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与“三重气质”的教师德性

森有礼（Mori Arinori，1847—1889），鹿儿岛人，1865年留学英国学习法律，闻讯国内明治维新后于1868年回国。回国后任日本外务省官员，1872年作为日本驻美公使、1879年作为日本驻英公使出使美国、英国等国，1885年在伊藤博文组阁内任日本第一届文部大臣。1886年主持制定《学校令》，包括《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以及前述《师范学校令》。《学校令》打破以往教育法令统一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惯例，按照层次分别规定大学、中学以及小学的各相关事项，并将师范教育置于普通学制之外与之形成两条平行的轨道，表示出对师范教育的极大重视。

对于森有礼的教育思想，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国家主义思想是其核心概念。在森有礼看来，教育不是为国民，而是为国家，教育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因此说森有礼是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者。^[12]

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思想是基于对儒家批判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孔孟之道过于疏略，非现实、不实用，因而鼓吹“国家主义”，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国民是否拥有“忠君爱国”的“志气”，主张要培养这种所谓“国民的志气”，在全国普及这种“忠君爱国之意”^[13]。1886年颁布的《学校令》宣扬的就是这种国家主义思想。《学校令》颁布之后，规定各级各类学校课程的《小学学科及其程度》《中学学科及其程度》以及《师范学校学科及其程度》相继颁布。《小学学科及其程度》第2条规定小学课程为：“小学学科由修身、读书、作文、写字、算数、体操等”，修身被置于第一位；《中学学科及其程度》第2条规定中学课程包括“伦理、国语、汉文等”，修身改称伦理，仍被置于学科首位；《师范学校学科及其程度》第2条也规定“伦理”为师范学科首位课程，提示教师要教授“人伦道德”。此时的“修身”“伦理”是废除以往儒家思想的教育套路，将“伦理”区别于其他学科，并使其贯穿学校教育整体的新的道德教育。

具体到师范教育，森有礼更是重视教师素养，强调教师道德。《师范学校令》第1条指出，师范教育“要注重作为学生所应有的顺良、信爱、威重的气质”，强调师范生应具备“顺良、信爱、威重”这三重气质。所谓“顺良、信爱、威重”按照森有礼的解释就是，师范生要自觉“谋求自身利益只占十分之二三，而余下的十分之七八要作为国家强盛目的之手段”。也就是说，教师爱学生固然必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教授学生学会顺从上级，强调国家的权威和绝对。^[14]如此，“顺良、信爱、威重”代表着那个时代教师之德性，成为当时师范教育的重心。

以上三重气质教师形象的提出不是偶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森有礼个人的成长经历。明治维新前期，森有礼的家乡萨摩藩发生了对抗英国舰队的“萨英战争”（1863年）。当时，日本仍然实行锁国政策，军事、经济非常落后，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萨摩藩完全没有抗争能力，完败英国。16岁的森有礼目睹了这场战争，看到了日本的贫弱。两年后，森有礼被萨摩藩派往英国留学，留学期间，森有礼边学习边游历英、法、俄等国，参观各国的造船厂、兵器厂，目睹了西方各国经济、军事先进的种种景象，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因而回国后，他一心致力于日本近代教育。作为驻美公使期间，森有礼广泛与美国学界探讨教育对国家发展等问题，特别是作为公使出任英国期间，受德国俾斯麦强权国家主义思潮影响，在启动近代教育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达成共识，进而形成其国家主义教育观，力主学校是集结、选拔年轻人的机关，教育要为“富国强兵”做贡献。

森有礼认为“学问与教育要区别开来”，提出“日本教育之目的不是培养具有学术、技能的人，而在于造就日本人。因此，要放弃西方学校教育的规则，斟酌陆军士官学校的做法……其根本在于忠君爱国的精神”。这种“教育不与学问结合，而与军事不可分”的想法表明了其“教育是国家行为”的动机。^[15]为此，“《学校令》将学术研究与教育分开，帝国大学是学术研究机关，中小学是一般教育机关，是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的地方”^[16]。而培养臣民毫无疑问必须依靠师范教育。因此，师范教育采取寄宿制、兵营制，军队式的操练成为训练师范生“顺良、信爱、威重”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