1985），同时，低估外界因素的作用（Cozzarelli，Wilkinson，& Tagler，2001）。而对于积极的结果，Smith（1985）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人会对富裕归因为内部原因。无论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人都倾向于认为现状是更合理的，是得其所应得的，以此来作为他们对命运的妥协（Heuer，Blumenthal，Douglas，& Weinblatt，1999）。
另外，公正世界信念不仅可以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感，而且也可以降低处境不利人群知觉到歧视水平。以往研究的对象包括加拿大多伦多的男女同性恋者、美国的少数民族以及欧洲的职业女性，结果都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知觉到的社会歧视水平越低（Hafer & Choma，2009；Lipkus & Siegler，1993）。一项关于歧视知觉的研究（Hafer，Crosby，Foster&Choma，2006）发现，在公正世界信念与歧视知觉水平的关系中，歧视线索的模糊性起到了调节作用。
最后，感知到不公正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原因，由于高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感知到不公正感和歧视的下降，同时也可能导致人们对于各种改变不公正现状的实际行动的参与程度下降。有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高分与一些社会行动有关的变量呈负相关。例如，（Rubin&Peplau，1973）的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人，其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越低，同时，也更倾向于认为政治参与的效果是很有限的（Smith，1985）。而对那些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来说，Hafer和Olson（1993）的调查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职业女性更少参与到那些旨在改善职业女性工作环境的行动中去，无论是参与那些直接改变工作环境的行动还是通过抗议来改变，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对这些行动的参与程度越低。之所以参与改变行动的意愿比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人更多的认为现状是合理的，因此不需要改变。另一种可能是，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人对这些改变行动的效果可能也更悲观。最近一项直接针对公正世界信念与对不公正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关系的研究（Beierlein，et al.，2011）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对不公正现状进行合理化越强，且集体政治效能感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