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使节方面

中国阿根廷银行的瑞士董事宣布到来了。他带来一位高大、漂亮的妻子，她大方地炫耀她的妩媚，使你的神经有一点点紧张不安。有人说她曾经是一个妓女。一位英国未婚小姐（穿一件橙红色缎子衣，挂着珍珠项链）来得早些，用一个微微的冷淡的笑欢迎她。危地马拉的公使和门的内哥罗[1]的代办一同进来了。代办处在一种极度不安的情况下；他不知道这是一次官方盛会，以为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集会聚餐，没有把勋章戴上。而危地马拉公使身上闪耀着许多星章的光芒！我的天哪，这怎么办？这种情绪发生大约有片刻之久，几乎有点象外交上的事变，由穿着绸长袍，戴着瓜皮帽端着鸡尾酒和扎可斯基酒的两个中国仆人出现方转移开来。这时一位俄国公主仪态万方地走进来。她白头发，黑色的绸服穿得齐了颈项。她看去象那已经老得忘记了年轻时写通俗剧的激情，而现在正用钩针编织物品的维克多兰·萨杜[2]写的剧本里的女英雄。当你和她谈托尔斯泰或契诃夫时，她会极端烦厌，但是当她谈到杰克伦敦时，就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她向英国未婚小姐提出一个问题，虽说这位处女不复年轻，没有答复。

她问：“为什么，难道你们英国人写这样愚蠢的有关俄国的书吗？”

但是这时英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出现了。他赋予他的进来一种事件重大的意义。他很高，秃了顶，但举止优雅，同时他穿得很讲究：他有礼貌惊讶地望着危地马拉公使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勋章。门的内哥罗的代办就夸耀自己是外交使团里最会穿着的人，但是不能十分肯定英国公使馆的一秘是否也有同感，于是他飘然来到一秘的跟前询问关于他穿的饰边衬衫的坦率意见。这位英国人在他的眼睛上夹一片金边眼镜，严肃地把他的衬衫端详上一会。于是回敬那人以一种口是心非的赞美的话。

现在除了法国武官的妻子外，请的客人都到了。他们说她总是迟到。

瑞士银行家的漂亮的妻子说：“她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但是在最后，在对每个人为她等了半点钟这一事实付之以高贵的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她悠然来到房间里。由于穿着过高的高跟鞋显得高高的，瘦极了，她穿的那件服装给你的印象是她简直没有穿衣服。她短卷发，肤色白皙，浓装艳抹，看去象后期印象派艺术家的忍耐的格丽赛尔达的那种概念。当她走动的时候，空气中有着浓厚的外国味道的香气。她向危地马拉公使伸出珠光宝气的消瘦的手让他亲着；用几句开心话使得银行家的妻子觉得自己是过时的，外省的和肥胖的；向英国小姐抛出一句不适当的俏皮话，由于了解到法国武官的妻子原是名门闺秀，英国小姐的窘迫感减轻了，同时一口气喝了三杯鸡尾酒。

菜已经端上来了。谈话从洪亮的连珠炮般的法国话，到有几分吞吞吐吐的英国话而变化多样。他们谈到这位外交公使，他刚从布加勒斯特或利马写信来，而那位参赞的妻子发现在克列斯昌拉[3]太单调或者在华盛顿太奢华。总而言之，他们发现自己不论在什么首府对他们都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波恩、斯德哥尔摩和北京都准确刻板的做着同样的事情，牢固地圈在他们的外交特权里面。同时由一种他们的社会举足轻重的活生生的观念支持着，他们居住在一个哥白尼系从来没有的世界里，因为对他们来说太阳和星星奉承地环绕我们的地球打圈圈，而他们则是地球的中心。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这位英国小姐会在这里，瑞士董事的妻子私下说她毫无疑问是一个德国间谍。但是她对这个国家是一个权威。她告诉你中国人有如此完美的态度，那你真得必须知道那位慈禧太后，她是一个完美的心爱的人；你知道得很清楚，在君士坦丁堡她要使你确信无疑土耳其人是这样完美的绅士，因为苏丹王妃法蒂玛是一个完美的心爱的人，又讲一口那么棒极了的法语。虽然她无家可归，无论在哪里，她的国家只要有个外交代表，她就在家里了。

英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认为这个宴会颇有点驳杂不纯。他说法语更象一个法国人，他比任何一个活过的法国人说得多。这是个讲究风雅的人，他有一种正当的自然倾向。他仅只认识正当的人，和仅只读正当的书；他什么音乐也不赞美除开正当的音乐，他什么图画也不关心除开正当的图画；他在正当的裁缝那里买他的衣服，和从仅仅可能的男子服饰用品商店那里买他的衬衫。你带着麻木的状态听他讲话。目前你以全部心愿希望他或许会泄露对恰好有一点点庸俗的某种事物有一点爱好：如仅是出于大胆的癖性他声称《灵魂的觉醒》是一件艺术品，或《玫瑰经》是一篇杰作，你一定会感到更为安心。但是他的风雅是完美无缺的。他是完美的，而有一半你怕他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寄托在他的脸上有一种看去象背着不可容忍的负担的人脸一样的神情。而当你发现他写自由诗，你才放宽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