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

领事

彼特先生在极端愤慨的情况之下，他在领事馆工作了二十多年，和各式各样麻烦的人打过交道，官员们不讲道理，商人们把英国政府当作为他们收帐的代理人，传教士们对显然不公平的事情只要试图公正处理就不满意，但他永远也想不到一个案件会弄得他这样全然不知所措。他是一个态度和善的人，但是他不得不对他的抄写员大发脾气，并硬要开除欧亚混血种的书记，为的是他把有两个字拼错了的一封信摆在他面前要他签署。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不打四点钟决不离开办公室，是一到时刻他就跃然而起，叫拿他的帽子和手杖来。因为仆人没有立刻拿来他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们说领事硬是变得有点奇怪了。商人们住在中国三十五年了，没有学会在街上问路的话，说因为他们学的是中文；那么彼特先生的显然奇怪那就不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他是一个单身汉，因为这个原故，他收到一系列的邮件，说他们独身的理由，是考虑到人不适宜于结婚。他单独生活那么久，所以他的古怪自然趋向发展到一种极限的程度，于是他的脾气习性使得不熟悉的人惊奇。总是心不在焉，他不注意住室环境，那里经常乱七八糟；也不注重饮食，他的仆人给他什么就吃什么，还什么东西都敲他的竹杠。他不屈不挠地尽全力查禁鸦片买卖，但是他是全城唯一不知道他的雇员们把鸦片藏在领事馆的人，而一种忙碌的鸦片交易就在那院子的后门里公开进行。他是一个热心的收藏家，政府为他安排的住宅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他一件接连一件收集起来的东西：锡镴器皿，黄铜制品，木雕，这些都是他更为正统的收集物品；但是他也收集邮票，各种鸟蛋，旅馆标签和邮戳。他自夸他收集的邮戳在英国是无与匹敌的。由于他长时期在外离群索居，读了不少书籍，虽然他不是汉学家，但他比他绝大部分的同事对中国的历史、文学和人民，有更为丰富的知识。但是从他的广泛阅读中，所学到的不是容忍而是虚夸。他是一个有特殊外表的人。身材矮小孱弱，当他走路的时候，给你一片枯萎的叶子在风中飘荡的印象；再就在那小提洛尔人[1]帽子上有一点特别奇怪的地方，就是那上面插有一片鸡毛。帽子旧而蹩脚，他把它吊儿郎当地斜款在他的大脑袋上。你只看他那双无神地在那眼镜后面的眼睛，虽蓝而暗淡，而一丛下垂、零乱、邋遢的胡子，却掩盖不了他那张带有怒气的嘴。现在转出了领事馆的那条街，他向城墙上走去，因为在这人口众多的城市，那里才是能够舒服散步的地方。

他是一个艰苦工作的人，对任何小事都亲自操劳而累得要死，但是照例到城墙上去散步借以平定情绪和休息。城在一个平原中间，当日落时你常常可以看见被雪封顶的西藏那些山。现在他走得飞快，也不左顾右盼，他的肥壮的长毛垂耳狗在他周围蹦蹦跳跳，一点也没有察觉主人的心事。他急促地低声独自喃喃着些什么。刺激他的原因是一次拜访，那天他接待了一位自称为余太太的女人。作为一个领事的要求精确的感情，他坚持应该称呼她兰伯特女士。而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剥去他们之间的融洽的交往了。她是一个嫁给了中国人的英国女人。两年前和她丈夫从英国回来的，当时他的丈夫在敦伦大学求学，他告诉她在本国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于是她就想象她将会回到一座豪华的邸宅，同时有着重要身份。当她发现自己被带到一处里面挤满了人的寒碜的中国房子时，不禁大吃一惊：那里甚至连一张外国床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餐刀和餐叉：什么东西似乎都很邋遢和有气味。她发现必须和她丈夫的父亲、母亲住在一起，他还教她一定要遵照他母吩咐她的话去做。而这使她感到震惊。然而在她对中国的全然无知情况下，她在这屋里住了不到两三天，她了解到她并不是她丈夫唯一的妻子。在他离开本乡本土到外面去学那些番人的知识之前，他还是个孩子时就结婚了。当她痛恨地责备他不该欺骗她时，他耸了耸肩膀。假如他要讨而又加点不讲忠实，那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一个中国人讨两个老婆的，也没有一个中国妇女把那看成是件大不了的苦恼。基于上述的发现她第一次拜访了领事。他早就听到她到达本城的消息——在中国每个人都晓得另一个人的任何事情，于是他没有感到意外地接待了她，也没有对她表示过多的同情。一个外国人要嫁一个中国人本来就使他充满愤慨，她并不须要象人身侮辱一样，只要向他正常征询什么伤他的脑筋，早就使他大不悦乎了。她根本不是看去使你认为她会为做了这种蠢事而内疚的那种女人。她倒是一个稳健、结实、年轻的人，简要、朴实、实事求是。她穿一身便宜的线条简单的女式服装，戴一顶圆而扁的无边便帽子，她的牙齿不整齐，皮肤黝黑。一双大而红红的手，上面没有任何装饰。你尽可以说她并不是没有干惯粗活的。她讲英语带一种东伦敦佬的嘀咕声。

“你怎么碰见余先生的？”领事冷冷地问。

“啊，你看，就这样，”她回答，“爹有个蛮好的差事，当他一死母亲就说：‘好，看来让这些房子空着未免是有罪的浪费，我要放张招租牌牌在窗子上。’”

领事打断了她的话：

“他就在你们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啰？”

她说：“对，不完全是一间。”

“那么就说是一套房间吧，嗯？”领事回答，带着淡淡的，微露轻慢的一笑。

接下来就是一般关于这类婚姻的说明。由于他认为她是非常愚蠢、粗俗的女人，他直率地解答根据英国法律，她并没有嫁给余某，而她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返回英国。她听着就哭起来，他对她心里也软和了一些。他答应在回去的长途旅行中，可以把她交给某些教会的女士照顾，当真假如她同意，他看看这个时候她可能随便住在哪个教会里。于是当他这么一说，兰伯特女士抹干了她的眼泪。她最后说：

“回英国有什么好处呢？回去我也没有地方可去。”

“你可以回到你母亲那里去。”

“她根本就反对我和余先生结婚。假如我现在就回去，那我就有得听的啦。”

领事和她争论起来，但是他越争辩她就变得越坚定，最后他发起脾气来。

“假如你喜欢和一个不是你的丈夫的人在一起，那就随你的便，我就洗手不管你这本经。”

“好，你要干脱身了！”她说，看她脸上那神色，使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自那以后他见过她两次。看来她同婆母和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两个女人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坏，于是她到领事这里来，提出根据中国法律上关于她的权利的十分荒谬的问题。他重复要她离开这里的做法，但是她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不走，于是他们的会谈总是以领事的勃然大怒而告终。他几乎对卑鄙的余某能在三个敌对的妇女中间保持和平而寄予同情。依照他英国妻子所讲他不是对她不好。他企图在两个妻子中间保持公正。兰伯特女士没有抓住机会使情况改善。领事知道她平常穿中国衣服，当她到他这里来的时候却穿欧洲服装。她变得极端的蓬首垢面起来。她的健康由于她吃的中国饮食而受到损害，看去她的情况变得更差了。当那天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确实使他大吃一惊。她没有戴帽子，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她在一种高度的歇斯底里的情况之下。

“他们要毒死我，”她尖叫着，同时她把一碗气味难闻的什么食物放在他面前。说：“这里面放了毒。近十天来我生了病，这回仅仅是由于一种奇迹我才逃脱她们的暗算了。”

她不厌其详的，有十分可能的给他讲了一大篇，硬要他相信：毕竟，不外乎是那些中国女人要除掉一个她们厌恨的插在她们中间的人，肯定用了她们熟悉的那种方法。

“她们知道你来我这里吗？”

“她们当然知道；我告诉她们我要把她们的阴谋揭露出来。”

现在，最后到了要拿出决定行动的时刻了。领事用他的官气十足的样子望着她。

“好，你必须从此永远不回那里去了。我再也不愿容忍你的这些胡说八道了。我坚持你要离开那个人，他不是你的丈夫。”

但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对付这女人的精神错乱的固执。他重复了他曾经用过的所有的辩论，她就是不听，于是他如同往常一样，他发脾气了。这就是他最后给予的答复，真是令人绝望的问题，关于她所捏造的那些看法，完全剥去了他的平静。他叫喊着：

“究竟在这世界上你为什么一定要和那个人在一起？”

她犹豫了一下，同时眼睛里现出一种古怪的神情。她回答说：

“就是有些事情影响了我，他的头发生在额头上，我没法子不喜欢。”

领事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件这样使人嫌恶的事情。这确实是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而现在，他在城墙上大步流星地走着，企图去掉他的愤怒，虽说他不是常常使用恶毒语言的人，他真地不能遏制自己了，他凶狠地说：

“女人都简直是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