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哲学家

真是令人惊异的发现，这么庞大一个城市我似乎觉得地点竟是这样偏僻。站在它作战的城门楼上朝着日落方向你能望见被雪覆盖的西藏那些山的巅顶。人口这样稠密，你只有在城墙上才能安然散步，就是一个步履快捷的人也要三个小时才能绕完它一圈。这里一千英里以内没有铁路，同时河道水浅，只有轻载的民船才能完全航行。坐小船需要五天才能到达长江的上游部分。在那心绪不安的时刻，你会自问：是否火车、轮船正如我们每天用它时所认为的那样，是生活行动所必不可少的？因为这里没有这些东西，成百万人也要安家立业，男婚女嫁，生儿育女，到最后衰老死亡。在这里成百万人也要忙碌地从事商业，文化和思想。

这里住着一位有名望的哲学家[1]，要去看他是我这次有几分艰巨旅行中的有刺激的愿望之一。他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大权威，据说能够流利地说英语和德语。他在慈禧太后的一个最大总督大臣那里当过多年师爷，但是现在过着退隐生活。可是全年中仍然在一个星期中有几天为探讨学问和传授儒家学说而开门讲学。他原有一批门徒，但是人数减少了，学生中的一大部分与其到他朴素的寓所去学习和听他的严谨的告诫，还不如到有豪华建筑的外国大学去和学那些番人的有用的科学去。据说他不过只是轻蔑地打发他们离开而已。从我听到有关他的一切，我推断他是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宣称想会见这位著名人物时，我的居停主人立即表示要安排这次会晤。但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一点影子。我查问了一下，主人耸了耸肩膀，说：

“我送了一张便条去叫他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来，他是一个固执的老家伙。”

我想以这样傲慢的方式去接近一位哲学家是不合适的，同时他对邀请这样不予理睬也使我不得不感到惊讶。我用能够想出的最客气的措词写了一封信去询问，不知道他是否允许我去拜访，出乎意料两小时内我接到一个回信，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我是坐轿子去的。路长得好象没完没了，我走过拥挤的市街，又走过冷僻的街道，直到最后来到一条寂静、空荡的街上，一长线白粉墙上的一张小门前，轿夫放下了轿子。一个轿夫去敲门，在等了一段时间后，门上的一个小门洞打开了。一双黑色的眼睛向外张望。经过简短的问明来意，最后我被一个青年接待了。这青年脸色苍白，精神萎靡，穿着陈旧，示意要我跟着他。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仆人或者还是这位大人物的一个门生。我通过一个破旧失修的庭院，被引进一间长而低矮的家具稀少的房间，其中有一张美国的桌面可以卷缩的写字台，一对紫檀木椅子和两张中国小桌子。沿墙都摆着书架，上面是大量的书籍：它们中的大部分自然是中文书，但是有许多哲学的和科学的著作，有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还有数以百计的散装的笔记和心得。在那些没被书架占满的墙壁上，就挂着各种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那中间有孔子的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清冷、荒疏、不舒适的房间。它的阴沉，仅由于放在桌上的一个长花瓶里一束亭亭玉立的黄色菊花，才使它盎然有点生意。

我等了一些时候，青年出来，端着一壶茶并两个杯子，和一听弗吉尼亚香烟摆在我前面。他出去后哲学家就进来了。我马上表明他允许我拜访使我感到荣幸的意思。他让我坐在一张椅上，同时倒了一杯茶给我。

“承蒙不弃，惠予枉顾，”他回答说，“贵国人同苦力和买办打惯了交道，他们以为中国人必然都是一样的。”

我冒昧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我没有抓住他的中心思想。他向椅背上一靠，用一种嘲讽的表情望着我。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于是我知道那位朋友的倒霉的便条仍然在引起怨恨。我不好如何回答。我低声含糊其辞地解释了几句。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儿，有一条细小灰色的辫子和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一边一个肿泡泡的泪囊。他的牙齿残缺了，颜色黄污。他非常清癯。他的手，文雅瘦小，衰弱而有点象爪子。人家告诉我他吸鸦片。他穿一件陈旧的黑长褂，一顶黑小帽，两者都旧得不好再穿戴了，深灰色的裤脚扎在踝部。他正注视着我，他还不十分清楚究竟对我应持什么态度，他有正在那里放哨的人的那种神气。自然，哲学家在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有关的事情的人中间，占有崇高的地位，不是我们有B·狄斯累利[2]这样的权威吗，他的崇高地位必须用大量的恭维去对待。我一下抓住了戴高帽子这个做法。现在我意识到了在他的举止态度方面有某种程度的缓和了。他象那种一切准备就绪和作古正今地等待着给他照相的人，只想听到快门咔嚓一响好让他无拘无束地走开。他领我看他的书籍。

“我在柏林得哲学博士学位，你知道，”他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又读了一个时期。假于你允许我要说，英国人对于哲学没有多大颖悟。”

虽然他下了这一带有歉意的评论，这是很明显地，他不是不喜欢说一点轻微不合人意的事情的。我提示说：

“我们有一些哲学家对于世界思想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休谟[3]和伯克利[4]吗？在牛津教课的哲学家们中，当日我在那里总不想去冒犯他们神学上的那些同事。他们并不顺着他们的思想达到逻辑的推断，以免他们的大学社会的地位万一发生危险。”

我问：“你读过现代发展起来的美国哲学吗？”

“你是说实用主义吗？那是那些想要相信难以置信的事情者的最后避难所。我倒认为美国石油比美国哲学对我们更为有用。”

他的评价是尖刻的。我们再一次坐下，同时又喝了一杯茶。他的谈兴更浓了。他说一口有点正规的但是合乎语言习惯的英语，为了帮助表达意思，不时带出一个德国成语。就一个有固执性的人的所受的影响而论，他可能受德国影响太深。德国人的治学方法和勤奋已深深印入他的头脑，当一个勤劳的教授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其著述中的一篇文章，他们哲学上的敏锐对他也是影响深远的。他说：

“我写过二十本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没使我在欧洲得到接受出版。

但是他研究西方哲学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他对智慧的要求而已，而终究又发现其智慧不过都在儒家学说准则之内。他带着商榷的观点接受那些哲学。他的精神上完美无缺的需要所得到的回答，致使所有西方的学问似乎都感到落了空。我对这些发生了兴趣，因为这证明了我的一个看法。与其说哲学是一种逻辑，不如说它是一种有个性的事情：哲学家相信的不是根据确证，而是根据他自己的气质，他的思维只不过是为制造一个他的本能认为是真的道理而服务。如果儒家学说之所以在中国人中取得如此牢固的影响，这是因为它做了其他思想体系所不能做的对他们人性的解释和表达。

我的主人点燃一根纸烟。起先他的声音细小、疲倦，但对他说的起劲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宏亮了。他慷慨激昂地说，没有一个他可资信赖的贤人。他是一个能言善辩者，也是一个战斗者。他厌恶现代那种为个人主义而叫喊。对他来说社会是个单位，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他赞成旧中国和旧学校，君主政体和孔子的严厉的准则。当他说到那些学生时，他的脾气变得粗暴和痛苦起来，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学生，用他们亵凟的手，拆卸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他大声说：

“就说你们，你晓得你们正在做什么？是什么理由你们认为自己比我们高出一筹？难道你们在艺术上或者学术上能胜过我们吗？难道我们思想家的造诣不如你们的深吗？难道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博大真纯、艰深缜密、精益求精吗？不对吗，当你们还在穴居野处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做一个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在寻求不用武力而用智慧治理这个大国。若干世纪来我们一直追求着。那么为什么白种人看不起黄种人？要我告诉你吗？因为他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越性。我们是无防御的人群，而你们就能够把我们置于死地。你们已经把我们哲学家的梦砸得粉碎，说世界能够由法律和命令的力量来治理。你们已经将你们丑陋的发明强加于我们，同时现在你们又要把你们的秘密教会我们的年轻人。你们不知道我们有机械学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四万万最讲实效的最勤劳的人民吗？你们想到这需要我们有较长的时间去学习吗？当黄种人能够把枪炮做得和白种人的一样好，射得一样准，那你们的优越性又在哪里？你们诉之于机枪，你们靠机枪来裁判。”

但在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斯文地走进来，紧紧偎倚在这位老先生身边。她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孩子。他用双手搂着她，同时用爱抚的悄悄话对她说话，喜爱地吻她。她穿一件黑旗袍，裤脚露出齐她的踝节部，一根长辫子拖在她的背上。她出生于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圆满成功的那天。

他说：“我想她宣布了新时代的春天，她也是这伟大帝国覆灭的最后的花朵。”

他拉开桌面可以卷缩的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拿了几个铜币给她，打发她走了。

“你看我还蓄着一条辫子，”他说，把辫子拉到手上。“这是一个标志，我是旧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现在他对我讲话温和多了，他谈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如何带着他们的门徒周游列国，传授所有人们值得学习的学问。各国王侯召唤他们到国家议事，任命他们为城市的治理者。他给我讲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些掌故。他的学问是渊博的，他雄辩的词组给那些掌故以一种光怪陆离的生命力。使我不得不思索他那有点令人哀惋的形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去管理国家，但是没有国王委他以官职；有渊博丰富的学问，梦寐以求地想传授给一大帮学生，而到这里来听讲授的只是少数，一些愚顽不幸的，面有菜色的，资质鲁钝的，村野土气的人而已。

经过一次、两次斟酌，使我想到应该提出离开了，但是他不想让我走。现在，最后不得不走了，我站起来。他抓住了我的手。

“我很愿意送你一点什么作为你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的纪念品，但我是一个穷人，而我不知道送什么才值得你接受。”

我讲明我们这次会见的本身就是无法估价的纪念礼品。他笑了。

“在这些变化多端的日子里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我很想送你某种更实质性一点的东西。我是不是送一本我的书好，但是你又不能读中文。”

他带着一种友好的困惑神情望着我。我来了一点灵感，说：

“就送我一张你书法的范本吧。”

“你喜欢这个吗？”他笑了。“在我年轻的时候练过某种字体，还不是完全拿不出手的。”

他在桌旁坐下，拿出一张宣纸，铺展在他前面。倒了一点水在砚台上，磨好墨，于是拿起他的毛笔，挥洒自如地写起来。当我以不小兴趣一边看他写字，一边就想起人家告诉我的他的某些事情。说起这位老先生当日也曾刮积了一小笔钱，通常惯有的那些流言蜚语，就说他把那钱随意花在街上的烟花场所。他的长子是这城里一个有脸面的人，为这种行为的丑闻感到丢脸、恼火，仅仅是他的强烈的孝顺义务才没有严厉地去谴责这位浪荡的父亲。我想这样的放荡会使一个儿子仓皇失措的，但是对于人性的学者却会沉着看待。哲学家都能在他们的研究中精心制作他们的理论，至于有关生活形成的结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第二手的。假如他们自己也面临降临到一般人头上的盛衰交替的时候，我经常认为似乎他们的著作应该有个较为明确的意义。我准备对有关这位老先生在秘密地方的放荡生涯采取宽厚的态度。或许他寻求的不过是去阐明人类幻觉的极为不可理解的一面吧。

他写完了。待纸上的墨干了一下，拿起来把它交给我。

我问：“你写的什么？”

我想他的眼睛里有一点轻微的恶作剧的闪光。

“冒昧地向你呈献了我自己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诗人呢。”

“当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国家时，”他挖苦地说，“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写几行雅致的诗词的。”

我接过纸，望着上面的中国字。它们在纸上构成一种惬意的图样。

“可不可以也请你给我翻译一下？”

“翻——什么译咧，”他回答说，“你不要期望使我原形毕露了。去问一位你的英国朋友吧。那些自命懂得中国最多的人，结果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你至少可以找一个能够胜任的人给你搞几行粗略而又简单的复制品吧。”

我向他告别，他极其客气地要我还坐坐。我有机会把那些诗给一位我相识的汊学家看，下面就是他的译文。坦白地讲，诗无疑是高标准的，我读它时，有点感到吃惊。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美。

你的眼波含笑，你的纤手柔荑。

然后你爱上了我：你的声音辛凄；

你的眼里满含着泪；你的双手令人痛惜。

伤心呀，伤心爱使你成为不可爱。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你眼睛的明亮，你皮肤的桃色，

和你青春所有令人痛惜的煊赫。

于是我要独自爱着你，

而最后你才会关切。

值得羡慕的年月转瞬即逝，

而你己经失去

你眼里的明亮，你皮肤的桃色，

和你青春的所有媚人的煊赫。

唉，我不爱你了，

即令你关切我我也不会关切。

我应该感谢我的朋友P·W·戴维逊先生的友好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