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比“批判”更有效
“农历”是另一个大自然，在这个大自然里，有天然的世界、天然的岁月、天然的大地、天然的哲学、天然的美学、天然的文学、天然的教育、天然的传承、天然的祝福。这个“天然”，也许就是“天意”。在我看来，“天意”就是“如意”，“吉祥如意”就从此而来。
而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个祝福，对岁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想，小说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就像“点灯时分”，把灯点亮才是关键，至于用哪个厂家出产的火柴，并不需要十分考究的。
“农历”的品质是无私，是奉献，是感恩，是敬畏，是养成，是化育。一个真正在“农历”中自然长大的孩子，他的品行已经成就。反过来，做父母的要想让孩子养成孝、敬、惜、感恩、敬畏、爱的品质，就要懂得“农历”，学会“农历”，应用“农历”。“农历”是一个大课堂，它是一种不教之教。就像一个人，当他一旦踏上有轨列车，就再也不需要惦记走错路，列车自会把它送到目的地，因为它是“有轨列车”。“农历”就是这个“轨”，它既是一条人格之轨，也是一条祝福之轨，更是一条幸福之轨。它的左轨是吉祥，右轨是如意。
看完《农历》，读者就会知道，其中的十五个节日，每个都有一个主题，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十五种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也是古人为后人精心设计的十五种“化育”课，古人早就知道，“化育”比“灌输”更有用，“养成”比“治疗”更关键。
问：情怀之作，您觉得，你的目的达到了吗？
答：基本达到了。我的创作基本沿着两条线进行，一条是安详线，一条是农历线。安详线上，出版有《寻找安详》《醒来》《〈弟子规〉到底说什么》等文化随笔集。《寻找安详》发行量最大，十多万册。农历线上，有长篇小说《农历》、散文集《守岁》《还乡》《永远的乡愁》等，《农历》发行量最大，也过了十万册。近年先后以文字统筹、撰稿、策划的身份协助中央电视台做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细想起来，也是大安详大农历主题。
我的书算不上畅销，但在常销，多是受益者口耳相传流通，有一半是善心人士批量购捐。比如烟台丰金集团，仅中华书局版精装七卷本文集，就批购了一千套，董事长李林才认为，它能给神经紧张的现代人以放松感；比如北京金色世纪公司，一次性进了一万册《寻找安详》，向机场贵宾室赠阅，鼓励人们带上飞机，带回家阅读，董事长李梓正认为它能给读者带来安全感；而宁夏兴泰公司、河北弘贤教育集团等公益平台则向教育系统大面积捐赠；还有一些有心理障碍问题的读者，特别是抑郁症患者，在读了拙著后，痊愈或好转，也大量批发捐赠。
正是这种让人振奋的效果反馈，也促使我自己向全国捐书，仅中华书局和长江文艺两社出版的拙著，已经捐过三百万码洋了。我之所以把书从中华书局撤出来，就是因为新政策折扣太高，让我捐不起了。
从中，可以折射出我的创作初衷。
问：“农历精神”？
答：对。正是怀着“农历精神”，我对文字的安全性要求很高。这些年，我在全国自不量力地宣讲四个倡导：安详生活观、安全阅读观、底线出版观、祝福性文学观。安详生活观，简单地说，就是人的内在喜悦不以外在环境为条件。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很有权，有些人很有名，但是他不快乐，原因在哪里呢？把安详丢掉了。我不反对物质、权利、名誉，但主张在安详的大前提下拥有，否则，宁可放弃。当一个人拥有这种理念的时候，他就会在最简单最朴素的当下享受最大的幸福，幸福的成本就低了。一个人如果在当下找不到幸福，就会跟幸福永远错过。古往今来，所有的智者都在引导人们活在安详中。
在2013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单位主办的“2013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电视晚会上，主持人朱迅向读者推荐了《寻找安详》，推荐理由是“如果这个时代寻找不到内心的安详，就无幸福感可言”。之后，在多个平台，王志和朱迅联袂推荐。2016年5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到宁夏调研，我陪同，途中她说，一位领导给她推荐《寻找安详》，说是这本书让她走出睡眠障碍。
也有不少人问我，为我提供创作源泉的西海固，是一片被认为没有生存条件的土地，可是我的文字不但没有苦难感，反而很温暖，很诗意，很安详，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正是安详的最好注脚啊，如果一个人衣食无忧才安详，缺吃少穿就不安详，那就不是真安详。
一个人要活得安详，需要安全的阅读作保障。什么样的阅读才是安全的呢？三个字，“思无邪”。不会把读者带到邪路上去的，用当下时髦的话说，就是正能量的。在第2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我被聘为“阅读大使”。在北京举行的媒体发布会上，我讲过一个观点——“阅读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因为它直接构建你的潜意识。一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候想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爱情是一种态度；想到“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对爱情就是另一种态度。平时的阅读在不自觉地给我们心理暗示。
怎么保证我们的阅读对象是正能量的呢？作者和出版人要有底线。你可以制造悬念，可以追求刺激，但不能突破底线。你可以揭露黑暗，可以批判现实，但最终一定要给读者以希望。
有人跟我辩论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戏剧，为啥呢？最后都是大团圆。我说当年我也这么认为，但现在恰恰相反，因为我从大量案例中看到了心理暗示的力量，而文化本身是心理暗示，戏剧当然不例外。大团圆不深刻，但它是正面心理暗示，现代性悲剧深刻，却是负面心理暗示，接受负面心理暗示多了，他往往会对生命持悲观态度，在关键时期，往往会生发消极性念头，甚至破坏性动机。
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常常看光明，他会对生活充满信心；一个人常常看黑暗，他会对生活失去信心。我们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史，因为抑郁和焦虑自杀的人很少，包括艺术家，但现当代就比较多，这跟他们接受的文化暗示有很大关系。
在全国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有几位家长找我，说他们的孩子有抑郁倾向。我问他们是否读过一些有抑郁倾向作者写的书，不想大多读过。读这样的书，读着读着，往往会被抑郁感染。有一位国家媒体的导演给我讲，当年她所在的那个剧组整天看社会的阴暗面，不想越做越觉得活着没意思，后来就抑郁了，常常看心理医生，也没多大效果，再后来居然面瘫，一度想从几十层的大楼上跳下去。后来换了一个剧组，专看社会光明面，不但身心疾病渐渐好了，还越活越阳光越积极。
为此，我给我主编的《黄河文学》提了三个要求：办一份能首先拿回家让自己孩子看的杂志；办一份能给读者带来安详的杂志；办一份能够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和引人向上、向内的杂志。
我常给我的编辑说，作家和出版家，一定要带着父母心肠履职。正是出于这样的创作和出版理念，让我拥有了不少知音级读者，好几本书被他们全本朗诵，在荔枝和喜马拉雅连续上传，或者建群分享，其中有位孩子，从五岁半开始朗诵拙著，现在已经朗诵完四本了。
我觉得文化应该有两个重要的方向，引人向内、向上，这是两个基本标准。展开来讲，就是要鼓励人们向内、向上、向善、向美、向真，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第四个倡导，文学的祝福性。在我看来，文学除了教科书上讲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功能外，更重要的，要能给读者带来祝福，能给国家、民族、甚至人类带来祝福。
关于这一点，我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曾经发在《文艺报》上，我的博客上也有上传，您有兴趣可以看看。
问：您怎么看社会变革引发的风俗演变？
答：风俗的演变是必然，但变的是形式，这就像现代人用电饭锅蒸米，古人用土灶蒸米一样，工具性内容肯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变化，但再变，人还是要吃饭，米面、蔬菜、水，这些基本的食物是不会变的。节日也同样，只要是人，就有安全感的需要，就有怀念的需要，就有祝福的需要，就有亲情交流的需要。因此，我是一个传统节日的乐观主义者。
即使不少人没有故土了，回不去了，但也有不少人通过诵读《农历》的形式、观看《中国年俗》的形式，在城里温习春节、温习中秋、温习端午。
这几年在城市兴起的赏月诗会，也是一种新的习俗。
现在，每当节日到来，不少朋友圈就转发我的长篇《农历》和散文集《永远的乡愁》《还乡》中的篇章，编发这些文章的媒介，点击量很高，有一次，《清明不是节日》仅仅点赞就近二十万人次。
还比如，我们银川有个“寻找安详”小课堂，每逢节日，十几家人，或者一个团队，集体连根养根，效果非常好。
既然传统节日的目的是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家园感，那我们就要把节日精神、节日气氛放大，比如通过创造节日气氛，为人们提供“三感”。
我还一直倡议，应该设立中国化的孝节、悌节、忠节、信节、礼节、义节、廉节、耻节，包括民族团结节、环保节，等等。每个节日选择一个代表性人物，以他们的生日设节，借之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
我已经连续十多年建议把春晚提前或者推后一天，把真正的除夕夜还给百姓、还给祝福、还给怀念、还给亲情、还给祭祖。
我已经连续十多年建议把传统节日的假期再延长一些。我当年在一个小城工作，不过元宵基本不上班，到了银川，初七就得上班，一下子感觉不适应，感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像有谁一把把我当年的那种绵长的享受感、温馨感、诗意感、生活感、幸福感拦腰折断了，有一种小孩子正玩在兴头上，被大人从衣领上提回家一样的感觉。
曾经一度都动过重新调回小城的想法。幸亏我的工作性质让我不必坐班，还可以自主性地延长这种享受，如果是其他职业，我真就调回去了。我有几位好朋友，我曾经动员他们调到银川，他们不来，说他们喜欢小城的那种节奏，喜欢整整一个正月唱大戏看大戏的诗性生活。
当然，春节长假不可能放到元宵，但至少可以再延长两天，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也可以缓解交通压力，拉动消费。
问：现状是，城市化、商业化正在冲击着乡土文化，包括节俗，怎么办？
答：没错。传统节日是乡土文化结出的果实绽放的花朵，城市化肯定会冲击它，但是中国人骨子里流着乡土的血液，我非常清楚。移民区的乡亲，虽然住进了洋房，但看的是秦腔，唱的是大戏，即使年轻人，他们的手机里转发得最多的还是秦腔。
建议大家看看《记住乡愁》第四季播出的将台堡镇一集。这一集非常巧合地拍到了两位在外面打拼的企业家双双还乡，尝试在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带领乡亲过上幸福日子的场景。节目播出后，一时成为“还乡”的热点话题。从中，我们看到一个端倪，也许乡土性生活正在回潮，特别是当城市带给人的压力和焦虑越来越大、成为不可疗治之痛的时候。
传统节日受商业化干扰，这是事实，但只要文化主导方面，倡导好引导好节日的认知意义、价值观意义、行为模式养成意义，特别是恢复中华民族礼乐文化的意义，商业再强大，也大不过人的本质需要。我在文化随笔集《醒来》里，把人生意义归纳为“物我”“身我”“情我”“德我”“本我”五个台阶，每高一个台阶，归属感、家园感、安全感、喜悦感就大为提升。商业显然是“物我”层面，是最低一层。当然，从金字塔理论来看，物我的人总是占大多数，但就生命力角度而言，台阶高一层，给人类提供的总体能量要大得多。因此，只要大地上懂节日文化、爱节日文化、行节日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自会有效地平衡商业化。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全国做文艺志愿者的几年里，发现许多企业家成了传统文化最积极的推动者，也成为恢复传统节日文化的先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他们在“物我”走到头后，找不到兴奋点了，一些无人指引的人，往往会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些有人引导的企业家，则会向上一个台阶攀登，当他一旦尝到向上感带来的巨大喜悦，就会用物质换喜悦、换崇高感、换安全感。
因此，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商业化不会很快降潮，但选择精神性生活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只要选择精神性生活的越来越多，传统节日就不会受到致命性冲击。
问：人们都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了”，您怎么看？
答：年味淡，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百年来我们把传统文化搞丢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祠堂、家谱、礼乐这些要素的根被拔掉之后，年味的花朵就无处开枝散叶了。
要想让年味浓起来，就得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回人间。这一点，党和政府正在用力做，十九大报告中，有相当多的篇幅，都讲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进一步，连具体方式都给我们指出来了。
至于政府层面采取什么方式助力，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统一认识，二是深入宣传，三是加大投入，四是延长假期，五是重建祭仪，六是重建家道。
问：您之前的文章提到过传统节日“消遣化”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我在前面谈过人的认同度的五个层面，即物我、身我、情我、德我、本我。当人活在物我层面时，节日就成为享受物质的借口；当人活在身体层面时，节日就成为人们享受感官的理由；当人活在情感层面时，节日就成为人们享受情感的平台；当人活在德我层面时，节日就成为人格建设的机会；当人活在本我层面时，节日就成为觉悟人生的契机。
古人看重的是生命的超越，换句话说，古人把活着的意义视为超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提高生命能量。因此，他们更加看重生命的弃恶为善、转迷为悟、了凡成圣，层层提升，是在纵坐标上做文章。而今天，文化方向是平面的，思维方式是平台的，成功学是平面的，幸福学是平台的，换句话说，是物化的，节日当然就成了放大物化的催化剂和酵母。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树立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此，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讲，《寻找安详》十年能够重印十五次，《农历》十年能够重印十一次，从一个方面影射了百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性渴望。就我和央视合作的《记住乡愁》来说，一反纪录片首季热再季冷的现象，一季比一季收视率高，也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百姓已经尝到了传统文化缺失的苦头，时运到了传统文化重回大地的时候。这就像一个游子在外面转了一圈，累了，发现还是有娘在的地方温暖，还是娘做的手擀面最好吃。故乡之所以为故乡，因为它不但能安妥我们的身，更能安妥我们的心。
因此，只要我们把根救活，叶子就会绿起来，花朵就会红起来，果实就会结起来。
问：有许多传统美食与节日相对应，您怎么理解？
答：节日离不开美食，是因为感官享受是人最基本的享受。但节日美食，除过食用，更重要的意义是，人们以之表达对天地、对大自然、对祖先、对长者，特别是对劳作者的感恩和敬意。在拙著长篇小说《农历》中，十五个传统节日都有美食，但那个美食是精神化的、诗化的、天地化的。虽然《农历》有意淡去了具体年代，但主调是一个贫困的年代，即便如此，每个节日也都有能把人“香炸了”的传统美食，就是因为每样美食都被主人公节日化了、神圣化了、人格化了。其中《端午》一节作为短篇发表，全票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我代表那届获奖作者在颁奖大会上发言，就是评委们太喜欢那个短篇了。后来被翻译到国外，人们也喜欢，特别是在韩国，一反他们短篇很难重印的历史，一印再印。而央视根据《农历》中《大年》一章改编的动漫《六月说过年》，就非常层次化地演绎了整个腊月的美食筹备情况。《记住乡愁》里拍到的许多情节，也是如此。
（载于《上海文化》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