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娜·德纳芙，真主党和我
第二个让我大受震撼的事件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我当时在黎巴嫩，在贝鲁特。雪松的国度，灰烬的国度[38]。我很了解这个国家，我也喜爱它。从十五年的战争中走出来，却总是悬于战火的边缘，且随时有可能重落其中，它让我心有戚戚。我喜爱那里的神圣的卡迪沙谷，作家哈利勒·纪伯伦的家，是我的朋友萨米尔带我去的，我还喜爱巴勒贝克的朱庇特神庙，阿克法的源泉，阿多尼斯神就是在那里被一头野猪杀死的，而且，有一点很显然，为什么要隐瞒它呢，我喜爱那里的夜生活。众多的夜总会中有一家是我的最爱：它叫作B-018。它位于原先的一个巴勒斯坦营地上，在一个无情的战争之夜，营地被基督教民兵组织摧毁。作为那些悲剧情景的见证，建筑师把这个俱乐部造成了一种陵墓的形状：它位于地下，顾客上门得先下到大地的深处。其内部，地底下十米处，昏黑一团，除了巨大酒吧中那些酒瓶的反光，以及一朵玫瑰的红色，每一张桌子上都只有唯一的一朵，挺立在桌子上，在金属材料的单支花花瓶中，旁侧则伴有一位著名死者的照片。桌子和扶手椅全都是纪念碑的形状。但是碑文，每天晚上都重复，预示着生命将战胜死亡。每当欢庆者兴至浓处，漂亮的姑娘们便踏着高跟鞋，在坟墓上翩翩起舞，用她们扭动的胯部驱赶走战争与哀伤的回忆。俱乐部的屋顶缓缓掀开，满天的星斗撒向所有这些夜猫子，他们齐声欢呼，而音乐也传到室外，如同一种香水尽情地释放……
我爱贝鲁特，每年我都会因不同的原因返回那里：一个节日要报道，一个往日的战争统帅要采访，这是我一年一度的东方之吻。那一回，很不一样。我来介绍一部小说。还为了一部有卡特琳娜·德纳芙参拍的电影。影片片名为《我要看》。这是一段二〇〇六年夏天的炸弹袭击后黎巴嫩的幻觉之旅，拍摄得介乎于苛求艺术的完美性和令人震撼的纪实性之间。德纳芙在影片中扮演她自己：一个电影明星偶像，应邀去一个受到爆炸威胁的国家，参加一个慈善晚会，她声称：“我要看。”她上了一个黎巴嫩漂亮小伙子的汽车，跟他一起驶上了坑坑洼洼的道路，四周则是废墟一片的村庄，他们一路向南，直到以色列的边境，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白色坦克。禁区的路。于是联黎部队的权威人士有些害怕，打电话给铁丝网另一边的以色列部队：“你们总不至于要朝卡特琳娜·德纳芙开枪吧！”电影没有脚本，是彻底的即兴表演；对这两位导演，丈夫和妻子来说，关键是要捕捉住在那个黎巴嫩男人和那个法国女人之间意想不到的一切。默默无闻者与偶像明星，战争与和平。而这个女人，时刻准备飞走，根本不在乎人们把她当作一只和平鸽。
放映是在晚上。白天过得很顺当。晴天朗日。根本没有我之前的旅行中所经历的那种紧张，记得以前那一次，真主党在政府宫殿前安营扎寨，带着投影机和扬声器，大声地喷吐出牺牲者赞歌，歌的最后一句是真主至大[39]。
而这一次，一切显得很平静。我前往达西耶赫，贝鲁特南郊的什叶派穆斯林街区。给我开车的司机很有趣味，女歌手菲露兹[40]的美妙嗓音荡漾在汽车里。我想去看看以色列歼击机的精确打击所造成的城里的那些窟窿洞。我有一架小小的摄像机。给名牌内衣“直觉”做广告的平板让位给了牺牲者的巨幅肖像。大街上到处飘扬着绿色或黄色的旗帜，上面印制有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很有风格地书写出了真主党的名称：Hezbollah。以色列的袭击是非常得法的：两座楼房之间，突然就是一个缺口。楼房被人从地图上划掉了。我用我的小机器拍摄。我听见了电视机的声音，孩子的喊叫，一个宣礼员的召唤。
我们在一条商业街的红绿灯前停车，两辆摩托车过来挡住了我们的路。开摩托车的人没有戴头盔，下车后径直走向我们的汽车，掏出本来插在牛仔裤皮带中的手枪，瞄准了我们。他们命令我们下车。司机吓坏了。我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把我们一直带到一条死胡同。“他们”，一个是留了小胡子的高个子，一头褐色的鬈发，一个是秃顶，相当的胖。在一家烤肉铺后面，一架黄颜色的电话焊在墙上。他们要求我把摄影机、护照、太阳镜，还有电话都交给他们。那个电话响了，他们把话筒递给我。“塞萨尔rrrrr先生，”那个声音用英语说，满口卷舌地发出“r”的音，“你必须rrrr 跟我们走rrrr。”我说不行，朋友们正在等我。我并不怎么害怕。那家伙说：“别废话，不然，你就走rrrr不了啦。”但是，这样的威胁，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会走掉的。那个时期，我相信我的星座。他们把我送回车内，让我坐在所谓死亡之位的副驾驶座上，司机坐到方向盘前。开摩托车的那两个家伙坐在了后排座上，手枪放在大腿上。
司机按照他们阿拉伯语的指令开着车。
有一刻，得进一个隧道。黑洞洞的，我什么都看不见，除了操纵盘上的二极管。司机的须后水汽味越发浓烈了，因为恐惧，毛孔应该张得很大。汽车开出了黑暗。我们来到了一个机库底下。汽车不动了。他们让我们下车。车门咔嚓一响，声音格外脆。机库底下很热，我开始怀疑起来。一道金属楼梯通向一个Algeco[41]的棚屋，类似工地的棚屋。司机走在我前面，由那个瘦高个引领着。他消失在了一个房间里，房门关上了。第三个男人出现了，让我把手表给他，我都记不得他的外表了。我照此办理。他示意我转过身去，他打开一道门，让我进去。人们在我身后锁上了门，我有些烦恼。我没有惊慌，但我有些烦恼，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不慌不忙地观察起我被关禁的房间来，我发现我有麻烦了。唯一的窗户上安了栅栏，而在另一边，一块玻璃被一张发黄的塑料纸糊上了，让我什么都看不到。地面上，绿色的机割地毯发出潮湿的臭味。面前，有一张带三聚氰胺树脂板的书桌，一把椅子，书桌上，一个镀金的绿色底板的框框中，放着一本选章版的《古兰经》。我的心撞击得更剧烈了。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没有人能知道。
门开了。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很摩登的模样，穿一件带拉链的背心。他让我坐到房间里的另一把椅子上，面对着他。然后他用完美的英语对我宣布说：
“您现在落到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真主党的手中。您为什么要来贝鲁特？”
看来苗头并不太好：我觉得我不应该回答那家伙：“卡特琳娜·德纳芙。”于是我说到我的书。他问我道：“什么书？”——“我的书，我最近出版的小说。”这没有让他吃惊。他很专业，在一张纸上记着笔记，不过我看不见，因为书桌上覆盖了一块木板。
“怎么回事？”——“这真的并不重要。”我反驳道。——“不，这非常重要。”于是我努力地讲述这本书中发生在缅甸的故事情节。又一次，他并不显得吃惊。他做了一些笔记，然后，一边盯着我，一边问我：“您为什么要拍摄？”我并没有局促不安：“为了我，为了我的朋友，为了给他们显示贝鲁特，那些小混混。”——“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看。”他站了起来，走出了房间。我让他别把门锁上。他断然拒绝。连续两下的咔嚓声让我难受。我等待着似乎很长时间来注定会发生到我头上的事。我又热又渴，但我坚持着，确信我的权利。门终于打开了，我的审问人又回来了：“请您跟随我们来……”他让我走出房间，穿过狭窄的走廊，我又看到了那条金属楼梯，它通向汽车停泊的机库。我将返回大街，我的旅馆，一切都将很好。
但事情并非早先预料的那样。来了另一个家伙。四十来岁，不太随和的样子。腰带上插着手枪。手里拿着汽车钥匙。他要求我坐到汽车里头去。我问道：“我们去哪里？司机呢，他在哪里？”——“请您按照我们对您说的那样去做。”——“不可能，我得知道他在哪里。”——“他稍晚一会儿就会来的。请您按照我们对您说的那样去做。”我感到腿脚一阵阵疼痛。焦虑总是使我那样。那家伙的面容很坚毅。我们无法商量。我上车坐在了司机旁边。他把他的手枪放在了仪表台上。汽车冲了出去。“我们去哪里？”他不回答。我们就那样一路开着，开着。穿过了一条条彼此都很相像的街道，同样脏兮兮的楼房，矗立着锅盖天线，同样的牺牲者肖像。一架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我们离开了人口稠密的闹市区。远处，我认出了贝鲁特机场，它位于城市南面。因此，我们是在向着更南的方向行驶。他们并没有蒙住我的眼睛，这反而让我更担忧。我想到了一片空地，一个洞。
另一个人口集中区。一个停车场。一家餐馆的停车场。汽车停下。开车的对我说：“您下车，然后朝这个方向走。”他弯腰打开了车门。伸开手臂指给我看，二十米远的门口，有另一个男人，拿着一个摄像机。他在拍我。我的肠胃收紧了。“他为什么拍我？”——“往前走。”开车的那家伙只满足于这样回答我。我下了车。我的腿在颤抖。那家伙在拍我，其脚本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他们将要求一笔赎金。我将为他们的抵抗活动提供一个银行账户。我想到了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却没想到你，赫克托耳，你都还没有出世呢。我将结束在晚八点的新闻节目中[42]，周围是两个挎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战士，风帽上扎着一块绿布条，布条上写有阿拉伯语的口号。悲怆的仪式。冷酷无情。我想在视频中显得有模有样些。我走向摄像机。如我说过的那样，这是一个餐馆的停车场。有一些男人在抽水烟，还有一些只露出眼睛的女人。她们被黑色的面纱遮住了脸，以什叶派的模式。拍录像的那家伙示意我走进餐馆。来了另一些人，把我带向大厅尽头的一个房间，进去后房门在我背后关上。我面对着两个男子，又一次，两个年轻男子，离伊斯兰教徒的刻板形象有十万八千里之远。胡子才刚刚长出，像我一样，至多才长了三天……一个家伙凝视着他的录像机，另一个用法语问我想喝点什么。我回答说我什么都不想要。他并没有转向别的话题，而是用一种很平和的口吻坚持道：“这不好，您所做的：我们在亲切地向你建议……”——“那么，就要一杯可口可乐……”他摇了摇头，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无论它有多么惊人，但决定还是由他宣布了：“不，你将要一份水果鸡尾酒。”他用阿拉伯语对在我背后的一个人说了几句。在他们后边，一个胶木的电话机响了。那个不在拍录像的人摘下听筒接电话。每隔三分钟，这一机械情景就重复一次。我知道，在贝鲁特，真主党拥有它自己的电话网，由它来使用和控制。我的水果鸡尾酒到了。我又一次发誓，我写的是真相：一个巨大的杯子，盛满了一种玫瑰橙红色的液体，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上面还覆盖了尚蒂伊生奶油，最上头是一颗草莓。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在干什么，还会发生什么事。摄影机的红眼在继续拍摄。
整个期间，那两个民兵的行为始终很规矩。令人厌烦地职业化，重复着同样的问题。我来贝鲁特做什么？我刚才说的那本书是一本什么书？我为什么要来贝鲁特谈到它？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我的利益何在？我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重复着我的回答：我没有任何具体的好处，除了交流的愉悦。对贝鲁特，对黎巴嫩的爱……我还祈求，别让他们找到我以前作的采访，采访某个基督教徒前将军，或者采访此后在黎巴嫩被杀死在他自己汽车里的记者。最后，他们还问到我在巴以武装冲突中到底是什么立场，我对伊朗、对美国、对其他等等是什么看法……胶木电话机一直在响，一直在响。
然后，最终，摄影机的红眼不再闪烁。两个男人站了起来。又来了第三个，递给他们一个牛皮纸信封。我的审问者把信封中的内容倒在桌子上，就在我那杯特大号的水果鸡尾酒旁边，鸡尾酒我已经都咽下了肚子，连同尚蒂伊生奶油……我看到了我的墨镜，我的手表，我的护照，我的电话，但没有了芯片。“留着摄像机吧。”我说，洋洋得意地戴上了雷朋眼镜。他们祝我在贝鲁特过得愉快。我在门外见到了我的司机。他蜷缩成一团，靠在车门上，一手抚着胸口，艰难地喘着气。他的脸都绿了。当他拿钥匙打火时，我被一种愤怒的疑心攫住。我怕会有一记爆炸，但什么都没发生。
整个行驶过程中，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夜幕降临。“哈里里陵墓”，带着它那蓝色的穹顶，以及它那似乎准备好要冲向星空的尖顶，很像是《天方夜谭》或《睡美人》中的城堡。他把我送到旅馆，我在旅馆的酒吧给自己点了一杯威士忌。
我还活着，但我明白，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局势还在加剧紧张。我的运气真还不错。我大吸一口氧气。压在我心头的唯一东西，是他们拍下的我的镜头。我感觉自己被偷了，被彻底地击中。这是一个细节，但它让我恶心，他们保留了一道痕迹。我打电话给萨米尔，他对我解释说，他们一开始确实把我当成一个以色列间谍了，他们得寻求证实。“一个以色列间谍为什么会在达西耶赫转悠？要知道，他们是用无人飞机来打击的？”——“无人飞机也需要地面上的一种侦察。他们认为，这就是你带着摄像机前来转悠的原因。”
复杂的东方变成了象形文字。是返回欧洲的时间了。
亚洲之后，是中东。我的范围在缩小。
*
我睁开了眼睛。抓着青蛙的孩子始终站在那里，在有机玻璃的笼子里显示着他月亮般洁白的大理石屁股。我问保安人员：
“你们什么时候解放他？”
“明天早上。”
我重又喘了一口气，傻乎乎地得到了安慰：这野孩子很快就将期满退役。奇怪的是，艺术品对我会那么地显得珍贵、活生生。艺术会让我那么轻松地摆脱重量，照亮我的阴暗想法。假如有一天你难受了，你就尝试着进博物馆去。你兴许也会跟我一样。立即，会有一种熟悉感。绘画，雕塑，它们向你的心，向你的灵魂诉说。一个女神，一片金雨，一个赞美丰产的异教的神。《圣经》中乳房洁白的姑娘，黄金背景中的圣母，通向天空的梯子，攀登栅栏的天使，一道光芒，高高在上，一些鱼，一些洗浴者，一些冠冕。美。
你更能明白我为什么承诺不离开欧洲，我为什么严禁自己穿越任何一道机场的安检门，不愿离开目前尚且还是地球的台风眼、世界上最后的自由地带之一，而走向别的地方？你更能明白我为什么会在那里，正在诅咒你母亲强迫我中断我的承诺？假如我发生了一点什么，就会置你于危险中，不是吗？
我知道你会回答我什么：剥夺自己新的天堂实在有些滑稽可笑。灾难毕竟很少发生，非得有一连串的机缘巧合，而无论如何，这一类灾难也会发生在欧洲。
你还会补充说，对那些地区堪与欧洲之美景媲美的美视若无睹，实在是太愚蠢了。
没错。我知道，很少有什么能比得上缅甸若开邦的偏僻小镇谬杭上空被太阳光穿透的精彩的薄雾，或者钦族姑娘脸上文刺上的精美的蜘蛛网般的图案。
我还可以对你倾诉，跃入到阿布-苏鲁夫温泉中实在是一种享福，是最有滋味的一种沐浴，它就在锡瓦绿洲的心脏，在利比亚的边境，亚历山大大帝当年就是在这里，通过宙斯-阿蒙的祭司的神谕，被上天指定来统治埃及的。
但是我还会补充说，我的天使，要经历这一切，你就得坐好几个小时的飞机，就会有同样的机会经历空难。
要经历这一切，你就得坐公共汽车，而开车的司机嘴巴被蒌叶涂红，眼睛被毒品烧红。
要经历这一切，你就将忍受无比丑陋的表演，被太阳晒焦了的同样单调的红土路，一些小得只有十间白铁皮房顶土砖屋的村庄，贫穷的村民蹲守于苦难中，孩子们嘴上满是苍蝇，在垃圾堆中游荡，玩着工业废料，轮胎片，要不就是战争的残留物。你将到处都遇到野狗。骨瘦如柴的，脱毛癞皮的，跛脚瘸腿的，凶残贪婪的，千奇百怪。
而假如你跟我一样，不再相信美学家的陈词滥调，不再认为最美的东西会从垃圾中涌现，那么，你就将因这些景象而痛苦。
我走回了旅馆。我需要在她那里找到一个锚点。在让她就那么走掉之前我得好好地劝导劝导她，因为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好好谈一谈了，而很久以来我们早就该谈一谈了。
我把钥匙插进锁眼，我轻轻地推开房门，期待着在柔滑宽松的被单中看到她赤裸的褐色肉体，像往常那样向左侧卧着。
我的手摸索了一阵。什么都没有。我打开灯。床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