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

他是一个高个子，颇为肥胖，大概没有足够的锻炼而肌肉松弛，有一张红润的胡子刮得干净的宽阔的脸和灰色头发。他讲话非常快，处于神经质状态，声音不十分够大得和他的身躯相称。他住在城门外面庙里的一间待客房间里。三个和尚，带着一个小徒弟照管庙宇并执行宗教仪式。房间里有少数中国家具和大量书籍，但是不舒适。房子清冷，不用说在这里学习研究，我们坐在里面都嫌由煤油炉子发出的热量不够暖和。

他比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人懂得更多的中文。他已经在一本字典上用功十年，接替一个著名学者花了四分之一世纪时间搞的他本人并不喜欢的事业。这就使他获得汉学研究的好处，和私怀不怿的满足。他完全有一个西班牙贵族的那种风度，你觉得结局他将是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最后确实他也会如愿以偿。他比大多数汉学家有较宽广的修养和可能懂得中国人，对这一点你必须寄予信任。但是他，可悲地明显也是什么都不懂，他的关于中国思想和文学的谈话，有一种丰富和变化的论断，这些是你在语言学者中间找不到的。因为他把自己浸沉在他特别追求的东西上，一点也不关心竞赛和射猎，欧洲人认为他怪诞，他们用怀疑和惧怕的眼光看待他，人总是注意那些不和自己意趣相投的人的。他们提出他心智不完全健全，有的指责他抽鸦片。这常常是被用来反对为了寻求使自己通晓某种文化，花去了他大半辈子生涯的白种人的指控。你仅仅在那房间里消费了小小一点时间，就赤裸裸地以极其普通的奢求去理解过着这样全部精神生活的人是不够的。

但这是一种专门化的生活。艺术和美似乎没有触及他，当我听了他那富有同情心地谈到中国的诗人们时，我不免自问要是最好的东西没有从他手指缝中间溜掉就好。这里就是这样一个人，仅仅通过印刷的纸面上去接触现实。荷花的悲剧的光辉感动了他，仅仅是当它的可爱被沉吟在李白的诗中；娴静的中国少女的笑激动了他的血液，只不过是由有感于一首精雕细琢的尽善尽美的绝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