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设心灵“安居”到尝试破解中华民族史上最大的谜团——答新华社宁夏分社负责人杜晓明先生问
杜晓明：新年伊始，就有两家国家级出版社重点推出你的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化散文读本《寻找安详》在全国热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西夏》一出版就获得好评，被社长管士光先生作为今年社里可圈可点的六部重点长篇在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时重点向读者推荐，同时上了凤凰网的十大好书榜，而且排名第五。有评论家称，这是一部不同于任何一部传统历史小说的长篇，因对人性密码的成功探索，又用了十分新颖的写作手法，读来格外震撼人心。请问，这种井喷式格局，是你有意安排，还是巧合？
郭文斌：这纯粹是巧合，前者是我近些年来关于快乐学的讲稿，后者是我和同事韩银梅的合著。
杜晓明：而且我发现这两本书都有特别的“填充”意义。《寻找安详》填充的是现代人因为价值多元而找不到北或者信仰危机带来的内心空洞，更为准确些说填充了社会转型时期终端价值观的空档，在人们最饥渴的时候送上了一杯可口的安详茶，在人们最疼痛的时候送上一剂有效的止痛药，在人们无家可归的时候给人们指出一条离家最近的路。《西夏》填充的则是史书中唯一缺席王朝的文学缺席。这两个“填充”决定了这两本书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我们先聊《寻找安详》。
我注意到，你2006年就提出安详学的概念，并且指出“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这真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提法。请问，你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个观点的？
郭文斌：打开每天的报纸、网站、电视，重要位置多被天灾人祸占着，触目惊心。而这些天灾人祸又以惊人的速度更新着，人们甚至来不及记住标题，就被新的天灾人祸顶掉。就连天灾人祸都是如此匆忙，如此席不暇暖，为什么？突然一天，我十分吃惊地发现，天灾是因为自然失去了安详，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安详。为此，2006年，我提出了安详学的概念，并尝试着进行了一些实践。人们的欢迎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以致于十分密集的讲课邀请只能让我暂时停止创作。
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反馈来的信息是：安详理论对人具有神奇的“改变”作用。许多没有安排讲座的学校学生家长强烈要求邀请我，为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听到这堂关于安详的演说。一些有关安详的观点或被传媒摘引，或被人们作为短信互相转发。
让我惊喜的是，在安详的影响下，不少问题学生得以改变，不少问题家庭得以改变，不少心灵疾患得以痊愈。从此，每逢我们搞一些公益活动，那些从中受益的同志都会闻风前来做义工。
另外，在我提出安详学之前，我个人的心灵也在痛苦地挣扎、漂泊。我在几本拙著的后记中陆续讲过寻找解脱的过程，小说《水随天去》《瑜伽》《睡在我们怀里的茶》《寻找丢失的眼睛》等本身就是这种寻找过程的文学化。之所以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点提出来，是奢望着能够利益世道人心，能够给被焦虑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现代人提供一份清凉。而中华书局的祝安顺先生则给我来信说：“我希望这本书能将您的安详立在时代的潮流中，犹如一尊铁锚，将这艘被物欲冲击得东倒西歪的大船定住！造福大众！”说实话，当时我还没有立下这么大的志向，也压根没有想到中华书局会这么看重这部书稿。
一个陷入致命焦虑中的笼中之鸟，出笼之后想回头打开更多的笼子；一个久困忧郁旱海的迷路之人，走出旱海后想把更多的迷路人带出旱海；一个被病苦所缚之人，解困之后会腾出手来去解开更多被缚的人……安详学的提出，可谓“人之常情”。
更巧的是，安详学的提出正好遇上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战略布局，这让安详学生逢其时，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报效国家的机会，可谓“天时地利”要让“人和”吧。
杜晓明：安详为什么能够应对社会危机？为什么如此被大家欢迎？
郭文斌：安详之所以能够应对社会危机，是出于对人，特别是现代人最大痛苦的体认。
杜晓明：你认为现代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郭文斌：说是焦虑，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人们之所以疯狂地“得”，正是来自疯狂地“失”。人们发现，疯狂的“得”和疯狂的“失”是一对孪生兄妹。然而人们又找不到挽“失”的办法。人们发现，生命像一个破桶一样漏着，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一边拼命挣钱，一边频频出入于医院，甚至司法机关，甚至刑狱；只好一边拼命逢场作戏，一边诅咒着真情不在，却又乐此不疲。美容院、健身中心、氧吧等如雨后春笋，千奇百怪的疾病亦如雨后春笋，才去了魑魅，又来了魍魉。
因为找不到一条回家的路，人们从未有过地慌乱和空虚。
为了填充这种慌乱和空虚，人们只有以加倍的速度来掩饰，只有以拼命的忙碌来掩饰，只有以财富的积累来掩饰。生命进入一个巨大的两难：要么被速度累垮，要么被焦虑击垮。最后，速度本身又成为一个焦虑。生命的高速公路上，残骸历历。
更有一种人，因为迷失日久，压根就不记得还有一个家，或者压根就不相信还有一个家，也不相信有一条回家的路。因此，他们以速度为家，以效率为家，以欲望的满足为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他们生命的全部。为了这个利益最大化，不少人直至把车开到不择手段那个道上去。
请问，不择手段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又会给这个不择手段的人带来什么？
尽管大家都明白这是在沙漠上盖房子，在火上筑巢，知道这是蒸沙成饭，但是别无选择。就像人们知道当“爱”成为“做”出来的，那个“爱”已经成为机械制造，已经充满着汽油味、活塞味，充满着噪音、排污，但是人们又别无选择。因为人们已经没有时间进行一场经典的爱情，当然也就没有时间进行一场经典的爱。
就像有一次，我提议一位有钱的朋友去乡下看望一个孤儿。他说，我可以给你钱，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没有谁愿意把车开出高速公路。再过一段时间，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一个经典的梦，都值得怀疑。谁都明白，要看风景就得先把车从高速公路上开下来，但是那个刹车已经失灵。由风景和速度而生的焦虑再度产生。
旅游业的兴盛正是这种焦虑的副产品，正是因为人们在平常的日子里看不到风景，在最近的心的花园里看不到风景，风景才成为一种饥渴。餐饮业的兴盛正是这种焦虑的副产品，吃已经不再是吃，而是满足人们的一种填充感。房地产业的兴盛正是这种焦虑的副产品，正是因为人们无家可归，才拼命地置家。
杜晓明：“安详既是一条回家的路，又是家本身。”看来这个“家”才是真正的安居，是所有人都能住得起的，不需要建设部硬性承诺的。只要你愿意。难怪《新消息报》报道，有读者一次要买一百本送亲戚朋友，看来他是给亲戚朋友送“安居”。
郭文斌：社长的这个比喻好。等《寻找安详》再版时我建议出版社干脆改名为《寻找安居》。从“安详”到“安居”，真正到家了。
杜晓明：我注意到你们《黄河文学》的“三个倡导”，也看过不少你对文学的见解，应该说是对当代那些不负责任的文学和文化是一记棒喝，也是一种对文学和文化的重新定义，“呐喊”的味道很浓，责任感扑面。你认为文字和安详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郭文斌：安详的文字本身就是安详。它既是通往风景的道路，又是风景本身；它既是花园的门，又是花园本身。正如你走进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大草原就既是道路又是风景。一旦到达安详地界，理事便为一体。
因此，安详不但是快乐学，还是“根本医学”，当然也是成功学。
安详是文学，但已超越了文学。安详正想告诉当代人，安详不在别处，安详正好在柴米油盐里，柴米油盐正好是安详着陆的地方，正好是安详的道具和道路，只要你从中学会转身，安详就在身后，甚至就在转身之间。
杜晓明：了解了你的安详学之后，发现这是一门关于幸福和快乐的学问。日前，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我在想，总理的这个心愿是不是又给安详学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郭文斌：对，非常对。安详是无上的幸福，也是无上的尊严。还是刚才那句话：“当一个人内心存有安详，仅仅从一餐一饮、半丝半缕中，就可以感受到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否则，即使他拥有世界，也可能和幸福无缘。”
因此，安详学既能给富人提供心灵着陆，又能给穷人提供心灵温暖。
中华民族的古传统是向“内”寻找幸福，因为幸福就是我们“本身”，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向“外”看，那束天生的打量幸福的目光已经永久睡眠。正因为这种向“内”寻找幸福的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和灿烂，也造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基本的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杜晓明：如果某个大学要把安详学作为一门课程，你建议把它作为哲学开还是心理学开，还是文学开？
郭文斌：哈，这还没有细想过，三门齐开吧。
杜晓明：大家都知道，内蒙古有《狼图腾》，西藏有《格萨尔王》，宁夏一直没有相应的“地标性”的长篇问世，你创作长篇《西夏》，是否有填补这方面空白的考虑？
郭文斌：不排除这方面的考虑，我在博客中谈过我和同事韩银梅合著这部长篇的动机。每一次去西夏王陵，我都有一种强烈的负债感，觉得欠着它一笔巨债似的，同时又有一种宿命感，总觉得自己和那个一千年的时空有种神秘的契约似的。
多年来，脑际一直萦绕着一些问题：
一个和宋辽三分天下，与宋金三足鼎立的王朝，为什么独在史书中缺席？
一个雄踞西北对垒中原数世纪的强悍民族，为什么像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为什么要从种族和文化上彻底把西夏从历史长河中清除出去？
前期与北宋、辽平分秋色，中后期与南宋、金鼎足而立，被誉为“三分天下居其一，雄踞西北两百年”的西夏，似乎一夜间从地球上神秘地蒸发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党项族再也踪迹难觅。关于西夏，无论是正史还是传说，千余年来鲜有言者，西夏给人们留下了数不清的谜。
有人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最大的谜团。
20世纪初，一大批西夏珍贵文物的出土，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昔日，由于西夏遗留实物很少，西夏文献资料极度缺乏，西夏学者屈指可数，连曾使用过几百年的西夏文也没有几个人能辨认了，西夏学几乎变成“绝学”。
数十年来，随着不少热心人的努力，西夏逐渐由“绝学”变“热学”，但是，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问世。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作家，我和同事韩银梅不揣浅陋，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
但这显然不是一件易事。
经过反复商议，我们准备给读者呈现一部细节的西夏、呼吸的西夏、有体温的西夏。
当一个历史上最神秘的王朝，连同它最神秘的土地、最神秘的皇帝、最神秘的军队、最神秘的文字、最神秘的女人、包括最神秘的鸟，通过《西夏》向我扑面而来时，我体会到了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也首次体会到了“长篇”特有的命运感的巨大冲击，常常被其中的人物恨得咬牙切齿，也常常为那片流泪的土地热泪盈眶。
杜晓明：“细节的西夏，呼吸的西夏，有体温的西夏”，这个提法好。在你看来，西夏为什么会神秘地在地球上蒸发？
郭文斌：这正是我一直思索的问题。在写《西夏》的过程中，我在日记上写下这么几段话：
“一、历史之潮已逝，留下它耀眼的河床，让我们打量沉思，它的名字叫“文化”，它是一种方向，又是一个宿命，通过它，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华民族本体的生命力，包括她的文化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决定了她本质上已经超越军事和谋略，军事或许可以占领地理，但它永远无法占领时间。
“二、这是一个占领人类文化最高点，向人类文化最高点坚决挺进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暴露人性弱点的历史，在文化和人性之间，一个民族较量了数百年，最终是输是赢，后人难以定论。
“三、反同化和主动同化，反融合和主动融合，反沉默和主动沉默，既是西夏的悲凉，也是西夏的精彩。”
杜晓明：作为第一部完整地反映西夏的长篇小说，也是你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吧？你采取的是一种怎样的写作策略？
郭文斌：著名评论家郝雨在其论文《历史深处的人性密码》中说：
“一般的历史小说，往往偏重表现某一阶段社会历史的复杂进程，甚至意在揭示社会历史的普遍发展运演规律，或者起码也是要以历史为镜鉴，从而达到借古讽今或者以古喻今的目的。其核心要素是‘史’，主体构架是‘事’，一般很难格外超俗地深入到‘人’。而郭文斌、韩银梅的长篇历史小说《西夏》，在主旨取向与表现意蕴上和那些传统历史小说有明显不同。从《西夏》当中你不只是能够读到人类历史表面上的那些残酷与血腥，爱恨与情仇，而且更可以从那无数轰轰烈烈、起起落落甚至血流滚滚的历史上的杀戮和征战中，透视出其场景背后的人性深处之动因。”
“《西夏》取材于遥遥一千年前西夏古国从兴至亡近两百年的漫漫长史。期间数次的王权更替、宫廷政变，以及与周边宋、辽、金等的杀伐激战，其描绘和展示出的历史图景不可谓不波澜壮阔，而小说所包含的真正的意味，却是在尽量揭示这些图景背后的人性真谛。而正是那些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人性内在的图像和密码，使得这样的一部小说更能让人在阅读欣赏中感到特别的惊奇和震撼。”
我觉得他的这段话，讲得还是准确的，基本上概括了这部长篇的特点。
杜晓明：祝贺啊，如果我是一个读者，要你重点向我推荐两部书稿中的一部，你会向我推荐哪一部？
郭文斌：这真是一个难题。这要看你需要什么。《寻找安详》一看书名就知道，它是一部快乐学或者说幸福学读本。现在，它署的是我的名字，其实是被读者成就的一本书。当初我到全国宣讲安详，是因为读者太需要。现在它作为一本书流通，也是因为读者太需要。否则，中华书局是不会把目光投向我这个既没有上过“百家讲坛”又不是大学著名教授的“非著名”作家身上的。
而《西夏》，我们知道，它是历史上最神秘的王朝，也是史书中唯一的缺席者，单是历史故事本身，就非常有看头，更何况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还主动把它多维化，破解这个中华民族史上最大的谜团是一个方向，考量人的命运是一个方向，考究人的命运背后的那个“秘密”又是一个方向。
杜晓明：记得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你的小说集《大年》研讨会上说过这么一段话：“读完郭文斌的小说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美的短篇小说。没想到还有这么美、这么纯粹、这么含蓄、这么隽永、这么润物无声的小说。他的小说你要作理论上的概括可能不容易，但是你可以被陶醉。郭文斌的小说感动得我掉泪。郭文斌给我们提供了罕见的审美体验。郭文斌作品提供的美学价值，那种罕见的美，尤其值得我们珍视。”这么高的评价，我还真没发现雷达先生用在其他哪个作家身上。但是，恰恰在雷达先生讲完这番话之后，却不多见你发表作品，这是什么原因？你不觉得可惜吗？
郭文斌：当然可惜。我有一个写作计划，那就是想写一部“小说节日史”，从1998年就开始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大的进展，一想起来心里就着急，但是很快我就会安详下来，因为安详的推广是现代人急需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就像一个大夫，同时有两个病号到诊所，一个是急症，动作慢一些就要死人，一个是慢症，这个大夫肯定先要就诊急症，尽管那个慢症早挂号。
杜晓明：我还在一个报道中看到，你在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一反常规，没有借着获奖给你带来的良机及时创作，以获得高额稿酬，而是投身一系列公益活动中，而且大多活动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著名学者还撰文称，“郭文斌在重整散文的文化”。请问，这和你的安详学有没有关系？
郭文斌：真是要感谢“鲁奖”，它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声誉，也带来很大的人脉。我把它叫作“鲁奖效应”。怎么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呢？这么说吧，之所以在“鲁奖”之后就投身公益事业，是因为我觉得借这个“鲁奖”效应实现我的公益理想比实现致富理想更快乐。我这样说大家可能会认为我在作秀，但事实确实是如此。什么是“公益”？越“公”越“益”。这个“益”不单单是指好处，还包含着巨大的快乐，快乐不在别处，快乐就在“公益”里，那里有一种从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大快乐。
还有一点，中国先贤们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如果不“行”，那么这个“知”就是“浮华”而已，它和你的人格没有关系，当然和你的生命也没有关系，它只是装在脑袋里的一些货物而已，它不能成为一个人的血液，更不会成为一个人的骨髓，更不会成为一个人的生命力。
因此，我在《寻找安详》的后记中写道：
“我要借本序一角深深地感谢，感谢那些在安详成长过程中给予过无微不至关怀的领导，鼎力支持的同道和家人，休戚与共的同事和团队；还要感谢一路把我送到文学最高殿堂的各位恩师，正是他们，让我拥有了一个以演说的方式行愿的资质，回报社会的资质。
“还要深深地感谢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顾青先生，从安顺老师的口中，我得知了他对这本书的格外支持，连同为此书的出版付出巨大辛劳的编辑曹雅欣老师。
“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朋友高以谨和中山图书馆的吕梅馆长，是她们把安详介绍到南国，接着又由吕梅馆长介绍给祝安顺老师。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安详。因为没有它，就没有我的今天。快乐主义富翁的排行榜上，就没有我的名字，当然也就没有这个书稿。”
（载于《黄河文学》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