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是人类的童年记忆
郭 红：这届“茅盾文学奖”，你的《农历》最后排名第七，大家都认为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得到这个成绩真是挺不容易的。
郭文斌：是，都说是这次评选中的黑马。对这本书，从内心来讲，我还是有些自信的，因为出版以后有许多出乎意外的事给了我信心。一天，我接到一位读者的电话，让我联系一下出版社，批发给她两千册书，她要捐给一些愿意接受捐助的学校，让孩子们去读。说来惭愧，当时我的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人要么是百万富翁，要么是一时冲动。如果是一时冲动，几万元花掉，她的家人找我的麻烦该怎么办？所以就没有急着联系出版社，心想等两天再说。不想过了几天，她又打来电话，问联系得怎么样了。我仍然没有急着给她责任编辑的电话，而是找了个理由，到他们家去探究虚实。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也羞愧不已。房子面积不到六十平方米，很旧的楼，却收拾得很温馨。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居然特别支持家人做这件事，而且买了包书纸，说要把这两千册书包好皮，在扉页上盖上“像五月、六月那样成长”的图章，然后送给孩子们。
我真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惭愧。虽然这些年也做一些公益，但和他们比起来，真是太差劲了。同时，作为一个作者，觉得自己的书能够被一位读者用她微薄的工资收入购捐，真是非常安慰。于是就把责任编辑的手机号给了她。书到了后，她让我参谋一下如何才能让这些书发挥最大的效益。我问她想以什么形式流通，她告诉我两个原则：一不能让单位和记者知道这件事；二不搞捐赠仪式。我又一次受到震撼。
郭 红：这的确让人感动，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产生共鸣的。但是我想，大家对于小说基本的特质还是有一个潜在的理解。对《农历》而言，这种特质比较弱。你觉得是它的哪些方面打动了读者？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郭文斌：就本书而言，评委们能把它送到这一程我已经非常感激了。从小说本身来说，它确实不具备“茅盾文学奖”习惯上所看重的元素，但是评委们却让它进到前十，最后得票第七，我内心深处确实无尽感恩。至于你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大概是它正好应对了现代人的缺失吧。不是说缺什么补什么嘛，我觉得《农历》可能正好补到了人们最缺的那一块。不知你注意了没有，《农历》在评选过程中的得票变化非常有意思，从178部进80部是第19名，到80部进40部是第11名，40部进30部是第11名，30部进20部是第8名，20部进10部是第7名，10部进5部是第7名，这是一个被逐渐认可的过程。我估计，刚开始有些评委压根就不知道这一本书，压根就没看，后来在北京集中阅读的20天，分组讨论时听到有些评委对它评价比较好，可能才补读的。
郭 红：我读的时候，从头读到尾都觉得很特别，感觉上微微有点怪，就是能感觉到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的那种坚持。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让两个孩子“二人转”一样唱到最后，而且没有故事。
郭文斌：对啊，十二年，多少物事都变了，可是一个作家的心没有变，这一点我对自己很满意。
郭 红：我觉得《农历》的语言很有特点。读你的作品，直接就能感觉到你的散文跟《农历》所使用的语言很不一样。
郭文斌：那是两个方向。《农历》是一个纯粹的世界，纯粹得有点另类，每当我的脑海中出现五月和六月这两个小精灵的时候，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套语言就跟了上来。面对这两个绝尘的小天使，两个不流于世俗又在世俗生活中成长的小天使，说实在的，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点的时候，没有语感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去写的。这十五个节日我整整写了十二年，就是这个原因。要我强行坐下来写《农历》，第一写不出来，第二也不愿意。说来大家可能有些不相信，要写某个节日，我总要等到对应的那个节日气氛或者说是气象到来才动笔。比如说要写《中秋》，我就等到中秋假期，关掉手机，首先进入那个世界，才动笔。在那个特定的气氛中，你会真切体会到什么叫“灵感”，因此，《农历》的语言实际上并不是我刻意要那样，而是自然生成的。
郭 红：开始写《农历》时会想到要用两个孩子做主要人物吗？
郭文斌：这大概也是天意。关于节日，在《农历》之前我已经写了很多了，那时写的都是散文，比如《腊月，怀念一种花》《点灯时分》《中秋》，等等。既然是散文，主人公当然是“我”。两个孩子的出现很偶然，那是1998年，快过大年的时候，一天，两个孩子从脑海中冒了出来，非常活跃，非常有感觉，几乎没怎么构思，文字只是跟着他们奔跑、狂欢，不觉就是四万多字，也就是《农历》中的《大年》一节。
郭 红：是不是用两个孩子形象的时候，你写《农历》就更顺了？
郭文斌：对。它把你的记忆储存打开了，带动起来的题材，还有你的情绪、情感是最最原初的，而且农历这种宏大的文化体系，这样大的框架，只用一个视角我觉得是不够的。
郭 红：但是你并没有用一个故事承担，每一个节气里面基本上来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故事。
郭文斌：故事还是有的，只是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典型，它是一种更“原始”的故事。在第三篇《吉祥如意》发表之后，李敬泽老师建议我改变一下叙述方式，不要老是两个小孩，但我还是非常固执地坚持下来了，因为只要一想到要把他俩换掉，就没了感觉，乔家上庄那个世界的门，一下子就关上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我觉得最高的写作原理，就是两个字——天意，作者只能服从它。
郭 红：可能改了以后你就写不下去了。
郭文斌：对，后来连着写出两三篇之后，敬泽老师默许了，也接着发表了，这让我非常感动。
郭 红：他是意识到了你的方式和题材的相衬吗？
郭文斌：应该是。现在想来，用两个孩子去表达，可能更适合“农历”。我觉得，大年也好，所有那些传统节日也好，可能都是人类的童年记忆，所以在越来越物化、越来越欲望化或者说越来越喧嚣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传统节日式微是必然的。传统节日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童年记忆，那是人类的心灵未受污染之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用两个孩子很相应。
郭 红：节日会给每个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很深的感觉。
郭文斌：那是，因为它是一个被高度祝福化的时空点。我现在有一个可能比较偏执的观点，那就是祝福产生美，因为祝福是“真”和“善”的媒介。相对于孩子来讲，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被污染，更加适合祝福成长，借用古人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更加“相应”。
郭 红：但是“农历”的大部分节气、节日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你觉得孩子更适合在中间担任一种学习的角色？
郭文斌：对。“孩子”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分别。从心灵来讲，不存在孩子和成人之分，或许在孩子的眼中看成人的世界很幼稚很孩子气呢。现在人们一提起“童年视角”，往往认为是在简化叙事方式，是取巧。
郭 红：我倒不觉得是取巧，其实不是，你并没有因为他们是两个孩子而削减内在的力度。
郭文斌：因为背后的叙事者还是成人。
郭 红：尤其是我读《吉祥如意》的时候，最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你的那些文字后面有一个潜在的问题、一个困惑。有一个追问一直在故事里存着，孩子们在追问，实际上这是你的追问。如果不存在这个追问，不存在你尝试着通过他们来解答，那你写的童年是幼稚的；因为有了这个追问，就不是幼稚的。说到底还是写作的质量问题。作品的质量上去了，这时候说你用儿童做主角，就是为了与你叙述的目标相契合，和你的主题相配，是这种感觉。
郭文斌：对。看完《农历》，大家会发现，相当的篇幅在对话，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叙事过程中，觉得只有对话才能表达你想要表达的，只能如此。后来，我在读传统经典的时候，十分吃惊地发现，对话也是著者最重要的动力模式。
郭 红：像《理想国》柏拉图，还有苏格拉底，包括孔子。
郭文斌：这可能是冥冥中的一个选择。
郭 红：这是你下意识地做出了一种与自己感觉比较相配的选择。
郭文斌：是的。当你写到那里的时候，问题自然出现了，你必须回答，一个对话就生成了。
郭 红：你也可以想象有另外一种方式，比方说“端午”，你可以写发生在端午的一个故事，把它起名为《端午》，但是那并不是针对端午本身的一个解说。
郭文斌：那是一种写法，但是作为长篇《农历》的特定节日，应该有一个特定的意象。
郭 红：你想把这个意象表达出来？其实这个很难。
郭文斌：对。完成一个特定的意象是不容易的，既需要特定的配料，还需要特定的配方。从一定意义上讲，十五个传统节日，就是十五个不同的意象。事实上也是传统留给后人的十五种精神营养。
郭 红：那你有没有过担心，就是用两个孩子的对话这种手法来写，故事性弱，会显得作品沉闷、不好读？
郭文斌：这个担心是有的，因为我在发了四五篇的时候，就有编辑明确地说我在重复自己，当时作为短篇分投，也有退稿，这个时候，如果定力不够的话，肯定会放弃。这时就需要一种寂寞精神作支撑，当然这种寂寞精神首先需要自信作底。有了这种寂寞精神，就能够有勇气和力量放弃暂时的红火和热闹，就会在心里想，不管你们认可与否，不管你们用还是不用，我都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已经超越过自己一次，《大年》是1998年写完的，之后在各杂志社辗转，2003年才在《钟山》上发出来。如果一个作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迎合心理，遇此，肯定会放弃这种题材和写法。我之所以坚持了下来，是自信帮了忙，这种自信也是一种自觉，一种价值自觉。
郭 红：你是不是意识到了，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是你所独有的，别的写作者不从这个角度看生活。
郭文斌：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当时我预感到了一种“天意”，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人潮，他们是一群试图“还乡”的人，却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郭 红：你想为他们做“导游”？
郭文斌：对。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天已经黑下来了，可是我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在我心急如焚时，我看到了炊烟，听到了母亲唤归的声音，那种欣喜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个受益者，当然愿意拿这个感受和“伙伴”分享，不管他们信不信。
郭 红：你是说，《农历》是一条“回家”的路？
郭文斌：对。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别人能做的、已经做得很好的事，就用不着我们再去忙乎了，我们应该做那些有永恒价值但别人又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太多了，产品也太多了，重复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按照通常的长篇形式，《农历》确实靠不上去，但我觉得用传统的方式真是没有办法传达我的价值理想，就是我在创作谈中讲到的那段话：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