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学与城市影响力
韩美林 周国平 郭文斌
编者按：2014年1月19日下午，作为银川市第七次文代会的组成部分，银川市委宣传部、银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了题为“文学、文化与城市影响力”的高端论坛，主讲嘉宾为著名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和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先生，两位艺术家在1月18日被银川市政府授予银川市荣誉市民称号。论坛由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郭文斌主持。
两位艺术大家围绕文学、文化与城市影响力，环境保护与人类的出路，文学艺术与人的心灵出口，自然的环保和心灵的环保，生命和城市的世俗意义、精神意义、终极意义等相关话题进行了精彩演讲。
《黄河文学》根据录音摘选部分，与读者朋友分享。
郭文斌：两位老师是第几次来银川？
韩美林：我是第无数次。
周国平：第二次。
郭文斌：对银川的印象如何？
韩美林：那还用讲吗？都成为公民了。
郭文斌：谢谢。韩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是贺兰山岩画给了他启示，促使了他画风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他现在的画风。所以他一再地跟我们讲贺兰山是他的福地。不久后在贺兰山有一个以韩美林的名字命名的艺术馆将要落成，这是韩老师继北京、杭州之后的第三个艺术馆，到时候它将和贺兰山的自然风景一道成为银川市重要的人文景观。我们首先向韩老师为银川市投建这样一个艺术馆表达由衷的感谢。
韩美林：谈不上感谢。这是我感谢宁夏感谢银川而报恩的一个艺术形式。三十年前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那时候到了这儿来是为了考证古文字的；后来，二十多年前就正式来了；之后，认识了这里的领导和这里的同志们，以后就不断地来了。
来了有朋友没朋友？第一次给我的感触就是：哇，我感觉在艺术上我真是有着落了。因为我学的是洋画，三面五调三组空间，画石膏像、画人体、画写实的，没有接触过中国画。那时候高校没有中国画系，叫彩墨系，李苦禅当时就被打入了“冷宫”，当时中国画是很吃不开的。后来我们逐渐知道，从民族的尊严来讲，我们的艺术家，应该是强调个性，强调独立性，再强调民族性。没有这个民族，没有他的个性，他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大家一律搞“甩甩点点”，都搞“铁片子一拧绳子一绕”，那么这个世界就毁了。所以我说艺术是不能国际化的，是不能全球化的，它必须强调个性，强调独立性。我到了这以后，看到这些岩画，开始研究这些文字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书画同源”。
郭文斌：非常感谢。银川市讲要建设开放内涵式的银川，走开放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像韩老师的艺术馆，确实对提高我们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注入我们的文化内涵非常关键。周老师，您对银川的印象，给大家谈谈。
周国平：我是第二次来银川，美林老师三十年来多次来银川，跟银川的关系应该说是“老夫老妻”了，我跟银川的关系有点像是在“谈恋爱”。我第一次来银川是2006年，参加一个“黄河万里行”的活动，其中有一站是银川。我选择了银川站，其他站都没有去，因为我觉得银川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两次来银川给我的印象都非常好。首先我是从一个充满着雾霾的地方——北京来的，银川没有雾霾，蓝天非常干净，同时我也很喜欢银川的人、宁夏的人，质朴且非常安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安静的人，所以我想如果我在这样一个城市生活的话，应该是很适合我的。
郭文斌：周老师说他喜欢安静，让我想起有一次在银川市精神讨论中，关于宣传形象的讨论，我提议“美丽银川，安详生活”，只可惜投票的时候广大市民给我的票数不高，最后得票最多的是“碧水蓝天，明媚银川”。所以周老师观点跟我不谋而合，但是从“碧水蓝天，明媚银川”的角度，我觉得也有道理。刚才周老师讲了，在雾霾横行的今天，一个明媚的城市，一个存在碧水蓝天的城市，将是大家向往之地。
要想让我们这个城市永远保持碧水蓝天，两位老师有智慧给我们建议。我曾经看到韩老师跟李玉林、姜昆、郁钧剑三位政协委员提了一个政协提案：“倡导全国人民过低碳生活，一周吃一天素就可以把地球的温度降下来”。看完这一份提案之后我非常感动，韩老师在环保方面，可以说是能用“勇士”称呼了。韩老师，您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来提这样一个提案的呢？
韩美林：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现在的人跟从前不一样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进步了，你要是在家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话，恐怕你都活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出门就是现代科技，出门就是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它都变了。所以，你“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不可能了。
我认为现在的作家、艺术家都应该成为杂家。从前“杂家”是讽刺邓拓的，那时候大家叫他是杂家，还有点冷笑的意思，不务正业就叫杂家。可是现在来讲你必须得是个杂家，假如你不是个杂家，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尤其是要当艺术家，那你活不了。你不关心地球，不关心空气，不关心水，行吗？
上次梅香不是说了吗，我们这儿的水金贵到什么程度啊，送油都不送水，敬水不敬油，那么这个水将来以后是个恐慌。十几年前，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不是为了政治观念、体制这个矛盾那个矛盾，而是为了水。现在世界是七十多亿人口，这个人类还能维持三百年吗？
艺术家光梳个辫子，留着个胡子，皱着个眉头，露着个胸毛，挂着一些大圆球子，铁片子一拧，绳子一绕，啊，啪啦啪啦一甩，你能救得了这个世界吗？灵魂工程师能传达给我们后人、传达给我们孩子什么东西呢？你必须得懂这个世界，你必须得了解这个世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这艺术家得懂历史啊，艺术家什么都得懂，作家就更得懂了。我讲了，我们不论是搞曲艺的、搞音乐的、搞舞蹈的，还是搞美术的，都得头顶音乐脚踩文学，文学是最细的，所以文学家最值得尊重。
比如你写一个卖豆腐脑儿的，你说出来的话来就得像卖豆腐脑儿的口气；你如果写书记，你说出话来以后一看就得是书记的口气。那如果你不了解，怎么写啊？所以文学是最细的，音乐是最抽象的。我认为现在的艺术家，包括在座的我们必须得成为杂家。
郭文斌：非常好。我在《韩美林语录》里面看到了一句话：“动物不会说话，我们要替它们说话。”我还注意到您和濮存昕、冯骥才老师，先后提出“保护江豚，取缔活熊取胆”这样的政协提案，不仅为此流下了热泪，甚至激动得拍了桌子。那么韩老师，很多人可能很难体会您拍桌子、流眼泪时候的那个心情了，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韩美林：我认为现在的艺术家，也不能光是“温良恭俭让”了，也得学会点“战斗”，因为现在这个环境迫使我们这样。政治斗争是斗争，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经济斗争也是这样，股票上去下去了，这都是看得出来的。可是文化斗争是看不出来的，在脑子里面。
现在都倡导大家爱护动物，说实在的，你真正同情熊了没有？当真正的送熊胆粉到你家的时候你恐怕得要接收了，因为这个东西真贵，是吧，轮到你自己，那就不是“马列主义”了。这个不行的。你刚才讲我掉着眼泪，为什么？梁从诫已经去世了，他为保护动物做了最大的努力，尽力了，到死也是这样。听说去看望这些熊，熊都认识他，看见他以后，别提多激动了。
我们清华大学的精英教授也是受了人家恩惠，在电视上说熊是不疼的。我说把你的胆钩出来，你试试疼不疼。你还是清华大学的，我也是清华大学的，我替你脸红，你这种教授真丢人。
你说你不了解，是因为你对动物没有那种爱，你不觉得它也是你在地球上的一个朋友，所以你肯定会无动于衷。假如你要是了解这些知识，它不会说话，你也会替它说一句话。
郭文斌：我很感动。韩老师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叫换位思考。只要换一下，把我们想象成那个熊，我们就无须去讨论熊在抽胆的时候是否疼了。所以这个话题很沉重啊，但也很重要，这对各位文学家、艺术家来讲非常关键。
我在周老师的博客上看到，有一位博友这样给周老师发帖：“周老师的文章包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可在一篇随笔中竟然喜滋滋地说吃了一只一百多年的山龟。那一只山龟长一百多年，以我看，很不容易，吃了可惜啊。我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要坐而论道，更重要的还要身体力行。周先生讲的生命哲理很深幽，浸润人心，又何妨行护生、惜生的善举哪。”
当时看到这里，我感到很紧张，我在想，博主到底该怎么办呢？谁想周老师竟然十分真诚地回复：“您批评得对，我感到羞愧，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海南的事情了，那时我在保护动物和生态方面觉悟还很低，今后绝不再犯。”读到这里，我确实非常感动，周老师之所以在国内拥有巨量读者，正是源于这种真诚。周老师，您能不能从哲学的角度，给我们谈谈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
周国平：那个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时间不长，还没有保护动物的这种观念，很愚昧。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种行为，真的感觉自己是个罪人，所以特别不好意思，你把我的前科翻出来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保护动物，我想大概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对自然的态度。人类往往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主人，要征服自然。这个观念由来已久，从文艺复兴开始，“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要征服自然”成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这个观念在我们这个体制里面其实影响也是很深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重新反思我们对自然的态度。
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叫海德格尔，他到晚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思考得很深入。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话实际上是海德格尔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在更早的时候，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歌里面的一句诗。海德格尔在那篇文章里面就讲了人对自然有两种不同的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诗意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艺术的态度，就是把人看成是地球上万物的平等的一员，地球上的一切存在都有它们的权利，都有它们的价值。所以刚才美林讲了艺术家应该是杂家，我想实际上所有的人对自然都应该抱有一种艺术的态度、一种诗意的态度，作为一个艺术家去对待自然。
还有一种相反的态度称之为技术的态度，就是说把自然的万物都看成是人的私有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在人眼中它们都是资源，都是能源，都是开发的对象。大河是水利资源，土地是房地产资源，矿山是矿产资源，人们完全看不到它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我觉得对地球我们应该有一个意识，那就是人不是地球的主人。人在地球存在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我们仅仅是地球的客人，所以我们都应该做有教养的客人，善待地球上的万物。
第二个层面就是生命的层面。就是人类应该同情生命、敬畏生命。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尤其是动物是有一定意识的，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善待它们。
第三个层面就是人性的层面。就是说当人类在残暴地对待动物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败坏自己的人性。一个残暴地对待动物的人，他的残暴绝不会只限于在对动物的态度上，他对人也会残暴的，最后就会人心败坏，天下大乱。
郭文斌：周老师讲得好啊，对这三个层面我确实更有同感。我现在有一种感觉，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倡导孝道，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不孝敬自己老人的人，要对别人好是不可能的；一个可以轻易地去结束一个动物生命的人，也可能会轻易地向朋友和其他人下毒手。所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我想将来韩老师不会再显得这么孤单了，因为您已经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持者和哲学支持者了。
看了韩老师的作品，我感觉除了给人以强烈的美学冲击外，更重要的是唤醒了人们的良知。看了他的《动物世界》以后，美国有一位猎人说：“我从此要丢掉猎枪。”而日本真岗市授予他荣誉市民，更是希望通过他的“母与子”系列作品唤醒年轻人的公民意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老师的作品不但给我们带来美学冲击，还给了我们许多的唤醒作用。
周老师，您从哲学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感官冲击和灵魂唤醒这两个之间的价值区别。
周国平：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复杂的，所谓的灵魂唤醒，就是人对人生意义的一种觉悟。艺术感染是一个途径，来自生活中的一个冲击也会是一个途径，或者通过哲学思考获得重要的启示都可以作为不同的途径。每个人通过不同途径获得的启示都不一样，对人的个性和生活的际遇也是不一样的。
郭文斌：的确。2013年12月21日，首个“韩美林日”在中国确立，这是美国纽约将1980年10月1日定为“韩美林日”的延续。在这个“韩美林日”上，您进行了面向文化的大规模捐赠活动，有许多人开玩笑说，“韩美林日”就是散钱日、布施日、奉献日。在这个日子里，韩老师确实向文化教育、文化基础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注意到韩老师您曾经讲过说您不卖画不卖字，宁可送，也不卖。有一年有一个日本人，想用一千万人民币买您的罗汉柱，您表示宁可捐给祖国也不卖。您能给大家讲讲细节吗？
韩美林：我总讲，人不要忘本，还有就是我们艺人要善。作为艺术家来讲的话，我认为自己更应该重视这些方面，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记得冯骥才上次展览会的时候，记者就问，你今天取得什么什么的……他讲，我跟美林两个之所以取得这么多的成绩，印证了我们两个背对着一个“商”字，不搞钱，但是我们又赚了钱。赚了钱一方面是交了税了，另一方面，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们不忘本。
我们在陕西省横山县看秦腔，我们走进去，发现下面的人正在看戏。上面搭着个棚子，那个棚子的小布竿特别细，就那么横挂着布条子“横山县艺术剧团”。舞台是什么舞台呢？铺一层土，放一些香烟盒子，再铺一层土，放上高粱秆，再铺一层土还是高粱秆，还是香烟盒子，就铺一层在上面踩起来，高高低低在那演出，而那个唱“霸王”的唱得那个认真啊！
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我今天早上讲，难道我们有了钱不会想到这些兄弟们吗？这些兄弟姐妹们还在这认真地演出，一天二十块钱，我们呢？某歌星下去，还是什么“形象大使”，到了贵州，我们带着钱建希望小学去了，结果那一拨儿人都跑到她跟前，所有的房子都被他们带的大队伍占了。有个画家，送钱建什么希望小学，但人家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他们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希望小学，没有全部的孩子们，他们就只知道这个明星。
咱们是过来人了，我们就是来捐钱的，不是赚钱的。可是那“形象大使”，说好了不要钱，结果第二天开幕了就是不去，不给钱不唱。
我们呢？多情却被无情恼，本来是修希望小学去了，结果没有希望就回来了。刚才讲的，唱秦腔的一天才收二十块钱，我后来给他一千块钱他给我下跪啊，我说你怎么给我下跪呢？我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来那样的艺术家培养的，我现在得感谢你们，我们现在是来向你们汲取营养的，我们到这儿来深入生活向你们学习，你怎么来感谢我们呢？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我说我们的关系应该反过来！
像草根艺术家、草根的作家，我对你们非常敬佩，但你们上来之后，千万不要走这条路。所以在座的，想想你们的责任，你们的责任是帮助我们的政府，帮助艺术界，使我们人民在艺术上、在修养上有所升华，而不是混个一官半职。也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些没有富裕的、挣扎的朋友们，他们在那为我们的艺术、为我们的民族争取着那一点点的尊严。
郭文斌：非常受教。韩老师刚才讲我们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如果我们的灵魂都不纯净，那怎么去塑造别人的灵魂呢？这句话我愿意作为我的座右铭。
2012年的6月，音乐人梁和平受伤瘫痪，周国平老师在他的微博上发了个公告，说愿意把他和著名音乐人崔健合著的《自由风格》一书修订版的全部稿酬捐赠给梁和平先生。这事得到了全国很多有识之士的响应，有一家出版社就以首付十五万元的形式，先给他预订了这部书稿。这一行为引来了广大网友的高度赞许。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您在做完这一件事之后的感受或者过程中的感受？
周国平：我觉得这件事情和美林老师做的事相比太微不足道了。梁和平是中央音乐团的，崔健刚出道的时候他是崔健的键盘手、音乐总监。我也是通过他才认识崔健的，在音乐圈里他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人，而且非常活跃。我觉得好朋友突然遭遇车祸，严重的高截位瘫痪，必须要帮忙。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做人，做人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这是对人的品质的最大检验。
韩美林：这跟教育有关系。我回头一看，咱们在座的都是“家属”，都是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对子女的教育，可不能“跟着走”。我的孩子就不行啊，我作为教训来说，我就是光画画了，光为了事业了，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我们现在千万不要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孩子不懂得什么叫耻辱，这怎么行呢？我们的孩子都是小皇帝、小公主，那不行啊！刚才国平讲的这个，我们艺术家、我们在座的、我们干这一行的，尤其是塑造人类灵魂的人，首先要做人，其次才是艺术。
我们教育孩子第一要做人，第二要学会生存的本领。你起码把自己养活了，千万不能做一个“啃老族”。第三才能讲贡献。必须有这个认识。人类不是无所不能的，要不人类就毁了。再过五十年，如果我们还是一味向这个世界索取，那么这个世界可要了命了。七十亿人口是个限度，将来五十年之后，这个地球还能负担吗？我们不学环境，不学地球上的水、木、山、河、石头、小动物、小植物、空气这些朋友，你不去关心它们，它们不会说话，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人类也还想存在吗？
教育产业化，一开始我就是反对的。我今年都七十八岁了，我不懂账，会计给我报表，我不懂。我家的小保姆只上了小学三年级，后来把她培养成会计，结果把我们赚来的血汗钱两千多万都吞进去了。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千万不能这样。
我们还要学点哲学，学点唯物主义，学点辩证法。唯物主义是什么？是实际、实事求是，学点真实的历史，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得学点这个东西，画家不能光画画啊。
我们在座的现在想想，我们是作家艺术家啊，能为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说几句话吗？现在反贪反腐，我们就应该拥护党中央。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祖国的尊严，实实在在地站起来，做一些努力。
郭文斌：很感动。韩老师从“至要莫如教子”讲教育孩子的重要，到最后讲到了“正”字精神，讲到了民族人的塑造。在这一点上，确实振聋发聩，非常精彩。周老师，在教子方面，您肯定有许多话要说。您的《宝贝，宝贝》一度号称是中国最高稿费的书籍。在这一本书里面，您以一个非常温情的角度讲了教子的历程。韩老师刚才讲，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应该知道的品格，学到应该学到的本领，周老师能给大家讲讲您的心得吗？
周国平：首先纠正一下所谓的最高稿酬，完全是出版社、书商的一个炒作，当然这本书在我的书里算是稿费最高的，给了我一百万，当时说的是一千万。后来我问书商怎么能这样宣传呢？他们说把制作费、前期所有的成本费、宣传费都算进去了。我说算进去也没这么多啊！
这本书写的是我女儿从出生一直到她上小学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写她婴儿时期到幼儿时期。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是人生最珍贵的幸福往往是很普通很平凡的。就比如说我们当父亲当母亲了，这个时候其实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个人感受是非常强烈的。经常有人问我人家介绍我的时候都有很多身份，比如作家、诗人、散文家、学者、哲学家，我最看重哪一个，我说我什么都不看重，所有的身份全是偶然的，完全可能不是，我最看重的是父亲这个身份。这是人生莫大的盛事，要珍惜这些平凡的幸福，不要老到远处去找。实际上老天爷把最好的幸福给我们了，可是我们不知道。
另外最想表达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其实孩子都很聪明的，我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孩子。孩子上幼儿园期间，家长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真正地爱他。所谓的爱不是抽象的，不是给他准备很多物质的东西，为他将来准备一条辉煌的道路。物质的东西都是空的，孩子的命运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他的很多命运家长是没有办法预测的。素质好的话，面对命运的时候他可以有自己的态度，我们不要期望能管他的一辈子，不可能的。我们自己的一辈子都管不了，还匆匆忙忙的，还控制他的一辈子？爱孩子就是要给他一个好的精神环境，精神环境包括要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要陪他们玩，尤其现在的独生子女很寂寞，很孤独，一定要陪孩子玩。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个大娃娃，整天跟她玩。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享受，因为现在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以后想这样玩也玩不了，没这个机会了，这样能让孩子的童年快乐。
第二点就是自由，不要给孩子很多限制。我觉得道德上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不要去宣讲一些什么东西。父母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才是最大的，那个熏陶是最有效的不教之教。我比较反对现在学校对孩子进行的道德教育的方式，跟孩子们讲一些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话、一些意识形态的话，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灵没有任何关系的话，然后让他们照着去说这些话。我觉得孩子说一句自己不懂的话，实际上是在教他虚伪，这样一种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很恶劣的道德环境。所以真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中国的优秀公民的话，从一开始就要有一个正确的道德教育。
我认为教孩子最重要首先要教他善良、有同情心，善良就是最重要的道德品质、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一个人不善良的话就是虚伪。其次要教他要有做人的尊严，自尊而且要尊重他人。我认为做到这两点，就是有道德的。
郭文斌：非常精彩。
韩美林：我插一句。教育孩子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把从前的那个我，跟现在的孩子比，我发现我用了一种老的方式。我们家里没有人管我，我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死的时候，我弟弟才一个月，家里就两个寡妇，一个我妈妈，一个我奶奶，一个二十八岁守寡，一个二十九岁守寡，就是这么一个环境。为了大家活命糊口，奶奶和妈妈根本顾不上我们，我们上了一个穷人的小学。这所小学后来培养了很多的国家栋梁。一个旧社会的贫民小学，怎么能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呢？六个年级，三个美术老师，三个音乐老师，我们的课外活动都有奖，我们这么小的小孩，就能看到做中国第一个无声武侠片的秦红云，也是赵丹、江青的老师给我们辅导画画。赵元任也到我们那去。我们这些小孩，都是穷孩子，能见这么多的艺术大家，是不是和学校培养有关系？
我初中就上了三个月，不到十三岁就参军了，那么小，站岗、送信、牵马、扫地、端菜，给司令员刷鞋。后来那个司令员说，去当通讯员吧，你不是喜欢画画吗？我小学四年级演《爱的教育》，就是秦红云老师辅导我们的。后来到了话剧团，其实演话剧成了业余的了，我现在画画是主要的。谁培养的？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和学校教育有关系。
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叫虎娃，见到我说：“爷爷，你得给我签字。”我说：“这么小还知道签字呢？”“我妈说签字值钱。”这就是现在给孩子的概念，你让我们孩子的教育产业化，让我们的科学产业化，同志们，这是有罪的。所以我这些年一直在会上就敢干，就敢说，一直在战斗。
我们搞艺术的，逻辑思维真是不行的，你非得考数学，好多好多的艺术人才都毁在这个考试中。我是清华大学学术研究所副主任，我在会上就说了，我们清华大学从我这儿开始招博士生不考英语，已经实行三年了。科学家、艺术家该学英语学英语，不该学英语的可以选修，我没说反对，你为什么逼着我们孩子天天学英语，背点诗词不好吗？背点中药方子不行吗？
郭文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韩老师为了教育能够实事求是，在请命，在呼吁，非常感动。
韩美林：呼吁到什么程度了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以前主管教育的领导，中央开会过来握手，握到我这儿，我把手一放，我说我们没有缘分。勇敢一点，绝对不能辜负我们的民族，绝对不能辜负我们的人民。
郭文斌：说起教育，我倒是突然想到了“大篷车”精神可能对现代教育非常有用。1997年，韩老师创建了“艺术大篷车”，走过了七省二十多个市，沿路他撒钱给那些穷孩子、苦孩子，援建希望小学，一路为大地留下了感动、美丽和数不尽的传说。
刚才说到教育，我想这也是一种教育的形式。韩老师，能否给大家讲一讲“大篷车”？
韩美林：“大篷车”其实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那时候不敢这么张狂。我们有三五个人下农村去，在农村做一些工艺啊、剪纸啊、农民画啊的一些东西，慢慢地形成了气候。“四人帮”被打倒了以后，我们一直坚持这个“大篷车”，到今年跑了差不多一万多公里了吧。我们还要走。“大篷车”已经出国了，去了阿拉伯去了非洲，今年还要去印度，去尼泊尔，今年的规划也挺大的。
为什么这么爱国？为什么这么爱民？我说和教育真是有关系。我的画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重样，包括岩画，学了那么多岩画，不管受岩画影响也好，文字影响也好，受其他影响也好，没有重样的。跟我下基层有关系：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剪、同刻、同雕、同捏，同讲故事，同笑同哭。
之前说的那个县艺术剧团演的《霸王别姬》也是这样。我们在座的有学秦腔的有学其他戏剧的，是吧？一个地方一个特色，都有丰富的艺术形式、艺术创作、艺术曲调、艺术的处理让你学习啊。可是同志们，丢人呀，你看看“霸王”吃的那个黑饼子，那还是老乡给人家贴的。开始我们给他们钱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西北风那么大，那个钱刮得到处都是。后来换成钢镚，孩子们就抢啊，撒得地下都是土。那些孩子光着腿连裤子都没有，不管男孩女孩，都往嘴里放啊，都是泥巴都是钢镚，我们能忘了他们吗？我们下去以后，学到好多好多真的东西。你不下去，没有“大篷车”你就得不到，而且得到以后就得到真的，所以，还是下去，下去你就是那个韩美林！
郭文斌：太精彩了。我才知道韩老师、周老师为什么这么年轻，纯粹是因为拥有一颗童心，真是这样。大家要向他们学，学他们的青春秘诀，下去再下去，这是我总结的，这是韩老师重要的艺术方法论。无独有偶，2005年应中央电视台《玄奘之路》栏目组的邀请，当时已年届花甲的周国平老师也踏上了探寻玄奘足迹的徒步之旅，大家注意，是徒步。当时条件很艰苦，从河西走廊一带出发，我想问一下周老师，这一次探寻之旅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周国平：我觉得没什么影响。那次徒步之旅是比较偶然的，他们需要一个学者跟着走，就选择了我，我也就去了，跟着他们走了四天。我走过更远的就是到南极。2000年的时候我参加了第十七次南极科考队，在南极待了两个月。我很喜欢到原始的这种自然里面去，无论是南极还是戈壁滩，都是原始地带，看到的都是那种大自然原始的苍凉的面貌，和人类社会拉开了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其实就感到人在自然面前是很渺小的，会让人想很多问题。所以我在南极写的东西是最满意的，因为那时候心特别静。
我生活中这样的记录很少，大部分时间还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书写作，很难说我写作的灵感是从哪个基层里面汲取来的，好像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对生活可能有两种理解都是可以的。一种就是深入具体的生活里去，到基层去，到老百姓中间去。另外一种方式，我记得史铁生说过，难道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过的那些体验不是生活吗？也是生活。实际上同样一种生活，可能外部生活的样子是差不多的，但是内在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内在生活也是很重要的。我通过阅读和思考把内在的感受唤醒了，然后写出来，我发现写出来以后，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深入生活的方式。
这里面有性格的区别，有成长道路经历的区别，可能换一种方式对我来说反而不行了。就像你把韩老师关在房间里面不让他出去，让他过我这种生活也不行，他可能写出来的都是疯言疯语了，他就不会是比较平静的，他一定会很愤怒。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条件，以自己的方式来体验生活，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郭文斌：听两位老师讲话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像周老师说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幸福其实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朴素的生活中。
韩美林：你不知足就没有幸福。
郭文斌：那关于知足，韩老师给大家讲一讲知足和幸福的关系。
韩美林：我有一次趴在桥上往下看，发现桥下有两个小姑娘在缝鞋垫，有说有笑，一分一分地凑钱，看着这俩姐妹真好玩。这就是生活，那么细腻。凑钱干吗？她俩想买一碗阳春面，阳春面才五分钱。两个人半天凑了五分钱，她去买了，买来后你喂她一口，她喂你一口。我说那就是幸福呀。
所以，不要认为住什么高楼房子是幸福，在那里面不一定幸福。
郭文斌：对。不知足就没有幸福，这是我今天下午又记住的一句语录。关于知足，中国人其实历来讲知足，但是现在我们又在鼓励人们不知足，所以在价值观上现在确实出现了错位。
关于幸福，周老师一直在讲系列讲座。关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我刚才有一个感悟，读周老师书的时候，在进入他的文字的时候我很幸福。感觉周老师的文字把我们带向了一个非常宁静的心灵的港湾，就是说在他的文字里，我们找到了宁静。我有一种感觉，追求宁静，可能是人的本质诉求。刚才我在听韩老师唱歌的时候，尽管他在唱歌，但是我就在想，我的心为什么那么静呢？所以我刚好有一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静和动本来就是一个概念，本来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静和动，对于生命本体来讲，其本身就是安静的。
韩美林：学艺术就应该懂这个辩证法。其实静就是动，动就是静；深就是浅，浅就是深；高就是低，低就是高；暖的就是冷的，冷的就是暖的。很多人写草书、狂草，写狂草不是跟疯子一样，大家讲这个张旭，他蘸上墨就写。其实没有那么疯。我写了七十年，也写狂草，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面有一句：要快得慢，匆匆不及草书。古代书法家就这样告诉我们。
比如画画。画风景吧，画冒着的白烟、白云彩，冬天都是冷色的，树是那个土黄色、咖啡色的，都掉着叶子，是铁锈的颜色。那白烟怎么画呢？白烟白色就调一点钴蓝，这个烟就特别的白。人有错觉的，要利用人的错觉。人干什么不一定准确，大自然跟你不是一回事。对事物深浅的认识，每个人都不一样。
郭文斌：韩老师的话我听到了另一重意思，特别是他刚才给我们的演示，我突然觉得我们追求的名啊利啊，原来是一个错觉，加一笔长的就变成短的，减一笔短的就变成长的，所以，我们还是追求那个永远不变的生命的本质吧。
周老师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凡属于社会科学的学术，都应该是学者自己的信仰，如果不是信仰，就是造假。”这句话我有点不太懂，周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话。
周国平：我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
郭文斌：这是我在您书里面看到的。
周国平：可能是我一个讲座里面的吧。
郭文斌：对。
周国平：原话我有些记不住了，但意思上是对的。我觉得现在学术界就有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仅仅把他的学术研究当成饭碗、谋生的手段，实际上对自己研究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兴趣，更是和他的精神生活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作为社会科学学者、人文科学学者，他的学说研究应该是跟他的精神生活是一致的，因为社会科学、哲学，核心是一个价值观念，社会科学离开价值观念就不存在了。一个社会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是正义？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道德？这里面全部是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实际上是人的精神追求，所以必须跟自己的精神追求一致。我觉得像这种脱离自己的精神生活、自己的灵魂的追求搞所谓学术研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一定要把学术研究跟我的精神生活结合起来，比如说，学术研究上面我主要做的是遗产哲学翻译和研究，就是因为我在遗产哲学里发现了跟我的精神追求非常契合的东西，我才会去研究它。
郭文斌：就是周老师的事业和生活，追求和价值观达到了统一。了解韩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倒翁似的铁人，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经历非常坎坷。他的遭遇如果摊在别人身上，估计我们今天都见不到了，但是我们见到的韩老师依然青春，富有生命力。韩老师给大家讲讲？
韩美林：这个实际上就是做人。我做人有一个原则，即便吃尽了人间的苦头，我也绝不言苦。你看看我谈了一两个小时，讲过苦吗？不讲苦。其实这里面讲的就是做人。你人做不好的话，当艺术家是不够资格的，这是关键。在我看来，做人就一个字，正。我在书里面讲，我们不要左派也不要右派，我们要正派。
对一个艺术家而言，酸甜苦辣，都是你的。
郭文斌：什么是好朋友？韩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朋友，而且是好朋友。
周老师在去年的十月不幸被一辆电动车撞了，颧骨移位被缝了十六针，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但是他当时一点都没有犹豫，放走了那位肇事者。后来有许多博友在博客上谴责周老师，说他没有社会责任感。为什么呢？他应该让那位肇事者负相关责任，这件事情博友们争议非常大，我也在想，如果是我，我能像周老师那么超脱吗？周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放走了那个肇事者？
周国平：那次是半夜十二点多，我出差赶回北京，坐机场大巴到我们家附近的西单下车，我太太开着车在马路对面等我。天很黑，我眼睛也不好，过马路的时候，那辆电动车既没亮灯又闯红灯，我就被撞了。当时我就倒地了，然后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眼镜也被撞掉了。我看见旁边倒了一辆电动车，还有一个人影，我就跟他说：“你给我把眼镜找到。”后来他就找到给我戴上，我才看清了是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一看就是一个农民工。我也发现自己被撞得满脸满手都是血，才知道很严重。但是我心里感觉这个人还是善良的，他没有跑掉，而且帮我把眼镜找到了，然后很紧张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等一会儿，我太太就在马路对面，你去喊她过来。”后来我太太过来以后我就让他走了。
当时我想得很简单，虽然不知道自己伤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想的是不管伤到什么程度，就算是有生命危险，我把他留在身边又有什么用，只有医生能帮我，他帮不了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把他带在身边无非就是让他赔钱，负担医药费，但是我看他的样子我也不想。即使他不是农民工是百万富翁我也不想让他负担，我觉得没有意义，这点钱我付得起。我也是想保命所以不愿意耽误时间。我平时就有一个习惯，和人发生争执和纠纷的情况下，不管吃多大的亏，就是不愿意纠缠。这种时候是我的本能起了作用。我想起刚才美林老师说的，我知道他吃了很多苦，而他的心态这么好，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这样，心要善，心要宽，心善了宽了什么都能过得去。
郭文斌：在北京“韩美林日”那天，前来参加庆祝的曾经担任过美国世贸重建总规划师的丹尼尔·李博斯金讲，韩美林老师对文学艺术的贡献是世界的，跨越时空的。他的原话是：“他帮助了世界艺术的标准，超越了未来，超越了整个世界。”这个评价很高。韩老师，他讲的您帮助了世界艺术的标准，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韩美林：我还不知道这篇文章。
郭文斌：对，这是他讲的。那您现在就凭您现在的直感给大家讲一讲世界艺术的标准。
韩美林：包括在座的，搞艺术的人他不光是自己的、民族的，他是世界的。艺术家是世界的。他虽然搞的是民族艺术，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假如世界上没有印度，没有波斯，没有希腊古罗马文化，没有俄罗斯的艺术也没有中国的艺术，这个世界就没有趣了，这个世界都一样了，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认为世界给艺术家留着呢，艺术家就是世界的。
郭文斌：周老师您怎么看世界艺术的标准？
周国平：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好艺术家确实是属于世界的，不管他表达的方式是什么，我最看重的就是在艺术里面要有个性。真正的个性实际上是为人类的精神找到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所以共性的东西就是人类精神，真正有个性的，一定是属于全人类的。
郭文斌：周老师，您有一本书的名字叫《生命的品质》，非常著名。您认为，作为一座城市，它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什么呢？
周国平：这个好像很难理解。生命应该是健康的，我说的健康不是身体强健就是健康，生活方式也应该是健康的，不要那么复杂、病态的东西。我想作为城市来说，也应该是健康的，包括建筑、城市规划，让人感受到一种健康，我们现代太多的城市，病太多了，不健康。
郭文斌：是的。周老师，您还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精彩。您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成功和金钱更好的东西。”能给大家讲一讲，它是什么呢？
周国平：我说这句话可能是针对人的欲望这种价值观的。挣多少钱，有多大的权力、多大的官位，或者是有多大的名气，我觉得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这些外在的成功看得太重了，把金钱看得太重了。现代人生活得非常匆忙、浮躁，其实并不幸福。从幸福的角度来说，这种外在的成功和金钱是不可能让人幸福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幸福就是人身上最宝贵的那个东西在好的状态，人就会幸福。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呢？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精神。让这两个宝贵的东西处在一个好的状态，人就幸福。所以我就说过老天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条命、一颗心，把这条命照看好，把这颗心安顿好，人就幸福了。那么怎么算安顿好呢？我们强调生命应该是单纯的，不要那么复杂，有了这两条人就幸福了。
韩美林：活在这个世界上，问心无愧就是最大的幸福。
郭文斌：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俯仰无愧于天地。关于幸福，周老师研究得很深。在他的哲学人生讲座中，把人生的哲学归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幸福问题，探讨的是人生的世俗意义；第二是道德和信仰问题，探讨的是人生的精神意义；第三个是生死问题，探讨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突然有一天我有一个联想，如果用这三个层次来谈城市，周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联想吗？
周国平：我觉得真要联系在一起的话有些牵强，因为我主要是针对人生哲学。根据我的理解，人生哲学主要探讨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这个意义实际上是分成三个层次，所以人生的重大问题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人怎么样活？怎样活得快乐，活得让自己满意？这就是幸福问题。一个城市能够让老百姓、让市民安居乐业，就很幸福了。安居乐业是很重要的一点，让人平凡的生活能过好。第二个层次就是人生的精神问题，即道德问题。我对道德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就是一个人要善良，有同情心；另外一个就是要有做人的尊严，灵魂要高贵，善良和高贵是两个最重要的道德品质。如果说一个城市的市民都是善良的，都是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城市的品位该有多高，秩序该有多好。生死问题，讲的是人生的终极问题，这是每个人最后都要面临的问题，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以后，实际上就会快乐得多。有时候你越不去想这个问题，它就越是一个隐忧，一直在折磨你，甚至到最后让你精神崩溃。
郭文斌：对。我记得韩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最后要把一切交给国家，并称要以无产阶级的身份见无产阶级领袖。韩老师，您说过这句话吗？那是我在媒体报道中看到的。
韩美林：又听媒体的，不要听媒体的，好多发表的都是假话。这话我有说过？总的意思是什么我没听明白。
郭文斌：是说您最后要把您的一切交给国家。
韩美林：我死后埋在这个土里，什么都没有。我明白，财啊物啊都是身外之物，我不卖画，好东西都给国家留着呢。我生的时候是光的，死的时候也带不走，所以人要想开，千万不要为了钱上吊啦生气啦，想开一点，我为什么这样生活呢？就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放在心上。大家见到我，知道我韩美林受了很多的苦，没有逼着让我讲苦事，都是让我讲笑话。就是这样，人要乐，过去就过去了，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郭文斌：刚才开始的时候，您让我拿了一套《银川书画院院展作品集》，您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讲？
韩美林：我们是弟兄，我得看弟兄们画得怎么样，写得怎么样，我得看看。
郭文斌：那我随后给您寄几套。
韩美林：一套就可以了。我希望我们书画界，包括我们其他文艺界的朋友，既然我是这儿的公民，咱们不讲荣誉公民，咱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朋友，可以互相交流，欢迎同志们到我们那儿去参观交流。
郭文斌：好。下一次我们书协美协摄协的其他分册也出来了，那时候再让韩老师来检阅。
现在我想问周老师一个问题，您说科学不关心信仰，宗教直接给你一种信仰。哲学不同，它关心信仰，又不给你一种确定的信仰，永远走在通往信仰的路上，它永远在路上，永远不会在某个终点上停下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说哲学家永远不能“回家”呢？
周国平：可以这么说。哲学家永远在走向家乡和故乡的路上，平常我讲的是一种精神的故乡。我把哲学、宗教和科学做了一个比较，实际上哲学在所探讨的问题上和宗教是一样的，就是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灵魂要问的问题。科学是不问这些问题的，它是解决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的，如这些现象、那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之类的，它不问这种终极问题。但是哲学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跟科学一样，是用理性、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宗教是用信仰、用启示来解决。实际上哲学是什么？灵魂在提问题，头脑在回答。灵魂是个疯子，它什么都要问，但是头脑是个呆子，它要按部就班，要讲逻辑。哲学的情况就是疯子在问，呆子在回答，结果可想而知，永远没有一个结果。哲学去解决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不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让你永远在思考过程中，恐怕就是哲学的用处吧。
郭文斌：周老师，您觉得哲学给您的生活，给您具体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
周国平：我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很偶然地成了我的专业，但实际上我觉得就算没有成为我的专业的话，我也是离不开哲学的。我觉得哲学最大的好处是它好像给了我一种分身术，可以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人就是身体的我，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也可以说是理性的自我，甚至灵魂的自我。这个自我会在上面看那个身体的自我，看着他在那里折腾，然后把他叫下来，开导他。实际上更高的自我和身体的自我经常会谈心，来想一些大问题，这就让自己不会那么纠结。如果光有身体的自我，人生是很可悲的，必须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哲学让这个更高的自我经常处在清醒的状态，这是它最大的好处。
郭文斌：很精彩。韩老师，您说，有一次在动手术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刹那，您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三百多个朋友的身影。这个情境具体是什么样的？给大家讲一讲吧。
韩美林：韩美林“死”了好几次，一次是十岁以前，家里人看不行了，在地下铺了个席子，待死了以后卷上就走了，没想到活过来了，那次得的是伤寒。后来参军，那个地方有狼，那个狼准备叼我头的时候，换岗的回来了，抓住一个枕头一扔，我又活过来了。还有一次，解放的时候，明明解放军写着“此处有地雷”，小孩不怕死，我就非要蹬一个试试，结果一蹬，多亏下雨下的，那个地雷湿了，没炸，我又活了。还有一次动手术，大夫把我的动脉给切了，切的动脉挨着心脏，这是一万个人里都活不到一个的，可三天昏迷以后我活过来了，其间，脑子里闪过好几百个朋友。几天后，黄苗子来看我，他是我的老师，看到黄苗子，我翻起来给他磕了个头，把他给吓坏了：“韩美林你不想活了，你怎么还能给我磕头啊？”所以我说这里面，临死之前我想到的是朋友。
周国平：朋友是多么重要啊。
郭文斌：在那种情况下您还能翻起来给老师磕头，我才知道韩老师您为什么能成功，因为您的心中有师道尊严，这是真理。
韩美林：当时把那医生给吓坏了，你这不是手术才三四天，怎么能马上翻过身！
郭文斌：这个细节可以让我们体味人生。韩老师和夫人周建萍老师的爱情恰恰就是在互相帮助中建立的，本来还想让他们给大家讲一讲，但是时间不够了。刚才我和周老师探讨了哲学家可能永远不能回家。我们都知道，通过黄河，西水东归；通过文艺、文化，浪子回家。《黄河文学》正想在科学、宗教和哲学之间找一条中间道路，把无数的浪子带回家。无独有偶，两位尊敬的老师都是《黄河文学》的重要支持者，周国平老师还刚刚摘得了《黄河文学》的双年奖。机会难得，两位老师能不能给全国众多的《黄河文学》的读者说几句话？
韩美林：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文化积淀并且文化积淀丰厚的民族，我们绝对不能以我们现在的一些对待文化的态度跟世界人民见面。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出了金凯瑞也好，出了憨豆也好，他们这些国家，绝对没有把他们当成国家文化符号的。我们国家不是，一些表演者倒成为我们国家的文化符号了。这里不是反对他们，而是我觉得我们的导向出了问题，这个导向是绝对不能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导向，我们在座的有责任，国家的形象不能以这个为主。我们一定要保持民族的尊严，包括在座的你个人的尊严，绝对不能跟着瞎起哄。
郭文斌：听了韩老师的这一席话，我很有感触。我认为文化不应该是娱乐，文化不仅仅是文化产业，文化应该是一种引导力、改造力。它应该是把一个不孝敬的人变得孝敬，把一个不尊敬老师的学生变得尊敬老师，把一个不热爱环境的人变得热爱环境，把一个不爱国的人变得爱国，把一个心中没有爱的人变得有爱，就像周老师说的，更善良更有尊严更美更正，这才叫文化。
韩美林：文化产业的导向错误，就是让我们全体的文艺工作者犯错误。那么文化是什么？产业是什么？一个“文”字一个“商”字，我们必须把它弄明白，我们这个文化是为产业赚钱呢，还是通过产业赚了钱后发展我们的文化？这个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
郭文斌：太对了。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周老师，您也给《黄河文学》说两句。
周国平：美林老师说的我特别赞成。现在我们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但是，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距离还比较遥远。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价值观，就是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树立什么？我认为应该是高品位的，这个核心就是要让中国人都朝文明的方向去走，一个是法制，一个是信仰，这两点最重要同时也是我们最弱的，如果这两点不解决的话，恐怕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我期待的文化大国就是在当代世界上、在现代世界上真正的文明大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实际上是很令人沮丧的，尤其到国外旅游，在国外的一些中国人的表现是很让我们丢脸的，这种事情太多了。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人的文明，所以人要变得文明起来。
对《黄河文学》，作为银川市的一个市民，我觉得我更有责任了。以后我写的文章，首先给《黄河文学》。作为读者来说，其实我是很少有时间去看杂志的，看也来不及，好多书等着我看，今后我会更关心《黄河文学》，以后每一期我都会翻一翻，我想我应该出点主意。《黄河文学》的定位是精神坚守，今天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杂志太少了。所以如果《黄河文学》能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在全国的文学刊物里面，有它的独特性，有它的价值。坚持下去吧。
郭文斌：非常感谢！《黄河文学》杂志的同仁们应该听到了周老师对我们的祝福和祝愿。在今天早晨的文代会开幕式上，“自我纯化”和“寻找不可代替性”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黄河文学》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银川文艺家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贺兰山艺术馆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这是我们应该探寻的。银川这一座城市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在座的文艺家需要思考和回答的。
今天两位老师用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讲了许多振聋发聩的哲理，特别是用他们知行合一的人生故事，给我们的生命打开了无数让我们窥视本质的窗户。从韩老师身上，我们悟到了一种“不倒翁”的精神、“大篷车”的精神、“正”字精神、公益精神，还有换位思考的韩美林方法论，就是下去、下去、再下去的韩美林方法论。所以，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要有“大篷车”精神，要有做文艺志愿者的精神，到最基层的地方去，到最民间的地方去，到最苦的地方去，到最有泥土味的地方去，找到真理。
从周老师给我们的启示中，我们产生了这样的联想：他的超越性精神、哲学精神，包括真诚的精神，包括他对人生的世俗意义、精神意义和终极意义的叩问，带给我们的启示，我把它叫作周国平方法论。韩美林方法论也好，周国平方法论也好，他们无一例外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提供了许多“回家”的钥匙和答案，无论是对个体生命、对银川市的城市发展，还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两位老师，也祝福各位文艺家，祝福文艺，祝福伟大的祖国，幸福如贺兰之岿然，精神如长河之不息。
韩美林，著名艺术家。1936年生于山东，1955年考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世界华人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书画委员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专业作家，清华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周国平，著名作家、学者、哲学家。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