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水手

老水手

船长大都是些很呆板的人，三句话不离运输和货物。他们对所到过港口的所见所闻，不外乎经纪人的办事处，和他们那类人常去的酒吧间和妓院而已。他们欠缺由于未出过海的人对海的想象投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罗曼司的魅力。海对他们不过是去谋生的手段，他们之熟悉海正如火车司机从枯燥的实际操作中明瞭他的机车一样。他们都是男子汉，眼界窄狭的工人，绝大部分只受过微不足道的教育和略具文化知识。他们全都一个样，既不明敏，也缺乏想象力。直来直往、有胆量、诚实可靠，和明显地在墨守成规方面凿四方眼。同时他们都有局限性：他们之被置于其周围事物之中，象目的物之在立体照片上一样，所以你似乎可以看见他们周围的一切。他们用沉默的品质把自己呈现给你。

但是没有谁比布芝船长更远离胶柱鼓瑟这一类型了。他是长江上游一艘中国小轮船上的船主，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乘客，在相互陪伴之间我们在一起消费了不少时间。虽然他言语流利，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并且我象影子一样盯着他，而他还是不清楚地留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躲躲闪闪用去了我的想象力。但在他的表面上肯定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东西。他是个个头高大的人，六英尺二寸高，魁梧其伟，五官粗大，有一张红而友善的脸。当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漂亮的金牙。他头很秃，脸刮得干干净净，但是他有一对我从未见过的极为浓密、宽大、爱寻衅的眉毛和它们下面的温和的蓝色眼睛。他是荷兰人，虽然他八岁就离开了荷兰，他说话仍然用一种重音。他不能发“th”音，常常把它们弄成了“d”音。他的父亲是一个渔人，驶着自己的纵帆船在南方的海上捕鱼，听见纽芬兰那儿的捕鱼情况好，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横渡辽阔的大西洋。几年之后就这样到了哈得逊湾，所有这些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过合恩角[1]到了倍林海峡。他们猎取海豹，直到法律干涉要拯救这种濒临灭绝的兽类为止。布芝这时已成为一个汉子，而且是勇敢的一个，天晓得，先是三剧，后来又作二副，在帆船上到处航行。他几乎整个一生都张帆航海，而现在在一艘轮船上，不能使自己回国。

他说：“还是在一艘帆船上才安逸，在轮船上你根本就不舒服。”

跟着在寻找硝酸盐热后面他曾沿着南美洲海岸兜了一圈，然后到了非洲西部海岸，再以后，离开缅因海岸去捕鳕鱼，到了非洲。而在这以后随鹹鱼货船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个在马尼拉小旅馆的熟人建议他不妨到中国海关去试试。他到了香港，在那里当了一名海关巡检员。不久被任命为一艘汽艇的指挥。他花了三年时间，追逐鸦片走私船，然后，存了一点钱，自己建造了一艘四十五吨的纵帆船，他驾驶了这艘船决定到倍林海峡去再次试试猎捕海豹的运气。他说：

“但是我猜想我船上的人受了惊恐，当我到了上海他们开小差了，我又找不到另外的人，所以我只得卖掉这艘船，然后我乘上一艘到温哥华去的船。”

他这才第一次离开了海，他遇见一个推销专利草叉的人，就这样同意围着这个州推销。对于一个水手来说这是一个古怪的职业，也不是一个成功的职业。因为在盐湖城的雇用他的公司破了产，他发现自己束手无策了，由于莫明其妙地或因为其他原因他回到了温哥华。他本来是打主意在岸上找生活的，他最后找了和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一起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带购买土地的人到他们的小块地皮上去看，假如他们不满意，说服他们不要翻悔交易。

“我们卖给一个家伙一座在山坡上的农场，”他说着，他的眼睛在回忆中眨着，“山坡是那么陡：峭，致使农场养的鸡一只腿子比另一只长一些。”

五年之后，他有了最好还是回中国的想法。他没有困难就找了一个职业，作为一艘向西航行的船上的船员，很快他又重操旧业了。从那以来他在中国大部分航线上搞过，从海参崴到上海，从厦门到马尼拉，还在这个国家所有那些大江上工作过。现在在轮船上，从二副升为大副，最后，在属于中国自己所有的船上当船长。他自愿地谈到他将来的计划。他呆在中国够长的了，他渴望以后在夫拉则河[2]上的农庄中工作。他将自己造一只小船，搞一点捕鱼，鲑鱼和比目鱼。他说：

“我曾出海五十三年，这就是我定居的时候了，我有点惊奇为什么我还要搞一点造船，我不是钉住一件事唠唠叨叨讲个不歇的人。”

他是对的，他这种无休止的调动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性格上好奇的优柔寡断，由于他身上有某种流动的东西，所以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去掌握他。他留给你一张日本版画上的雾和雨那样的景象，那上面的构思，虽然已明显地暗示了，但还没有被你发觉。他有一种特别的温文有礼，有某些东西是在粗鲁的、老练的老水手那里期望不到的。

他说：“我不想冒犯任何人，待人家客气一点，这就是我要做的。假如人家不按照你的要求做，对他们好好讲，说服他们。用不着发脾气。对什么都要用好言相劝。”

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常发现被用在中国人身上。我想不到这次答案倒很好，那是因为发生某种困难之后，他挥着手对船舱里走，说：

“我对他们没办法，他们不讲道理。”

然后他的温和看去倒很象软弱，但是他并不愚蠢。他有一种幽默感。在一般场合下我们的船吃水超过七英尺，而这河流来到它最浅的地带，河床裸露，航道危险，以至要船货部分卸载驳滩，否则港务长不把证件退还给我们。这是这条船的最后旅程，它运的是几天路程以外的下游军需站的付款。这儿的军事司令官拒绝让这艘船起航，除非把现银卸下。

布芝船长对港务长说：“我打算照你告诉我的做。”

港务长回答：“不到我看见船上吃水标尺露出水面到五英尺，你休想拿到你的证件。”

“我将告诉买办把那银子拿出一些来。”

他带了港务长上岸到海关的俱乐部，在这里的事办理完善之前，他和他站在那里喝酒。他和他喝了四个钟头，当他回船上来时，他走得和去时一样稳定，但是港务长喝醉了。

船长说：“啊，我看见他们把船弄掉了两英尺吃水，这可行了。”

港务长望着船头旁边的数字，确确实实五英尺的标记在水面界线上。他说：

“可以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船长说：“我的确要走了。”

没有一磅货物被移动了。只是一个精明的中国人整齐地重新漆过了标尺上的数字。

但是过了些时候，叛乱的兵士集团企图打我们所运银圆的主意，寻找办法防止我们从这江边城市开走。他表现出值得称道的坚定，他的相当稳定的脾气被考验了，他说：

“没有哪个能够要我停在我不需要停泊的地方。我是这船的船主，我是下这一命令的人。我要走了。”

吓得发抖的买办说，假如我们试图开船军队就会开枪。一个官员发出了一声命令，于是兵士们跪下一条腿，把他们的步枪向船瞄准。布芝船长望着他们。

他说：“拉下防弹掩蔽物，我对你们说我要走了。中国军队可以滚他们的蛋了。”

他下令启锚，在这同时军官就下命令开枪。船长布芝站在他的船桥上，象一尊有几分怪诞的塑像，因为他穿着针织紧身上衣，加上他那张红色的脸和粗壮的身躯，看上去就象那些你看见倚在格利斯比[3]船坞的古式渔夫的形象，他摇了铃子。我们在步枪子弹雨般射来之下把船慢慢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