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仆人
两位教士并排坐着,他们交谈着极其平常的琐事,谈话时彼此都想表示一种各不相同的敬意;而当被告知他们之中确实有件好而相同的令人钦佩的事情时,又不得不惊异起来,因为这两个人有一点也是相同的——谦逊;或许这位英国人比较审慎拘谨,于是比起这位法国人来,就显得更多扭捏做作而较少自然。另一方面他们俩之间的差别几乎是滑稽可笑的。这位法国人快八十了,高个儿,仍挺直着腰膀;他的粗大骨骼,提醒你他年轻时是一个体力非凡的人。现在他力量的唯一的标志,体现在那双异常之大的眼睛里,于是你不得不注意它们的陌生的表情,和闪耀着的光芒。这是一个常常用于眼睛的表性形容词,但我从未想到用它来形容那双眼睛有更适合的了。确实有一股激情在那里面,而且它们似乎要射出光来。它们火辣辣的,这就很难认为是有足够理智的了。它们是一双犹太先知的眼睛。他的鼻子大而且直,下颔是方而坚定的。任何时候他不会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人,他青年时候必定是一个可怕的人。或许他眼睛的激情,说明在他心灵极度深处,长期有须以战斗方式才能解决的事情,他的灵魂在那战斗中间大声呼喊。征服着,流着血,必竟胜利了,于是伤口还没有闭合他就狂欢大舞,把创伤作志愿的牺牲献给全能的上帝。他觉得他的老骨头冷起来了,他裹着一件像兵士大衣一样的大毛外套,头上戴顶中国式的黑雪貂。他是一个优美健壮的形象。他在中国已经半个世纪了,当中国人攻击他的教会时,他曾三次死里逃生。他笑着说:
“我相信他们会再来攻击,但是现在要搞这些仓促鲁莽的旅行我太老了。”他耸了耸肩膀,“我要做殉道者。”
他点燃一支长雪茄,以极大的享受喷出一口烟雾。
另一个年轻得多,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到中国来也不会超过二十年。他是英国圣公会的成员。穿一套灰色软呢衣服,打着一条起点子花的领带。他企图使自己看去尽可能不象一个教士。他比一般中等身材略高一点,却那样胖,看去象一筒粗短的树桩。他有一张圆圆的好脾气的脸,红红的双颊,一丛灰色胡须,乱七八糟象一把板刷。他完全秃顶了,但是由于一种可谅解的、动人的自以为是,他让头发长得满长,从一边梳到另一边,盖过他的头皮。于是不管怎样,他得到了一种幻想:他的秃顶盖得好好的了。他是一个愉快的伙计,当他揶揄朋友或被他们揶揄的时候,他笑得由衷,笑声响亮、坦率、真诚。他有一种小学生式的幽默,你可以想象,当有谁踩到一块橘子皮一溜时,他会吓得全身震颤。于是笑声停止了,他会脸红着急,当那突然刺激他的那个人踩得一溜,他好象受伤的是他自己,于是会充满好意和同情心。和他一起呆十分钟而不能认识他心地的善良是不可能的,你觉得要求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不愿意是不可能的,或许在开始时他衷心觉得要使他适应你心灵上的需要有些困难,但你可以肯定,在所有交往过程中他的关心、同情和良好意念会打动你。他是一个钱袋常常对贫困者敞开的人,而他的时间是常常为需要它的那些人服务的。然而,由此而这样说,在他的拯救人的灵魂的事务中他的帮助并不见得十分有效,并不公平。尽管他没能象那位法国老先生那样,使用无可置疑的教堂的权威和苦行僧的热情向你布道。但他真挚的同情,却分担着你的痛苦和不幸。用了他自己的踌躇,不象一个上帝的牧师,而更象一个犹豫、怯懦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来抚慰你。他企求和你共享希望,安慰你而使他自己的灵魂同你一道新生。有点什么能贡献出来,这或许是能和别人服务一样的他自己的一种方式。
他的历史略有一点不平常的地方,他当过兵,他还喜欢谈跟柯恩打猎和整个伦敦节跳舞的往事。对于过去的罪[1]他没有不健康的感觉。他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大跳舞家,对于现在这些新式舞蹈,我想我一定十分外行了。”
他对过去的好时光没有懊悔也没有一丝留恋,对现在的艰难困苦也毫无怨尤。当他在印度的时候,召命来了。他不明确知道应该怎样办和为什么,它来得那么突然,一个感觉蓦然在他心中腾起:他将要放弃目前的生活,去劝导那些异教徒信奉耶稣基督。但正是这种感觉他无法抗拒,虽然这将给他带来无穷的纷扰。他是一个乐天派,喜欢自己的工作。他说:
“这是一种进展缓慢的事务,但是我看见进步的讯号,我喜欢中国。我不愿意斢换我在这里的工作到世界其他地方去。”
两个传教士互相道着别。
英国人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啊,一两天以后。”
“我们恐怕以后再也见不着面了,我想三月份回家去。”
“家”对他们来说,一个意思是指小镇上的一条狭窄街道,他在那里住了五十年了,自从他还是一个青年人离开法国,他就永远离开了那里;另一个意思是指在柴郡的伊丽莎白大厦、它那光滑的草地和橡树林,在那里他的祖先们已经住了三个世纪了。
[1]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徒认为人生就带有“原罪”,战争、狩猎,跳舞等都属于罪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