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德生

汉德生

望着他而不忍俊不禁那是困难的，因为他的外表立刻把他的一切告诉你了。当你在俱乐部看见他读《伦敦信使报》或者吊儿郎当地在酒吧间里把杜松子酒和苦味药酒放在肘间（不会有鸡尾酒给他），他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架势，将引起你的注意。但是立刻你认识他了，因为他是他那类型的一个完美的标本。他的与众不同是精美地合乎常规的。有关他的每件事，从他的方头的方便耐用的靴子到他的比较不修边幅的头发，都是合规格的。他穿一件现出粗颈项的宽松矮领、有点松垮，但裁剪得很得体的衣衫。他总是吸一只用欧石南根制成的短烟斗。在吸烟这个题目上他是很幽默的。他是一个长得相当大的家伙，体格健壮，有一双美好的眼睛和令人愉快的声音。他谈吐流利，他的语言常常是猥亵的，这並不是他的头脑不纯，而是因为他的癖好是平民化的。当你从他的神情去猜，（不是在事实上，而是在精神上）他和切斯特顿[1]先生喝过啤酒，和H·裴洛克[2]先生在萨西克斯草原上散过步。他在牛津踢过足球，但是和威尔斯[3]先生在一起时，他看不起古老的学府。他认为萧伯纳过时了，但对G.巴克[4]仍然很有希望。他和S.韦布[5]夫妇有过多次一系列的谈话，同时他是费边社的一个成员。他的唯一观点是不论在哪里，凡是他接触到的这相同的世界都是轻浮不足道的，唯有俄国的芭蕾舞是他欣赏的。他写关于妓女、无聊汉、路灯柱子、妓女感化院、小酒店、乡村教区牧师住宅的粗俗难听的诗。他拿着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开玩笑。但另一方面（他不是愤世嫉俗者），他不能听一个字贬低泰米尔人、孟加拉人、卡菲尔人[6]、德国人或希腊人。在俱乐部里他们都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颇为粗野不驯的家伙。他们说：

“你知道，一个社会主义者。”

但他是一家著名的和受尊重的洋行的小伙计，在中国有一个特殊事物，就是你的地位原谅了你的特癖。或许你打老婆著了名，但是假如你是一家信用卓著的银行的经理，那世人都会对你客气，请你吃饭。所以当汉德生宣布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时，他们只不过是笑笑而已，当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时，他拒绝乘用黄包车。那违反了他的观念，那个和他自己一样的同属人类的车夫，要拉他从这里到那里到处转，这有损对他的人身尊重。所以他走路。他发誓那是一种好的锻炼，对他合适。除此以外，走路给他带来口渴，他所赚不过二十元大洋，而他喝啤酒却成了嗜好。但是上海非常热，有时他又很忙碌，所以他不时被迫要使用这退化堕落的交通工具。这使他觉得不舒服，但那东西的确方便。现在他变得经常乘坐起来了。但是他常常想这两根车杆中的这个伙计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三年了。我们一起在这中国城市度过一个上午，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我们的黄包车夫热得汗流浃背，每一两分钟他们用破烂的汗巾在额头上揩着。当汉德生想起他非得要现在就去俱乐部买刚到上海的柏特拉德·罗素先生的一本新出的书怕赶不到时，他要车夫停下来，打回转。我说：

“你想是不是午饭以后再去？那两个家伙汗得象猪一样了。”

他回答说：“这是他们的好运道，你不必对中国人有任何关心。你明白，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惧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

我没说一句话，我甚至也不想笑。

“中国人总是须要有他们的主人，而他们也总愿意如此。”

一张过路的汽车把我们分开了一会，当他再一次和我并排而行时，他把这件事放开了。他评论说：

“你们住在英国的人不知出版了新书在这里对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读每一本柏特拉德·罗素的著作。你看了他最近的书吗？”

“《自由之路》吗？读过，我离开英国前读了那本书。”

“我已经读过几遍了。我想他是抓住了某些有趣的观念。”

我想汉德生正准备评述那些观念了，但是那个黄包车夫拉过了应该转弯的地方。

“在街角上拐弯，你这该死的蠢家伙！”汉德生叫喊着，同时为了加强他的意思，他在那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