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班

大班

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在中国最重要的英国洋行的一个不算最小的重要支行的第一号人物。他逐步通过稳健可靠的能力，把自己树立起来，他用微笑的回顾对着三十年前来中国的羽毛未丰的办事员。当他记起他所来自的朴素的家，那个在巴恩斯郊区一长溜小红房子中的一幢小红房子，那些房子里的人，绝望地力争想以上流社会为目标，但仅仅达到一种无法解脱的忧郁。将那个情境与目前宏伟的石砌大厦，大厦里的游廊和宽敞的房间、一度是洋行的办公处现在是他的住所相比，他情不自禁地暗暗笑了。自那时以来他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当他从学校（他在圣保罗学校读书）回到家里，和他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姊妹一起坐下来就餐，各人自己动手，一片冷肉，大量的面包和黄油，茶里放着丰富的牛奶。他想到那杯高级茶，于是他再想到目前自己用晚餐的情况。他总是穿着晚礼服进餐，有时他一个人有时还有别的人，他预先知道餐桌旁边会有三个听差伺候。他的第一号听差完全知道他爱好什么，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家务管理琐事操过心，但是他经常有汤、鱼、中间小菜、烤肉、甜品和开胃点心的一套正餐，所以假如他要邀请任何人吃饭，即使临到最后一刻都可以不愁菜素的。他喜欢他的伙食，他不懂为什么，当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总比他有个客人的正餐菜肴要差一些。

他确实出了远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并不关怀回国。他有十年没回英国了，他在日本或温哥华休假，在那里他一定能够碰到从中国海岸去的老朋友。家里的人他一个也不知道。他的姊妹都和她们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人结了婚，她们的丈夫是办事员，他们的儿子也是办事员，他和他们之中没有什么交往，他们厌烦他。他满足于由每个圣诞节送给他们一段好绸料，几块精美的刺绣，或一合子茶叶的亲戚称呼关系。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终他母亲之世，他一直维持她的供应。但是当将来届临他退休的时候，他也不打算回英国，他看见许多人那样做了，他经常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失败。他意想在上海跑马场附近置备一所房子：打桥牌、骑马和打高尔夫球什么的，他期望非常舒适地度过他的晚年生活。但是到他需要考虑退休之前还富有年华。再过五六年希金斯就要回国了，到那时他就要接替上海总行的职务。当其时他在那里就会非常快乐，现在他可以积钱，到了上海你就做不到了，并且须要有大量时间投入买卖。目前这个地方另有超过上海的优越之处：他是这儿社会上最突出的人物，什么都是他说了算。甚至领事都要注意站在他那正确的一边。有一次一个领事和他争吵，最后被排挤了的倒不是他。大班想起这些枝节小事，他翘起了那爱吵嘴的下巴。

但是他笑了，因为他觉得在一种极好的幽默感之中。他从汇丰银行吃了一顿极好的午餐后走回他的办事处。那里他们招待他很好。菜肴是头等的，有丰富的好酒。起先他喝了两杯鸡尾酒，跟着又喝了几杯顶好的法国白葡萄酒，随后又饮干两玻璃杯葡萄牙的红葡萄酒和几杯上好的陈香白兰地。他觉得舒畅。当他出来时做了对他来说是一件稀罕的事：他步行回来了。他的轿夫和轿子在他背后几码远跟着，倘若他觉得有点东倒西歪就可以钻进轿里来，但是他要舒展他双腿的乐趣。近些时间来他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现在他太笨重不适宜骑马了，做那样的锻炼太困难了。但是假如他对骑马感到太笨重，他仍然能够饲养一些马匹，当他在这有香气的空气中溜达，他想到了春天的赛马会。他有一对新来的白人，他对他们寄予希望，他想把办事处的这两个小伙子中之一训练成为一个优良的骑师（他必须注意不要让他们偷偷摸摸把他搞走了，老希金斯可能在上海那边用一笔钱收买他），他应该赢得两场或三场赛马。他自诩在本城有最好的赛马饲养训练人员。他撅起他宽阔的胸膛象一只鸽子。这是美丽的一天，活着是美好的。

当他走到万国公墓时停止了。它座落在这里清洁而有秩序，这是社团繁盛的一个明显标志。要不是有一点骄傲得发热他从不经过这公墓。他高兴是一个英国人。因为公墓座落的这地点当日选择时是不值钱的，由于城市的富裕而扩大，现在值一大笔钱了。它已被建议把这些坟迁移到另一地点，把这块地卖掉去搞建筑，但是公众的感情反对这样做。这就给大班一种满足的意识，想他们的死者安息在这安全地区的最有价值的地基上。这就显示对有些事情他们看得比钱更为关切。遭雷打的钱！这就涉及到“有一些事情是要紧的”（这是大班最喜爱用的一个警句），好，人应该记住钱并不是一切。

现在他想要信步穿过公墓。他望着那些坟。它们被整洁地保持着，中间的通路上没有野草。这里有一种兴盛的景象。他一路闲逛一边读着墓碑上的名字。这里是三个一排，三桅船马丽巴克士德号上的船长、大副、二副，1908年在台风中一起遇难。这事情他记得很清楚。那里是两个传教士的一小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都是义和拳动乱中被屠杀的。那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情！并不是他很重视教会；但，岂有此理，一个人不能让这些该死的中国人屠杀他们呀。于是他来到一个那上面的名字他知道的十字架，爱德华·马洛克，好小伙子，但是他不能负担他的酒账，成天烂醉如泥，可怜的魔鬼，还只二十五岁！大班还知道他们许多人都是那个样。这里有几个更整洁的十字架，上面有名字和年龄，二十五岁，二十六岁或二十七岁，这通常是一些相同的故事：他们出门到中国，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都是好伙子，休息时需要喝酒。他们负担不起酒账，于是就那样他们都在这墓地里了。在中国海岸你必需有一个坚强的头脑和健全的体魄去喝酒，为喝酒而喝酒。自然，那是很令人悲哀的，但是当想起有这么多年轻的伙子们他得在地下喝酒，大班情不自禁地笑了。这里曾经是一个有用的死者，他自己洋行里的伙计，年纪比他大，同时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假如这家伙还活着，他现在可能就不会当大班了。确实，命运的道路是不能预测的。啊，这里是小特纳女士，紫罗兰特纳，她是一个标致的小东西，他曾经跟她很有一段暧昧关系，当她一死，他着了魔似的意气消沉。他查看石碑上刻的她的年龄。要是现在她活着，她不是个没有经验的小丫头了。当他想着所有这些死者，一种满足的意识充满他全身。他超越了他们。他们都死了，而他活着，的确，他都占了他们的上风。他把眼睛集中在所有这些板密的坟墓这一景象上，同时他藐视的笑了。他非常亲密地搓着两只手。

他默默地说：“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笨汉。”

他有一种温厚的感情，看不起对死者叽哩呱啦。他一路走来，忽然间碰见两个苦力在掘一冢坟。他感到惊讶，因为他没有听见社团里有任何人死了。

他大声地说：“究竟是谁在搞什么？”

两个苦力甚至没有看他一眼，站在墓穴深深的底下继续在搞他们的工作，他们铲起大块的泥土。虽说他在中国这么久，他并不懂得中国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没想到须要学习这种该死的语言，他用英语问两个苦力他们在掘谁的坟。他们不懂他的话，他们用中国语回答他，而他骂他们为无知的蠢家伙。他知道布隆太太的孩子病了，可能死了，但是他应该听见讲，即算，这也不是一个孩子的坟，这是一个成人的坟，而且还是个大汉。这是不可思议的。他悔不该走到这公墓里来；他急急忙忙走出去，坐进了他的轿子。他的良好幽默感一点也没有了，而有一种心神不安的不满在他的脸上。这时他已回到办事处，他对他的副手说：

“我说，彼得，你知道有谁死了吗？”

但是彼得根本不知道。大班弄迷惑了。他叫来一个本地办事员，打发他到公墓去问那两个苦力。他开始签署他的文件。办事员回来说，苦力已经走了，那里没有人可问。大班开始觉得有点模模糊糊的烦恼：他不喜欢碰到那件事情他没弄清楚。他自己的听差可能知道，听差常常知道每一件事，于是他打发人去叫他，但是这个听差也没有听见社团里死了谁。

大班烦躁地说：“我知道没有谁死，但是坟为谁挖的呀？”

他叫听差到公墓守护人那里去，同时找出来是什么鬼没有人死的时候他要掘个坟。

“等我喝杯威士忌加苏打你再走。”他补充说，于是听差离开了房间。

他不知道为什么坟墓的景象使他不舒服。但是试图不去想他。当他喝了一杯威士忌他觉得好过一些，于是他结束了他的工作。他走上楼去翻阅《笨拙》[1]杂志。几分钟之内他要到俱乐部去吃中饭并在饭前玩一两局桥牌。但是要松弛他的脑筋去听听差回来说什么，同时他等他回转。过不久听差带了公墓守护人回来了。

他直截了当地问公墓守护人，“没有死人，为什么你要掘一个坟？”

“我不掘坟，”守护人用洋泾浜英语说。

“那你是搞的什么鬼把戏？今天下午那里有两个苦力掘一个坟。”

这两个中国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于是听差说他们两个曾一起到公墓里看过。那里没有新坟。”

大班仅只能控制自己不作声。

“该死，我亲眼看见呀。”这句话他差一点说出了嘴。

但是他没说他们什么。他一副脸通红，好象他要生吞下他们。两个中国人望着他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有一阵子，他呼吸不出气来。

“好，出去。”他喘吁吁地说。

但是当他们刚一走，他又大喊要那听差，而当他来了，又疯疯癫癫地麻木不仁，他叫他拿点威士忌来。他用手帕擦干淌汗的脸。当他举杯到唇边的时候手直打哆嗦。随怎么样说，但是他看见那坟。哎呀，他仍然能够听见当两个苦力铲起一满铲土抛在他们头上地面的那笨重的匍的一声。这是什么道理呢？他能够感到自己心脏在扑腾。他觉得异常的不自在。但是他控制住自己。这都是在胡闹。假如那里没有坟，那必定是一种幻觉。他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到俱乐部去，同时如果偶然碰见大夫，将请他给他察看察看。

每一个在俱乐部的人看去就和平常一个样。他不懂为什么他很希望能看去和平常不同。那就是一种安慰，这些人，若干年来互相在一起，有条有理过着规则生活，有的已经养成一些小的特性：他们中的一个，当玩桥牌时，不停地发出哼哼的声音，另外一个，一定要通过一根麦管喝啤酒，而这些习惯常常那样使得大班烦躁，现在却给他一种安全的感觉。他需要它，因为他不能从他曾经看见那奇怪景象的头脑自拔；他桥牌打得很坏；他的搭挡吹毛求疵，他就发脾气。他想那个人会古怪地望着他。他惊奇别人会看着他怎么不象往常一样。

忽然间他觉得他不能忍受停留在俱乐部里了。当他走出来时，他看见大夫正在阅览室里读《泰晤士报》，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启齿。他要亲自去看看那坟是否确实在那里，于是，坐上他的轿子，他吩咐轿夫抬他到公墓去。你不可能有第二次幻觉，能有吗？此外，他将带着守护人一起，如果坟不在那里他会不看见，但是如果它在那里，他将给守护人以他从来没有发作过的一顿痛打。但是守护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带着钥匙出去了。当大班发现他不能进入公墓，他忽然间觉得筋疲力尽了。他回到轿子里面，吩咐轿夫抬他回家。吃饭前他得躺半点钟。他十分疲倦了。当他的听差进来给他摆出衣服去吃饭，那仅仅是由于一种意志的努力他才起来了。那天傍晚他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不愿穿礼服，但是他反抗它：他形成了一种规则每个黄昏必穿晚礼服进餐已经有二十年了，他这规矩永远也不能打破。但是他在正餐上照例命令用一瓶香槟觉得使他更感舒适。后来，他叫听差给他拿一瓶最好的白兰地来。当他喝了两玻璃杯这种酒，他觉得精神恢复了。让幻觉见鬼去吧！他走进弹子房练习几杆很难的打法。当他的眼睛是这样确定，那对他就不算一回事了。当他上床立即沉入酣甜的睡乡。

但是忽然间他醒了。他梦见了那敞开的坟，两个苦力从容不迫地掘着。他确定他曾看见他们。当他用他自己的眼睛看见他们还说是一种幻觉，那是荒谬的。于是他听见更夫巡逻敲梆的笃笃声。声音撕破夜的沉寂是这么刺耳，那吓得他毛发直竖。然后恐惧攫住了他。他觉得有一种对弯曲磐旋之物的恐惧，人口众多的中国城市的街道，那里有些鬼东西，于是恐怖那些庙宇的弯曲的屋顶和它们那里面的魔鬼的怪相和折磨拷打。他憎恶那些袭进他鼻孔的气味。憎恶这里的人民。那些无数的穿着蓝衣的苦力和商人们、地方官吏的圆滑的笑和不可思议的穿着他们的黑长袍。他们似乎都用恐吓压迫着他。他恨中国这个国家，当初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现在是惊慌失措了。他一定要出去。他不能在这里再停留一年了，再停留一个月了。上海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啊，我的上帝，”他喊着，“我只要能安全回到英国就好了。”

他要回国。假如他要死也要死在英国。他不能忍受埋在所有这些有着斜眼睛，和露齿而笑的脸的黄色人中间。他要埋葬在本国，不葬在那天他看见过的那些坟中间。他不能安息在这里，永远不能。管他什么人民的思想有什么关系？让他们想他们喜欢的什么去。唯一有关系的事情是一有机会就走。

他走下床来，于是写信给洋行的头头说，他发现自己病情危险，他必须调动地方。纵使工作绝对必需他也不能再停留下去。他必要马上回国。

早上他们发现这封信紧紧抓在大班的手里。他已经滑落在桌子和椅子中间的地上。他完全断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