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过我生命的海啸
因为我并非总那样，我的儿子。我曾是游牧人，我认识世界，当我还是大学生时，我是为自己的异国情趣而四处旅行的鸽子，然后则为“企业”平淡无奇的需要，因为它好几年期间雇用我作为记者。遥远，很遥远，欧洲的边界。今天，如果说我决定不再动弹，那恰恰是因为我知道在这边界的后面都有什么，知道生命太过珍贵，太过短暂，无法去那里转上一圈。
两件事震撼了我。第一件是一次自然灾难。
你一定还没有听说过二〇〇四年的海啸。很久以来，这是大自然第一次以耸人听闻的方式特别想到了西方人。当然，他们早就见识过风暴，或者洪灾，但这一切很少杀人。对诞生于大自然的真正天启，他们早已失去了回忆。它们留给了遥远的人们，那些贫穷的人，有色人种，赤脚走路的人，而他们不愿意等同于那些人。当海啸袭击他们的同类，无情地毁坏那件被人称为休假的神圣的事情时，他们所有的确定性都灰飞烟灭了。海啸，迄今为止，人们只在绘画中见过，或者不如说只在葛饰北斋的木刻画中见过。带着白沫卷边的一片水浪拍打着一条小渔船，这画面极有诗意。
二〇〇四年的海啸则完全不同，它是真正的：对西方大众旅游的一次真正的水力打击。尤其因为它袭击了西方人当作天堂的中心地带，它才显得更有破坏力，更残酷，甚至更邪恶。普吉岛，那本是成片的棕榈树、晶莹的海水、按摩、忙乱而又不太贵的夜生活。鲜美的海虾面。鲜美的有面浸润其中的海虾。请原谅这一平庸，但是很遗憾，它在此自有其地位。
杀人的海浪于国际标准时零点五十八分袭来，造成好几万人死亡，另有好几万人失踪。一旦这些数字公布于世，“企业”就为我在第一趟航班中预订了一个座位。我一下飞机就置身于一队队身穿带荧光标志的制服的救援者中间，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为当地人民提供有力的支援，而当地的人数则因尸体的堆积，以及救援队伍的聚集而激增。因不再有父母的消息而痛苦得发狂的孩子，因不再有孩子的消息而焦虑万分的父母。一个处于惊魂状态的城市，以一种鼠疫传染的速度在街道上蔓延的一种焦虑。普吉市的市政厅变成了恐怖的大本营。泰国人以其精湛的组织意识，按照失踪者的国籍，把大楼划分成一个个小部分。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相应的小小救援办公室，有它那个大使馆的人员介入，但他们越来越无力安慰受难者家属，越来越无力控制他们自己面对被期待和眼泪所扭曲的脸孔激起的恐慌。最可怕的，是那些图板。白色的大木板上贴满了已找到尸体的死难者肖像。几百张遗体的脸，自动照相机照片那样的大小，等着人们前来认领时给出姓名，即他们生前所拥有的姓名。
这还仅仅只是恶心的门厅。“企业”希望我前往呵叻。一个本来散发出历险与杧果树气味的地名，但从此却与残酷紧密相连。在呵叻，耸立着一个梦幻酒店。在呵叻，海浪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暴力席卷而过。我跟两个德国记者以及我的摄影师共享我的汽车。随着我们一路推进，景色也在渐次变化。我感觉像是来到了战区。一艘船被抛上了一棵大树的树梢，一栋房子翻倒过来立在了它的屋顶上。地面如同覆盖了一层面包屑，树木像是在撞击下碎成了片断？气味也一样，它也变了。原本三轮摩托排放的烟雾，也换成了一种皮肉烧焦和腐烂的难闻气味。
汽车停在了旅馆的门口。我们一言不发地穿越了栅栏，因眼前的一切而屏气敛息。带有佛庙屋顶的主楼依然完好无损，但周围的一切则遭受了严重的冲击。景色似乎玻璃化了。一个大楼梯引向主楼。一旦来到高处，灾难景象立即就一览无遗地扑面而来。
我们俯瞰着一个宽阔的游泳池，它的四周围绕着一些漂亮的四层小楼，一座接一座地紧挨着，形成一个U字形。池中无水，瓷砖上满是污泥，堆积着各种材料。至于小楼，它们给了整体一座幽灵城市的感觉，因为四下里没有丝毫响动，除了在破败的窗口随风飘舞的窗帘。
我丢下我的同伴，钻进了小楼。底下的两层楼，是一派末世启示录的景象。破碎的家具，满墙的淤泥，粉碎的绘画，令人无法忍受的潮湿味。但是从第三层起，就没了袭击的丝毫痕迹。我推开一道门，进入到一个完好无损的房间。双重的完好无损。还从来没有人入住过。旅馆的材料还放在依然散发着蜡香的书桌上。在特大号的大床上，摆放着一顶木槿冠，表示欢迎的符号。我坐到床上，想喘上一口气，这时候却听到了抽泣声。它来自隔壁房间。我敲了敲门，哭声停止了，我轻轻推开房门。房内，一个男人跪在地上，身边站着一个至多不过三岁的孩子，瞧着我。跟刚才那个房间不同，这一间有人住过。男人面前的行李箱打开着。我问他我是不是能为他做点什么。
他惊跳一下，转过身来，满脸泪水。
“您是救援者吗？”他问。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耻于对他承认自己是“记者”。
他把我的沉默看成一种认可。
“我在找我的妻子，”他说，稍稍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他母亲。”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夏裙的年轻女子，金发，皮肤晒成古铜色，头上插了一朵花。
“当时我们才刚刚到。我们正在吃早餐……”
她当时出去拍一张照片。男人留在餐厅里，跟小男孩在一起，当海浪袭来时，餐厅的墙壁给他留有相当的缓冲，使他还来得及把孩子抱起来，并爬上一棵棕榈树。可笑和悲剧的联姻。
他继续在面前打开的行李箱中翻找。
“您在找什么？”
“她的梳子。”
我把他看成一个疯子。面对着我的茫然，他喃喃道：“您不是救援者……”
我根本就没打算对他撒谎。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没有胡乱反应。
“是为了做DNA鉴定。头发或指甲屑都可以的。用来确认尸体。它们的形状简直惨不忍睹。”
小男孩睁着大眼睛死盯着我。我感觉喉咙口一阵恶心。这一正在战栗的生命，远比尸体更能震撼人。
“假如您用得着我的话。”我说。
我把名片递给他。他温和地接过，带着某种关注瞧了瞧，对我说：
“不了，谢谢您。”
我关上了门。
我在海滩附近找到了我那两位同行，就在一个陷坑的边上，十好几个救生员正在那里忙活。一个水泵在运转，从洞里抽出一股发臭的水，形成一条栗色的溪流，流向大海。炎热越发升腾在空气中，汗水在头盔底下流淌不止，攻打着脸颊。离那些男人十米远处，薄薄一层金沙的流苏之外，就是威武的碧蓝大海，平静的海面让这情景更显反常，让世界的进程更显倒错。
我的摄影师对我解释说，海浪在接连拍打旅馆的房客后又突然倒流，反方向地卷走了住宿者，并把房客中的某些人卡死在了旅馆的排水管道和通风口中。现在，他们试图通过阀门来捞回尸体。
一阵喧哗，泰语的，在救生员中传出。
我看到一条胳膊出来了，接着是身体的其余部分。一个巨硕的尸体，一个肿胀的尸体，一个黑中透绿的尸体。摄影师开始了连拍。泰国救生员拽出了一具尸体，放在石板地上。我死死地盯着它瞧，一辈子都将忘不了这一形象。一具人类尸体的形象，被水泡得肥肥的，肌肤肿肿的，把一件至今尚能分辨出魔幻般图案的泳衣胀得鼓鼓的。那一张脸似乎被大铁锤打了好几百下。
生平第一次，我知道了死亡是什么味。它又是什么模样。
这具尸体可能会是一个朋友的，一个亲属的，是你母亲的，或你自己的尸体。但它不是，这反倒让我以一种绝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我把目光从这可怖的形象上挪开，转向大海，大海平静得威严无比，如明信片一般。
我转身折回，返回楼群的出口。我沿着那些小楼走，它们破碎的窗户总是任凭帘布在热风中飘荡。
在残破不堪的前台，我发现了一个绿色的文件夹，沾满了污泥。那里面有雇员们的照片。一个幽灵旅馆的雇员。
一个声响传来，像是有一个脑袋在有节奏地磕着卵石，让我回过头来。就是寻找妻子头发的那个男人，正走在我身后三十米处。他一只手拉着孩子，另一只手拉着行李箱，让它在身后的石子地上滑行。
返回普吉的一路上，有几十具发绿的尸体像是熟睡在了写有“尽享可口可乐”字样的帐篷底下。每一次受到救援者的接待，我都不得不解释我自己似乎颇有些暧昧的身份。我青春阳光的外表兴许总让人把我看成前来寻找失踪亲人的一个儿子，或一个兄弟。心理学家提议给我一些精神帮助。“谢谢，”我回答道，“我是记者。”有些人就扭头，像是有些恶心，另一些人则相反，想说话。甚至某些心理学家。
晚上，在海滩上，在高大的棕榈树绿荫下，我遇到了一些俄罗斯姑娘，正把自己的胸脯供给阳光抚摩。他们的男人用木头拍子打着网球。他们正在度假，没有任何东西能遮蔽这一阳光灿烂的美景。“即便死亡？”我问道，眼睛死盯着其中一个姑娘皮肤上文着的一些触手——长了那些触手的神奇章鱼则隐藏在了她游泳小裤头的深处。
“我们，我们还活着。”那姑娘回答我，而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夜幕降临，空气中混杂了花的清香和汽车废气。行贩兜售着DVD光盘，光盘上刻录了从业余摄影者那里复制来的海啸的最佳片段。我给“企业”买了一份。对于我，这是工作文献，但对于泰国的小街，这已经是一段往事。人们正忙碌着准备过新年。柏油路上机动自行车的噼里啪啦声，棚铺屋檐上挂起来的一长串彩色纸条，石板上写着“新年快乐”的菜谱。在一个小饭铺，我要了一瓶虎牌啤酒和一份金边粉，心里很清楚，米粉里的一些虾曾经啃吃过被海啸杀死的牺牲者的尸身。这会是我的一份痛苦。我唯一的部分。那天晚上，正是它给了我欲哭无泪的感觉。
我完成了我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