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郭文斌谈小说集《大年》——《文艺报》记者胡殷红访郭文斌
胡殷红：记者注意到，你一向注意语言，你的语言很有特点，评论家对此也有较高评价。曾和《小说选刊》冯敏先生谈起《大年》，他说，《大年》把土字用奇，把常字用新，把汉语的妙处用到了极致。他说，你对汉字的表意空间有独特理解，请谈谈你的体会。
郭文斌：在《大年》的自序中，我谈到了自己对文字的理解。现在，我谈几点其中没有写的。我一直对文字有一种敬畏感。我非常喜欢古人讲的“敬惜字纸”。我从来不用书或者报纸垫屁股坐，因为我觉得文字是有灵性的。我们先人把关于文字的智慧叫“文字般若”。胡平老师说我的小说用词量不多，却达到了丰富表意的结果。事实上我仍然觉得我滥用了大量的词，什么时候我能够把词汇量减少到零，却能够表达我要表达的，那才是我的成功。
作为一个作家，在使用文字时，的确要有使命感。秦万里老师说，郭文斌的小说里没有暴力。崔艾真老师说，读了郭文斌的小说，才知道郭文斌是一个不忍心把世界弄脏的人。这让我惭愧。事实上，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但应该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自然，更应该保护心灵。
电影《英雄》里有个情节，音乐可以杀人，我觉得不是演绎。音乐的确可以杀人，文字也可以杀人。当我们每天看着安详的文字，就心平，而只有心平才能气和。而气，在中国就是原始生命力。恶劣的文字通过眼睛，种在心田，无异于毒药。在我看来，文字就是大米，大米养身，文字养心。古人说：“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功德，全缺应供”。这几年，每当我喝一口水，吃一粒米的时候，都要在心里默诵这句古训。它的意思是：想想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其中包含着多少造化的慈悲和人的辛苦；再想想我们的德行，配用这些慈悲和辛苦吗？对于文字，我想也同样。
胡殷红：你为什么总是喜欢用童年视角？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作家不可能永远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去描述成人世界。你今后的创作会改变这个视角吗？
郭文斌：说起来这是个方法论问题，其实是一个对生命的理解问题。在我看来，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只不过有些人能够通过污染超越污染，有些人则不能。而童年是反污染的，是最接近生命本意的，也是最能体现天性的。中国汉语有一个词叫天性，它是和人性对应的一个词。这些年，人们过于强调人性，却忽略了天性。而我觉得，作家的使命可能就是传达、传承这个“天性”。只要我们回头去看看那些流传下来的文字，那些像火种一样流传下来的文字，能够让人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生命力。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哪部文学作品是因为人们出于喜悦，出于生命本质渴求而读上百遍的，但是确有一些文字，是我们愿意每天都诵读的，而且每读一次都有大欢喜，都有新收获。这些文字肯定是传承“天性”的文字，而不是现代人所谓的“人性”的。当然，当天人合一时，人性即天性。但当天人严重的不和谐时，那么人性就不是天性，可能就是别的什么性。
至于今后是否改变，我觉得并不重要。当我需要童年视角时，我还会用，不需要时，就自然不用了。就像迎春花属于春天，腊梅属于冬天。我不准备刻意地去改变什么。就像阳光，你不能说我今天晒了太阳，明天就要换个别的什么去晒晒。
我喜欢一句话：一个不依附形式的人不必改变形式。
胡殷红：《大年》这部小说集是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本市场运作的纯文学作品集。你对宁夏以至乡村以外的普遍读者接受你的作品有信心吗？
郭文斌：当然。我想读者是不愿意错过《大年》的。哈若蕙老师不是在编后中说，错过有罪嘛。至于“宁夏和乡村以外”这个因素，有趣的是《大年》恰恰不是从宁夏热起来的，恰恰是从都市、从宁夏外面热进宁夏，被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哈若蕙老师她们捕捉到，并经过市场和读者调查后，社里才决定不惜用最好的材质和工艺出版的。发言的各位评论家老师都是“宁夏和乡村”以外的，但他们的认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感觉得出来，各位老师，特别是雷达老师、贺绍俊老师、胡平老师、张水舟老师、白烨老师都像谈自己的孩子似的对《大年》津津乐道，从他们对其中细节的熟悉，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真诚的欢喜。而阎晶明、张陵、吴秉杰和牛玉秋老师说他们喜欢排在集子最后面的小说，也出乎我的意料。还有没有来得及发言的李平老师，找到我房间把他对《大年》的详细批注给了我。作为中国文学界的巨腕，他们的鼓励当然给我以莫大的信心。但我还是要借用敬泽老师的话说，《大年》确实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郭文斌应该把《大年》作为一个总结，然后寻找新的力量和勇气。
胡殷红：有评论家认为，你的作品缺乏西部作家惯有的那种力量感，对生活的残酷性表达得不够。你是怎样把握你的创作基调的？
郭文斌：这存在着一个人对力量的理解问题。一个东西，当它看上去非常有力量时，恰恰说明他没有力量。我一直认为，文字是存在着教科书三种功能之外的第四种功能的。牛玉秋老师说，郭文斌的小说和欲望无关。为欲望写作的人肯定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懂得读者内在的需求是什么，不懂得生命最需要的那眼泉水是什么。欲望肯定不是人的天然渴求。就像一个孩子，在外面玩了一天，很尽兴，但是天黑下来了，一个必然的问题横在眼前，是什么呢？回家啊，这才是最根本的。但是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这时，道路是需要的，月光是需要的，包括星光，包括母亲唤归的声音。
胡殷红：苦难对你个人生活和创作的影响是什么？
郭文斌：这还是牵扯到一个人对苦难的理解。在《大年》的后记中，我写到了我对西海固文学的理解，事实上就是我对苦难的理解。
（载于《文艺报》2005.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