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是假醒
田 频：郭文斌老师，您好！很荣幸您今天能接受我的访谈。您是一位小说、散文两栖作家，在您创作的作品中，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特别是对经典，比如说《论语》《老子》《庄子》等，您甚至认为这些经典就可以带领我们现代人走出精神困境，重新回到人类的精神家园。请问，是出于什么样的信念或者经历让您如此执着地认为，这些与我们现代生活相隔如此久远的文学经典，能够发挥这么重大的作用？
郭文斌：生命是一棵大树，民族也是一棵大树。社会再怎么发展，总归离不开根的滋养。如果一棵千年老树，它的根有生命力，它的枝叶自会有生命力。《论语》也好，《老子》也好，《庄子》也好，这些经典，其实是我们的祖先对于生命根本规律的认识，是关于根本快乐的规律性认识，或者说是常识。
田 频：您把经典认为是我们的民族常识？
郭文斌：对。有人说，它离我们如此久远，事实上，对生命来讲不存在久远不久远的问题，这就像太阳已经存在了多少年，空气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大地已经存在了多少年，但是如果说因为它久远，就认为它过时，那我觉得有些偏颇了。
相反，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是随着潮流的更替，这些经典会更有生命力，因为它是根。
人有一个习惯，容易走丢，容易迷失。而越是容易迷失，容易走失，根就越重要。这就像作为孩子来讲，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母爱的滋养。如果一个人拒绝了母亲，他就是一个断根的孩子。而断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要与根本快乐、根本幸福断流。我们都知道李阳家暴，表面上看，是李阳的感情问题、人格问题，事实上是他断根了。他的枝叶再怎么耀眼，花朵再怎么耀眼，也是一个可怜人。
田 频：您说得非常好，您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看得如此重要，作为集中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民俗节日，自然而然就进入了您的创作视野。从您最开始创作的《大年》到您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吉祥如意》，再到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农历》，传统节日在您的笔下，获得了全新的诠释。您用文学的形式对传统节日进行考量，可以说是形成了小说节日史的一个创作体系。那么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描述这些传统节日的？是为了重建国人的信仰，还是为了重新寻找什么？
郭文斌：不敢说重建国人信仰，但我至少有一个愿望：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唤醒沉睡在人们心底，或者说潜意识层中的那一份生命力。在长篇《农历》的创作谈中我讲过，中国有两大文明传统，经典传统和民间传统，经典传统是会断流的，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流，没有哪个皇帝可以取消春节，不让人们过大年。我们都知道，一些大的王朝的更替，包括一些大的运动，让经典传统断裂，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次，却无法让民间传统断裂。古圣先贤，非常智慧地把经典传统化存于民间传统中。换句话说，中国的民间传统，就是民间化了的经典传统，而且，相比于经典，民间传统更加生活化、趣味化，更加生动、形象、有血有肉，更有生命力，也更加润物无声。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中国人的潜在信仰。
我们知道，习惯成自然，养成近天性，一种自然，一种天性，一旦养成，要比单纯的理念更有力量。比如说，一个人一旦染上烟瘾，就很难戒掉了，尽管他明明知道抽烟有害健康。同样，一个人一旦形成一个好的习惯，也会让他一生受益。中国的民间传统，就是让我们在耳濡目染中形成和幸福美满对应的良好习惯。
《农历》中的十五个节日，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人精神营养的十五种重要元素，或者为蛋白质，或者为维生素，或者为铁，或者为钙，等等，不可或缺。没有这些节日，我们就会营养不良。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我们的血液。比如《大年》，它既是喜庆的演义，也是感恩的演义，还是祈福的演义，更重要的是教育和传承的演义。它让我们在一种带有基因性的精神狂欢中，体会生命的尊贵、温度和狂欢。这种民间狂欢我们在经典传统中很难体会到，因为经典传统毕竟是通过文字来体现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节日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典生活。
田 频：对。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郭文斌：在民间，伴随着二十四节气也好，伴随着各种纪念也好，每一个月都有节日，就是说每一个月，我们都在享受着精神大餐。
田 频：我们注意到，您在大力倡导重新审视经典的同时，2006年又提出了安详学。您的好多作品都具有安妥灵魂、温暖人心的力量，比如说《寻找安详》《农历》等。著名评论家雷达就曾经评价您的小说感动得他落泪。那么您认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才能获得安详，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真正的安详呢？
郭文斌：寻找安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拿拙著《寻找安详》来说，也是如此。现在已经重印七次，去年再版，今年出了精装本。在修订版里面，我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增补了走进安详的五个途径：给、守、勤、敬、信。
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可是没有几个人想过，人为什么会生气。如果我们把生气看作是一根一根羊毛的话，那么，用拔羊毛的办法是没办法把这些生气的羊毛根除的。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让生气的羊毛不存在，就要让生气的羊皮不存在，要让羊皮不存在，就要让羊不存在。那么如何才能让羊不存在呢？就要把自我变成大我或者无我。那么，如何去变？只有通过给予：把你可能的财富给别人，把你可能的体力给别人，把你可能的智慧给别人。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去实践。
田 频：是的，我们也注意到了。
郭文斌：当初呢，还是有些舍不得，有些心疼，但是当我看到，因为我的捐助、带动，一些人从死亡线上回来，一些面临辍学的孩子能够继续读书，我尝到的快乐，比把那些钱装在兜里要多得多。当这样的喜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财富的转移不再带给我很大的痛苦了。换句话说，通过给予，我的焦虑大幅度减少了。生命进入一种从前从未体会过的绵长的有温度的喜悦中。
田 频：可不可以理解为无欲？
郭文斌：可以吧。你看《农历》里面，五月和六月喜欢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打牌，为什么呢？没有焦虑。赢也是自家人赢，输也是自家人输，平常跟别人家打牌就会焦虑，因为五月、六月的心量是家。对于村长来讲，财富在村人之间转移，他没有焦虑，因为他的心量是村。对于国家领导来讲，财富在省和省之间转移，他没有焦虑，他还挺开心，因为他的心量是国。
可见，幸福和心量成正比。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心量就是能量。天在下雨，它是公平的，你拿出去一只碗它给你一碗，你拿出去一个盆它给你一盆，你拿出去一个大海，它给你一个大海。你有多大的心量，就获得多大的能量。而安详，是需要能量的，助人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能量，我们就没办法去帮人。
我们常常去求人，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能量，如果我们能量多了，我们就必然会去帮助人，因为这是自然规律。
这是通过“给”走进安详。还有守、勤、敬、信，都很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
最近，我又摸索到一些方法，编了一个顺口溜：三习二惯意纷纷，三途二径知道中。前者描述人的非安详状态，“三习”是非本质动机，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占有，“二惯”是抱怨、生气，“意纷纷”是人非当家作主的一种状态，就像我们文学上讲的意识流，人就是被这种意识流带着流浪，直至忘了因何出发，从何出发。这里就不多说了。
后者是探讨如何把人们从非安详状态中带出来。“三途二径知道中”，哪“三途”呢？就是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诵读经典，用直觉去读，不要去思考，只是把字音读准，文句读顺，尽管读就是。通过实践，发现它的好处非常多。
第一，你在读的过程中，没有焦虑，很享受，还有口水产生，甜津津的，说闲话时你会觉得口里有异味，但是读诵经典的时候没有；如果顺畅地读进去，身心会有一种愉悦感，会有微微出汗的感觉，非常舒服。一天，我突然明白，经典中为什么有那么多虚词、语气助词，你去试，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的三个“乎”去掉，会一下子没了味道。我才明白，那些助词是多么美妙，多么重要，它是让我们通过读诵来享受生命的。古人真是太智慧了。
因此，如果文言文断代，将是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
第二，经典的能量高于普通读本，这个美国心理学家霍金斯已经证明。他认为，流行文化的能量级都在二百级之下，而经典极高。如此，我们读一小时经典相当于充了一小时电。这个我有切身体会。用直觉读一小时经典，人会神清气爽，但是读普通书特别是流行读物则相反。
第三，经典是圣人关于幸福人生的说明书，我们天天读它，就是预习幸福生活。
第四，经典是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改过。
所以，您要给武老师建议，让他利用他的影响力，向全国发出倡议，改革现代语文教学模式，把那些用来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时间，用来诵读。看看现在的语文课堂，那么好的一篇古文，我们让孩子用在诵读上的时间大概不到五分之一，大多时间在分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太可惜了。
田 频：时间都用在解释上了。
郭文斌：是。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分析的过程我们用的是意识，诵读的过程，我们用的是潜意识，而潜意识处理信息的速度是意识的好多倍。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
这是“三途”之一的“读”。
二是写反省日记。有什么好处呢？训练我们的反省力。每晚把一天的生活回顾一遍，看看哪些正确，哪些错误，哪些需要改进。比如在今晚的反省日记中，我就要写，早上因为接一个电话，迟到了，让你们在办公室久等了。再比如，在前段时间的反省日记中，我就考问自己：是否接受这次访谈？如果接受，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出名呢，还是利益读者？如果只是为了出名，就不敢做了，为什么呢？《了凡四训》讲，“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如果是为了帮助读者，那么再大的代价我也要做，再辛苦也要做。
就这样，每天反省自己的动机，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反省自己的行为。天长日久，你会发现你的反省力提高了，而反省力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提高太重要了。
再说，你想想，我们从现在开始写，将来几十本反省日记留给儿孙，比留给他们亿万家产更值钱。
田 频：这让我想到了巴金的《忏悔录》。
郭文斌：是，更重要。那么这是“三途”的“读”和“写”，第三是“改”。人的意义就是改过，因为只有改过才能提高我们的灵魂等级。稻盛和夫讲，希望他走的时候比他来的时候，他的灵魂更高尚一点。
事实上，生命的意义就是提高我们的灵魂等级。
比如说，一块冰，它是一个低层次的能量状态。你看它的特征，一块跟一块是分割的，利用率也不高，给它加热，它变成水，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了。没有谁能够一刀把水切成两半，更重要的是利用率提高了。再给它加热，变成了汽，和水相比，不但有了流通性，还有升腾性。这个过程，就像生命的意义，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能量状态。只有不断地提高能量状态，才能够享受到对等的状态带给我们的安详和快乐。
古人把鼻子到口中间的这个地方叫人中。有意思的是，其下的七窍里面，都是单开口，其上的全是双开口。你看，嘴、尿道、肛门，都是单的，鼻子、眼睛、耳朵，都是双的，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暗示，暗示生命要不断地向高能量超越。
而生命要从低能量超越到高能量，“读”“写”“改”是三个非常好的途径。“读”，训练我们的直觉力；“写”，训练我们的反省力；“改”，训练我们的行动力。如此，生命就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不幸福走向幸福，从不安详走进安详，最后到达本质状态。
我在《农历》中写过一个故事：有一位盲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上完课回家，她的老师让她打上灯笼，她说我是盲人打灯笼有什么用？老师说你是盲人但别人看见你可以让开你啊。她就打着灯笼回家，没想到路上还是跟别人撞上了，她就有些埋怨，难道你没看到我手中的灯笼吗？没想到对方说，你那灯笼里的灯早已灭了。这个盲人于是恍然大悟。她悟到了什么呢？一个人如果找不到他的本有光明，靠外在的光明是靠不住的，风大了它会灭，油尽了它会灭，摇晃了它会灭，但我们现代人更多的都在经营这个灯笼中的灯，而没有去寻找他内在的本有的光明。
“二径”，即两个条件反射：一，看别人的优点；二，看自己的缺点。具体来说，常说“你真棒”和“我错了”。要把说“我错了”训练成条件反射，就是用脸上的肌肉说出来，不要经过大脑。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社会马上就会成为和谐社会。
我们不但要学会从每个人的身上看到优点，还要学会从每件物上看到优点。比如，让孩子一天玩十个玩具和一天玩一个玩具，两种玩法，会造成两种活法。玩十个的孩子，长大有一个特点，总是喜欢“换”。工作不好，换；房子不好，换；老婆不好，换。而只有一个玩具可玩的孩子，他必须在这个玩具上找到多处兴奋点，不然他再没什么可玩，他要努力从一个玩具上找到多个兴趣点。这样的孩子，成人后自然比较专注，专一。我小时候就这样，一个泥巴，可以玩成一百个形状。
事实上，幸福和安详就是你的目光，天堂和地狱就在你的目光里，只要你把目光一变，地狱就变成天堂。但是现在我们好多人认为幸福在远方，到处去追逐，开着幸福的车找幸福，却跟幸福擦肩而过，让幸福成了一个灯下黑。
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你静静坐下来，有一个蝴蝶就会飞过来落在你的肩膀上。但现代人说，哇！幸福就是蝴蝶，赶快去捕蝶吧，或者发明一种捕蝶的机器，完蛋了，蝴蝶永远飞走了，即使捕住，它美丽的翅膀已经被折断了。
为此，我讲过一个排比句：
我们追求财富，难道不是为了追求财富带给我们的喜悦吗？我们追求权力，难道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带给我们的喜悦吗？我们追求爱情，难道不是为了追求爱情带给我们的喜悦吗？如果这一刻，我们就在喜悦当中，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古人是在最朴素、最简单的生活现场找到最丰富、最盛大的幸福的，现代人正好相反。
“知道中”，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讲的现场感，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知道”吃饭，睡觉的时候要“知道”睡觉，但是更多的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常常一碗饭都吃完了，却不知道饭是啥面做的。我也调研过，很少有人躺下听自己的心跳，如此，我们就跟人籁之音错过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常情况下，我们把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会“咚”的一声，却不“知道”，正确的放法应该是轻轻地落到桌面上，这两种放法在内心的投射是不一样的。关门的时候，如果是轻轻地，你发现心中有爱发生，如果“咚”的一声，你的心里只有冰冷。
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错过吃饭，睡觉的时候错过睡觉，走路的时候错过走路，就会在幸福的时候错过幸福。不但如此，如果我们不“知道”，还会酿造悲剧。
任何一门学问，如果不能变成可操作的东西，它的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之所以编这个顺口溜，就是为了时时提醒大家回到现场，不时念叨一下，“三途二径知道中”。生气的时候，“三途二径知道中”，抱怨的时候，“三途二径知道中”。用它来提醒自己。
人是需要提醒的，是时时刻刻需要提醒的。有人说，教育就是不断的提醒，我非常认同。
而在“三途二径”当中，最好操作且最有现实意义的就是说“我错了”。当一个人能够把“我错了”说到条件反射，一开口就说“我错了”，这个人一辈子肯定就在和谐之中、幸福之中。因为“我错了”一出口，他的前面就是绿灯，他的周围就是和气。而一个常常看别人缺点的人，一眼看过去全是别人的缺点，自然就会抱怨，就会生气，就会吵架，就会动手，战争就是这么发生的。
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不生气、不怨人，即使看上去没行善，也在行善，因为生气的时候，不但伤害了他人，更加伤害了自己。
田 频：是吗？
郭文斌：是的。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怎么实现？在我看来，当我们每个人都面带微笑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在我看来，实现中国梦，首先要从两点做起，就是孔老夫子表扬颜回的“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于他人，同样的错误不犯两次。“不迁怒”说明什么？说明颜回的定力已经高到完全可以当家作主的程度，不然的话，他肯定会迁怒；“不贰过”说明什么？说明颜回的反省力已经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不然的话，他就会犯两次。
最近，我还在日记的首页写了几句话：“争分夺秒读经典，咬定牙关克欲望”，“浪费时间就是杀生，改正错误就是积福”。
为什么要争分夺秒读经典？除了上面讲的原因外，还因为经典既是镜子又是能量。因为我们读经典的时候，用的是大整体的能量，相当于我们把电源插到交流电上了；如果我们离开经典，又相当于用充电电池了，充电电池用完就没电了。所以我现在有一种体会，当我烦恼的时候、劳累的时候，就读经典，读一个小时就精神了。
为什么说改正错误就是积福？因为人的生命是需要福气作保障的。中国人讲“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看上去是五福，其实是一福，那就是能量。就像一袋面粉，它是一个总量，你如果全拿它做面包，就没什么可用来做面条了，如果你拿太多的部分去发财，那么长寿就无法保证了，因此，要正确地分配它，而错误就是错误地使用能量。换句话说，错误就像我们面袋上的漏洞，如果我们改正它，就相当于缝上这个漏洞，是不是惜福呢？
另外几句话是：“弃浮名，得智慧；弃浮财，得实学；弃浮躁，得沉静；弃抱怨，得欢喜。”
我现在常常鼓励一些企业家把他们的财富变成能量带走。我说你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哪些东西是将来能带走的？哪些东西是带不走的？凡是带不走的都不重要。房子能带走吗？存款能带走吗？如果能带走，汶川地震后，废墟下埋着多少存折，那些人带走了吗？那什么东西能带走呢？能量。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也在努力实践，比如把几千册书捐出去，看上去一下子几万块钱没了，事实上没了吗？恰恰相反，它存在你的永恒账户上了。为什么？当因为某本书，不孝敬的孩子变孝敬了，破碎的家庭变完美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感动，已经自动存在我的能量账户上了，虽然我们并没见面。
人的不安全感来自哪里？得不到的时候想得到，得到的时候怕失去。而我现在都有意识地把我的东西拿给别人，还怕失去吗？就是说，我都主动把频道切换到“失”上，还怕“失”吗？“患得患失”这个生命的负程序就不会对我起作用了。前段时间，我的钱包丢了，我明显觉得不像以前懊丧了，因此，要“弃浮名，得智慧；弃浮财，得实学；弃浮躁，得沉静；弃抱怨，得欢喜”。
田 频：听了您这番话，我觉得安详其实就要从我们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获得安详。
郭文斌：是这样。
田 频：在阅读您的作品之时，总觉得您的作品继承了京派小说的一些传统，比如说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沈先生对中国农村特别是湘西的民风民俗了然于心，《边城》中有“狮子龙灯”这样的民俗节日描写，也有评论者称您为“北方的汪曾祺”，但是您自己却说看他们的作品比较少，那么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我理解为文学自身内部的传承，您是否认同？
郭文斌：您的这个判断，我觉得很有质量。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本性来讲，文学肯定有一个根本的相貌、根本的体征、根本的规律。这就像大米白面，再怎么做，它的味道还是大米白面，土豆再怎么做，它的味道还是土豆。
实事求是地讲，因为家里穷，我小时候基本无书可读，即使上了学，小学、中学压根就没有图书馆，考到师范，四年基本都在忙乎功课，我们学的是小教，除了背那些教学法，就是忙乎小三门——音乐、美术、体育。农村出来的孩子，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为之用去大量时间。第二年，得知获得三年“三好学生”就可以被保送上大学后，又努力把每门功课考过八十五分，因为学校规定，只有每门功课都过八十五分，才有资格获评“三好学生”，又平均用力，每学期十几门课，样样都要考八十五分，更没有时间读文学类书籍了。结果拿到三年“三好学生”，还是没能上得了大学。毕业后到母校教书，养家糊口，根本无法像科班大学生那样系统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所谓的京派、海派，等等，不怕您笑话，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后来考上教育学院，两年时间了还在拼命读先锋小说，您提到的这几位作家的作品，恰恰是在评论家讲到我的作品像他们的时候，我才买回来看了看。说实话，一方面觉得自己跟这些大家还是没有可比性；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们骨子里还是不同的。
田 频：在您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您对文字怀着一种感恩和敬畏的心理，比如说您在作品中多次引用了“掘藏师”和“百丈怀海”的故事，在您的生活中，您也践行“文字养心”的原则，把《黄河杂志》办成了一份可以带回家让孩子看的杂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您认为要最大范围地实现这种文学理念，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郭文斌：一定要先做出成效让大家看。中国古人关于教育的次第是，先演后说。“演”就是为人们做个好榜样；“说”就是讲理。但在我看来，“演”更重要。你看那个繁体“聖”字，由三部分构成，左边为“耳”，右边为“口”，下面为“壬”。前二者好理解，后者是一个人弯腰站在大地上，组成一个意象：把你的所学讲给大家听，做给大家看。只听不说不行，只说不听不行，听说都做到了还不行，还得力行，大家才相信你。“壬”的意思是，一个人弯着腰立在大地上，极其谦虚的样子，也就是做出谦虚的样子让大家看。如果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没做到，别人是不会相信的。古代如此，当今社会，更要如此。
为此，我和我的团队，这些年既在倡导，也在实践，《黄河文学》编辑部也好，文联也好，学会也好，都在做。比如说，汶川地震后，编辑部的同志，顶着35℃的高温，忍着蚊子的叮咬，一本一本叫卖《黄河文学》，最后募集到一万多块钱，买了礼品和书，捐给在我们这边借读的青川的孩子，等等。
如是公益行动，确实感动了一些受众，促使他们加入我们的公益行动中来。比如这次访谈的录音，我会发给四川一位名叫小川竹的大学生，她会连夜整理出来，她就是当年在这儿借读的一个孩子。那次捐赠活动后，一直跟读我的博客，之后自愿申请做义工，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我的不少录音，都是她整理的。再比如，拙著《守岁》的责任编辑、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项宁女士，自己义购拙著向贫困地区大量捐赠；推荐《寻找安详》到中华书局的中山图书馆的吕梅馆长，已经向西海固地区捐了几十万的图书和文具；石家庄弘贤婴幼园的园长赫欣女士，陆续义捐《寻找安详》，大概已经超过五千册；承德的企业家董奎龙先生在宁夏西吉县新营中学设立了奖学金，等等。这是外地的同志，本土的就不用说了。
所以，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感染被点燃的，只要你做到了。因此，人们不但看你如何说，更重要的是看你如何做。
田 频：在您过去的小说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和借鉴，比如《陪木子李到平凉》，我就觉得和格非的《青黄》有某种相似之处。您能具体给我们谈一下，您是怎样成功摆脱了先锋小说阴暗、畸形的写作模式的影响，选择了诗意化和善意化的写作路径？
郭文斌：很惭愧，当年确实写了不少现在看来有些不太健康的作品，而且赚了许多版税。记得当年有一家发行量在全国第一的地方文学刊物要给我开专栏，一年发二十四篇，现在看来那些文字不少是不堪回首的。尽管当时责任编辑是出于好意，自己也觉得写得很过瘾。
我是如何摆脱那种状态的呢？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在外面闯世界，当时很愤青，觉得离家出走很时尚、很酷，但在外面玩了一圈，流浪了一回，最后发现不好玩了，还是怀念有母亲味道的地方，有热饭吃的地方，有温暖的地方，他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他回到家，是他的一个自然需求。或者说，有一个人打着灯笼在黑暗中行走，但突然发现太阳出来了，他就会“噗”的一口把灯笼里的灯吹灭，因为没必要了。跟太阳相比，这个灯笼再怎么好玩，毕竟还是灯笼，就这么一个自然的过程。
田 频：您的创作历程也和绝大多数作家一样，经历了早期的彷徨和探索期，最终您找到了内心的安详，回归平和及诗意化的写作。是不是很多作家都会在成熟后达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郭文斌：这个我不敢评价，但根据我的观察，不是这样的。不敢说大多数，但可以肯定地说，多数作家一辈子都无缘走进这个“天人合一”。因为现代性写作格局本身就是一个欲望格局，作家们难免被欲望绑架，很少有人挣脱这种绑架。说得严重一些，如果不拼上性命，拿出斩腕断臂的勇气，很少有人能杀出一条血路，获得新生。
在今天，非欲望写作的作家太少了，就像我们西吉县有位农民作家，记者采访他，听说你写了一部给奥运会的献礼作品，请问在哪出版的？他说，还没出版呢。主持人就很惊讶，哇，献礼作品没出版怎么献礼？他说，我把我心中的一份祝福写出来就已经献礼了。
我认为这才是纯粹的写作。但是当一个作家成名之后，不要说别人，就我现在，好多家出版社都在约稿，只要你愿意把稿子拿出去马上就会出版，马上一两万块钱就会到手。对于不少作家来说，这当然是暴发的好时机，但我却不愿意这样干了。
我的编辑今天也在场，他们知道我的许多书稿，比如说《农历》，出版社马上要印了，我又要回来修改，复印好多份，让大家看，不妥的地方，不能读给自家孩子听的地方，我都会认真修改掉。如此，一直修改了五次，在申请第六次的时候，编辑说，郭文斌，得了吧，我当了几十年编辑，出了几百本书，没见过像你这样追求完美的，我实在没有耐心再给你寄第六次，我才实在不好意思再申请修改第六次，不然的话可能还会修改下去。如果再修改下去，就会错过上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了。
一个作家要对他的作品负责任，一部作品一旦流向社会，就再也无法控制它了，你再想修改都没可能了。现在，我每当碰到当年出版的拙著，比如在旧书摊上，碰到一本回收一本，但是毕竟流到旧书摊的太有限了。
一个作家要想摆脱欲望的绑架，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欲望太强大了，不下狠心就会被它绑架。听说一些出版社，为了约到一些畅销书作家的书稿，会派出美女攻关，看你动心不动心。要想在这些欲望面前不动心，确实需要定力，需要真正明白写作跟我们生命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到媒体去演讲的时候，常常讲一个故事：
当年百丈老人讲完课，后面有一个老人站着不走。他问，你还有什么事吗？这位老人说，五百世前我也是一个讲师，只因为讲错了一个字，被罚做五百世狐狸。现在五百世期满，请你以人的礼节送我一程。百丈老人就答应了。他的学生果然在后院的一块大青石上看到一只死去的狐狸。
看到这个公案，我非常紧张。人家讲错了一个字被罚五百世，这些年，我讲错多少？写错了多少？要罚，不知道是多少世！了无出期！
现在，有多少作家明白这个道理？
文化工作者要做善事，是大善；要做恶事，是大恶。杀人不见血，指的就是作家。
就像你说的掘藏师的故事，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掘藏师，正是因为首先有一批不为名利写作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们能够把自己倾其一生写出来的著作埋在地下，等待缘分成熟，让后人去发现。现在的作家有几位有这样的耐心？写作之前，对不起，先签好合同。而古人的书，不但不强调版权，还“欢迎流通”。所以，我现在常常讲一句话，希望我的书被盗版，只是希望盗版的水平稍微高一点，不要有错别字。我从来没说我要反盗版，我从来没有到出版社查过账，比如版权页上的印数是三万册，实际上他们印了六万册。我从来不干这个活。我说你们印得越多越好，因为我也在捐嘛，你替我捐出去不是更好吗？只不过你在捐的过程中得了一点好处，没关系的。
在这方面，我们真要向古人学习，学习古人的心量。古人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度人于苦海。看到别人落水了，把他捞起来。而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明明看到那个人要跳楼了，不但不救，还推一把。不说别人，当年的我就没有做好，所以心存愧疚，将功补过吧，通过做公益来补偿吧。
田 频：刚才我们谈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太多强调了这种“天人合一”，而缺少自我批判、自我分析的精神，很多评论者认为当代文学要走出困境，就要向西方的经典文学学习，要重塑自我批判、自我分析的精神。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郭文斌：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自我”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局限，是一种沉睡状态，一种假醒状态，说得严重一些，就是一个病态。一个身处梦境的人，再怎么批判，还是梦境，再怎么分析，还是梦境。你都在梦中，都没有醒来，又怎么保证那个批斗不是梦呢？让梦游的人给梦游的人带路，只会是双倍的梦游，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论题从一开始，大前提就是错的。而中国古代文学强调“天人合一”正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之处，事实上也是谦虚之处。一朵浪花，要想批判大海，多少有些不自量力吧？一个婴儿，要想批判父母，多少有些不自量力吧？不要说批判，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如果母亲不告诉他，他都永远无法知道父亲是谁，何况母亲经历的一切？个体生命太短暂了、太渺小了，在根本规律面前，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只有“合”的份、“顺”的份，何谈批判？再换句话说，真正的圆满的自我批判，本身就是“天人合一”。
田 频：对。
郭文斌：所以，我个人认为“批判”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因此刚才说了要多看好处。
田 频：看别人优点。
郭文斌：要批判，就批判自己，浪花啊，你太渺小了，赶快变成大海吧，一旦离开大海，你就会干涸的、就会消失的、就会没能量的，再别狂妄自大了。你看《周易》，所有的卦都是吉凶参半的，只有谦卦是吉祥的。浪花，谦虚一点吧。
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少批判，多赞美，少指责，多感恩，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多赞美祖先，多赞美父母，多赞美老师。
多少年来，我们在批判父母，结果呢？没根了；多少年来，我们在批判老师，结果呢？没杆了。无根无杆，花和叶怎么长久？
田 频：难以存活。
郭文斌：和谐号列车，要想快速行进，需要双轨做出保障，左轨孝道，右轨师道。现在，要是师道尊严丧失了，学生都可以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把矿泉水瓶子扔过去，老师还怎么做？要是儿女们都可以拍着父母的肩膀叫哥们了，父母还怎么做？而没有了孝和敬，意味着一个人堵塞了精气神的通道，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精气神，是无法保持他的生命力的，所以还是应该少一些批判，多一些赞美，多一些感恩。
田 频：我觉得，少批判、多赞美、多感恩这种文字理念在你的作品里面一直得到体现，因为我发现您的作品故事性和戏剧冲突比较少。您的文学作品似乎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比如说《吉祥如意》是姐弟俩上山采艾的故事，《大年》是一家人过大年的故事，其实说情境更恰当。有的评论者用“慢”来概括您的文字风格，您是否同意？
郭文斌：我非常同意。我不但希望我的文字能达到一种慢的境界，我更希望它能达到一种静的境界，我还希望它能达到一种安的境界。就是读者一读就能沉静下来，这是我的期待。
田 频：能获得内心的平和。
郭文斌：对。能走进安详，这是我的期待。实践证明，还不错，比如在《寻找安详》修订版附录中分享的那八位读者，就是首版《寻找安详》的受益者。有人籍之走出了重度焦虑抑郁，有破碎的家庭籍之破镜重圆，有叛逆的孩子籍之走向正道，等等。这正是我期待的。
田 频：我发现您的作品即使是描写上山采艾这样富有诗意化的故事，都隐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觉得，是不是您的潜意识中间，有着对这种美好事物的幻灭的恐惧？
郭文斌：非常感动您看到了这一点。从总的生命色彩来看，它是忧伤的，因为相对于根本快乐，也就是安详，非安详地带的生命就是一个忧伤，因为它的构成材料是“情”，而情这棵大树不可避免地要结成忧伤这个果实，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人要想彻底走出忧伤，只有到达我在《寻找安详》中讲到的那种“没有想法的地带”，而那个地带是反文字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零词语”地带、“零意识”地带。而文学，又是意识的产物。虽然应用直觉写作的作家可能离这个地带近一些，但文学毕竟还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只要我们还用一丁点意识，就不可能完全走出忧伤，因为意识的另一面就是情感。
通俗地说，只要我们用文字，就会不可避免地走进忧伤，只要是文学，就会不可避免地走进忧伤。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本身是一个情感的产物，而情感的另一面，就是忧伤。
我的写作更多地是用直觉，这可能是跟别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尽管用直觉，我们仍然需要一个载体，那就是文字。只要用文字，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意识层，而意识的另一面就是情感。只要用文字，它就会有色彩，这种色彩，其实就是你说的忧伤。
再说得彻底一些，只要你是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忧伤，因为人的本质特征就是忧伤。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是人，就有人的属性，人的属性是什么呢？生、老、病、死。这是不可避免的。古人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劝我们走出这个怪圈，并为之创造了许多方法论和许多超越性的方式，包括儒释道，但最终都指归于一种不用文字的境界。
人是如此，而文学是人学，它就不可避免地忧伤。我的忧伤跟别人的忧伤不同的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走出忧伤，所以我的忧伤是来自希望人们不再忧伤的忧伤。
田 频：我发现您的作品中，有的作品不仅仅是有忧伤，比如《玉米》和《剪刀》。《剪刀》就是写一对贫困的夫妻没钱治病，妻子自杀的一个故事。《玉米》这个故事读到后面，给前面充满童真的游戏世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类作品在您的整体作品中不是很常见，您一般对这些苦难啊、贫困啊写得很少，您在创作这类作品的时候，动机或者目的是什么？
郭文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前我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钱币的正面，现在想让大家看到反面。以前想通过光明把大家吸引进光明中，现在想通过黑暗把大家推进光明中，让大家看到痛苦的那一面是不好玩的，那么我们赶快离开痛苦，走进根本快乐，走进安详。
田 频：我们都知道，您的家乡曾被定义为人类不能生存之地，饥荒、贫穷在您的作品中也屡次出现，但是您把这些“苦难”视为人生存之“常”，苦而不痛，难而不畏。有评论者认为您这是对饥饿、残缺的生活及理念的歪曲，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郭文斌：我觉得他们这种看法恰恰是一种歪曲。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苦难”，只不过是一个词语，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苦难，也不存在绝对的贫穷，就像一个亿万富翁，如果他没有找到根本快乐，他还是贫穷的，因为他得到的财富是一个“片段存在”，不永恒。再说，一个人拥有天下，如果他的心中没有爱，他还是贫穷的；一个人即使富可敌国，如果他的心是穷的，他还是穷的。
事实上，贫穷也好，苦难也好，都是外人“看”到的西海固，一个没有真正在西海固生活过的人，是无法真正“看”到他们心里的世界的。心，只有用心才能“看到”，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西海固人到底是不是就很苦难呢？我觉得只有西海固人有发言权。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回到老家，看到西海固变成了香港，我想那也许是西海固人真正的苦难到来了，对不对？我现在回去，已经找不到当年那种幸福感了。当年，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出去，晚上，明月当头，一个人在山顶，一伸手，明月就像苹果一样落在手上，真是手可摘星辰，那种安静，会让你一下子进入本质。在那一刻，你可能不会像商人一样，大把大把地往腰包里装钱，但你的心灵中却装进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那是一种大幸福。
我曾带一些博士到我们村上住过，他们向往得不得了。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天没亮就起身到山头去了，因为村里有狗，我就出去找她，没想到她说，别说话，让我安静地享受鸟叫的声音。
这时，说话都是一种打扰。你说这样的状态是苦难吗？
当然，西海固人的生活确实比较艰苦，比如水的问题、上学的问题，但是苦难不苦难，我们要全面去打量。如果一个人现在是亿万富翁，但他的心是穷的，那他还是一个穷人；而一个穷人，如果他的心是富的，高贵的，那他就是富翁。
田 频：所以您更看重的是内在？
郭文斌：对。心灵跟环境有关系，但没有必然关系。亚历山大征服印度之后谁都不想见，就想见第欧根尼，第欧根尼是个什么样人呢？用减法生活的人，不要房子，不要老婆，甚至不要衣服，最后手上只有一件家产：讨饭的钵。突然有一天，他看到狗在河里喝水不用碗，就自觉很羞愧，哦，狗喝水不用碗，我为什么要用碗？于是把最后一件家产扔掉了。亚历山大找到他后，他正在沙滩上晒太阳，他说，第欧根尼先生，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按俗常，他应该说，给我一百万吧，给我个庄园吧，要么给我一个大臣干干吧，但他没提这些要求，他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请你稍稍让开一点，不要把我的阳光挡住了。
我这样说，并无意于代表西海固父老乡亲拒绝人们的帮助，没这意思，我们也很感恩外界对我们的帮助，这一份心很珍贵，但是要说西海固人活在苦难之中，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了凡四训》里有一个故事：当年，有一位小女孩，到了一家寺院，身上只有两文钱，全部都拿出来做了供养。方丈见之，亲自为她主持仪式。后来她发达了，进了王宫，做了王妃，带了数千金来供养，方丈却只让他的徒弟主持仪式。王妃就问，当年我只供养两文钱，你亲自为我主持，今天我拿了这么多金子，你却只让你的徒弟主持，为什么呢？方丈说，当年你虽然只供养两文钱，但是你的心是满的，现在你供养数千金，但是你的心空了一半。
所以，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和幸福，只存在苦难的心和幸福的心。
田 频：说得很好。我们觉得，您把价值的肯定评判全部给了您心仪的乡村文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推崇备至。但是我们也知道，传统文化有它落后愚昧的一面，是不是您在您的作品中特意回避了传统文化中愚昧或落后的一方面，而只展现正面的一面？
郭文斌：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传统文化，它不存在愚昧和落后。如果说传统文化中有落后愚昧的因素，那也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人身上的落后和愚昧折射出来的，借用一句非常朴素的话，就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经不存在落后，不存在野蛮，因为它是古人发现的生命根本规律。既然是根本规律，就不存在过时不过时的问题。正如不存在唐朝的太阳和宋朝的太阳之不同，不存在唐朝的母爱和宋朝的母爱之不同。是太阳，就会照耀大地，是母亲，就会爱儿女。这种对大自然和生命根本规律的认识，就是传统。
现在，我们有些人之所以大谈传统落后，那是因为他本身落在传统后面。就像一个马拉松赛跑队伍中的人，他本身落在最后面，却说前面的人有问题。还有一种人，他懒得登山，在山脚下面徘徊，却说山顶上的那些人有精神病，山底下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山顶干什么？一个人如果不登到山顶，是永远无法理解登到山顶的人发出的生命之叹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人生之叹，只有登到山顶的人才能发出来。可是现在，好多人连《论语》都没读过一遍，却对孔子指指点点。这种人不但可悲，而且可怜。
田 频：现在是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电视、网络等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眼球，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退化的现象。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能让当代文学走出这种困境？
郭文斌：要想让当代文学走出目前的困境，重获力量感和影响力，就要让其成为人们根本快乐的资源，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它变成生命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科技再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再吸引人们的眼球，它们也不能代替水、粮食、空气等这些资源。时代再发展，社会再变化，人们总归要吃饭，总归要喝水，总归要睡觉，总归要寻找安全感。只要文学不丧失作为人的精神营养的功能，只要它还具备大米的品质、水的品质、阳光的品质、空气的品质、母亲的品质、哺育的品质，就没有人能够拒绝得了它，离得了它。而持文学要死了呀要没落了呀等的悲观论者，显然是因为没有看到文学的这种不可替代性。
文学，本来就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却被今天的人们抛弃，什么原因？我觉得不在时代，而在文学本身，是因为文学本身轻贱了自己，或者说，放弃了自身的营养性。就像一个母亲，放弃了她作为母亲的责任，当然就要被儿女们抛弃了。
去年，《黄河文学》印到一万份，据《文学报》报道，全国每年印一万份的文学刊物的也就十家左右。同样是去年，《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大型文章《文学期刊：差异性建构文学的共同体》，重点介绍了国内十余家刊物，《黄河文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编发的稿件，不但频频在全国获奖，且持续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还在由中宣部、央视联合摄制的全景展示党的十六大以来文艺战线取得新成就、新突破的大型电视文艺专题片《为时代放歌》中作为文学类的成就被重点介绍。
田 频：对。
郭文斌：从我个人的创作上，我也没有体会到这种悲观。我的第一本书，总印量才两千册，现在，别人一次义捐就是两千册。《寻找安详》，首版不到一个月就售罄，好多人一买就是一二百本，甚至几千本义捐。《农历》和《守岁》，也基本上是这样。现在，拙著只要出，首印没有低过一万的，基本上半年之内都会重印。像《农历》，现在已经重印六次了，《寻找安详》七次。
田 频：你太谦虚了。
郭文斌：大家都给了这样的捧场，那么我坚信，那些大家，他们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读者肯定会更加拥戴。因此，正确的形势应该是传媒越发展，文学就越发展。网络如果你用好了，也是传播正能量的工具啊。这就像坐动车，有了它，我们不是到达目的地更快了吗？所以，网络不值得我们紧张，其他现代传媒也不值得我们紧张，问题是我们得首先生产出可供网络装载运输的精神产品，不然的话，网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刊登啊，只能刊登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网站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主餐厅，成为人们获取正能量的平台，负能量的平台自会关闭。趋光是生命的本能啊。所以，我坚信，文学永远不会死亡，文学永远有市场。网络等现代传媒，我们用好它，它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伙伴。
田 频：谢谢您，最后还想问一下您最近的创作情况，或者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创作计划？
郭文斌：实话说，我暂时停下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也暂时停下了许多约稿，包括许多通常意义上文学作品的创作。现在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用一段时间好好地写反省日记，等哪一天没有什么可反省了，再写长篇，那可能就是真正的正能量了。现在的我还有很多习气，一个带病毒的人，他生产出来的产品，多多少少是带着病毒的。所以，我现在不着急，只是结合改过，结合做公益，把反省日记认真写下去。将来有一天，交给能够读懂它的人，他看到，哦，有一个叫郭文斌的人，当年是这么改过的，是在这么寻找安详的，是在如此跟欲望作斗争的，是在如此一天一天地超越自己的，是在如此探索让文字更大限度作为种灯去点燃读者、作为大米去营养读者、作为唤归的声音去引导读者的，那我就知足了。
我的理想是，过上五百年，还有人在读我的作品。后人从他的书柜上拿出一本名叫郭文斌的作家写的书，他很喜欢，很尊重，那我就含笑于我该含笑的地方了。所以，《农历》在上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在最后一轮投票中排名第七，有许多朋友安慰我说，别气馁啊，下一次就是你啊。意思是，要么你就冲进前五名，要么你就干脆别提名，第七太可惜了。
田 频：已经很了不起了。
郭文斌：说实话，对这个名次，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我非常感谢评委们，把《农历》送到那一站。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作为作家，一定要清楚，获奖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陈建功先生讲过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说，好作家只追求来世报。现世报是重要，但现世如果很精彩，可是过了若干年再无人问津你的作品，你还是失败了。
田 频：我们期待您美丽和安详的文学世界在您的笔下不断得到拓伸和延展，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带领我们走进安详。
郭文斌：我也非常感谢武汉大学，感谢於可训老师，感谢田博士，感谢你们一行，也希望能够借你的笔把安详传播给更多的人，也传播给武汉大学的学子们，传播给《小说评论》的读者们。谢谢，辛苦了！
（载于《小说评论》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