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
在旅途中我和他住过一晚。教会恰好就矗立在这人口稠密的城市的城门外面的小山上。我注意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不同情趣。传教士的屋子陈设过分的庄重已成规律。客厅有一种没有用过的样子，糊着华丽俗气的墙纸，墙上挂着圣经经文，雕板印刷的感伤的图画——灵魂的苏醒，路加医生——或者说：假如这个教士在这国家传教很久，就有写在红纸卷轴上的贺词。地板上有一张布鲁塞尔的地毯，假如户主是美国人，就有镶大理石的太师椅，假如是英国人，就是硬扶手椅摆在壁炉的两侧。这里有一张沙发，摆设得没有人去坐它，看了那乖戾可憎的样子，也没有人要去坐它。窗子上挂着有花边的窗帘。这里那里随意摆着几张桌子，桌子上陈列着像片和摆着现代瓷器的古董架子。餐厅有一种用途广泛的样子，一张大桌子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当你坐在桌子边人家就要擦着你到那壁炉前去。但是在温格罗夫先生的书房里，书从地板堆码到了天花板，桌子上文件狼藉，帘子都是浓艳的绿色织物，在壁炉上面挂着一面西藏的旗子。壁炉架上摆着一溜西藏佛像。
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故，我在这个地方的感觉和在大学课堂里得来的感觉一样。”
他回答说：“你这样想吗？有个时候我是奥利埃尔学院的指导教师嘛。”
我想他是一个快五十岁的人了，高高的，虽然还不胖，却保养得很好，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红光满面。人家可能猜想他必定是个喜欢打哈哈的快活人，一个健谈和合式的伙伴；但是他的眼睛张皇失措地望着你：那双眼睛是阴郁而没有笑意的；它们那种样子我只好用“折磨人”来形容。我怀疑我是不是在一个使人不方便的时刻去和他打交道，这时他的神思正好致力于令人生厌的事情上面。但不知怎么我总觉得那不是偶然的神色，颇象是存心这样的，对他那样子我弄不懂。你看去他就象在某种方式下得了心病的焦虑不安的那种神态。他由这件事扯到那件事，这时他说：
“我听见我妻子进来了。我们是不是到起居室去？”
他领着我进去给我介绍一个瘦小的女人，戴着金边眼镜，态度腼腆胆怯。那很明显她同她丈夫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传教士们大部份有各式各样的品质，却没有那种我们最好形容之为在好的教养下成长的那种类型。他们可能是圣徒，但他们不常常是绅士。但是现在冲击我的温格罗夫先生是一位绅士，因为很明显他的妻子够不上称为一个贵妇。她有一种粗俗的腔调。休憩室的陈设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教士家里看见过。地上铺着中国地毯。一些中国古画挂在发黄的墙壁上。两三块明代的瓷砖，放出一种炫耀的颜色。房子中间放着一张紫檀木桌子，雕刻得极为精致，上面摆着一尊白瓷人物。我随随便便地谈到那些东西。
我的女主人轻快地回答说：“我自己不大注意所有这些中国的东西，但是温格罗夫先生摆上它们，我就照我的法子把它们收拾干净。”
我笑了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有趣，这时我看到温格罗夫先生的眼里冰冷嫌恶地一闪，使我吃了一惊。但那一下就过去了。
他柔和地说：“亲爱的，假如你不喜欢，我们就不要那些好了。可以把它们拿开。”
“啊，假如能使你高兴，我不介意它们。”
我们开始谈到有关我的旅行，在这种谈话中，我偶然问起温格罗夫先生他离开英国有好久了。他说：
“十七年了。”
使我感到意外：“而我以为你每隔七年有一次休假哩。”
“是的，但是我没有认真休息。”
他的妻子解释说：“温格罗夫先生想那样离开一年对工作是不利的，自然，他不去我也不想去。”
我怀疑当初他是怎么到中国来的。这次拜访中许多现实的细节吸引了我，平常你总是发现人们最愿意谈论那些，虽然你靠事实形成自己的看法，而不一定靠他们说的话，更不会靠他们的言外之意。但是我觉得这位温格罗夫先生是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可以诱导他说出那种私人经历的人。他明显地很严肃对待他的工作。我问：
“还有别的外国人在这里吗？”
“没有。”
我说：“那必定是很孤单寂寞的。”
“我想我宁愿这样。”他回答，望着墙上挂的一张画。“他们不过是一些办理实务的人，你知道——”他笑了笑，“对教会没有多大用途。同时他们并不怎么聪明，要不和他们打交道又是极大的困苦。”
“你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孤独，”温格罗夫太太说，“我们有两个福音传教士和两个教孩子的妇女，还有学校里的孩子。”
茶送上来了，于是我们无目的地闲聊。温格罗夫先生似乎对谈话在尽力应付，而我越来越感到他烦恼地抑制着。他的愉快的态度，不过是力图使之表现热忱，于是我也有在努力应付的感受。我把谈话引到牛津，提到几个他可能知道的朋友，但是他没有给我什么鼓舞。他说：
“我离开家乡这么久了，我没有和任何人保持联系。一个教会又有这么多的工作，它吸引了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我想他有点言过其实，于是我说道：“那倒是，就凭你有这么多书，我想你一定占去不少时间去读它们。”
“我很少读书。”他直接了当地回答，那种声音我知道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
我困惑起来了。关于这个人一定有些什么古怪的地方。最后，我猜想，好象不可避免地，他读起中国人来。温格罗太太谈到关于他们的人云亦云的事情，这些我已经听见好多教士说过了。说他们是说谎的人，不能信任的，残酷的和腌脏的，但是一线微弱的光可以在东方看见了；虽然教会努力的结果还不是很值得引人注目的，但将来是有希望的。他们已不再相信他们那些老的神明了，同时文人学士的儒家的权力破灭了。一种由乐观主义锻炼的不信任、不喜欢的观点出现了。但是温格罗夫先生缓和了他妻子的苛责。他详细讲述了中国人的善良天性，谈到他们孝敬父母和他们的疼爱孩子。他的妻子说：
“温格罗夫先生不喜欢听一个字反对中国人，他简直就是爱他们。”
他说：“我想他们有崇高的品德，你从拥挤的街道上他们中间通过，不可能对他们没有那种印象。”
他的妻子笑了：“我不相信温格罗夫先生注意到了这种气味。”
这时有人敲门了，接着走进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是个穿着长裙子，没有包脚的本地基督徒，同时在她的脸上立刻现出一种畏缩的绷着脸的不高兴的颜色。她向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恰好瞥了一眼温格罗夫先生的脸。当他看见她时那脸上不自觉地流露一种极其现形的厌恶的表情，好象是有某种使他恶心的气味把他的脸弄歪扭了。但这立刻消失了，他的嘴唇骤然扭变为一种愉快的笑。但是这努力太大了，于是他仅只现出一种歪曲的怪相。我惊奇地看着他。温格罗夫太太说了声“对不起，”起身离开了房间。
“这是我们的一个教员。”温格罗夫先生用通常的准备好了的声音说，这声音以前曾使我感到困惑。“她是非常宝贵的。我对她寄予了无限信任。她有非常好的品德。”
于是，我几乎不晓得为什么，在一瞬间我看到真象了；我看见凡是他的意志上所爱的，他灵魂上都厌恶。我充满了激动，这是一个探险者经历一场盲目冒险的旅行之后，来到了一个面貌迥然一新和一切出乎意料的国土上的可能有的感觉。这些苦恼的眼睛正好说明了它们自己，用一种不自然的声调、用一种分寸得当的克制，他言不由衷地赞美他人，这神气活象一名逃犯。不管他怎么说得好，他恨中国人，这种恨比起他妻子的那种嫌恶来，后者就微不足道了。当他走在这城市的生气勃勃的街道上时，他感到一种极度的痛苦。他的教会生活使他厌恶反感。他的灵魂，好象苦力们的擦掉了皮的肩膀，扁担炙灼着出血的伤口。他没有回家乡去是因为他不能忍受重见他是那么向往的地方，他不读书是因为它们唤醒他对他一直挚爱着的那种生活的回忆与憧憬，而且或许他和这粗俗老婆结婚是为了把自己从他每一本能都渴望着的世界更坚定地割断。他用一种激越的愤慨折磨他那被拷打着的灵魂。
我试图了解这召命究竟如何来的。我想他完全快乐写意地在牛津多年，同时，他爱过他的工作和工作带来的愉快的交谊、他的书籍、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休假。他是一个满足了的人，除非是用这种方法消磨他其余的岁月，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要求了。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模糊的感觉逐渐抓住了他，使他觉得他的生活过于懒散，过于满足。我想他一直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而或许某种早期的信念在他的孩提时代就注入他的脑子又长时间被忘掉了。一个要求绝对忠实和崇敬的上帝恨他的创造物在尘世上快乐，在他的心灵深处糜烂。我想因为他的生活是这样，未免太充分满足了，他开始想这是有罪的。一种无休止的焦虑攫住了他。无论如何他用智力、用直觉思考，由于对永恒的惩罚的恐惧而开始战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把中国这个意念放到他头脑里去的，但在最先他必定会由于猛烈的反感把它推到一边的，而或许正就是这个反感的猛烈把这个意念印入了他，因为他发现它萦绕在他的心头无时曷释。我想口头上他说过不会去，但是实际上他觉得应该要去。上帝正在追逐他，而不管他把自己藏到哪里，上帝跟到哪里。用自己的理由他挣扎着，但是因为他的心被抓住了，他对自己无能为力了，最后，他屈服了。
我知道以后我不会再见到他了，我没有时间消费在平凡的谈话上。在有理性的亲密放肆上可以允许我谈更多熟悉的事情。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这一刻我抓住了这机会。我说：
“告诉我，假如中国人不接受基督教，你相信上帝会判处他们以永恒的惩罚吗？”
的确我的问题是未经深思熟虑和不机智圆滑的，因为这个老人他只好闭紧他的嘴唇。然而他终于回答了。
“福音的全部教导说服人得出那样的结论。没有任何论据人们能援引救主耶稣有过明白的话说服得出相反的情况来。”