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
我住在一个舒适却又乱哄哄的公寓中。从两层楼上进去，来到一个内院的尽头，等爬上五层楼后，就能俯瞰一片绿色的海洋。巴黎城中心的一个树林，人们叫它灌木丛。这树林，十九世纪末曾庇护过居住了不少艺术家的棚屋，今天却只剩下几个无法进入的小岛，其中包括在我窗口底下的那一个。我很喜欢这样的想法，在巴黎城里当一个游击战士，并在那里接待一个女游击战士。带着她的七十三双鞋子、靴子、便鞋、舞鞋、半筒靴和高跟鞋。
两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整整两年一尘不染的幸福。我们周游欧洲，我继续把握它的文化脉搏。我聆听到的大动脉分别叫作伦敦、佛罗伦萨、马德里、柏林、雅典。鲜血还在流动，暗黑而又浓稠，我心里说：“直到现在，一切都好。”在跃入深渊之前，我们还剩下这个：某种照耀。
经济上，我们倒下了。政治上，我们在最底层，被死死地夹在一个无比强大的美国和一个有专制梦想的俄罗斯之间，美国通过选举一个务实的非洲后裔花花公子，给我们来了狠狠的过时一击，而俄罗斯的新沙皇则通过发射导弹来猎熊，骑上马，声称他将“一直要到茅坑尽头”去寻找他的敌人。
至于那些被人谦虚地形容为“新兴”的国家，它们不仅很久以来就已经兴起，而且早已经把我们打发回了老家。它们才是老板。当我这么说时，牙齿已经咬得咯咯响了，但我毕竟还是说了：“我清楚地看到我儿子的未来，假如有一天我会有儿子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富裕的中国家庭或印度家庭的管家，但依然品味法国式的生活艺术。”在这个未来的、兴许还是不久降临的世界中，或许将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命运，恰好跟那些大批逃离欧洲海岸而撞大运地登船航行的不幸者的命运形成对照。这些反尤利西斯烧了他们褐色、红色或酒红色的护照，将顶着地中海的风浪，试图抵达北非海岸，然后再冲在沙漠火炉中，奔向黄金国卡塔尔……是的，很令人羡慕……而谁知道，赫克托耳，生活中充满了男主人与女奴之间的爱情故事，兴许，你将在一个上海贵妇人的怀中找到幸福，对她来说，你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异国水果，而且还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承诺？或者，是在孟买的一个很有家教的遗产女继承人的怀中，她还想东山再起，在季风的夜晚，当雨滴最终落下，人们终于敢大口呼吸时，她恳求你为她阅读《悲惨世界》……
因为在文化层面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死去。我们总是有时代相伴，至少我们曾有过，已经流逝的一个个世纪生产出了众多的杰作，世界似乎还在继续让我们羡慕它们，从莫奈的《睡莲》一直到我们那著名的月牙面包。世界的新主人们，巴西人、中国人或哈萨克人，挤在我们的咖啡馆里，一边品尝它们，一边瞧着巴黎女人从露天桌台前走过，一段时间里还依然坚信——要说嘛，传说的力量是很顽强的——她们是最妖魅迷人，最性感动人，最细腻可人的造物……
当然，这将不会持续太久，即便大多数欧洲人都跟十五世纪时的拜占庭人那样推理，要知道，当年，甚至当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已经攻破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时，他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天使的性别。什么都不会发生在他们头上的，因为他们是高等人。他们心里这样想……
欧洲变成了一个大博物馆，一个旧时代的天文馆，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临时展览会。巴黎就是它的肚脐，这个没有塔楼的城市。但我们知道，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在我“企业”的岗位上，在我办公室的玻璃板壁后，我像指挥官一样，十分冷静地观察着灾难的临近。
我所喜爱的世界经历着它最后的时刻。
当时，一件艺术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是那么的雄辩，搞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想象一下，你甚至还见到过它，我带你去看了它。你当时才一个月大，兴许两个月。它在美术学院的小教堂中展出，就是你母亲上学的地方。那是一位叫黄永砯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1]。你当时还那么小，根本回想不起来：稍稍再长大些，你就会欣赏了，你会看到一些实物大小的绒毛玩具动物。而我，它把我吓坏了。它巨大无比。这是一个大方舟。一个挪亚方舟。十五多米长，船上有几十个动物标本：一条盘绕在桅杆上的蛇；一些一动不动的猴子戏弄着瞭望台上成双成对地飞翔的鹦鹉、斑鸫、红喉雀。甲板上则是一对对其他动物，老虎、大象、羚羊，等待着出发。但方舟注定要灭亡。它散发出死亡的臭气。雷电劈倒了主桅杆，走近去看，人们能看到，在此寻求庇护的大多数动物已经被这天降之火烧坏了。羽毛成了棕红色，皮毛也损坏了，露出了金属的骨架，勉强支撑着造物们的站立。炎热让它们的身影凝固为可怖的姿势。碳化的北极熊盲目地伸出残肢。用来做它们眼睛的玻璃球在火的打击下爆炸了。在美术学院小教堂的夜晚中，它们张开了颌骨破碎的狰狞嘴脸，亮出了焦头烂额的表皮，仿佛是从一个由精神变态的神所创建的动物世界中出来的。为完成他噩梦般的巨幅作品，这位中国艺术家买下了著名的动物标本制作者戴罗勒的商行中的库存品，那些曾让超现实主义者们以及巴黎的一代代孩子叹为观止的动物标本，被一场火灾洗劫得面目全非。那些还没被完全烧毁的野兽就这样上了船。
一个中国人，一个新世界的艺术家，选择了欧洲，选择了这一欧洲的心脏——巴黎，来发出这样一个信息：灾难临近了，无路可退。女士们，先生们，好好地选择你们经历最后时刻的方式吧。
我选择好了。我要留在那里，不再动身。好好地躲在这一由欧洲生活所构成的大博物馆藏品丰富的大厅中。在这往昔时代的珠宝匣中，这里，到处，在这些官方机构、部委、大学的墙上，还有天花板上，在这些公共花园中，人们看到一座座塑像，一个个赤裸的、神话的、永恒的躯体，它们似乎还能保护我们。一些塑像，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的，本应该被禁被弃，因为永远地伤害了人类的羞耻心。这一塑像群体，在我曾漫步的所有城市中，让我心中充满了快乐、自豪，照亮了我的心灵，平息了我的惧怕。我觉得，凝固于完美的纹丝不动中，链接了我们的过去的这些脸，比活人的脸还更懂得我生存于世的幸福和愉悦，也更懂得我心中的慌乱，因为我意识到，我醉心于其中的这一世界正在走向终结。
这最后的时刻，我想跟帕兹一起来经历。当我跟她在一起时，这世界似乎就不再会终结。她是活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拥有千千万万的计划。
当时，她处于彻底的能量爆发中。她更换了画廊主，还有相机。从此在家里工作。一个偌大的手风琴样的东西，支在一条腿上，顶头上有一只眼睛。确实，如同人们想象的，一个摄影师。那是什么？我对技术一窍不通。我似乎觉得，这是一个8×10英寸的Deardorff相机。镜头呢？360毫米的Apo Symmar，我想。但她也不是固定不变。直率地说，我并不在乎。不属于我的范畴。相反，我所记住的，是它很重，她需要一个人帮她运输并安置器材。一个助手，甚至两个。她的新画廊主策展人塔里克，曾策划展览过超级大腕摄影师的作品，如扬·索戴克、彼得·比尔德、马丁·帕尔，以及日本捆绑摄影师荒木经惟[2]。帕兹的入轨迫在眉睫。她的夏季微型悲剧赢得了一种越来越巨大的成功。甚至在我们报纸的范围内都能衡量得到。有多少次，在被人称作都市晚宴的那些职业健康评估场合中，我都在场扮演了这一成功的见证者角色？在邀请我们的主人家中，在接待我们的那些沙龙中，人们越来越经常地会看到一部帕兹的作品。而在他们的藏书中，人们也同样能看到我的一部小说，但这是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同样明显的。同样不可逃避的。她目光的印象。在帕兹身边，我变成了一个侏儒。
我喜爱这一角色：她行动，我旁观，我使她不朽，我见证她的升腾。我悄悄地融入她的节奏。一种感觉，一种取景，一记咔嚓响。
为什么她非得昏了头？她非得把这个小家伙留在我的怀中，我那么喜爱的小家伙，让我一听到他的要求就用我的心血来喂他，但他同样也需要他的母亲呢，我担心。我将结束这个故事吗？
她陪同我的每一次远行。奥斯陆有一场朗诵会，里斯本有一个展览，米兰有一场走台秀，在阿姆斯特丹有国家博物馆的重新开放。她跟随我。但到后来反倒是我在跟随她，因为对于我，一切均诞生于海滩，诞生于她对海滩的渴望。
在索伦托，美人鱼们总是有一个崇拜的地点，她在俯瞰祖母绿大海边一排排柠檬色折叠式躺椅时，发现了她所喜欢的色彩游戏。在普利亚，通过获取尖利的白色岩石与千百个孩子——他们像是一颗颗肌肤的榴弹，在大海中嬉闹跳跃——那褐色腿脚的鲜明对照，她为她的相机激活了帕索里尼的意大利，贫穷的，无耻的，有毒的和慷慨的。用波西塔诺海滩，这个被放置到圣母升天教堂底下的沙土坑，还有位于无法攀登的阿玛菲悬崖脚下的珐琅质的教堂圆顶，她做成了一个很时尚的集中营，由一连串遮阳伞所守卫，那里面，一个个肉体在火炉中互相蹭来蹭去，寻找着一丝无价的阴影。
她快到中午时分才出门，或者步行，或者开一辆租来的小汽车。她在沙土上放下她的设备，她那超轻的矮凳，在那上面安设好平台，摆上她的机器。一个当地的小男孩充当她的助手，到晚上，他就离开，带着一张钞票，带着帕兹的微笑，还有整天都能瞧着一个漂亮女人的那份快乐。
我们一起吃午饭。是我前去找她的。我在城里安排一个个约会，在我的旅馆房间里工作， 我需要洗一个提神的澡。我从大海中观察着她，只见她待在两米高的地方，为遮阳光，头上戴了一顶宽边大草帽。有时候，她离开她的高塔，摆脱她的衣料甲壳，走向海浪。只有几平方厘米的微量布头把她跟不雅行动截然分开。她付钱让小男孩照看一下她的器材，但他窥伺的却是她这个人。浑身水淋淋的她回来后冲他微微一笑，就在她的浴巾上躺下，丝毫看不起那些带有可拆卸遮阳伞的折叠躺椅，而若是没有这些个玩意，意大利也就不是意大利了。
夜里，她的肉体依然因存储的热量而滚烫。
那一家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旅馆，刷了石灰的墙壁冰凉冰凉的，有一个带了蓝色金属围栏的阳台。一个修道院般的单人间，在那里我供拜的是帕兹。她在她的睡梦中乱动，我把她紧紧抱在怀中，告诉她那是噩梦。她在梦中讲她的语言。她的两鬓全是汗水，连头发梢也是咸的，尽管泡海水之后已经淋了淡水浴。我用一块湿毛巾为她拭擦滚烫的额头，我守候她。酷热难当的那些夜晚，我们赤裸裸地躺在石板地上，好让我们光荣的皮肤凉快凉快。为了寻找睡意，我们眼望星空，尝试着用目光把一颗颗星星连接起来，让一些动物的形状出现在黑黝黝的天空中，就像你做的那样，你，用铅笔，在你的游戏本上。
吃早餐时，她讨厌说话。匆匆吞下她的面包干，却不露一下眼睛，就让它们藏在曼哈顿牌眼镜的玻璃片后面。
到九点五十五分她才说她的第一句话，当第勒尼安海也就是“伊特鲁里亚海”的海水抓住了她那卡普奇诺色的表皮时。两百九十级台阶通向那些岩石，她就是从那些岩石上飞跃出去，在一个美国名作家的幽灵的注视下，而他的鹰巢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她只吃剑旗鱼。万不得已时也吃意大利蛤蜊面[3]。她说，她，蛤蜊[4]。
当我从这趟旅行中返回后，赫克托耳，我将来到你的房间。晚上，当你睡不着觉时，我将弯腰向你俯下身子，单调地哼唱出：“蝴蝶面、小肉龙、馄饨、贝壳面片、双条面、长通心粉、中通心粉、小通心粉[5]……”这会让你昏昏入睡，就像当我对你喃喃地说，你就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上，你暖暖和和地待在你的卧铺车厢中，列车穿越冻土带。冻土带，这个词让你觉得好玩。那些词也将让你觉得好玩，然后以它们悦耳的音质为你催眠。
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一切都很美，一切都很好。葡萄酒和她的抚摩，她的沉默，还有她的会话。我们从一个很老的古董商那里为她特地买了一面可爱的手镜，圆圆的，镀金的，手柄上点缀有一个穿戴古代服饰的女子。
鸡尾酒的时刻是神圣的时刻。我们选择一个地方，一个景观，来品尝一个不再仅仅是酒杯的酒杯中那五颜六色的内容。假如咖啡的名称中大都以字母“o”结尾（爱斯派缩、卡布奇诺、拿铁玛奇朵[6]），那么，鸡尾酒就往往以“i”结尾：“贝里尼、罗西尼、尼格罗尼[7]”。只是一些艺术家的名字，你将注意到。是的，就连尼格罗尼也是一个艺术家。十六世纪时的人；他画了很多圣母像。我们认真地注意烈酒的上涨，在苏打水泡泡和一点点柑橘之间滑动，我们热衷于苦涩与甜美之间不稳定的平衡，还有在我们手指底下转动的酒杯那精美的形状，杯垫上的纹章，桌面的大理石，扶手椅的呢绒，帷幔的皱褶。
我为什么没看到过风暴？
我不喜欢莫拉维亚的那句话：“人越是幸福，就越少关注自己的幸福。”我不喜欢这话，因为那是错的。反正对我来说它是错的。我每天都在关注它，感谢着神明创造出了这一生命体。假如不是被欧洲的法律所压制，我会很乐意每天都为这一幸福作燔祭。
这情景诱惑我，无疑。
我们手拉手地遍游欧洲的海岸。我们在保护性的座舱中穿越大陆，着陆在那些熟悉的、但还需继续勘探的区域，走向更多的生命和美。她是我的固定点，我知道，要是没有她，从此后，我就将走火入魔。
我们有一个秘密计划，它诞生于翠柏环绕中的一座十五世纪城堡的高塔，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那是由一位银行家在洛伦佐·德·美第奇当政期间建造的，后来成了一家旅馆。那里有鲜花，有大烛台，有皮制扶手椅，椅子上还保留着一些已经消逝的躯体的形状。我们喝着葡萄酒，我们变得很严肃。我们互相提着一个唯一的问题：我们真正爱的到底是什么？
你母亲立即回答：“在点燃了石榴花香味蜡烛的一个意大利古老房子里，跟我所爱的男人一起洗个泡泡澡。”书房中一条秘密通道通向一系列被人称为壁画的东西。人们一边在那里一个古老的大理石浴缸中洗澡，一边欣赏天花板上画着的互相争抢一条红绸的小天使，还有等待着情郎晚上来幽会的几乎赤身裸体的仙女。
在蜡烛的微光下，我们继续思索着。轮流说出一些地点、味道、事物的名称，我们曾那么喜爱去做，然而我们兴许永远都不会再去做的那些事物。
这些回忆，我们将把它们归档。这成了我们的一个出书计划。她来拍照片，我来写文字。以一份清单的形式，清单变成了一个迷信实用主义的时代的高级文学形式，人们再也没有时间阅读，作者则再也没有时间写作。
一份清单，尤其是因为，对你母亲和对我，如今已经是列举我们将失去之物的时间了。
《即将消失之物的书》，这就是我们秘密计划的名称，构想得如同一次环欧洲旅行。
在“液体”方面，有如下：
——从盖勒特温泉浴场野兽雕像的嘴里流出来的有疗效的滚水（布达佩斯）。
——在加玛尔格的夏萨奈特餐馆供应的奇怪地命名为碳十四的红葡萄酒。人们在那里露天就餐，头顶上只挂一顶大蚊帐。感觉是一只大蝴蝶。餐后活动的想法：夹自己的女伴（阿尔勒）。
——蒂约尔海滩清澈透明的水，让人看到水下的白色鹅卵石。青草小径的绿色地毯一直通向它，多汁的黑莓近在嘴边，开口就能吃到，大海的蓝色眼皮睁开复又闭上，它的眼睫毛就是波浪（艾特勒塔）。
——冬季的变化：人们在蝾螈的庄园提供热巧克力，在被巨大壁炉的烟熏得黑黝黝的横梁底下，人们可以烤一头整牛——一个给Würgeengel[8]，即灭绝天使的晚祷（柏林）。
——蒙马特广场公共水池中的一股水柱，在那里，圣徒德尼把自己的脑袋捧在手中（巴黎）。
——夕阳西下时分坐在多尔索杜罗区，与运河水面上的杰苏阿蒂教堂齐平，喝上一瓶汽酒（威尼斯）。
我就此打住。预定关于威尼斯就得写上一大章，但我们一个字都没写，既然我们这一对是在威尼斯开始下水的。我们就不再涂脂抹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