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即永恒
郭 红：我觉得你的使命感还是挺强的。
郭文斌：我认为作家本来就是为使命而来的。
郭 红：你是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使命，还是文学有一个使命？
郭文斌：在我心目中，文学不是小圈子的，不是局限的，是一个普遍存在。既然它是一个普遍存在，那么它就应该具有普遍的价值和作用。通常大家认为文学具有审美、娱乐、教育、认识功能，但在我看来，文学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祝福功能。
郭 红：那就像问“文字对人有没有诅咒作用”是一样的，那过去有人弄一个小人扎上针诅咒另一个也是管用的？
郭文斌：应该是，但是首先受诅咒的是诅咒者自己，因为在那个诅咒发出之前，他的心已经被污染了。
郭 红：那个小人其实是他的镜子。
郭文斌：对。前段时间，我在西部作家写作营“文学与风景”主题讨论会上讲过一个观点：什么是风景？风景是被祝福的结果，也是这个道理。
郭 红：你这些说法令我觉得非常困惑。
郭文斌：是吗？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提文学的祝福性，肯定有不少人质疑，但你仔细想想，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讨论文学吧。我之所以认定文学具有祝福功能，是因为我看到了文字对人的巨大影响。我们知道，人在最关键的时候作出的决定是受潜意识支配的。而潜意识从何而来？相当一部分来源于阅读。人们在平常不经意间读到的一句话，有时会影响他一生。如果一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候想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就会做一个民族英雄；如果一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刻脑海中冒出的是“过把瘾就死”，他可能真的过把瘾就死了。这时，我们就明白了，古人之所以强调思无邪、善护念，真是非常有道理的。
郭 红：但我觉得这是观念在起作用，而不是文字。
郭文斌：不对。文字的组合本身具有诱导作用，这就像学生背英语一样，起初是一个单词，熟了就会成为一种肌肉反应，这时，单词已经变成潜意识。在我看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眼睛带坏的，因为古人认为，任何进入眼睛的信息都是一个种子，所以古人把心叫作心田。我在《农历》里面写到过，杂草种子一旦进入良田，是根本锄不尽的，所以，文字杀人是看不见的。一个杀手只要一杀人，国家公权就会制裁他，但是一本糟糕的书要流通出去，是不可控制的，古人把它叫洪水猛兽是有道理的，它在影响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弟子规〉到底说什么》一书中，我详细写到了这方面实实在在的例证。
郭 红：我担心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会有“焚书坑儒”。
郭文斌：啊——这个词让人恐惧，但“焚书坑儒”恰恰弄反了。我的观点可能有些不受时尚者喜欢，但我确实认为，文化是需要引导的，如果我们不给文化作一个引导，不给读者把关，任由市场调节，是很可怕的。
郭 红：基本的原则是要有的，但不能是管制。
郭文斌：至少应该有人站出来倡导，就是说作为文化工作者要有责任心。在《农历》里我写到了一个公案：当年，百丈老人讲课，下课了，却有一位听者站着不走。问有何事，听者说五百世之前他也是个讲师，只因为讲错了一个字，被罚做五百世狐狸，今日期满，请百丈老人送他一下。百丈老人应允之后，听者就不见了。百丈老人就让他的学生到后院去找一位亡僧，学生很纳闷。百丈老人说我让你们去找你们就去。找遍后院，没有亡僧，却有一只狐狸死在大青石上。百丈老人说正是。遂以僧礼厚葬。这虽然是个公案，但其中包含着大慈大悲。只是说错了一个字就被罚做五百世狐狸，那么这么多年，我说了多少错话，写了多少错字，如果要罚，恐怕是永无出期。
郭 红：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郭文斌：你就不由得从心里升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就把电脑里当年写的自以为很现代很先锋的作品，非常果断地删掉了，存也不愿意存了，何况拿出去发表。
郭 红：我感觉你很像个老师，不像个作家。因为你对观念、理论和教化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远远高于你对文学的虚构和感觉。
郭文斌：我们知道，一列列车如果方向正确，速度越快越好，如果方向错误，速度越快越糟糕。现在人们常讲细节决定成败，却没有人讲方向决定成败，这真是舍本求末。同样，我认为，如果一个作家的价值观正确，他的名气越大创造力越旺盛越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一个作家的价值观错误，他的名气越大创造力越旺盛对社会的危害越大。
郭 红：现在西方人说，试一试吧，just try。孩子们说，这件事情我要不要做呢？老师说，just try。
郭文斌：这说的是局部的、一定范围内的尝试，但大创造首先是由方向决定的。比如说我要去北京，那我肯定要走向着北京的方向，如果向着广州，是肯定到不了北京的。再说，有些事情，孩子是试不起的，比如杀人，你可以试一试吗？比如吸毒，你可以试一试吗？比如未婚先孕，你可以试一试吗？
郭 红：刚才你也说到了爱情，这是我们访谈的惯例。我想问问，你对爱情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前面的访谈里张贤亮先生也谈得很精彩，王安忆也说过了，他们两个特别大的共同点就是认为不存在爱情。
郭文斌：对于爱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尊重并理解两位前辈的观点，但在我看来，爱情是存在的，而且它是永恒存在的。我认为“爱”和“情”是两个概念。我没有做过考证，就字面来看，“情”是“常青的心”，可见，“情”是让“心”“常青”的那个东西。而要想让心“常青”，最关键的是要有爱。那么，什么是爱？古人是怎么理解爱的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把我的心拿出来给你，这派学者认为，那个繁体字中间的象形是“心”；还有一种说法，中间的那个象形是“胃”，什么意思？知冷知热啊。这倒是更像中国人理解的爱情，知冷知热。所以中国的爱情比较含蓄，因为它是一种知冷知热的方式。
郭 红：那就是互相心疼了。
郭文斌：对。所以，不管是“把我的心给你”还是“知冷知热”，我觉得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付出，都有一个利他在其中。因此，在我看来，爱是没有条件的付出。如果我今天对你好，心里就想着你明天也一定要对我好，在我看来，就不是爱。
郭 红：是交换。
郭文斌：对。我们现在通常讲的爱，像这种情形的很多。我在中山大学讲完这个观点，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跟我讨论。他认为，如果不求回报，我的爱又有什么意义？
郭 红：爱就是无条件地付出但希望有回报。
郭文斌：我只能告诉他，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确实，当你真正体会过真爱，你就会觉得，爱本身就是意义，而且是最大的意义。
真爱是不求回报的，那是一种类似母爱的东西，父爱也一样，所以它永恒。只要这种关系一建立，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父亲，这种关系就是不变的。因此，我还真有些认同女儿是父亲前世情人的说法，这种通过两世完成，最后变成一种纯粹的感情的时空穿梭，也许才是爱情。相比之下，今天的人们有些太心急了，第一次相见就说我喜欢你，第二次相见就说我爱你，第三次相见就说我要你，这是不是爱情？
因此，“情”应该由“爱”作大前提，而“爱”是无条件的付出。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标准，那都应该是打引号的爱情。因此，我们现在谈论的更多的不是根本意义上的爱情。
郭 红：很特别，你的回答很特别，和你前面的理论是一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你的影响很深，就读书来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或作品是什么？
郭文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生我、长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是父老乡亲。
郭 红：有什么具体作品没有呢？
郭文斌：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我这两年在讲的民间传统。民间传统是和大地离得最近的那一层。当你生下来时，也许没有书读，但你不可避免地在接受民间传统。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在上学之前，在父母的被窝里面听到的那些，在乡邻家的红白喜事时感觉到的那些，在父亲写的大红对联上看到的那些，等等。这是“人文”部分，更不要说“天文”了。
日月无声，昼夜放光。
天地不语，万物生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君子盛德，耕耘无声。
如来境界，无有边际。
有情众生，知泽知惠。
谨具牺牲，顶香奉献。
聊表寸心，伏请尚飨！
这是《农历》中“大先生”在中秋祭礼上读的一段话，你说，那无声的日月，不语的天地，无言的桃李，无声的耕耘，是不是一部部我们一生都无法读尽无法参透的大书呢？
郭 红：就是你从小耳濡目染的东西。
郭文斌：对。现在看来，正是那些成为我价值观的基础，也成了我为人为文的决定性导向。比如《农历》中，中秋节，“大先生”让五月和六月把从自家树上摘下来的梨分送给所有乡亲，姐弟俩当时还不情愿呢，谁想回来时包里装得更多。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朴素、最有效的受教育。再比如，过大年的时候，“大先生”要带着五月、六月到无名氏的坟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乱人坟上去烧些纸钱。还有大年初一黎明，“父亲”发现傻子家门上没有贴上对联，就把自家门上的揭下来去补贴。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祝福、仪式，等等。
郭 红：你觉不觉得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很幸运？
郭文斌：我觉得可能在古代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的。
郭 红：古代并不是这样的完美社会。
郭文斌：我相信大多数都是这样，虽然他们并不一定都是“大先生”，很可能许多人都是文盲，但这不影响他们是大德智者。比如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讲我奶奶那个时代，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烧一瓦罐开水，放在马路边，再来干自家的活。那水是给过路的行人喝的。
郭 红：现在你在路边放一罐水，谁敢喝啊？
郭文斌：对。即使你真放，别人也不敢喝了。我们已经永远无法体会那“一瓦罐水”带来的喜悦了。
郭 红：你现在所谈论的，对你有影响的作家和物事，让我觉得你对小说是不会再有什么兴趣了。我想将来你也不会再写小说了吧？
郭文斌：有这种可能，但也不一定。
郭 红：那你不觉得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放弃了他本来做得很好的东西，转而来宣传这种教化，就是说从一个写作者向一个教师转化，是否有点儿可惜？
郭文斌：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也不觉得是一个教师，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传统的义工。我到现在也没有说一定要放弃什么或者选择什么，我是比较接受一种就像农历中庄稼或者树木生长的那种方式，该开花的时候就开花，该结果的时候就结果，现在该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郭 红：不想刻意为之，只想顺其自然。
郭文斌：对。比如今天有一个人需要我去和他谈心，他很痛苦，很可能马上就要崩溃了，需要跟我聊一聊安详，那我觉得跟他聊天就是头等大事，我肯定不能因为我正有一个写作计划而拒绝他的诉求。
郭 红：如果一个人很痛苦特别想读到你写的长篇小说呢？会不会为了他写新的？
郭文斌：那当然，那我也许还会写下去。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还是开头那句话，缺什么去补什么吧。
郭 红：你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什么样的？
郭文斌：我原来曾经设计过自己的一生，但是现在不愿意了。我更愿意有一种现场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在现场，把这一刻作为永恒。因为现场是快乐的前提，或者说现场本身就是快乐。有那么一些日子，我寻寻觅觅拼拼打打却从来不快乐。现在，我更愿意把自己从不快乐到比较快乐的这个过程分享给读者。所以，我现在常常唠叨：我们追求权力难道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带来的喜悦吗？我们追求财富难道不是为了追求财富带来的喜悦吗？我们追求爱情难道不是为了追求爱情带来的喜悦吗？但是，如果这一刻，我们就在喜悦中，我们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现场就是永恒。
郭 红：你今天说得很好，受益匪浅。原来对你的理解里面比较模糊的地方也感觉清晰多了。还有一个问题，西海固是一个很贫困的地方，但是在你的作品里我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反而感受到那地方所带来的朴素、宁静和纯粹，这是你自己回望过去的感受还是文学加工后的效果？
郭文斌：在我看来，贫困压根就是一个假象。我这样说可能会引来许多人的反感，包括父老乡亲。他们会说你说站着说话腰不疼，你现在日子好过了，来说这个话，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富贵”，即便他是亿万富翁，他也是贫穷的；但如果一个人真的找到他自己本原意义上的“富贵”之后，表面上他可能一贫如洗，但是他却是富有的。
郭 红：这是精神带来的富有，像特蕾莎嬷嬷。
郭文斌：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西海固确实是一个贫困的地方，甚至被联合国官员认为那里没有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我确实在那个地方感受到了可能在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富贵”，我特别感谢上苍把我降生在西海固那个地方。
郭 红：给了你对生活理解的诗意。对于你这个人来说，可能把你生在哪儿你都要感恩。
郭文斌：但是如果上苍把我降生在北京、上海或者纽约，那就很可能没有《农历》这本书。
郭 红：但你可能会换角度写出别的作品，而心里同样感恩。
郭文斌：你这样讲，拓展了我的思维。我在感恩西海固的时候进入了一种执着，感谢你对我的矫正。
郭 红：能否请您对《黄河文学》的读者们说一句话？
郭文斌：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读者，只有知音，既是知音，就无须多说什么了。
郭红，哲学博士，《黄河文学》“文学的干净”栏目主持人。
（载于《黄河文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