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安详文学”之路
周新民：我看你毕业于固原师范，师范的培养目标是乡村教师，但你却成为作家，这让人对你早期的文学阅读、文学创作准备情况充满好奇。
郭文斌：在我的记忆里面，那个时候没有上大学的概念，感觉里考大学就是考师范，所以学习好的同学基本上都考到师范了，考不上师范的才上高中。实事求是地讲，当时还没有什么文学理想，所以人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种我们没办法去把握的东西。
固原师范的学制是四年制，三年级的时候在《固原报》上发了一篇小杂文，点燃了我的文学梦。这是一次非常大的激励，尽管稿费只有四块钱。这是一件小事，但对于一个人来讲，非常重要，因为那时候在班里有一位同学的稿子在《固原报》上能发表，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还可以拿到四块钱稿费，既有精神上的享受，还有物质上的鼓励。那么就想着，如果将来写大稿子的话，就有更大的精神享受，也有更大的物质收获。我的文学创作缘起就这么简单，不像有些作家从小就有文学梦。
现在也有不少记者问我，哪一位作家对我影响最大，哪一部文学作品对我影响最大。说实话，我在上师范之前，是没读过几本书的，为啥呢？没书可读。小学、中学，几乎没图书室、阅览室，就连课本往往都没有，开学很久了课本还到不了，只好借旧课本。我在想，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写了《农历》，是什么给了自己创作资源和激情呢？想来想去，还是那一片土地。虽然没书看，但是有部大著供自己读，天地、农历、节日、父母、父老乡亲的生活，包括自己的成长本身，那种天然的生活。现在想，也许正是当时没书读，恰恰成就了自己。为啥呢？精神没被格式化。
回过头来看，小时候伯父、父亲他们过大年时唱的秦腔，其实就是文学。当年没感觉，现在觉着太重要了，为啥呢？你看我的伯父，可以不重复地把十几出戏唱下来，当年我在被窝里，就一出一出地听。我伯父我父亲他们就是土演员，每年一到腊月，一村人就集中在我们家排戏，戏要排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农历》里面写到了，从“上九”开始，一直演到整个正月出来。演员就是我的父亲、我的伯父，就是村里这些人。
我非常感谢命运的这种安排，它就是让你没书读，就是让你不要带着成见写《农历》。如果有书读，读多了，你的心灵就被格式化了，你自性的光芒就被遮蔽了，你打量那片土地的目光就不可能那么天然和纯粹，你就不能以一种很原始很朴素的心态打量那片土地。童年的遮蔽是最严重的遮蔽，因为它是养成阶段，养成近天性。
但要写作，又不能少了一定的写作基本功，于是上苍又在成年阶段安排我补课。中师毕业后，我在母校将台中学教语文，就想着在教学上干出一番事业。讲课前，我基本上都会把课文背下来，就是那个时候，才感觉到汉语的那种美，那种音韵感。后来考到宁夏教育学院，又疯狂地读了两年书。也就是在教育学院上学的时候，才正儿八经做起文学梦，有了一点点文学自觉，开始在省刊《朔方》上发稿子。后来去《六盘山》杂志当诗歌编辑，一干就是八年。这一段经历是我职业文学道路的开端。
周新民：从一名中师生成长为一名著名作家，真是不容易。我从你刚才童年文学启蒙教育的回忆中，找到了你的文学作品普遍采用儿童视角的原因。
郭文斌：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童年视角有一个特点，污染少，它跟天地同根同心。特别是写长篇《农历》的时候，我感觉着只要一进入那个世界，灵感马上就过来了。只要两位主人公五月、六月在我的眼前一奔跑，文字就自然开始流淌，并且非常湿润，非常温暖，且不说读者读着这样的文字是否有滋养感，我自己就非常享受。有人说，那是一种带着天地之气的文字，带着日月光华的文字，虽然有些过誉。我也没有想到，它还有缓解现代人精神焦虑和抑郁的作用，有不少受益者，一买就是几百本，甚至一千多本义捐，对比我的其他几部文学作品，它携带的能量显然要高一些，因为它接近真，不像成人视角一写就进入假。这是我后来在编选自己文集的时候发现的，因此，许多成人视角的作品，我在作品集成的时候都放弃了。
儿童永远问大问题，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人永远问小问题，钱从哪里来，享受到哪里去。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吾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周新民：你的小说常常书写节日。《大年》写春节，《吉祥如意》写端午，《点灯时分》写元宵节。长篇小说《农历》则是书写中华民族一年之中的所有节日。你为何对中国传统节日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郭文斌：的确如此。之所以关注节日，倒不是因为世俗意义上的节日是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候，有好穿的好吃的。那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全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节日具有祝福性。这种祝福性，体现在节日特有的返乡暗示，或者说归根于象征，换句话说，它里面有归意。事实上，节日是人的天性跟天地精神最吻合的一个时空点。平常你过的是世俗化的生活，一进入节日你就进入祝福状态了。
你看，过大年的时候，把祖先请来了，把天官请来了。那一炷香一点，那门神一贴，灯笼一挂，你感觉着天地人在那一刻真是合一了。现在回想，真正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神圣感的时刻，即古人讲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地、人、神正好合上了。
我曾在《农历》里面写到，五月和六月在大年三十的一个时空段，就是整个对联呀年画呀都贴完了，守岁的时候还没到来那段时间，五月和六月幸福得就像两尾鱼在时空之水里面穿梭。五月跑到东屋六月跟到东屋，五月跑到西屋六月跟到西屋，他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跟着，他就是一种享受。那种享受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传统文化里面讲的一种纯粹的喜悦，纯粹的安详。为什么？因为这种快乐它不是物质给你的，不是外在条件给你的，它是一种生命本身带来的狂欢，我把它叫作生命的狂欢。
好多人说西海固文学是苦难文学，我不这样认为。我说，老天如果把我生在上海，或者生在北京，可能就发现不了这种狂欢，也没办法表达这种狂欢。恰恰是在那种物质条件朴素到极致，简约到极致，让你的灵魂赤裸裸地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外在因素对你遮蔽，你才容易跟天地融为一体。五月和六月事实上是天地狂欢的化身，那是一种来自天地精神的狂欢。这跟我后来寻找安详的感觉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生命的本质地带，它就是一个喜悦，没别的东西。就是说在本质地带里头没有痛苦，没有忧愁，只有喜悦，就是生命的狂欢。它是一个圆满，它是一个坚定，它是一个永恒，它是一个心想事成。人的痛苦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从本质地带离开了，就是说从故乡出来开始流浪的时候人就有痛苦了。
传统节日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准宗教的体验，但它不像宗教直接把你指向本质地带，而是通过化文为俗，把这种指向藏在各种仪式里、气氛里、风俗里，通过这些仪式、气氛、风俗，通过连绵不绝的祝福性环节，让生命安静下来，让时间成为变量，让幸福成为常量。让生命从外在回到内在，从流浪回到故乡。而现在好多人在故乡找不到那种古典味了，一些仪式也淡出历史舞台了，怎么办？不少人就想起《农历》，集体读诵《农历》，让心灵借之得以安顿、安养，得以和宁静的天地狂欢促膝，体味当下回归喜悦的温暖和幸福。
而对于生命来讲，当下就是永恒。
所以，我认为节日不仅仅是风俗，它是一个非常有精神性的仪式，它是一条条回家的路，一个个回家的通道。生命的终极意义是回到故乡，第一故乡。
传统的节日，正是古人精心设计的归途。
周新民：我注意到，在《三年》《一片荞地》《呼吸》等篇章中无一例外地详尽地描写了死亡的礼俗，如《三年》跪迎纸火，点燃黄表、木香、金银斗、花圈、香幡，跪听祭辞；《一片荞地》详述丧仪：正相、凉尸、守丧、做寿木、做献板、写领魂幡、杀引路鸡、吊唁、献馍、烧纸、殓棺、下葬；其他作品如《农历》也涉及对鬼神的祭奠等风俗。我从中读出来了你对生命的敬畏。
郭文斌：《弟子规》讲：“事死者，如事生。”事实上，中国人的思维是非线型的，它是一个圆，生死也是如此。圆上的一点，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既是结束，又是开始，换句话说，生和死没有区别。“出生入死”这个成语的本义是从故乡出来就是生，回到故乡就是死。从本质地带出来就是生，回到本质地带就是死。既然如此，善待死就是善待故乡，礼敬死就是礼敬故乡，而故乡是“娘”在的地方，那么，对死的礼敬就是对“娘”的回望，这是大孝。而孝是“一”，是生命能量的通道，如果我们把这个通道堵上，生命就枯萎了。
周新民：你的小说大都书写乡村的人性美。“美”是你小说的核心要素。你能谈谈你为何以“美”作为主要创作旨归？
郭文斌：真正的文学，它一定是带有祝福性的。换句话说它一定是要把人带到故乡去的，带到母亲身边去的。现在呢？你迷路了，都没有几个人愿意给你指路了，孩子走丢了，甚至有人会把他拐卖掉，这是不少现代人的心态。那么，一些作家、传媒人有没有这种心态呢？有，一下笔就诱惑读者。我这几年在全国做文艺志愿者，发现了一个问题，好多女孩子的心灵创伤来自什么呢？来自她当年被别人诱惑过，通过利诱，对她进行生理侵犯。现在的作家、传媒人有没有这个倾向呢？有，一上来就勾引读者。用欲望，用色情。
在我看来，文学恰恰应该反勾引。有责任感的作家他应该设法把走丢的孩子送回家。一部作品，花了三四天时间读完，有没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有没有把心安妥的感觉，这是底线。就像当年二祖慧可不惜一切代价，去找初祖达摩为他安心。为了打动达摩，他居然砍下自己的胳膊。可见安心的重要。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跟慧可是一样的，谁的心安呢？如果心安了就不会贪污，如果心安了就不会焦虑，如果心安了就不会痛苦，对吗？许多人心都不安，因此，作家们应该有一种自觉意识，用自己的文字把读者带到一种心安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不看则已，看完更加焦虑，对吧？
在我看来，美是和谐，是善，更是真。大美一定是真。只有到真那里，心才能安，心安了，恐惧感就消失了，恐惧感消失了，大快乐就到来了，大幸福就到来了，当然，大美也就到来了，否则，一切美都是局限的。
周新民：结合你的作品和你刚才所阐释的观点，我把你的文学创作追求归结为建构“安详诗学”。我觉得“安详”在你的文学作品和你个人思想中，带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你为什么要把“安详”作为你文学创作的核心思想？“安详”在你的文学作品和你个人思想中，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郭文斌：之所以把安详作为创作的核心，是因为借助安详，自己从焦虑和抑郁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接着，发现整个世界都处在一种焦虑和抑郁的状态之中。有那么几年，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总觉得人类会有爆发性的大事发生。这时，回头去读儒释道的经典，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经典和现实的强烈碰撞之后，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沉淀过程。渐渐地，一个概念出现了，那就是“安详”。在接下来的内涵和外延确立中，自己走出焦虑和抑郁的经验帮了大忙。一定意义上，《寻找安详》就是我从焦虑和抑郁中脱身的路线图。
由此，再打量文学创作，吓出一身冷汗。突然发现，自己读过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弥漫着焦虑和抑郁。那么，读者沉浸在其中，不就在感染吗？这让我意识到，审美、教育、认识、娱乐功能，都不是文学的第一义，文学的第一义，应该是建设，是祝福。因为读者首先是生命体。换句话说，如果一部作品不能给读者提供生命的建设性、祝福性，我们读它，又有什么意义呢？接着，许多现实性的思考就明晰起来，比如，文字的安全性。很多文学作品把忧伤强化到极致，并且审美化，甚至把死亡审美化，这不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吗？因为文字具有诱导性，心理暗示本身就是生命动机，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种心理暗示。那么，要是读者接受了死亡暗示呢？这个责任谁负？带着这些思考，从2006年开始，我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全国进行安详生活观、安全阅读观、底线出版观、祝福性文学观的验证性演讲，不想得到大家的强烈呼应。在广东中山图书馆的一次演讲打动了馆长吕梅女士，在她的强烈推荐下，《寻找安详》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不几年，发行近十万册。
至于什么是安详，最简单地讲，它是一种不需要条件作保障的快乐，它是生命本身具备的品质，只要我们能够把目光折回去，它就在那里。
周新民：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就是书写死亡、书写孤独、书写颓废，最终导致现代人不能从现代文明病中摆脱出来，相反，越陷越深。这也就是很多现代作家、诗人走上不归路的原因，是极其危险的。
郭文斌：对。青少年很容易接受作家的心理暗示，特别是那些有名气的作家，他们崇拜的作家。有些作家、文学评论家，认为揭露社会黑暗越厉害，作品就越深刻；写人性变态越厉害，作品就越深刻。他们认为像《农历》这种作品，分量不够，深刻性不够，但我不这样认为。什么叫深刻？带人回故乡才是深刻，面对灵魂才是深刻，对生命的关怀才是深刻，爱才是深刻。换句话说，生命的根本问题才是深刻，就像一棵大树，根才是深刻。我之所以用十二年时间写长篇《农历》，正是因为它深不可测，它是中华民族的基因链，是中华民族的DNA。现在，我仍然觉得自己没有触摸到它的根本处。就拿农历链条上的一个个宝珠节日来说，它关照的是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如何同频的问题，这难道不深刻吗？只有同频才有健康，才有幸福，才能回到根本故乡，这难道不深刻吗？
周新民：你是大型电视纪录片《记住乡愁》的文字统筹人，我想请你谈谈一些感想与体会。
郭文斌：这是长篇《农历》带给我的好运，它由中宣部主导，有多家单位支持，由央视组织拍摄。非常难得的是，我们情投意合。我认为《记住乡愁》的主题应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性、魅力、生命力，特别是时代价值，不想上面的意思正是如此。
在给编导们讲课的时候，我特别建议，要通过镜头让观众看到，一个家族，一个一千年的家族或者几百年的世家是怎么传下来的，秘密在哪里。
从前六十集看，秘密就在家训的制定和执行里。概括起来，就是心量。就是说这个家族如果心量大，能量就高，子孙就旺盛。
天在下雨的时候，它给每一个人的是公平的。你拿出一个盆，它给你一盆；拿出一个缸，它给你一缸。就像钱学森家族，他的家训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就是说，一件事情如果对我们一家人好，不干；如果对天下人好，咱去干。钱家就出大人物，范仲淹家族也是这样，孔子家族就不用说了。《记住乡愁》前六十集拍出来的这些大世家都是这样，让人们看完之后相信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让我们看到世家是怎么形成的，并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家传到我这一代，怎么把它传下去，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怎么把这个家传下去。
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中华文明，它跟《记住乡愁》讲的道理是一样的，人的长寿、家族的长寿跟民族的长寿道理是一样的。中国人讲“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没有长寿就没有幸福可言，没有善终就没有幸福可言，没有康宁就没有幸福可言。那么，怎么样才能拥有五福呢？
《记住乡愁》里面藏着许多秘密。你看徽商，现在我们都认为他失败了，但他失败了吗？没有。他只是把财富变成了另一种能量方式，并且是更加永恒的能量方式。徽商当年赚了钱干吗呢？回家修祠堂、续家谱、建义学。让孩子读书，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当年的徽州大地，即使是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你也一定能听到诵读的声音。明清时代，徽州考上进士的，就有一千左右。一个范进中举都高兴得疯掉了，人家光进士就一千左右，那需要一种怎样的集体能量作保障？可见，他们把生命的重量变成能量，存在这个家族的永恒账户上了。
我这些年常常讲一个永恒账户，就是人的潜意识。
潜意识它有几个基本属性：第一，自动记录性；第二，自动播放性；第三，全息性；第四，永恒性。就是说，人一辈子的命运，事实上是前一个生命周期拍摄的电影底片的播放而已。现在又给下一个生命周期拍底片，自动拍摄，自动播放。全息感知，就是说潜意识是共享的。
现在人们都认为人有隐私，其实放到潜意识层面没隐私。你看那个小孩子，睡着了，但他知道妈妈在不在他身边，妈妈一离开房间他就哭，妈妈回来在他肩膀上拍拍，说，妈妈在，妈妈在，他又睡着了。妈妈在他身边干活，再大的动静，他都睡得很安详，但只要一离开他就哭，说明潜意识是永远在工作的。现在的催眠治疗，证明生命是永恒的，这个永恒性就体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永恒账户上。同样，家族也有一个集体永恒账户，民族也同样，子孙后代可以享用它的余额。因此，古人活着，不但为自己着想，还为子孙后代着想，有福，他不会享尽，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一些。正如大地上的资源，他也不会开发尽，使用完，心心念念子孙后代还要用。
周新民：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情感。我要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这个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今天，你认为传统文化里面有些东西是否会和当下的社会现实有距离？
郭文斌：没距离，传统文化它是为人服务的。试问，三千年前人的心跟三千年之后人的心一样吗？肯定一样啊。三千年或者五千年放在灵性这个链条里面，那是沧海之一粟。科学家告诉我们，到四维空间，空间可以折叠，时间可以折叠，什么意思？终点跟起点可以折叠，何况我们的灵性，三千年算什么呀。对于心灵来讲，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是一样的，三千年前的母爱跟三千年后的母爱是一样的，三千年前的阳光、三千年前的空气、三千年前的水，跟三千年后都没变化。有些东西它是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说三千年后的东西用三千年前的公理解决不了了，那三千年前的那个公理就不是公理。传统文化恰恰是反潮流的。如果说三千年前的一个公理，三千年后没用了，恰恰它就不是真文化，能过时的东西它就不是真文化。在我看来，传统文化就是真文化，不过时的文化。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如果我们现在不解决传统文化的问题，不解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问题，法律再健全你也管不了根本问题，为什么呢？如果法官的品质出现了问题呢？对不对啊？如果法官贪污了呢？法官要是受贿了呢？
时代再发展，儿子孝顺父亲没错吧，父亲爱儿子没错吧，对不对？时代再发展，做官的廉洁没错吧。这就是传统。
再看现在的一些顶层设计，“八项规定”也好，路线教育也好，就是传统啊。“八项规定”用古人的说法就是惜福啊，因为它让全民族把面缸里的面粉省下来，变成了这个民族的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如果把面缸里的面粉都在桌子上挥霍掉了，中国梦怎么实现？中国梦实现需要生产力，生产力就是面缸里的面粉。你看他第一步先惜福，把福气惜下来，把面粉攒下来，才有可能去实现中国梦。一个民族走到今天，要是面缸里没面粉了，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就要到终点站了。没有长寿你哪里有善终啊？这很关键。
但传统文化从形式上要和时代适应，比如说过去的人穿着汉服站在讲台上，现在周老师穿着西装站在讲台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讲的内容应该跟三千年前一样。瓶子我们可以换，但是酒不能换。就像手机是现代工具，但它可以传播经典。
不是真理的东西，不要说三千年，三十年都活不下来，为啥呢？人有灵性，既然是灵性，那它就很灵敏，就有高度的鉴别能力，只要不符合天性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淘汰。你看历史上反传统的朝代没有长寿的：秦始皇反传统，二世就结束了；元朝反传统，短命。清朝比元朝就聪明得多，满人进关才多少军队，他靠什么东西延续了几百年的江山呢？他一进关把儒释道三家的祖先赶快请回来，你清流不是很清高吗？我把你的老师请出来，尊孔尊教，知识分子马上被收编，对吧？就像我尊重你，周老师，你的研究生还能不尊重我和认同我吗？他聪明啊，所以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把天下坐下来了。
这是天道，传统只不过是古圣先贤对天道的一种认识，正确认识。它不是祖先创造出来的，它只不过是智者发现的宇宙规律。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月球是围绕着地球转的，这是规律，这不是孔子创造的，也不是老子创造的。《周易》也同样，只不过是祖先发现的规律。反传统，事实上是反规律，事实上是反天地精神，不是反哪几个人。你把孔老夫子打倒了，那不是把孔老夫子打倒了，是把他发现的这一套规律放弃了，把规律放弃了，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心跳一定是有一个稳定频率的，如果有人要把心跳翻一倍，生命就结束了。规律是不可挑战的。
在规律面前，人只能谦畏。人越认识到这一层，就越谦虚。你看《周易》八八六十四卦，只有谦卦全吉。为什么只有谦卦全吉呢？尊重规律，尊重传统。远的不说，习近平总书记就非常尊重传统，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短短几年就把人心收回来了。在我看来，他现在反腐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腐，是为了收人心啊。我甚至认为，就是为了让“乡愁”赶快在中国大地上变成一种显学啊，变成人们的生活习惯。反腐是为传统文化回归争取时间。他最后要做的事情呢，是要让这一套人们自我管理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重新回到大地上来。
过去，国家管理只到县级，县以下谁管？文化。对吗？乡人自我管理，靠的是什么？祠堂、家谱、家训，就是传统啊。汉文帝时，犯罪率低到官员都没活干。后人传诵的不少好文章多是官员写出来的，官员在任上没活干，不吟诗作赋干嘛？管理成本很低啊。你看《记住乡愁》中好多村落一二百年都没有犯罪的人，没有离婚的人。
有一个信义村，大家上地的时候，把标好价的菜装到篮子里，拿到村头，挂在树上，旁边挂一个收钱袋，去种田，种完田回来，一结算，不差一文啊。现在仍然是这样。那你想周老师，这样的管理，国家机器多轻松呀，对吗？大人们把小孩带到那里去，熏陶，教育，从小就在心里种下诚信的种子。如果我把菜拿走，却不投钱，谁也不知道。但多少年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拿菜投钱已经成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了。
山东有一个村支书，白天做一件好事，晚上向投豆亭里投一粒黄豆，做一件错事投一粒黑豆，一年下来结算，看他这一年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干，还有腐败问题吗？哪里有腐败问题啊？
周敦颐家族也拍了。主人公的身份是县委的一名重要干部。他的三个儿子现在居然还是农民，当年他居然让他的儿子放弃了国办工厂去招工。让我们感动的是他的儿子不抱怨，儿媳妇也不抱怨，为啥呢？周家世世代代廉洁。这个主人公八十多岁了，记者采访时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们周家世世代代廉洁，不能到他这一代把这个名声坏了。你想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做的话，国家的管理成本该有多低？那一集让我特别感动，感动的不是周家这位老人做得好，而是他的后人境界高，他们没有抱怨老人。招工谁都有机会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父亲，也许他们恰恰就成为工人了，因为人人都可报名，人人都有被录取的机会，正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县委干部，他就不能报名，他的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持祖上留下来的廉洁家风。
为此，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发了不少文章，表达对这档大型纪录片的感情，发在《人民日报》上的题目是《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
周新民，1972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文学批评文章百余篇，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
（《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周新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