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的精神是安详
郭 红：读这本书的时候，明确地感觉到你想要提供一种方式，你有许多东西想要告诉读者，有一种教化人心的企图和打算。我觉得文学的形式是无穷的，可以说很多形式都有自己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提供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就丰富了小说的领域，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传统小说的形式无法承载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用你独特的方式，用只属于你自己的调调来唱这个歌，但是不等于别人用别人的调调就唱不了这首歌。
郭文斌：我同意你这个说法，但是从“农历”本身来讲，首先它的节奏是慢的，甚至我觉得慢都不合适，应该是静，尽管它看上去非常狂欢。如果用传统小说的速度、节奏来要求它可能不适合。你看“点灯时分”，当我们面对面前的灯海、灯花的时候，那种心如止水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走进安静的过程，也是一个走进纯粹的过程。
郭 红：因为你是在写传统节日，这种时候你开始回望、凝思，当然会是安静的，你必须进入这种境界和状态才和节日相配。
郭文斌：对。以前我也写过一些传统节日的散文，发现文字快不起来。我还写过一篇《大年是一出中国文化的全本戏》，倒是写得很快，读者反映也很好，转载率也很高，但是我自己知道并没有进入“农历”的血脉，还是在概念中空转。
郭 红：你是在作知识性的介绍。
郭文斌：对。因为没有进入农历的核。每一次回老家，当我走进那个小山村的时候，从那个山头上走过的时候，就觉得进入了一种节奏，那就是静。每次回到老家，晚上我都会一个人出去，坐在山头上，抬头，明月就在当空，一伸手，星星就在掌心。那种寂静，真是有种融化人的力量。这几年已经没有当年的感觉了，因为村里已经有拖拉机和摩托车这些东西了。当年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种持久的浓烈的厚实的寂静，真是太震撼人了。我觉得传统节日本身就是农耕文明这个根结出的一种果实，当我走进那个山村的时候，我已经得到了滋养。当然，现代人不可能都到小山村里去生活，我们需要在城市的喧哗中找到安静。
郭 红：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变了，比如城市化，不能像原来一样按节令来了，但是当你和土地有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大自然节令的奇妙之处。
郭文斌：那是妙不可言的。我们知道，农历时代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农历精神”。“农历精神”就是类似于一种安详的东西，它作为人的基因也好，集体无意识也好，肯定是在我们生命中存在的，它甚至可能是我们健康、幸福的保障。
郭 红：你好几次提过你原来得过一个大病，遇到高人指点，要你安详，从此你对安详从内心深处是信服的，而且我知道你也是在执着地传播着这种观点。
郭文斌：是的。我因此而获得了再生。作为一个人，受恩图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年，我可真是身心疲惫、身心焦虑、身心交瘁，现在，这种症状消失了，想想看，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再看周围，城市人也罢，乡村人也罢，不少是当年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像我的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母亲八十，但是任何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是欢喜，可是我从兄嫂的脸上已经看不到那种程度的欢喜了，在侄子的脸上又看不到兄嫂脸上的那种欢喜了。由此我想，我们一直在追求物质的丰富、生活的改善，但是当人们的目光中没有了喜悦，这还算不算进步？
郭 红：而且大家喜悦的内容也不一样了，更容易被外界的东西左右了。
郭文斌：那种外在的东西带给人的快乐已经不是喜悦了。我说过一个词可能大家不愿意听，现代人更多的可能是处在一种伪快乐或者说是泡沫快乐之中，它需要物质来作保障。而古人寻找的快乐更多的是不需要条件作保障的快乐，“有朋友自远方来”，他“不亦乐乎”，“人不知”他也“不愠”。他的快乐不需要条件作保障。就是说，他们寻找的是一种根本快乐。
郭 红：你所推崇的价值观，能不能总结一下呢？
郭文斌：“安详”啊，或者说是“农历精神”。
郭 红：前段时间去海南东坡书院听到苏东坡在海南的一些事情。在海南时他非常贫困，不能住官舍，只能搭茅屋，但是他很快又开始写诗，教当地人学习文化，改进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对当地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很长久的影响。你能说古人的快乐总结出来也是安详吗？
郭文斌：苏东坡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文人，但我觉得他还在寻找安详的路上，这从他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来。
郭 红：我欣赏他的就是，你说他是在寻找安详的路上，但是他一路上洒下的都是充满天才的诗篇。
郭文斌：对，但天才不等于智者。不可否认，他比别人已经快乐多了，但是他还没有找到根本快乐，这有他的诗文可以作证。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都在寻找安详的路上，或者说，他已经看到了安详的冰山一角，也许正是这“一角”，让他比其他人可爱了许多。
郭 红：你的安详观点我有一点困惑，我这么问也是因为我感到费解。“安详”我们理解可以是一种心理状态、精神状态，这个状态你是靠通过淡化你的物质欲望，简化你的生活，向内观察自己、内省这些途径来得到的，但是可能我们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又是其他的果实，不一定是安详。
郭文斌：有可能。2006年，我有些自不量力，也有点儿歪打正着地提出安详的观点，没有想到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提出这个观点之后，有人跟着就问安详到底是什么，这才发现自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很大的题。所以在中华书局出这本书的时候，编辑建议书名用《安详》，我说不敢，还是《寻找安详》吧。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我发现，安详其实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复杂，它既是一个“体”，又是一个“用”，因为古传统已经透露了这个消息。就是说生命它本身就是安详和快乐的一体两面，只不过人们已经习惯于向外看，让安详成了一种灯下黑，当然也就让快乐成为一种灯下黑。事实上它们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只不过看上去是两个面，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那样。
关于你的困惑，我非常理解。不同的人通过淡化物质欲望、简化生活、内省这些方式，得到的结果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淡化物质欲望、不简化生活，特别是不内省，就无法找到安详。这就像不是每个人出门都能捡到金子，但是不出门就连捡到金子的可能都没有。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淡化物质欲望、简化生活、内省的人，他虽然不一定能够找到安详，但是他会离安详越来越近，他虽然不一定能够登堂入室，但是他至少可以闻得堂中音讯。
郭 红：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也在和别人争论，现在很多人都说童年，说现在的孩子童年丢失了，不快乐了。我反驳说可能他们在野外奔跑的时间少了，但是童年最主要的是感受世界的这颗心灵是纯净的，它感受世界的时候心里没有先入之见，是一个纯粹的接受世界的过程，他童年接受的东西依然是他一生的乡愁。我这样说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悲哀。当你回到村里，翻过山梁，看到你熟悉的景物的时候你会觉得回到了故乡。这对现在的孩子来讲可能略有点遗憾，可是他哪怕走到冰岛去了，只要一看到麦当劳却觉得像见到亲人一样。可能这个时代的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快乐的，快乐有境界高和境界低之分，但是每一个时代境界高的人一定是最少的，大部分是我们普通的人，用我们庸俗的方式快乐。
郭文斌：这我认同。现在的孩子和过去的孩子，乡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拥有的童年快乐和记忆是不存在优劣或者好坏分别的。这些年我编刊物，发现许多城市孩子写的童年记忆也很感人，火车道上的童年，工厂大院里的童年，等等。没错，童年记忆是不存在分别的。我想说的是，对于人的心灵的承载来讲，现代人的心灵负累要多得多。一个同样的心灵平台，现代人在上面堆积的东西太多，或者说必须堆积的东西太多。我们在乡村世界里只要很简单的物质就能保障生活，但是城里人很难做到。也有人说过，郭文斌你倡导大家过安详的生活，没错，但我现在生活在城里，没有工作我怎么安详？如果在乡村，至少不至于被饿死，只要有地种。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城里也有不少人，他们已经不需要为生计发愁，但仍然不安详，就是说，他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安详。不少富翁，赚钱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保障生存，一些官员，贪污的目标已经不是为了保障生存，那么，是为什么？因此，我觉得对于城里人来讲，安详有可能是最后的土地，或者说是最后的故乡。
郭 红：这都是特殊的，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些。
郭文斌：是。古人的价值观与现代人是有区别的。古人教孩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不要买过多的田产，不要盖过多华丽的房子，那么，干什么呢？追求人格，追求根本快乐，但是现在我估计很少有家长这样教孩子了。
郭 红：只除了你们家吧，呵呵。
郭文斌：我从我的孩子身上发现，在未接受安详观之前，他很不快乐，接受了之后，很快乐，又非常上进。
郭 红：不那么浮躁和世故。
郭文斌：对。他发现他的人生变得充实起来。他现在也抽空做义工，做得很快乐。以前你要是说不给一分钱的报酬，要他在马路上站一天，他会说做不到，凭什么？
郭 红：至少从服务他人中感受到快乐和价值了。
郭文斌：对。这是古人早就发现的快乐逻辑。
郭 红：也许是生活方式的不同，人们感受这种价值观的敏感度降低了，比方说我们确实都是从大自然里获得食物的，然而他直接面对天地，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超市。
郭文斌：对。现在是交换，获取食物的过程是交换的过程，而在过去是直接领受大自然的馈赠。农历本身就是一个馈赠体系，也是一个如何正确领受馈赠的体系。以前读《道德经》，不懂得“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是什么意思，现在才知道它讲的就是一种大馈赠大奉献精神，不求回报，没有分别，只是纯粹的奉献。
郭 红：一旦开始劳作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今年我只是在地上种了几颗南瓜的种子，偶尔浇浇水，但是却结了一院子的南瓜。大地是非常神秘、非常慷慨的。
郭文斌：那你说土地向你提什么要求了吗？
郭 红：要水和化肥。
郭文斌：向你要求签合同了吗？
郭 红：它和天合作。
郭文斌：对。它一点都没有要求。
郭 红：是。它和现在我们凡事都要首先协议是多么不同啊。
郭文斌：这就是天地精神。中国古人之所以强调效法天地，就是因为天地精神中有圆满的人格典范，有根本快乐。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里面谁的境界最高，孔子的回答是颜回。因为他“不迁怒，不贰过”。他为什么要首先强调不生气呢？当年搞不清楚，后来在寻找安详的过程中我突然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气？生气是因为自我被冲撞啊。人在什么情况下能不生气？无我啊。那么，如何才能无我？利他差不多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于此，天地给了我们最好的参照，那就是“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我们且不要说像颜回那样完全消灭掉自我，就是把自我尽可能地弱化，人的快乐也会成倍增长，因为人的烦恼和焦虑来自患得患失，而要消除患得患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去掉得失心。因此，古智者讲：“以无所得故，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
。”这个“涅
”，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大安详境界，它的前提是“以无所得故”，通俗地讲，就是他已经没有得失心了，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还有得失心，那他离安详还有很远的距离。
所以，古人比照天地精神消除自我。因为“天同覆，地同载”，所以“凡是人，皆须爱”。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孔老夫子所讲的“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大自由境界，首先来自一个前提，就是耳顺。耳顺，就是别人荣你，你快乐，辱你，你也快乐，所谓得失一笑，荣辱不惊。那么，耳顺从何而来？无我。一个人，只要有自我，就无法宠辱不惊，所谓“名关不破，毁誉动之；利关不破，得失惊之”，所以，古人首先在超越名利上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