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崇高
新华网：我们先从你的家乡说起。西海固是个经济物质很贫瘠的地方，你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以你的家乡西海固为背景的。你出生于小山村，如今却是全国知名的作家。你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郭文斌：很庆幸，我走进传统文化的步伐比别人快一点。2006年我开始学讲孔子精神，到今年已经有八年了，这使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我的故乡和童年记忆的重要性。现在，我还常常梦回故乡，常常梦到社火、秦腔、过大年，等等。在西海固成长的经历，让我更加认识到中国民间传统和经典传统保住了我们的精神命脉。曾经的我，已经“走出来”；现在的我，要“走回去”，把传统文化的命脉传承下去。
新华网：我们刚才提到你个人的变化，今年恰好是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周年，提到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周年，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郭文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跟大家感觉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强大了。特别是近几年，作为一个作家，我有一些机会走出国门。以前出国你会觉得底气不足，会有人刁难你，看不起你，但是这几年变化很大，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给国人撑了腰。无论是核心价值观也好，传统文化也好，这些都让外国人认识到中国人已经不可小觑。如今，我们拥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及民族自信心，让我们能在国际交流中轻松应对各方挑战。
新华网：你认为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年发生的巨变有哪些？
郭文斌：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周年，按传统来讲是一个花甲之年，外加五年。孔子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按照人生的轨迹来对说，国家也到达“耳顺”，即将到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党和国家成熟了，我们的民族觉醒了。尤其是近几年，我们回到了人类的正常体温。人的境界也好，社会秩序也好，都在不断完善。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外国人对我们越来越尊重，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这样的变化感到自豪。
新华网：每个年代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关键词，你认为最能代表每个年代的关键词是什么？
郭文斌：我亲身见证，感受较深的有：做2008年奥运会火炬手，在宁夏跑第八棒。还有香港回归，印象也很深刻。那一刻，想必中国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那是近代中华民族弱势命运的结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还有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春天的故事》，让人觉得，一个民族的又一个春天到来，现在，我们已经在享受春风的果实。
新华网：在你的记忆里，你认为国家的哪项改革举措让你印象最深刻？
郭文斌：当然，最大的改革举措就是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人的精神性体现不出来，自主性体现不出来。现在人民越来越富裕和改革开放是离不开的。
新华网：每个年代也有每个年代的民族精神。从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改革开放时的小岗精神、浦东精神，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你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什么样的精神？
郭文斌：大的层面来说，这个时代需要“圆梦精神”，这个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体地、朴素地来讲，我们需要把根连上。这个根，笼统来讲就是传统文化，细讲就是要恢复孝亲尊师传统。孝道这一课缺失之后，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腐败问题、敬业问题、信任问题、幸福问题、教育问题等。这一切问题，追根寻源都是孝道缺失和师道缺失的结果。“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话是错的。我认为，忠孝绝对是两全，忠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孝。比如说，岳飞被害，父母难免悲痛，但心理上是安慰和幸福的。秦桧苟且偷生，父母是蒙羞的。《弟子规》中讲“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了凡四训》也讲“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如果一个人从小接受这种教育，就会守住做人的底线，腐败、敬业、信任等问题自会迎刃而解。
“尊师”和“孝亲”一样重要，人的道德规范是需要老师一代又一代传道授业给学生的。如果老师没有道德感，怎么去教学生？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已经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必须进课堂了。师道不恢复，国家精神就很难恢复，国家精神的恢复要从一代又一代青年身上去恢复。
新华网：你在长篇小说《农历》里提到了文化传承和精神传承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与人们时下的文化发生冲突与碰撞。你认为文人和文学作品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怎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郭文斌：一个时代的精神滑坡，文人责无旁贷。一个民族的精神堕落，首先是知识分子的堕落。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学的祝福性》，我为什么要提出文学的祝福性呢？一提起文学，人们便会想到文学有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却忽略了文学更为关键的一个功能，那就是祝福性。美国心理学家霍金斯研究发现，人的意识就是能量。我们现在讲“中国梦”也好，讲个人幸福也好，都需要能量。霍金斯有一本书叫《意念力：激发你的潜在力量》，书中他提到大多流行文化是负能量，这很可怕。他研究发现，200级是人的能量正负极的临界点，200级之上是正能量，200级之下是负能量。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每天看的书籍、影视作品，包括网站，有些能量级别低得可怕，人们看到眼里，落在心里，哪里知道是往生命容器里装负能量。为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现代人为什么普遍焦虑、抑郁、抱怨、火气大，不少人有暴力倾向了。
新华网：文人和文学作品对人的能量级负有责任。
郭文斌：对。作家、文人、艺术家、传媒，对这个时代都是有责任的。作家也好，文人也好，媒体也好，对一个时代来讲，就是良知、是灯塔、是道德底线。
新华网：你的《吉祥如意》在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后，还被翻译成韩文、英文等文字。提起《吉祥如意》，就不得不得谈谈你的“安详生活”理念。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如何追求安详？
郭文斌：这两年我一直在讲一个字，中国的“中”。我们要以能够生在中国感到庆幸。你看，印度人只对来世感兴趣，俄罗斯人有英雄情结，就是一个太南，一个太北，中国刚刚好。从文化上，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中庸，不左不右，不冷不热，不狂喜也不狂悲，不彻底消灭欲望，也不掉进欲望的泥坑，把一切都把握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能像古人一样处于常识性的生活状态了，古人是活在现场的。活在现场是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活在每一个“这一刻”。否则，我们就丧失了“品味生活”的能力。这个很可怕，你在吃饭时错过吃饭，睡觉时错过睡觉，走路时错过走路，就一定会在幸福时错过幸福。其实，幸福就是一个“不错过”，痛苦就是一个“错过”而已。我们要去寻找我们的“第一个妈妈”，寻找我们灵魂的故乡，记住乡愁，填补人生的“坑洞”。抓住命脉，找回我们的传统，找到根，追寻那份来自大安详的幸福。
新华网：有人说过，你的畅销书《寻找安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填充的是现代人因为价值多元而没有方向感或者信仰危机带来的内心空洞，更为准确地说填充了社会转型时期终端价值观的空档。现在，我们国家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性阶段，你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当下人们的影响？
郭文斌：很多人之所以犯错误、不幸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我指的是原始层面的安全感。“安详”的“安”，有很多含义，在我看来，它首先是生命的安全性。举个例子，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只要父母在家，孩子就有安全感。即使在睡梦中，孩子也需要父母的陪伴。特别是婴儿，虽然他在睡眠中，但只要陪着他的父母离开，他就会哇的一声哭出来。说明潜意识更加渴望安全，这是我们潜意识层面的一种原始安全感。人一旦找不到母亲的味道，就会丧失安全感，就会恐慌，就易犯错。因此，我说一切危机问题，究其实都是安全危机。包括腐败，看上去是一个道德问题，其实根子里是安全问题，贪念重的人，都是因为心理安全坑洞过深过大。因此，腐败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安”的会意，是女人在家里，女人在家里干什么，陪着孩子，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孩子待在妈妈的怀抱里，就是“安”。“安”除了是一种“原始安全感”，还是一个“原始逻辑”。
每个人都有一个永恒账户，那就是潜意识，它具有自动记录、永久收藏、自动播放、信息共享四大属性。既然如此，我们现在的一心一念一言一行，都是下一个生命片断的底片，那就说明，我的电影我拍摄，我的命运我做主。如此，谁还会犯错误呢？犯错误是跟自己过不去啊，是在拿自己下一个生命片断的命运开玩笑啊。当人一旦找到根本性，找到主体性，明白了潜意识的四个功能时，他自会敬业起来。中华历史上出现那么多忠臣良将，正是因为受到这种传统的熏陶。传统告诉人们，忠和良本身就是能量。“详”是智慧的意思，但是需要“安”提供能量。打个比方，“详”是灯光，“安”是电能，所以“安”是“详”的大前提。
新华网：从1998年第一部作品《空信封》问世，到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作家，一路走来，你实现了哪些愿望？
郭文斌：首先是圆了作家梦，获得了许多意外的荣誉，比如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提名，被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津贴，包括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我觉得得到的荣誉太多了，多到让我有些胆战心惊，因为古人讲，名不副实会生祸的。好在这些荣誉现在成了我给人们推荐安详生活理念的公信力和无形资本，也就是古人讲的方便。现在，尤为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安详生活观，包括服务社会的方法论，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给很多人带来快乐和幸福。
现在我已经明白，生命的价值就是“利他”二字，就是说，人不能为自己活着，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能为家族而活着。我现在到全国义讲，大多是当地宣传并由教育部门主办的，这就有机会影响有关领导，让他们知道文化不是娱乐，不是产业，而是一种引导力、和谐力、改造力、建设力，是灵魂塑造工程、再造工程，是生命根本教育，也让教育部门明白，教育的本质是维护孩子的本能，而不是技能，是开智慧，而不是学知识，是提高生命能量，而不是增加生命重量。也让传媒人知道，他们是人类集体能量的掌控者，为此，我近年无论是做第2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形象大使，还是协助央视做《中国年俗》，参与中宣部、央视等单位联拍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包括到中央电视台给四套编导们讲课，就是想通过他们的有力平台，把这种认识和体会传播出去。
新华网：2004年8月到现在，你担任银川市文联主席刚好十年。对于下个十年，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郭文斌：回到“现场”，不想过去，不想未来，活在“这一刻”。因为未来和过去都是由无数个“这一刻”构成的，生命也是由每一个“这一刻”构成的。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当下的事。人生如同电影，想要把整部电影拍好，就要把每一个底片拍好。而最好的电影剧本在本质里，本质状态的生命里只有五样东西，喜悦、圆满、永恒、坚定、心想事成。这是古人讲的生命圆满状态。要实现这种圆满，需要我们把每一个生命细节做到极致、做到圆满。
新华网：有没有创作理想呢？
郭文斌：近几年想借助义讲，到全国多走走，多看看，进一步探究传统文化的根基，然后再用十年时间打磨一个长篇。
新华网：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国家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改革大幕已经开启，作为一名作家，你对改革有哪些期待？
郭文斌：我希望下大力气去恢复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现在我们一提到传统，大家就把它惯性理解，其实传统就是常识，就是要恢复常识性的生活状态。比如孝亲尊师、谦退清俭、爱护环境、守护心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感恩敬畏等，这些都是常识。就拿爱国来说，看上去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自古以来，凡是爱国的人，家族往往都能昌盛。《了凡四训》中讲：“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切须慎之。”为什么？能量来自心量，爱国之时，你的心量已经是国，当然比爱家的家心量大，自然就会子孙昌盛。我们谈爱国，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到了国家的高度，960万平方公里的思考坐标和单纯思考一个家庭的能量坐标是不能比的。所以，传统其实就是常识。我们需要提高每个人的常识，才能让改革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全面性、深刻性。
（载于新华网2014.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