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定力的文字——《文学报》副总编徐春萍访郭文斌
徐：你在小说集《大年》里，展示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审美姿态。先谈谈你的审美追求吧？
郭：我非常喜欢我们老祖先的一个词“种智”。它可以作动词，即种下智慧，也可以作名词，即智慧的种子，或者说是智慧的根本。智慧如此，我想美也同样。曾经以为和谐就是美了，后来发现它不是，它强调的还是形式。有那么一段时间以“善”为美，但渐渐地发现它仍然不究竟。后来找到“真”那里，觉得到家了。有一天仿古人意造了一个词：“种美”，觉得很得意。这个“种美”应该就是那个“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真”和通常意义上我们讲的“真善美”的“真”不是等量概念。它是一个背后的东西，是时间之洋、原因之洋，也是大美之洋。心向往之，尝试着把它变为实践。写过一些短篇，多数人读过的感受是：清凉、安详、开心，还有人说有一点点治疗的效果。
徐：你的语言很朴素，平常到极点，却有味儿，给人的感觉是干净、透明、安静、贞守，又有分量。有人称你是西部的汪曾祺，这个评价很高啊。
郭：过奖了。事实上我也写过许多“不平常”的文字，当年有许多评论家是把我划到先锋一派的，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平常”才是“不平常”。作为一个作家，需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文字，收敛我们放纵的习气、卖弄的习气，要使自己手中的笔具有方便之德。现在，我们有些文字太不方便，让别人读起来吃力不说，更重要的是污染、带坏人，那种文字肯定来自不方便的心灵。在做人上方便别人是一种美德，在作文上可能是一种美学。
先哲讲，定能生慧，也只有定才能生慧。我想文字也同样。定是一条道路。据说走钢丝的人假如心中稍稍有一丝杂念闪过，便会跌入深渊，他需要一种持久不动的定。带着文字行走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在走钢丝，左和右都是死路，唯一的道路只有一条，即是那个不左不右。因为能够带读者回家的文字，肯定是那个“不左不右”，因为它是活路。功夫界有个词叫“中门”，当你处在“中”点上时，你也就处在了“力”点上。所以，我觉得能够“得定”也是一个写手应该追求的境界。定能生慧，定也能够生静，生美。具有定感的文字肯定是透明的，滋润人心的。“开心”这个词大多时候被人们当形容词用了，我觉得它更应该是一个动词，“使心开之”。人们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心没有开。当一个人的文字能够使别人开心，那是不小的功德。但我的文字还有风，还有摇摆，还有浮躁，还不到家，还需要下大功夫修“定”。
徐：有评论说你的小说主题感不强，我的感觉是，你的一部分小说有点“目的感”不明确，你觉得呢？
郭：想借一个故事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射手去应试，一个百发百中，一个百发百不中，但师父最终收下了那个百发百不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师父的答复是，那个百发百中的虽然命中了目标，但他却没有命中。那个百发百不中的虽然没有命中目标，但他却命中了。听上去像在绕口令。且听师父高论：那个百发百不中的，看上去偏离了目标，但他却没有偏离目标，因为箭射出的那一刻他是知道的。而那个百发百中的虽然训练有素，技术过关，但是在箭出弦的那一刻他是“睡着”的。师父的标准是“知道”。多年来，一直对这个公案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这个师父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家伙。
五年前，我开始写一个具有交代性的短篇《水随天去》。当我跟着我的人物水上行走到某一天的时候，我无比震惊地发现，我们拼着命命中的目标其实不是目标。那个我们千辛万苦追索的目标恰恰就在目标背后，就在“出发”的地方，就在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如同一个淘气的孩子，藏在门背后咧着嘴笑那个自以为找到目标了的傻瓜。那一刻，我对文字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也是在那个过程中，我重新理解了一个词：“知道”。只有当你“知”了那个“道”，才是真正的“知道”。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知道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徐：评论界对你的小说评价很高，同时有个问题，你考虑读者吗？
郭：一直在想释家为什么那么看重莲花，直到有一天站在一个烂泥塘边，我才明白，莲是花里面的行者，它是一种会修行的花。它生在污泥当中，长在污泥当中，却能够保持自己的高洁。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如何打扫它心里的污泥浊水的，如何保护它的身口意的。对于莲来说，能够在污泥中完成它的成长、绽放、盛开，已经足够。至于是否有人观赏，那是观众的事。而从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所有印书已经全部订完，由此看来，《大年》还是有知音的。
徐：你认为一个作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郭：完成人格。一个人只有具足了人格，才能有资格以作家的名义去有情下种，去播下心灵的种子、美的种子。
徐：最近在写什么？
郭：今年我恰恰一篇东西都没有写，这除了自己在写作上一贯的散淡随缘心态外，更重要的是突然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发现我这么多年写下的文字大多是河伯之叹，没有几篇不是“盲人摸象”“指鹿为马”。开始琢磨一个词：整体。这也许是我此生要解决的最大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了。窃以为只有当一个人找到了整体，他的笔下才会没有分别，才会无漏，他的文字所到之处，才会随处结祥云。因为它是理解的基础、沟通的基础，也是心灵的基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心灵，它既是目的又是源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遵从整体的逻辑，才能从个人逻辑中跳出来。因为“个人”在更多的时候意味着自私，意味着有求。可以肯定，一个人当他以一种有求心去写作，他已经背弃了写作的原意。这就需要设法找到一个可靠的路径，而要通过分别寻找无分别，通过局部寻找整体，本身就是一件盲人摸象的差事，但是我们又别无选择。所以，我在《大年》的后记中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尚未知道。那就在写作的行脚中、叩门声中等待启示的降临吧。
（载于《文学报》20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