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飞机
接下来的这一段不是给赫克托耳的。还有其他好几段。有那么几段。我不能把一切都对他说。人们不能把关于母亲的一切都对儿子说。很多。几乎一切。但不是一切。我写下它来，因为必须尽情地倾吐这整整一段受挫的爱。但随后，我会剪掉的。真相，是我怨恨她，他母亲，给我来了这一手。大使馆给我来电话：“得确认身份。”如此说来他们并不确信。当然有一本护照，但他们并不确信。我崩溃了，我恨死她了。与此同时我发誓。不再走出我如今的、私密的地域。不再返回那里，那另一边，欧洲之外，不再去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死去的地方。
我真恨死她了。简直是胡来。
他们要我解下皮带。我肚子很难受。我带着一种受罚者的屈从，照吩咐做了。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他，我儿子，我为他做出了这一很合乎我最近几年一切生活的、顺理成章的爆发。
我在机场，面对着安检门。像一个冷静的神被航空公司的两个职员夹在中间，他们脖子上挂着证件牌，制服很像警察。我看清了他们的名字。尼古拉和卡莉玛。卡莉玛很漂亮，目不转睛地瞧着我，当然不能把这一专注混同于一种色情趣味的表现，或者更简单地混同于对我个人尖刻的好奇。首先因为现在是早上七点钟，其次因为我被失眠挖得空空如也的头脑，神经疲竭，眼泪汪汪。卡莉玛注意到我有点儿问题。尼古拉却不，他太关注地瞧着卡莉玛。
“您不舒服吗，先生？”她说，带着一种塞纳-圣德尼省的生硬口音。她有一双浅栗色的美丽眼睛，但她的眼妆化得太浓了。她的嘴也同样，当她愿意时，那饱满的嘴唇应该能送出一丝美丽的微笑。不是那里。她不是在瞧着我，她是在查看我。我感觉到她的不安。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一切就在于一个词。我咽下一口唾液，她的目光变得锐利。几乎就是狠狠的一爪子。
“您愿意脱下您的鞋子吧。”
这应该是一个问题，但句子本身没有疑问的调子。卡莉玛不提问，她肯定，这就是人们教她做的。卡莉玛肯定，我是愿意脱下鞋子的。怒火在我心中升腾。我感觉它冲上了我的喉咙。我可以说这是一阵波浪，但来到我头脑中的形象不是这个。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愤怒的电休克。比例不当的反应，因为来到我脑子里的，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暴烈和侮辱，而是因为，这就是那一切的开端。
我恨死她了。
我得坐飞机去辨认她的尸体。他们发现了一本护照，但他们不敢肯定。在我左边五十厘米处，是我那环球漫游者的卡其布小旅行袋，被我从整整五年时间的沉睡中唤醒过来，眼下正像一只养在自动生产线上的鸡，滑行在橡胶的滚毯上。过一会儿，一场伽马射线之雨就将让它吐出它内囊中那凄惨的秘密：一张她的照片，我携带的仅有的两本书，《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还有把我跟你，我唯一真正的生活理由，联系在一起的电话。
我弯下腰，解开鞋带，把我的鞋子放到油腻腻的传送带上，让它们跟在我的旅游包后面走。我穿上了两只塑料鞋套，蓝色的，由一根橡皮筋卡紧了，其形状大致上相当于人类的脚。我在两种幻象之间犹豫：一种是走了形的脚，似乎因一种可怖的疾病导致了畸形，内部充满了积液、血液，某种血脓，实在有碍观瞻，必须隐藏起来。或者是蓝精灵的脚，那些戴着弗里吉亚软帽的蓝色小家伙，可是当时最有名的动画人物。但他们的脚是白颜色的，不是吗？好一个成年的遗忘症。我发誓，赫克托耳，要做出努力。要始终尝试着去理解你的文化参照物。永远都不要向你的世界关上我的门，即便你会嘲笑我。
卡莉玛示意我走向安装了电子板的安检门。命定的时刻。她咬着她那漂亮的嘴唇。我感觉铃声就要响起，这将加强卡莉玛的怀疑。对于她，我所代表的威胁全在于一个词。汗水顺着我的肩胛淌下。她的手死死地抓紧了她的对讲机。
我闭上眼睛，我穿过门。短短的十分之一秒，就像人们一口喝干一杯那样短，我度量我所离开的那一切，这个欧洲的美，我孩子的脸，还有那么像你母亲的这个里皮笔下的圣母[2]的脸，而就在半个月前，我还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一个宫殿中见过你母亲。我最近的展览。我最近的那次属于我正在离开的这一文明的艺术领域的展览。我无法抑制一种颤抖。还有那样一种幻象，一杯咖啡变形成了在我胃壁上跳跃不已的液体球。
我睁开眼睛，我到了另一侧，铃没有响，但它给卡莉玛的美丽目光装点了一种更大的焦虑不安。
是什么激励起人的一种本能？人们通过什么信号出卖了自己？
“请等一下，先生。”卡莉玛伸出手掌拦在她和我之间，像是一面盾牌。她拿目光寻找着某人，但没有找到。于是她朝坐在监视屏后面的那个男人做了个手势，监视屏中，那些箱子、旅游包、盒子全都变得透明赤裸，如同进入了一个机械物品的脱衣舞场。“热罗姆，请你过来一下吧。”说着，她神经质地把她那染成赤褐色的一绺头发捋到耳朵后。那个叫热罗姆的摁了一个摁钮，传送带停了下来。他走向我们。她朝他耳语了几句。他转身朝我走来，目光直扫我，就像在扫描旅行箱，并示意他的一个同事朝我走来。
“请张开手臂，先生。”
在卡莉玛忧虑的目光下，他摸了摸我的肋部，大腿内侧，腿肚子。在我跳得越来越剧烈的心脏上停了一会儿，重又开始，然后挺直身子，朝他的女同事否定地摇了摇头。他返回自己的岗位。传送带重新转动。
卡莉玛犹豫了。她瞧着她的电话。她的神经这会儿应该像竖琴的琴弦那样颤抖，在这颤抖下，炎热在她的体内传播，她表皮上的一个个毛孔应该全都扩张开了，我第一次能够闻到她的香水味，很浓郁。她很熟悉可疑乘客的行为举止，但她无法断然做出决定，一举出手。我很想对她说：“快去，快去，卡莉玛。你没有搞错。让我就这么溜走是很危险的。听从你的直觉吧。”
我希望她当即就抓住我，用铁铐铐住我的双手，或者紧紧抱住我，让我在她火烫的身体中动弹不得。我希望她把我扔给警犬，在鲁瓦西机场地下的秘密办公室里用高高的鞋跟抠出我的眼睛。一切都可以，就是别让我登上这架飞机。
那样，我就可以对我儿子说：我本来想去的，但我去不了。他们阻止了我。
我在那些金属靠椅中找了个位子坐下，就是机场中常见的覆盖有人造革面料的那种。在我对面，有一个家伙，一副永不过时的有效外表，戴一顶无边圆帽，留一把大胡子，上穿无袖的战袍，下穿一件夏瓦尔-卡梅兹[3]，奶油色的，收口在脚踝的上面，就像七世纪的先知穿的那样。必须像我们的先知那样什么都干。虽说他并不乘飞机，但我们就别纠缠不休了。
我想到了贝鲁特，而那段回忆，很快就沿着我的脊椎爬上来，让我很不舒服。
“请原谅我刚才的……”
原来是卡莉玛。她冲我微笑，这是我阴沉黯淡的心中一片光明的安慰。说它是微笑可能有些词不达意。还是说欢笑为好，因为它转达了心灵。
“原谅您什么呢？”
“您看起来神经那么紧张……我还以为……”
她的口音具有破碎物品的魅力。郊区口音中有着那种自巴黎不再大众化以来巴黎女人就不再有的浪荡语调，如今，巴黎的沥青马路上麇集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姑娘，穿轻便鞋，带丝丝穗穗的，满口既自烦而又烦人的腔调。
她迟疑着。“我们是有规定的，我给您找了一点麻烦。”
我接过话头说：“您没有找我的麻烦。您做的是您职责所在。”
她放松下来。当你的意识告诉你，你所做的并不太好时，职业论据还能宽慰人，那简直是太疯狂了。当它还不让你反抗时，那真的是太疯狂了……但是，这不是嘛，她就坐到了我身边，举止根本就不像一个安检人员。
这个也一样，我无法对你说的。她深吸一口气，缓缓地叹息一声。她的胸脯在白衬衣的纽扣底下鼓起。她戴了一个红白相间的提花格子布胸罩。一种六十年代的色彩让我一时间远离了鲁瓦西机场。一种温柔的精神淋浴以那些燧石般锐利的思想让我放松[4]。从大使馆的一次电话起，它们就剪断了我的脑子。我挪开目光，不再继续想象卡莉玛的肉体。太多的温柔恐怕会让我半途而返。幸亏你不会读到这个，赫克托耳。不然的话，你恐怕会起而反抗：“什么，你竟然拒绝前去辨认我母亲？”没错，不想去。正是为此，我掉转了目光。
她又叹了一口气。
“有什么不对劲吗？”
“我倒是真想抓住他一个。”她说。
“一个什么？”
“一个恐怖分子。我父亲就是被他们杀死的，在阿尔及利亚。”
她双手捂住了脸。
“我很遗憾。”我说。由于我寻求以某种更个人化的东西来延长话题，而且我们很显然将不会再见面了，我就补充了一句：“我儿子也差一点因为他们而失去了他的父亲。”
她松开了双手，死盯住我的脸。
“可是，您儿子的父亲，不就是……您吗？”
“是啊，是我呀。”
她朝我投来一道彻底不解的目光。为了不寻求破解，为了不更“找麻烦”，兴许同样也是为了不再想到死亡，她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把我一人甩在了人造革皮面的靠椅上。卡莉玛改口了。大胡子男人很不对劲地瞧她。我恨他。
同样我也恨你母亲，是她迫使我做得与我承诺的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