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教育造就“忠孝型”教师
日本一方面通过普及教育，特别是推进实业技术教育推动其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对朝鲜等殖民地的掠夺发展资本主义产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经济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近代教育促进产业近代化后，日本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完成其自身的近代化，反而陷入军国主义泥潭。这是因为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传统的封建军国主义和皇道伦理思想始终将教育把控在了国家统制之下。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逐步形成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强调要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臣民。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获得了巨大利益，其侵略野心不断扩张，战争魔爪伸向了亚洲大陆。为了实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日本政府加大对国民的教化管制，加快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是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理论根源和法律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高调宣扬“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制”（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2条），这是对其天皇制国体的基本阐释。《教育敕语》则与之相应，明示要“扶翼皇运之无穷”，“继承皇祖之遗训”，培养臣民对天皇的忠诚，这是日本教育之根本。《教育敕语》作为明治时期日本教育的最高大典，明确了天皇制国家的基本精神和国民教育的中心课题，它“是近代日本教育的根本之道思想，是学校教学的最高典范……政府强令各学校通过对学生的修身教育，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思想，这种思想教育成为天皇制政治体制的精神支柱，在后来的法西斯专政时期，则成为法西斯统治的思想武器”[17]。“根据《教育敕语》进行的忠君爱国的国民教育，在明治、大正时期的振兴国运的过程中，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18]这种体制下的教育必然走向统治国民思想，培养恪守封建伦理的臣民的道路，师范教育也不例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劳工运动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对于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政府构成极大威胁。为了应对这种事态，日本政府成立内阁直属咨询机构——临时教育会议，针对国内的问题、特别是对国民的教育问题进行审议，以明确“国体之本意”。
临时教育会议成立于1917年，1919年解散。在短短两年内，会议相继发表了《关于为确保教育效果的建议》《关于振兴军式体操的建议》和《关于通俗教育》，针对社会教育做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对当时教育政策乃至师范教育具有极大的影响。
《关于为确保教育效果的建议》宣扬“要明确国体之本义并使之弘扬内外”，强调以天皇为中心强化家族国家制度。《关于振兴军式体操的建议》要求学校要开展军事训练，从德育、体育以及军事知识和技能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教练，以使学生养成作为士兵所应具备的能力和素养。[19]《关于通俗教育》提出要重视社会教育行政，在政府和地方自治体设置社会教育行政官，加强各团体与行政之间的联络和统一。[20]这些内容表明政府要依靠行政权力组织和统治当时社会上既存的各种活动团体，用以统一国民的意志，师范教育当然也未能幸免。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发生，受其影响，日本经济受到猛烈冲击，再加上自身农业大面积歉收，国民生活水深火热，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于是，文部省于同年8月发出《解救时难的途径》，拉开了为“唤起国民觉悟”的教化总动员运动。教化总动员运动奖励“振作国民精神”，宣扬“国体观念”，加强对各种社会教化团体统制和对国民思想的管制。随后1933年，发生了镇压宣扬自由主义的京都帝国大学“泷川事件”[21]，1935年，封杀了“天皇机关说”[22]。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日本天皇制法西斯化的急速进展。
为了否定“天皇机关说”，文部省于1935年4月发布训令《关于教师及学者要贯彻国体之本义的任务》，提出了“天皇主权说”中心的“国体之本义”的理念。1937年文部省编纂《国体之本义》，强调所谓“国体”即“敬奉万世一系的天皇皇祖之神圣且永远归顺其统治”，而国民作为“臣民”，“敬奉天皇、遵守皇道”是完全出于自然。《国体之本义》的出台制造了天皇核心的“国体论”思想。
1937年，为了配合全面侵略中国，日本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号召“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23]。1940年，内阁提出《建立以皇国为核心、日满支牢固结合为根基的大东亚秩序》的方针，解散了所有政治结社。文部省也于1941年编纂《臣民之路》，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思想，鼓吹通过日满支三国为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建立“国际新秩序”是日本的使命。
同年，日本政府颁布《国民学校令》，明确“战时体制下的教育”的目的在于“遵守皇国之道，实施初等教育，练就作为国民的基本素养”。同一时期，教育审议会也做出《关于兴亚教育事项》的报告，提出了“通过社会教育普及东亚知识，培养作为统治国民的见识和修养，养成海外进出的风气”的课题。由此，以“国体论”为中心、与“国防国家”和“大东亚共荣圈”三位一体的日本天皇制法西斯意识形态得到确立，[24]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轨道。
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思潮下的师范教育，其主导思想是“忠君爱国”，“臣民教育的承担者”是教师人格形成的重要内容。前述1943年修改公布的《师范教育令》明确规定师范学校的目的是“遵守皇国之道，练就能够成为国民学校的教员”；高等师范学校的目的在于“遵守皇国之道，练就能够成为中学及高等女子学校的教员”。在这里，“皇国之道”取代了明治以来的“顺良、信爱、威重”这一教师的专业性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被强加于国民身上，师范学校成为培养能够承传这种所谓“国家教育思想”接班人的最佳土壤。
如果说明治时期“顺良、信爱、威重”的教师道德有着为对抗西方列强，建立民族精神，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主义意涵在内的话，那么昭和时期的国家主义则是为其对外侵略扩张呐喊助阵的军国主义思潮，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师范教育军事化的管理和教化，极大地迎合了军国主义教育。因而，有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批判其二战前的师范教育是“军国主义化的一大动量”，“师范教育的军事化……成功地将学校教育整体引向了军国主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